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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初心”思想被反复提到。实质上，“初心”是使命型政党的长远规划立足点。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同样作为使命型政党，却在改革历程中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这很大程度上，是源于政党对建党“初心”的态度是坚持还是违背。苏联共产党违背了列宁建党思想的“初心”，放弃了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并严重脱离群众，最终导致了苏联亡党亡国。研究苏联共产党对其建党“初心”的违背，是基于列宁建党学说理论，做比较分析，有利于更好掌握使命型执政党建设过程中需要坚持的重要问题。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列宁建党学说;使命型政党;戈尔巴乔夫改革
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不同于其他的选举型政党为追求执政而忽略长中期规划，使命型政党应当通过长远规划向人民许诺、再检验自己是否完成使命来获取合法性和人民支持。使命型政党的长远规划需要立足于其“初心”，能否始终不忘其建党初心、牢记使命，是检验一个使命型政党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都是使命型政党，而两者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苏联共产党的建党初心的理论来源是列宁建党学说思想，展现了列宁对苏联共产党长远的规划、展望和期盼，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背离了其建党“初心”、背离了列宁的建党方向，走向了修正主义道路，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代，苏联共产党已与建党初期的列宁建党思想彻底背离，从而导致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关于苏联共产党在执政末期对初心思想的违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放弃了列宁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
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十分强调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对于这一点，列宁有深刻认识：“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实际上，在苏共历史上，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共产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就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境内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民主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这就要求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时刻保持警惕。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毫无成效后，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行政治多元化，宣扬超越阶级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放弃了党对政权的领导。
苏联共产党关于列宁坚持党的领导的初心思想背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上削弱党的领导。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思潮冲击下，苏共在政治生活中被削弱了领导能力，甚至被逐渐边缘化。
二是在组织上分裂党的领导。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提议。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实行西方的选举制度，等等。在组织层面上否定了党的领导。
三是在法律上取消党的领导。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了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在法律层面推崇实行多党制，使苏共从领导党变为议会党。
反观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共与苏共在改革进程中最本质的原则区别，这直接分别主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和苏联走向亡党亡国之路。
二、全盘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列宁在建党工作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建党初期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世界观，才能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然而，遗憾的是，列宁的这句名言并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起到警示作用。由于长期受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所积累下的教条化、缺乏与时俱进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影响，戈尔巴乔夫希望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替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指导思想，放任了舆论的自由，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违背了列宁建党思想初心，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他所推行的“新思维”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指导和依据。“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
戈尔巴乔夫同时明确提出其所推行的“民主化”是绝对的、超阶级的、无条件的“民主”，以“公开性”最为代表。甚至规定公民可以以任何形式任何工具传播任何舆论。舆论的混乱使苏联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了社会主流。马克思主义被全面颠覆。
反观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严重脱离群众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复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他们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同样十分注重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因为党“不是在比喻的、象征的意义上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的同群众一起前进。”据数据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的短短时间内，列宁就亲自接待了125位人民群众访问。
然而这样的初心没有始终保持下去，随着苏联共产党执政的长期化与执政地位的稳固，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自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苏共已严重脱离群众，在党风建设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十分尖锐。戈尔巴乔夫时代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资紧缺，但却在全国范围内有100多处特供商店供特权阶级享用。苏联解散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人认为苏共扔能够代表工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竟高达85%。这份数据足以体现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有多么严重。
在一般的政党发展规律中，革命党往往因革命需求，能够紧密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利益，而在其发展成执政党而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往往就会使其内部滋生腐败，脱离群众。这是苏联共产党给予使命型执政党的警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路程上，应时刻牢记紧密联系群众，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26.
[2]《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1.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
[6]《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38.
