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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0日，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欢庆的人群高喊着“暴君死了”的口号，如潮水般涌上街头。
像过节一样，他们庆祝着卡扎菲的死亡和他所主导的42年独裁统治时代的终结。除了烟花和礼炮等欢庆道具，他们还向路人发放巧克力和甜点以共享喜乐。“昨天直到深夜，市内主要路段人满为患，车满为患，交通几近瘫痪。”新华社特派的黎波里记者朱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所有的道具中，最为普遍和醒目的，是他们折断象征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清一色绿色旗帜之后，所拥护的红、黑、绿三色旗帜。而后者代表的，是利益成分混杂的利比亚“过渡委员会”。这个由13名核心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承担起利比亚新政权建立以及国家重建的大任。
“成分混杂”的反对派
今年48岁的利比亚人安瓦尔·哈拉咖回忆起22年前的一个晚上，依旧心有余悸。当夜，卡扎菲政权的安全特工来到了他在的黎波里的家中，以异教邪说罪将刚新婚不久的他带走并关押了11年。
原本希望成为计算机工程师的他，经历了这场变故数年后，成为了一名战士——从英国曼彻斯特返回利比亚参加了推翻卡扎菲的革命，并见证了最终的胜利。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拉咖当时被带往位于的黎波里西南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而这里关押着的政治犯和“异教邪说” 罪的人超过1000人。在监狱里，哈拉咖见证了1996年数百名囚犯被屠杀，并认为那次事件是利比亚现代史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事件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在班加西的人们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
其结果是，为监狱惨案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加上始自突尼斯的变化的直接影响，使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2月前后开始，像哈拉咖一样从国外回到利比亚投身革命的不在少数。就《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13位过渡委主要成员中，就有三名：巴哈、马伊胡和福帝亚。
而像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那样、曾在卡扎菲时期被定罪为政治犯的人，同样在过渡委核心成员中占据多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担任该委副主席和官方发言人的古贾。他曾经是利比亚人权律师，曾积极为当年在上述监狱大屠杀中丧生者的家庭做法律代表，后来参与创建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在内战中担任发言人。
和古贾一样，过渡委的青年代表特尔别尔也曾是人权活动家，并代表当年监狱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庭。他于今年2月15日在参加利比亚首次街头抗议时被捕，内战开始后获释。
另外一位在过渡委代表政治犯的厄尔尼诺·谢里夫则是利比亚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他曾因“串谋”被判31年徒刑。
除此之外，卡扎菲政权内部的“反叛者”直接成为反对派的核心。今年59岁的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便曾担任前政权的司法部长。而67岁的奥马尔·阿尔·哈里里更是曾与卡扎菲站在同一战壕，合谋将时任国王赶下台，并手把手教会卡扎菲开车，之后担任卡扎菲政权时期的利比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不过，还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在从戎时，都代表着特定部落的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何在“过渡委”网站的成员介绍中，一些成员会被描述代表某个城市，比如曾为利比亚商人的穆塔西尔就代表米苏拉塔。
