2020年4月1日，影评人和独立电影推动者、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教授张献民在微博上宣布，开启他的第二届“十荐”评选。
　　所谓“十荐”，是他以个人名义在网络征集影像作品。时长不限，内容不限——实验、动画、虚构、非虚构等。他集中一个月左右时间看完后，推荐10部作品并为每篇写出500字影评。
　　这是他继2017年末征集以来，发起的第二届“十荐”，“希望看到更多的中国独立电影，也希望发现不为人知的创作者、新的作品”。选片的标准只有“创造性”三个字。

　　已知天命的张献民，大学毕业便参与了荷兰导演伊文思的最后一部纪录片《风的故事》，留法后回国任教，写出了《看不见的影像》;他是CIFF（中国独立影像年度展）发起人之一，担任多部电影的监制、制片和影展策划，组织过独立影像巡展和艺术电影放映联盟，还出演过《巫山云雨》《柔情史》等影片。近年来，他平均每年看500部影片和500个左右的剧本。“多能的活动家，独立电影推手”，是圈内多数人对他的共识。
　　《巫山云雨》导演章明听到“十荐”的消息，笑称这是“标准的张献民做的事情，和他去年邀请我做‘青年导演训练营’导师一样，殊途同归”。

“看见”

　　2018年1月15日，还在杭州读大二的学生祝新把自己的作品《漫游》递给了张献民。片子在祝新生长的杭州拍摄，讲述夏日里，女孩李森林发现父亲莫名离家，母亲的旧友秋秋阿姨却意外来访，说起十年前关于丧夫的运河往事。
　　张献民评述：《漫游》是一个貌似非常散漫的虚构长片，很沉稳，人很笃定，每次画面内移动都有道理但多少暗含一點意外。它“如此从容，铺排得又很开阔”。他承认自己“没看透”这片子，也猜不到作者的电影观念是如何明确起来的，但并不讶异。
　　两个月后，《漫游》入选“新人十荐”（另有“成熟作者十荐”）。此后，趁着去杭州参加西湖纪录片大会的空隙，张献民和祝新、另一位“十荐新人”入选者郑陆心源见了个面，见缝插针地聊了会儿。
　　在那之前，张献民留在祝新脑海里最早的形象，是他在娄烨电影里扮演的若谷，和一个在独立电影方面有判断力的老师。接触后发现，这个头发灰白、说话不疾不徐、不时泛出冷幽默的长者，比自己想象的要更疯狂。
　　“他选片、评论的角度都非常的私人，这对我来说很重要。”祝新记得特别清楚，张献民讲入围“十荐”的《天落水》，“那是民国舞女题材的电影，他引申出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历史线索（备注：张献民评《天落水》“就是《赤地》，《秧歌》，就是《今生今世》未删节版。是谢晋《舞台姐妹》去除掉道德焦虑和贫富控诉……）。”
　　2018年10月，《漫游》入围釜山电影节并获得新浪潮奖提名，次年又入围第69届柏林电影节论坛单元。

　　在投给“十荐”前，郑陆心源将作品《在死海里醒来》递给过其他机构和平台。对于“十荐”，她没有任何功利的期待。“但张献民老师做这件事，让我们彼此看见，能接触到一些有勇气的作品。”一个意外收获是，首届“十荐”入选成熟作者的导演陈轴参演了郑陆第一部剧情长片《她房间的云》。这部电影在2020年2月摘得鹿特丹电影节最高荣誉金虎奖。

　　比他们年长一旬的黄骥，凭借自己与丈夫大冢龙治合作的剧情片《笨鸟》，也获选了第一届“成熟作者十荐”。她与张献民渊源更深。
　　在北电读大二时，黄骥在社会实践调查课里，以老家的地下六合彩为主题，拍摄了自己的纪录片处女作。做好片子以后，“纯从自己感情出发，不知道怎么用。”
　　她的导师杜庆春看到，向张献民提及。后者便带着黄骥去参加广州纪录片大会，并策划了放映活动。
　　黄骥回忆，那是她第一次参加影展，第一次把自己拍的东西放给别人看。她头一回觉得自己拍的东西是“比作业还多那么一点点”的作品。这给了性格内向的黄骥特别大的鼓励。她从此做了一个决定：每年拍一个像样的片子。
　　在北京尤伦斯艺术中心，张献民组织过黄骥作品《鸡蛋与石头》的放映。黄骥说，张献民会把创作者（她和摄影师大冢龙治）“抛给”观众，也会把观众的问题抛给他们。“在小的聚会里面也是，他不会直接讲影片应该是什么样子。他会发现和看见导演的特点。他的影评不是去做比较，而是一种‘看见’。”