关键词：苏联共产党;列宁建党学说;使命型政党;戈尔巴乔夫改革
共产党作为使命型政党，不同于其他的选举型政党为追求执政而忽略长中期规划，使命型政党应当通过长远规划向人民许诺、再检验自己是否完成使命来获取合法性和人民支持。使命型政党的长远规划需要立足于其“初心”，能否始终不忘其建党初心、牢记使命，是检验一个使命型政党的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共产党都是使命型政党，而两者却走向了截然不同的路线：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带领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新时代;苏联共产党的建党初心的理论来源是列宁建党学说思想，展现了列宁对苏联共产党长远的规划、展望和期盼，然而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苏联共产党逐渐背离了其建党“初心”、背离了列宁的建党方向，走向了修正主义道路，至戈尔巴乔夫执政时代，苏联共产党已与建党初期的列宁建党思想彻底背离，从而导致了苏联解体的悲剧。关于苏联共产党在执政末期对初心思想的违背，具体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放弃了列宁坚持党的领导的思想
列宁的建党思想中，十分强调坚持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党的领导是革命、建设和改革事业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对于这一点，列宁有深刻认识：“苏维埃应当掌握全部政权，他们的先锋队革命无产阶级的政党应当领导斗争。”“党的任务是对所有国家机关的工作进行总的领导。”
实际上，在苏共历史上，至戈尔巴乔夫改革之前，苏联共产党在坚持党的领导的问题始终站在正确的立场上，那就是坚持布尔什维克党对苏维埃政权的领导，自十月革命以来，苏联境内始终存在着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官僚主义、民主主义的对立和斗争。这就要求执政的苏联共产党对这些自由主义思想时刻保持警惕。然而，戈尔巴乔夫在上台初期经济体制改革毫无成效后，转向政治体制改革，大力推行政治多元化，宣扬超越阶级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实际上放弃了党对政权的领导。
苏联共产党关于列宁坚持党的领导的初心思想背离，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思想上削弱党的领导。在戈尔巴乔夫改革初期，苏联和改革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苏共。但在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民主化”和“公开化”思潮冲击下，苏共在政治生活中被削弱了领导能力，甚至被逐渐边缘化。
二是在组织上分裂党的领导。1985年12月，苏共中央宣传部长雅科夫列夫提出实行民主化、公开性、多党制和总统制等一系列政治改革提议。建议在组织上将党一分为二：分成社会党和人民民主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实行西方的选举制度，等等。在组织层面上否定了党的领导。
三是在法律上取消党的领导。早在1988年，一些非正式组织如“民主联盟”就提出了废除苏共领导地位的问题。1989年5月苏联第一次人代会上和同年12月的第二次人代会上，“民主派”代表多次提出废除宪法中有关苏共领导地位的条款。在法律层面推崇实行多党制，使苏共从领导党变为议会党。
反观之，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进程中，始终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这是由党的性质决定的，既是对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也是新时代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保证。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報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共与苏共在改革进程中最本质的原则区别，这直接分别主导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顺利进行和苏联走向亡党亡国之路。
二、全盘否定和放弃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
列宁在建党工作中，十分重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作用。俄国布尔什维克党在建党初期深信，只有马克思主义才是科学的世界观，才能作为指导革命运动的理论基础。列宁指出：“遵循着马克思的理论的道路前进，我们将愈来愈接近客观真理（但绝不会穷尽它）;而遵循着任何其他的道路前进，除了混乱和谬误之外，我们什么也得不到。”
然而，遗憾的是，列宁的这句名言并没有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起到警示作用。由于长期受自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代所积累下的教条化、缺乏与时俱进地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影响，戈尔巴乔夫希望用民主社会主义思想替代马克思主义思想做指导思想，放任了舆论的自由，这是导致苏联解体的主要原因之一。
戈尔巴乔夫违背了列宁建党思想初心，主动放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领导地位，他所推行的“新思维”实际上是以资产阶级的人道主义为理论指导和依据。“承认全人类的价值高于一切”，不仅全盘否定斯大林，而且全盘否定了苏联的历史和社会主义实践。
戈尔巴乔夫同时明确提出其所推行的“民主化”是绝对的、超阶级的、无条件的“民主”，以“公开性”最为代表。甚至规定公民可以以任何形式任何工具传播任何舆论。舆论的混乱使苏联社会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成为了社会主流。马克思主义被全面颠覆。
反观之，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做指导思想，结合中国实际，诞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搞指导思想的多元化，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改变世界”为目的的社会主义实践的必然选择，也是我们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取得成功的一条宝贵经验。
三、严重脱离群众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马克思、恩格斯就反复强调，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他们指出：“过去的一切运动都是少数人的或者为少数人谋利益的运动。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
列宁作为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人，同样十分注重同人民群众保持密切联系。列宁认为无产阶级政党一刻也不能脱离群众，因为党“不是在比喻的、象征的意义上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的同群众一起前进。”据数据统计，仅在1922年10月2日至12月16日的短短时间内，列宁就亲自接待了125位人民群众访问。
然而这样的初心没有始终保持下去，随着苏联共产党执政的长期化与执政地位的稳固，党内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愈演愈烈。自勃列日涅夫时代以来，苏共已严重脱离群众，在党风建设方面所暴露出的问题十分尖锐。戈尔巴乔夫时代虽然人民群众的物资紧缺，但却在全国范围内有100多处特供商店供特权阶级享用。苏联解散前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4%的人认为苏共扔能够代表工人，代表全体人民的占7%，代表全体党员的占11%，而认为代表党的官僚、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的比例竟高达85%。这份数据足以体现当时的苏联共产党脱离群众有多么严重。
在一般的政党发展规律中，革命党往往因革命需求，能够紧密联系群众、代表群众利益，而在其发展成执政党而又缺乏监督的情况下，往往就会使其内部滋生腐败，脱离群众。这是苏联共产党给予使命型执政党的警示，中国共产党在发展路程上，应时刻牢记紧密联系群众，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30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326.
[2]《列宁全集》第3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221.
[3]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21.
[4]《列宁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43.
[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262.
[6]《列宁全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1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