“反对派的成分复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开始时力量分散。”曾任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和也门、叙利亚大使的时延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他认为，反对派的构成主要来自四方面，即卡扎菲的老部下，曾在国外反对卡扎菲的“海归派”，地方武装势力，传统的伊斯兰组织，甚至也包括一些基地组织参与者。
这些成分混杂的反对派，于2月27日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了临时政权——33名来自利比亚主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组成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我们仅仅需要武器”
不管是曾作为外交家的时延春，还是如今近距离接触利比亚的朱小龙，在分析利比亚反对派时，均认为他们“混杂的成分”是利比亚的社会基础使然，任何一方单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取胜”。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利比亚分散的部落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使其缺乏核心；其次，卡扎菲有着相对于反对派强大的财政和武装力量；再次，投入革命的人员多数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构成统一的军队；最后，相对于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他们缺乏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等。
据曾专访反对派发言人艾哈迈德·巴尼的新华社记者刘万利描述，反对派的斗争，不管是平民撤退，还是反政府军组织反击，都显得有些混乱无序。而当时巴尼坦言，反政府军缺少武器装备，“卡扎菲部队拥有先进的坦克和大口径的火炮，还有杰拉德导弹等先进装备。而我们呢，只有火箭榴弹、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及小口径的手枪。”
巴尼认为，反政府武装缺乏战斗经验，单单抵御卡扎菲部队的进攻已经相当吃力，在西方国家提供先进武器之前，很难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我们目前最急切需要的是能与卡扎菲的军队抗衡的武器，但我们也仅仅需要武器！”
因此，西方的军事支持成为反对派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因素。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随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首先发起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针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通过三次空袭摧毁了卡扎菲的数辆装甲车。随后，英国战斗机也参加了此轮打击行动。美国海军也通过其部署在地中海上的多艘军舰，向利比亚北部的防空系统发动导弹攻击。
挪威、德国、捷克等十余国家纷纷对打击卡扎菲行动予以各种各样的支持。一位反政府军人士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同意向反政府军提供武器，并将派顾问帮助训练新兵。
内部诸多民意所向，加上北约军队强有力的支持，反对派持续推进战争并不断缩小对卡扎菲的包围圈。4月30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一栋住宅遭北约炸弹袭击，其小儿子和三个孙子在袭击中丧生；随后，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以反人类罪通缉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和利比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
7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同月27日，英国做出同样表态，并驱逐利比亚政府外交官。