对呼吸的敏感

　　这种“看见”和看见背后的眼光，有个人趣味，也有学养作为根基。
　　11岁开始学法语，大学在北外攻读法语和比较文化双学位。那时的张献民被郑洞天、谢飞、张暖忻等几位“第四代”导演的电影吸引，毕业后去电影学院做了三个学期的老师，讲世界电影史。章明记得，因为家离学校远，张献民老在学生宿舍找空床住，还曾因此被他人讪笑。不过，大家没少从他身上受惠——这位青年教师常常从法国大使馆找来好片子放映，“有福共享”。 　　因缘际会，张献民做了两个剧组的翻译副导演，包括伊文斯的《风的故事》。
　　去法国似乎顺理成章。张献民先在巴黎三大攻读电影硕士学位，后又进入巴黎高等电影学院学习。那几年里，他亲身感受1990年代的波兰斯基给学生讲20年前的自己如何分切镜头;彼得·布鲁克带了自己剧团的四个演员讲表演;昆德拉做过小团体交流，而与阿伦·雷乃合作了十年的剪接师，复制了雷乃的一场戏让学生剪出各自的版本。
　　在《巫山云雨》里，张献民饰演男主角，一个陷入交流障碍的人。电影《举自尘土》中，他扮演一个奄奄一息的矽肺病人，主要的戏就是躺在床上大口呼吸。“在交谈中，他说自己一直希望演那样一个陷入呼吸困难的人。看来他对于呼吸空间的感受比一般的人要敏感许多。”资深影评人王小鲁说。
　　对于畅快呼吸的敏感，与张献民随后对于《冬春的日子》《苏州河》《陌生天堂》等一系列电影的留意和评论，不吐不快，似一脉相承。他对影评的要求是：文章要保持与读者的交流，不是自说自话，更不是自欺欺人;要有起码的幽默，让读者获得阅读的愉快。甚至，在每篇的语言风格上也与影片调性尽量一致。写《小武》语言“发浑”，顾左右而言它;评《客村街》多使用形容词，评《铁西区》惯用名词;《赵先生》的评论则随处是肉欲和向往……这一系列犀利又个色的评论文字，最后汇集成影评集《看不见的影像》。
　　从那时起，张献民对于独立电影的重视与推介，延续至今，未曾间断。

“惜爱福腹”的光

　　何谓独立电影，一直众说纷纭。一度，以是否获得龙标来作为判定标准。张献民的定义是：独立电影探究的是新的可能性，不在电影的核心位置。它解决或尝试解答的，不是“电影是什么”，而是“或许这也是电影”。它激起的不是赞许、膜拜或欣慰，而是唾骂、激动或惶恐。
　　2003年被业内人士称为中国独立电影“元年”，因为在那一年前后，三个此后影响深远的独立影像展相继启动：南京的中国独立影像展（CIFF）、北京宋庄独立影像展、云南云之南纪录影像展。
　　南京影展由电影人张亚璇和曹恺创办，很快张献民也受邀加入并成为中流砥柱。每届放映大约70部独立作品，长片、短片大致各一半。与云之南带人类学探究的初衷、宋庄的艺术家气质相比，CIFF大抵更有知识分子气。三者的共通处是，场地偏于一隅，公众鲜少参与，更像一场场创作者和爱好者的兰亭之集。

