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制两千年：封建帝王的权力规则》

　　谌旭彬 著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

　　“秦制”作为一个名词，最早出自欧阳修语：“自汉以后，帝王称号，官府制度，皆袭秦故，以至于今虽有因有革，然大抵皆秦制也。”本书中的“秦制”指自秦汉至明清期间，中国所施行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征有二：以官僚集团而非封建贵族作为政权统治的基础；皇权与官僚集团的主要诉求是尽可能提升统治机器在汲取人力与物力上的强度和总量。在朝代更替和动荡乱局的表象之下，这是始终不曾改变过的权力逻辑。
　　基于秦制的“理想国”和“理想民”是什么样的？从管子提出“利出一孔”开始，经过商鞅变法和韩非子的完善，这个问题在两千年间始终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图景作为答案。
　　在权力结构上，为了巩固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确保统治者从民间社会直接汲取人力物力的强力，对所有可能成为横亘在中央政府和百姓之间，进而形成“有组织的中坚力量”的利益集团的防范贯穿于权力博弈之中，官吏、军功豪族、诸侯、大地主、富商和士绅轮番成为皇权盘剥打击的对象。官僚集团虽然构成秦制成熟后的统治基础，但受制于“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依附地位和君君臣臣的伦理规训，制度性保障和约束的缺乏，确立了他们作为落实皇权统治意志的寄生虫阶层而存在的位置，这决定了处在权力结构底层散沙化的百姓受盘剥的命运。在这样的意义上，如果以对“国富而贫治”思想的贯彻为标准来审视，秦制史上所有的变法都只是商鞅变法的延续。
　　在统治技术上，“民愚则易治”是当时统治阶层的统治术，乃至焚书坑儒、罢黜百家、删节《孟子》、禁毁书院、文字狱等一系列荒诞不经的事件轮番上演。
　　作为秦制最重要的“进化”的科举取士，则在一千三百余年间给普通读书人提供了自己终有一天可以进入体制，成为统治集团一分子的跃升幻觉。然而作者通过数据指出即使在唐宋年间，科举出身的官僚占官僚总数的比例也不曾超过30%。事实是在皇权至上的政治诉求下，科举取士以一种略显隐蔽的逻辑发挥着约束官僚集团演变成封建贵族的功能，进一步提升了秦制政权的安全系数。
　　“万骨枯”所代表的秦制史背面，是普通百姓的受局限的命运。透过正史的背面去审视两千年秦制时，除了“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的工具视角外，我们能不能站在文明史的角度，看到魏玄同、常民安和李仲宁的思想远比秦皇汉武的杀伐果决更为重要的价值？作者用“爱一个具体的人”这一蕴含着现代性人本精神的理念，向每一位对中国古代史感兴趣的读者提出了这个问题，当然也通过本书给出了他的答案。

《蚂蚁社会：一段引人入胜的历史》

　　[德]尼尔斯·韦贝尔 著
　　王蕾 译
　　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1年7月
　　比尔·盖茨和迈克尔·艾斯纳，两个亿万富翁，背着喷气推进器在高空飞行，房屋、街道、桥梁、工程在他们身下掠过，这是飞鸟、诸神与监控摄像头的视角，他们往下看，“从这上面看，那些人就像蚂蚁一样”，艾斯纳随口说，“不，那些就是蚂蚁。”盖茨语气严苛地纠正他。
　　这是动画片《恶搞之家》里的一個场景。不过作者将它发展成了一本书，融合了政治学、社会学、文学的视角。
　　凡人仰望星空看到了惊奇与敬畏，星空只是回之以“蚂蚁！”俯视之下，我们这些在工业化城市里打拼的芸芸众生，也不过是蚁化了的微不足道的小东西。
　　这种类比颇有一番意思，首先倒并不是人如蚂蚁般渺小，而是所谓“原子化”的万千的个人，是怎样就挤在了一起，聚居于一座一座城中，他们各自奔忙，本没有统一意志，但却像蚂蚁一样分工复杂而明确，在冥冥中，好像有中心头脑似的，形成了井然的秩序，而这社会竟然也真的良好地运转着，滚向一个联系愈发紧密的方向。
　　在自然科学里，生物学是和社会学、政治学较为亲近的学科，因为人类喜欢做类比。“适者生存”，多么省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亚里士多德，把人比作蜜蜂，霍布斯，人对人是狼。
　　蚂蚁，就是隐喻人类社会的一个常用意向。它可以是共和制的辩护证明，也可以是奴隶制的说服证据，它可以用来启示控制论，物流系统的优化，也可以用来塑造军队和工人，它出现在小说家的笔下，更为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所用。
　　这也是生物学化了的社会学、政治学的有趣之处，它灵活，它易懂，但究竟，对于理解人类社会，我们能从蚂蚁身上得到多少启示呢？

《西方政治传统：近代自由主义之发展》

　　[美]弗雷德里克·沃特金斯
　　李丰斌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21年8月
　　据说，自由主义是过去一两百年内遇到危机最多，“死”过最多次的主义。不过它所证明的，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脆弱，不如是它的主流地位，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说，它是西方政治传统，历史地看，自由主义的每一次危机，也都只是它自身重新校准、调适的时机。
　　沃特金斯这本自由主义史的梳理，从社会历史的演进中把握自由价值与法律制度的交互关系，线索非常清晰。谈自由，却从法治开始，强调西方政治的核心是“法理”而非“伦理”之下的自由，滥觞自希腊时期的政治观念，生出了“公民自由”的理想。在基督教会崛起后，为之奠定了法治的基础，并长久塑造了西方世界的二元社会观，由此形成了国家的“非道德”形象。而后，市民社会兴起带来世俗化的潮流，普遍意志诞生了，“公意”成为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核心问题，财富涌流，中产阶级形成，保护财产权利的自由宪政主义与之伴生。随后却迎上了保守主义的反动，它迫使自由主义思考如何创造基于复杂社会公意而非单独社群意志的世俗社会。其后的历史，无产阶级觉醒，马克思主义带来新挑战，它提出了完全不同于保守主义的，能与自由主义抗衡的整全性学说和完美世界图景。再至近现代，自由主义也曾与民族主义携手共舞，为西方社会的道德提供道德基础。但很快，它们的分歧而非亲和显现，独裁的出现又形成一新的威胁。
　　简述自由主义的历史，可以看到，自由主义从未来到过历史的终结处，总在经受各种挑战和危机，但是，如果说，它过去不曾被完全污名化为放任主义而被历史遗弃，不曾在各种野蛮与反智的挑战中完全败下阵来，那么今日，它所受到的挑战也依旧不足以令人完全失去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