8月11日，反对派攻入石油重镇布雷加东部居民区，并于三天后进入首都的黎波里的门户城市扎维耶，切断了的黎波里与突尼斯之间的陆路通道与该市的食物与燃油补给。
8月20日，反对派切断了所有通往首都的黎波里的输油管道，并从东、南、西三面围攻首都，并于两天后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开始梳理全城搜捕卡扎菲。
直至10月20日，反对派占领卡扎菲老家苏尔特，最终将其击毙。
站在十字路口
虽然过渡委一再宣称将迅速组建临时政府，并以大选方式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但是，关于“谁杀死了卡扎菲？”的讨论，伴随着一个卡扎菲尸体被随意拖动的视频热播，使得不少人对利比亚试图追求的民主、人权未来表示担忧。
路透社近日抛出了几个大问号：《卡扎菲之死——是谁扣下了扳机？》；而另一篇报道同样以一个发问为标题：《卡扎菲时代终结——利比亚将和平过渡还是陷入内乱？》。报道认为，是团结人民恢复国家创伤，还是报复算账？而对于后者，“这可能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时延春认为，利比亚新政权的确立，领导层统一是当务之急。但是，由于过渡委成分复杂，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在这一过程中显现，这就需要主要领导人有高超的驾驭能力。
朱小龙则认为，利比亚面临一个矛盾：推翻强人政治后，却还是需要新的政治强人，“利比亚现在的确缺少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化解各派别矛盾，协调各派利益。”
当利比亚易帜，国家的重建，将是一个与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艰巨任务。
像过节一样，他们庆祝着卡扎菲的死亡和他所主导的42年独裁统治时代的终结。除了烟花和礼炮等欢庆道具，他们还向路人发放巧克力和甜点以共享喜乐。“昨天直到深夜，市内主要路段人满为患，车满为患，交通几近瘫痪。”新华社特派的黎波里记者朱小龙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所有的道具中，最为普遍和醒目的，是他们折断象征卡扎菲独裁政权的清一色绿色旗帜之后，所拥护的红、黑、绿三色旗帜。而后者代表的，是利益成分混杂的利比亚“过渡委员会”。这个由13名核心成员组成的委员会，将承担起利比亚新政权建立以及国家重建的大任。
“成分混杂”的反对派
今年48岁的利比亚人安瓦尔·哈拉咖回忆起22年前的一个晚上，依旧心有余悸。当夜，卡扎菲政权的安全特工来到了他在的黎波里的家中，以异教邪说罪将刚新婚不久的他带走并关押了11年。
原本希望成为计算机工程师的他，经历了这场变故数年后，成为了一名战士——从英国曼彻斯特返回利比亚参加了推翻卡扎菲的革命，并见证了最终的胜利。
据半岛电视台报道，哈拉咖当时被带往位于的黎波里西南的阿布萨利姆监狱，而这里关押着的政治犯和“异教邪说” 罪的人超过1000人。在监狱里，哈拉咖见证了1996年数百名囚犯被屠杀，并认为那次事件是利比亚现代史中最令人发指的一幕。
阿布萨利姆监狱大屠杀事件一直被裹在迷雾之中，这也成为反对派对卡扎菲政权的仇恨之源。“因为缺乏大屠杀的信息，最近几年在班加西的人们开始展开例行抗议活动。”
其结果是，为监狱惨案受害者家人代理的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遭到逮捕，这就导致了今年2月游行示威运动的开始。加上始自突尼斯的变化的直接影响，使得游行示威最终演变成为一场革命。
2月前后开始，像哈拉咖一样从国外回到利比亚投身革命的不在少数。就《中国新闻周刊》了解，在13位过渡委主要成员中，就有三名：巴哈、马伊胡和福帝亚。
而像人权律师法提·特比尔那样、曾在卡扎菲时期被定罪为政治犯的人，同样在过渡委核心成员中占据多数，其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担任该委副主席和官方发言人的古贾。他曾经是利比亚人权律师，曾积极为当年在上述监狱大屠杀中丧生者的家庭做法律代表，后来参与创建全国过渡委员会并在内战中担任发言人。
和古贾一样，过渡委的青年代表特尔别尔也曾是人权活动家，并代表当年监狱大屠杀的受害者家庭。他于今年2月15日在参加利比亚首次街头抗议时被捕，内战开始后获释。
另外一位在过渡委代表政治犯的厄尔尼诺·谢里夫则是利比亚服刑时间最长的政治犯之一，他曾因“串谋”被判31年徒刑。
除此之外，卡扎菲政权内部的“反叛者”直接成为反对派的核心。今年59岁的过渡委主席贾利勒便曾担任前政权的司法部长。而67岁的奥马尔·阿尔·哈里里更是曾与卡扎菲站在同一战壕，合谋将时任国王赶下台，并手把手教会卡扎菲开车，之后担任卡扎菲政权时期的利比亚革命委员会秘书长。
