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
　　一直以来，我们在讨论近代中国历史时，把一部丰富多彩的近代中国变革史简约为侵略与反侵略的历史。对于对帝国主义的分析，以为资本主义发展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就是资本输出，就是用资本对后发展国家进行疯狂掠夺。于是“帝国主义在中国”成为一个批判性最强的题目，只要探讨这个问题，无不将注意力放在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剥削和超额剩余价值榨取上。
　　时至今日，中国在经历了三十年超常规发展后，在经济上已具备了资本输出、用资本说话的能力，但中国绝没有“新殖民主义”或“新帝国主义”的政治诉求。中国资本对外输出，纯粹是商业性的，有资源的因素，有利润的冲动，但绝对没有政治诉求，其效果追求是双赢，是有助于该国经济自主发展的。
　　如果熟悉我们的近代中国历史表达，不难发现这些对今天中国的指责，其实就在过去几十年的中国历史教材中。时过境迁，我们确实有必要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这样的问题，为中国未来发展，为中国资本在全球经济中健康增长提供一个合乎情理的理由。
　　资本确实像马克思《资本论》所分析的，具有榨取超额利润的冲突，这是资本的本性。资本也确实具有列宁所分析的特点，一旦在国内经济增长中过剩，必须向外输出时，总与一国政治、经济、外交，甚至军事行动相关联。只是资本输出给被输出国所带来的后果，列宁的分析和我们过去几十年的表述，可能太表层化。因为我们从来没有过资本输出的经历，没有对资本输出需要保护的切身感受。
　　西方老牌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输出大约在19世纪80年代，那时的中国人也曾敏感意识到一个新时代的来临，郑观应就呼吁朝野注意这些国家的“商战”谋略。
　　当然，《马关条约》是在日本强权主使下的不平等条约。甲午海战战败之后，处于战败方的中国，派李鸿章赴日谈判，签下《马关条约》，李鸿章此后感慨道：“日本将成为终世之惠!”正是因为当时的清政府在资本入侵时的无力感，谈判中总是处于下风，导致我们对近代中国的表达，更集中于一部侵略的历史，而忽略了其他方面。
　　过去很多年，我们在解读铁路为什么在《马关条约》前不能在中国获得发展时，总是以为铁路理念与中国人传统价值观和风俗习惯相背离，总是说铁路所經地方破坏了中国的风水，因而被抵制被拒绝。其实，这个说法是不真实的。铁路在《马关条约》前无法在中国获得充分发展，主要是因为那时中国没有足够的物流和人流；而那时中国之所以没有足够的物流和人流，是因为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而中国的资源没有获得充分开发，主要原因也不是中国人的传统理念，而是因为中国没有足够的开发资本，中国凭借自己的资本去开发矿产资源，去修筑铁路，是一个不可想象的困难。
　　《马关条约》之后一切都不一样了。这个条约同意“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投资办厂，享受进出口政策优惠。根据条约体制，西方各资本主义国家对日本人获得的这个权利一体共享。于是，在1895年之后短短几年时间，外国资本像钱塘江大潮一样涌进中国，贯通南北的两条铁路干线迅速分段动工，开平煤矿、汉冶萍公司等矿产资源很快获得开发。至1903年，铁路已成长为一个具有巨大赢利空间的新兴产业，以致中国民间资本强烈要求政府将这些产业向他们开放，新兴的资产阶级、无产阶级，也就在那个时刻产生。
　　外国资本对中国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就像今天的中国资本在非洲一样，迅速带动了那儿的产业升级和资源开发。我们不能只说这就是经济侵略，这也是资本凭着本性寻找利润空间和价格洼地。
　　对于资本来说，不仅需要利润，更需要安全，因此东西洋各国在向中国投入巨大资本的同时，也在想办法为其资本营造安全保障。在政治上，各国加强与中国的联系，相继调整和扩大了驻华外交官。在军事上，各国都向中国沿海派遣了海军舰队，他们除了沿途担负各国远洋货运及人员来往安全，其实还对在中国境内的各国资产、人员负有安全使命。连带着，还有军事或商业基地构建。
　　在近代早期中国开发过程中，由于外国资本分量巨大，外国资本总是希望能在中国沿海寻找一个比较优良港口码头，建设一个基地。一方面用来外国远洋巨轮抵达后停泊和休整，另一方面具有海军基地性质。对于这些基地，清政府当时遵从商业原则去处理。大致以租借方式去解决，很少使用香港早期那种“永久割让”方式。有期限的租借，意味着这些国家只是拥有一定年份(一般为99年)使用权。在这个期限内，租借者有权投资有权维护，到期归还。这种纯商业租借方式并不涉及主权和领土完整。
　　事实上，当中国资本已成为全球资本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时，中国在全球租借港口码头，保护中国资本和人员顺理成章。从现实反观历史，我们应该重新认识“帝国主义在中国”，应该以一种理性精神重新审视近代中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