　　张献民戏称CIFF为“惜爱福腹”，“是影像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生命河流中的礁石，翻船的比留影的多。想象它的人比回忆它的人更多。”
　　因为没有固定场地，每次的放映点都在南大、南艺等好几家高校里辗转腾挪。英国影评人裴开瑞（Chris Berry）参加的那一届在南京视觉艺术学院开幕，他记得“这家机构以前是农学院，坐落于距离这座城市45分钟车程外的大片泥泞之地中”。“我认为CIFF上没有哪部电影是我不想看的。如果你能来，这是了解中国独立电影情况的最快途径。”
　　接受本刊采访时，黄骥已经是一位8岁孩子的母亲。十多年前，她在CIFF和校园之间奔波，对一路上遇到的人终生难忘，“可能出租车上遇到个导演，在大学里找场地又偶遇一个陌生人，再偶遇一个，这个人群越来越大。你发现，周围一起走路的人，都是因為我想讲想拍而来，每个人脸上似乎自带光芒，皆为同类。”
　　2005年，耿军的《烧烤》入围第二届CIFF剧情片单元，从北京去南京，是他平生第一次坐卧铺。他印象里那是很穷的一届影展，“整体预算大概也就5000块，从北京拢共也就去了四个人。”
　　“那时年轻，没有几个人奔着挣钱去。有的影像青年拍第一部都不知道要立项，要报批。也有的就没想在主流院线发行，因为也租不起高标准设备。南京影展也根本不在乎你这个片子花了多少钱拍的，有很多学生入选。包容的气氛很舒服。”凭《老驴头》和《告诉他们，我乘白鹤去了》两度入围CIFF的李睿珺回忆。
　　“和谐”里也有交锋。2011年的CIFF，有一个“中国纪录片之路——政治、伦理与方法”的讨论，以吕新雨为代表的影评人和纪录片作者产生了激烈争执：作者们认为，因纪录片创作过程中始终存在的人道主义挑战，纪录片伦理无法用单一的标准来要求，既要体现纪录片的社会性和作者的社会责任，也要与被拍摄对象达成一个相互间的契约关系。他们不认同学者们有关拍者与被拍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监制与“场工”

　　北京，从新街口豁口到马甸北太平庄一带，老话叫“新马太”。附近坐落着北京电影学院，和储备丰富的中国电影资料馆。好些年里，万玛才旦和陈涛、郝建和张献民都住在黄亭子小区，后者十多年前成立的工作室“影弟”也在这个红砖墙的老楼里。
　　影弟的名字来源于英文Independent的前两个音节。一方面，它会专门放一些低成本小制作刚刚完成的影片，邀请同道观赏，有时还有茶水和红酒。“张献民没有烟瘾，如果你给他，他会非常优雅地抽。看片子时大家不说话，看完了便山南海北地侃，很法国，给了我很多养分。”电影《柔情史》导演杨明明说。
　　不放片时，影弟也会提供灯光、摄像器材和剪接设备，张献民会给青年创作者提出建议和意见，有时直接上场参与。 　　李睿珺拍《老驴头》时，张献民觉得剧本不错，提出了两种合作方式：可以便宜点租走设备;或者先把设备拿走，什么时候有钱了再给。
　　李睿珺接受了第二种方式，从张献民那儿拿到了索尼Z1C机器，两盏红头灯，森海塞尔的话筒。后续剪辑、收尾，也在影弟工作室完成。《老驴头》取景李睿珺熟悉的甘肃戈壁村庄。张献民提醒他冬天寒冷，别忘了保护容易损耗的电池，包括磁粉脱粉，都要注意。
　　给意见时的不留情面和实操时的不吝援手，是张献民的一体两面。
　　耿军拍《烧烤》时，演员都是身边的诗人和摇滚青年，自己不太有把握。张献民直说，不用考虑故事之外的事。拍完后，又帮他联系法国南特、鹿特丹选片人和影片发行。
　　到了耿军的第二部长片《青年》，摄影和录音设备是影弟购置，张献民担任监制，两人的合作关系更近。在鹤岗的拍摄现场，张献民每天不光看回放、提意见，还帮着团队抬器具，拉板车。和甘小二拍摄《举自尘土》时如出一辙：“拍教堂里面戏的时候，他把我拦住，让我坚守在导演位置上，然后和几个学生一起，搬走不需要的大物件，笨重的梯子、椅子等等。就是一个场工。”
　　那时候的耿军，干了几年的电视广告，虽然不富裕，但也还过得下去。“就属于70后里头，理想主义和现实分得不是很清楚的群体。大家伙觉得有人挑头，可以不计现实地做点事儿。如果当时干个房产中介啥的，可能早就买房买车，更不用说择偶了。张献民有时会说，我×，我是不是耽误你们了？！”

“十荐”之问

　　对于“刷梦想”这种事，张献民一直抱持怀疑，从不主张从情怀角度来拍电影和谈论独立影像。
　　他数过，如今走上独立影像道路的，有纯粹扎进来的坚定者，有希望以独立影像敲开影展之门＼接着转向商业片的走捷径者，还有一拨则是经济收入有保障的中产阶级的休闲需求。
　　两届“十荐”的投递人也林林总总。有奔着这条路走的，有希望能上一个台阶、获取粉丝的，少量的人是为了升学，也有人就是想要一篇影评。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混沌状态，他不知道他所投的是什么”。
　　“还有小粉红（发来片子的），也有一个华尔街的证券员。他拍金融白领的生存压力，以为打开的是房间门，但那边是大海……所以我这儿确实是个汇聚点。各种片子都有，也有意思。”