不过，还有相当数量的反对派在从戎时，都代表着特定部落的利益。这可以解释为何在“过渡委”网站的成员介绍中，一些成员会被描述代表某个城市，比如曾为利比亚商人的穆塔西尔就代表米苏拉塔。
“反对派的成分复杂，这也就决定了他们开始时力量分散。”曾任中国驻利比亚使馆政务参赞和也门、叙利亚大使的时延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指出。他认为，反对派的构成主要来自四方面，即卡扎菲的老部下，曾在国外反对卡扎菲的“海归派”，地方武装势力，传统的伊斯兰组织，甚至也包括一些基地组织参与者。
这些成分混杂的反对派，于2月27日在利比亚第二大城市班加西成立了临时政权——33名来自利比亚主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组成了利比亚全国过渡委员会。
“我们仅仅需要武器”
不管是曾作为外交家的时延春，还是如今近距离接触利比亚的朱小龙，在分析利比亚反对派时，均认为他们“混杂的成分”是利比亚的社会基础使然，任何一方单靠自身力量，“根本不可能取胜”。
原因有多方面。首先，利比亚分散的部落格局和不同的利益取向，使其缺乏核心；其次，卡扎菲有着相对于反对派强大的财政和武装力量；再次，投入革命的人员多数没有受过军事训练，不能构成统一的军队；最后，相对于卡扎菲的武装力量，他们缺乏先进技术和武器装备等。
据曾专访反对派发言人艾哈迈德·巴尼的新华社记者刘万利描述，反对派的斗争，不管是平民撤退，还是反政府军组织反击，都显得有些混乱无序。而当时巴尼坦言，反政府军缺少武器装备，“卡扎菲部队拥有先进的坦克和大口径的火炮，还有杰拉德导弹等先进装备。而我们呢，只有火箭榴弹、卡拉什尼科夫冲锋枪以及小口径的手枪。”
巴尼认为，反政府武装缺乏战斗经验，单单抵御卡扎菲部队的进攻已经相当吃力，在西方国家提供先进武器之前，很难在战场上取得重大的决定性胜利。“我们目前最急切需要的是能与卡扎菲的军队抗衡的武器，但我们也仅仅需要武器！”
因此，西方的军事支持成为反对派最终取得胜利的一大关键因素。
3月17日，联合国安理会通过决议，决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并要求有关国家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保护利比亚平民和平民居住区免受武装袭击的威胁。随后，以法国为首的北约军队，首先发起了代号为“奥德赛黎明”的针对利比亚的军事打击，通过三次空袭摧毁了卡扎菲的数辆装甲车。随后，英国战斗机也参加了此轮打击行动。美国海军也通过其部署在地中海上的多艘军舰，向利比亚北部的防空系统发动导弹攻击。
挪威、德国、捷克等十余国家纷纷对打击卡扎菲行动予以各种各样的支持。一位反政府军人士此前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透露，一些西方国家已经同意向反政府军提供武器，并将派顾问帮助训练新兵。
内部诸多民意所向，加上北约军队强有力的支持，反对派持续推进战争并不断缩小对卡扎菲的包围圈。4月30日，卡扎菲在的黎波里的一栋住宅遭北约炸弹袭击，其小儿子和三个孙子在袭击中丧生；随后，国际刑事法院发布逮捕令，以反人类罪通缉卡扎菲、其子赛义夫和利比亚情报部门负责人阿卜杜拉·塞努西。
7月15日，美国宣布承认利比亚反对派“全国过渡委员会”为利比亚人民唯一合法代表。同月27日，英国做出同样表态，并驱逐利比亚政府外交官。
8月11日，反对派攻入石油重镇布雷加东部居民区，并于三天后进入首都的黎波里的门户城市扎维耶，切断了的黎波里与突尼斯之间的陆路通道与该市的食物与燃油补给。
8月20日，反对派切断了所有通往首都的黎波里的输油管道，并从东、南、西三面围攻首都，并于两天后控制首都的黎波里，并开始梳理全城搜捕卡扎菲。
直至10月20日，反对派占领卡扎菲老家苏尔特，最终将其击毙。
站在十字路口
虽然过渡委一再宣称将迅速组建临时政府，并以大选方式产生新的领导班子。但是，关于“谁杀死了卡扎菲？”的讨论，伴随着一个卡扎菲尸体被随意拖动的视频热播，使得不少人对利比亚试图追求的民主、人权未来表示担忧。
路透社近日抛出了几个大问号：《卡扎菲之死——是谁扣下了扳机？》；而另一篇报道同样以一个发问为标题：《卡扎菲时代终结——利比亚将和平过渡还是陷入内乱？》。报道认为，是团结人民恢复国家创伤，还是报复算账？而对于后者，“这可能是一条危险的道路”。
时延春认为，利比亚新政权的确立，领导层统一是当务之急。但是，由于过渡委成分复杂，潜在的利益冲突会在这一过程中显现，这就需要主要领导人有高超的驾驭能力。
朱小龙则认为，利比亚面临一个矛盾：推翻强人政治后，却还是需要新的政治强人，“利比亚现在的确缺少一个有号召力的人物，化解各派别矛盾，协调各派利益。”
当利比亚易帜，国家的重建，将是一个与暴力革命完全不同的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