　　在他收到的三四百部作品里，有好几部包含了类似“招魂”的深层因素。“是有关某种灵性的一些异度存在。在影像当中呈现的那个东西是作者心目当中的故乡。还有对自己的态度，有残缺的思想。”
　　“你征集这么多片子，你能给予别人什么呢？好像是形成了一种呼吸感。我相信影像的创造力或早或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回馈，但我的‘十荐’的行为是不是只是在为这些人（的理想）续命？我是很怀疑的。”

抵挡诱惑

　　1996年，拍完《巫山云雨》的章明对于参加国外影展“两眼一抹黑”。在那个互联网还未起势的年代，外语好的张献民查到了柏林和戛纳电影节的联系方式，先后给两边发送传真。
　　联系柏林时，已经过了接收作品的日期，但对方表示还是可以寄录像带。最终收到寄去的拷贝之后，柏林方面给章明发来传真，说了一句他永生难忘的评语：“这个电影充满了温暖的人性”。
　　甘小二的回忆里有另一幅场景：“张献民和我讲过，当章明和他乘坐的礼宾车到达颁奖现场的时候，记者和影迷的闪光灯大作。当他们打开车门，闪光灯全停了。”
　　今天，不仅国内的老牌电影节、颁奖活动星光熠熠，拥有创投基金、资本注入和地方政府支持的各类影展也如雨后春笋，叫人眼花缭乱。
　　从给素昧平生的张献民投递处女作《夏至》、对方直言“完成度不好”，到支持自己拍《老驴头》，再到签约张献民曾任艺术总监的天画画天公司，李睿珺说他和张献民的缘分像是偶然，也是必然。“10年前天画画天就设立基金，征集好剧本，组织业内人评选有艺术品质的作品，給予几万块的资助。那时候的几万块对年轻导演非常重要，至少可以小半年不操心生计，完善制作，甚至可以启动一部影片的前期筹备。”这些年，天画画天还签约了万玛才旦、郝杰、杨瑾、彭韬等人。导演们有工资有社保，而且“公司对导演干预不多，尊重个人创作”，这令彭韬、李睿珺他们感到欣慰。
　　那时乃至更早的同道者，实在钱不够，要么压缩成本，要么就找南特或者鹿特丹电影节申请扶持基金。“可一个（鹿特丹）剧本发展基金，全球成百上千的电影人都来竞争，还是挺激烈的。不像如今，平遥也好，FIRST，重庆、北京、上海……都有创投。据说去年的海南电影节创投板块，一个预算200万的青年导演拿到了300万的大奖。我们都很羡慕，这直接省了和各种资方磨叽、找钱了。多出的100万还可以放到下一个项目。不用求人，够爽。”李睿珺啧啧叹道。
　　创投的介入，多少会对作品提出一些要求。是否接受和如何适应工业化，张献民在这点上没有明显的偏向，但也给过创作者善意的提醒。“这几年的资本热对于类型导演是好事，但对于有自我反思能力、关注社会现实的创作者，比较难一点。但总有一批年轻导演会趋于成熟，也有更年轻的人走我们当初的（简陋的）方式。这是自然规律。也有人至今抗拒工业化的道路，坚持低成本制作，自己控制，这都是个人选择。”李睿珺说。
　　张献民一直觉得自己是个不太合格的监制，在很多影片虽然挂着监制之名，但对它们的票房、预算，推到何种平台，做得不好。为耿军、毕赣等人做融资努力时，也大半失败。“是否过于依赖国内的影展循环？基金的平台是不是应该被更多地创办？是不是真正能够起到对艺术的推进作用？独立电影和产业电影、主旋律之间，隔阂日深，又当如何？”对这些，他都挂着问号。
　　通过“十荐”，祝新认识了张大卫、郑陆心源、杨明腾等作者，并和他们好几位都成了好朋友，也见证了郑陆的新片完成之后去鹿特丹拿奖。他说如果没有十荐，他很难相信杭州还有别人在拍（这类）电影。
　　（参考资料：《看不见的影像》、《消失的中国独立影展》、《张献民：所谓的理想主义年代从未存在过》、《看不见的张献民》、《独立影像的尴尬与荣耀 为了不闹心的权利》等。感谢所有受访者，及薛旭春对本文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