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纪已经不是一个优势了，它成为了我非常大的障碍

　　傅小平：偶然的机会，读过你几篇文字，后来与你有交流，你给我感觉是文如其人。哦，还得补上一句，人如其文。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观感？或许是因为，在我感觉里，你就在你的作品中。当然了，说来几乎每个作家都在努力寻找作品与生活之间那个最为适宜的距离，但找到这个恰如其分的点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说不容易是要么很远，要么太近;要不过于隐藏，要不过于暴露。你好像都不是，那问题就来了，你的作品与你的生活之间是怎样的一种关系？
　　周洁茹：你不是自己回答了这个问题吗？——你就在你的作品中。我在我的第一个创作谈《现在的状态1997》里就是这么说的，“我的小说就是我的生活。”而且我还说了这么一句，“我想我会勤奋地写下去，一直到我老，当我站在大厅里坦然地说‘我已经老了’这句话的时候。”很遗憾，我从21岁等到了42岁，还未听到任何一个男人跟我说那一句“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
　　傅小平：是不是因为你还没活到杜拉斯写《情人》时的那个年龄？但我想，你在这个年龄也可能已经有了杜拉斯式的沧桑之慨。你在当红的时候离开中国么，很长时间里写作也停下来了。实际上，和你同时期成名的好多作家，后来都不怎么写了。我记得你给我转述过前辈作家的一句问话，你们这一代作家怎么都集体消失了。当然，你现在又回归写作了，会不会有恍如隔世之感？
　　周洁茹：我在美国居住了九年以后来到香港，住在香港的第七年，我重新开始写作，今年已经是我回归写作的第三年。我想起我什么时候开始写作的。如果说第一次发表就算作一个作家写作生涯的开始，在我这里是不准确的。我1991年发表了诗歌《雾》，去年发现还与南京诗人梁雪波同了期，要不是他发到朋友圈我都不好意思讲出来我写过诗，那可能是我唯一的也是最后的一个诗歌作品。两年以后我写了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独居生活》，又过了两年我开始写中篇小说，那些小說全部发表在吉林的《春风》杂志。那些年我就是不断写，各种写，无边无际写。1996年在江苏《雨花》发了第一个小说小辑，上海《萌芽》给了20岁的我新人奖小说奖，1997年在《上海文学》和《作家》发表了小说《点灯说话》和《熄灯做伴》以后，我开始有点担忧，我在第一个创作谈《现在的状态》里表达了这种担忧，我说年纪已经不是一个优势了，它成为了我的障碍，非常大的障碍。我也许会因为年纪而受到轻视。与这个创作谈同版配发的是徐坤的评论《城市生活与茧居时代——读周洁茹的小说》。另外我发表在《文学报》的小说《长袖善舞》被《小说月报》转载，这是我的第一个转载。五年以后，已经住在加州的我在我父亲订阅的《星岛日报》湾区版上又看到了这篇小说，那个时候我已经中止写作两年，我扫了一眼报纸，随手扔掉了。我清晰地记得我当时的动作，随手，扔掉了。
　　傅小平：就那么随手扔掉了？不说“苍凉的姿势”，也是决绝的姿势了。就写作来说，无论是你随手扔掉，还是为证明自己的行重新捡回来，都这么决绝。你证明你自己的行，是向已经告别了很久的文坛证明吗？你的证明本身，是不是已经包含了被动的成分？要说为内心写作，那是无需向外界证明的。
　　周洁茹：有一点是肯定的，酒喝多了肯定是不行的。我注意到很多写作者都有酒的问题，喝了酒会不会写得更舒服一点，或者没有酒喝会不会死掉，如果要去考虑这些问题，酒就真的成为了一个问题。也有可能是因为没得选择，如果饮酒已经成为了大家的生活方式，一个中国的习惯。我终于看了《化城再来人》，我一直忍着没有去看任何一部《他们在岛屿写作》，我很想看的书和电影，很想吃的东西，很想爱的人，都忍着，不去碰，留到最后一刻，有时候就吃不到了，有时候真的很想看的书和电影就真的不想看了，有时候爱人也不见了。我终于看了《化城再来人》，我选择紫色。我选择冷粥，破砚，晴窗。我就哭了。即使周公说的，别哭。我有过一个创作谈收在一套上下册的集子里，上册是《我愿意这样生活》，下册是《我的自由选择》，十六年前的书，但是书名超越了时间。我在2014年的春天去到台北，我模糊地知道武昌街明星咖啡馆骑楼下面有过周梦蝶的书摊，我模糊地知道他，但是我不知道《孤独国》和《还魂草》，我不懂写诗也不读诗。我去了明星咖啡馆，就像我模糊地去了旧金山的城市之光，在那儿呆了一个下午加一个傍晚，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去那里我只是路过。我要的是茶和蛋糕，那一天是四月十五日。我不要咖啡，放了八颗方糖的咖啡，会甜一点吗？我也不要俄罗斯软糖，我根本就不喜欢甜。吃完蛋糕喝完茶，下楼梯到咖啡馆的下面，对面是城隍庙，面包店旁边是茶叶店，茶叶店的前面坐着一个卖白兰花的老奶奶，我买了白兰花，我总是会买白兰花，香港有时候也有，早晨在佐敦。周梦蝶的书摊当然是早就没有了，八零年代，那个时候我还是婴孩，根本就没有可能去到台湾。周梦蝶五月一日病逝，我已经从台湾回到香港。我理解的周梦蝶的写作，是用写作寄托悲苦，死亡都无法摆脱的悲苦。所有选择了写作的写作，就已经是一个证明。我从前以后都没有可能说出为内心写作这种话，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写作的理由，肯定是爱。我在说主动和证明这两个词的时候没有经过大脑。总有一些词是不经过大脑的，比如我爱你。

打开自己难免受伤，打开自己的人，是什么都顾不得了

　　傅小平：是不是还有一个词，也是不经过大脑的？我不说你也能想到，厌倦，由天赋引发的厌倦。这很是有点麻烦，与天赋共生的厌倦挥之不去，就是天赋消散了，厌倦都不会消失。但话说回来了，不管真实也好，虚伪也好，文坛中人，还真没几个会自称天才，这不是让自己下不来台嘛。坦率地说吧，天才无法证实也无法证伪。但我想知道，像张爱玲一样从小被目为一个天才，长大了，这个天才又经历了那么多悲欢沉浮，会是这样一种复杂的人生况味？
　　周洁茹：如果我真来谈经历悲欢沉浮的天才的人生况味，才真是让自己下不来台嘛。你不是天才我当然也不是。这个世界不缺乏标签自己是天才的作家评论家，我是相对冷淡的水瓶座，不为成功不择手段，眼睛里没有货币单位也没有大腿，心和身都不在地球。若说是天才张爱玲有什么特别吸引我的地方，就是她年老以后的生活，拖鞋和纸箱，空房间，行军床，真的就是我的终极理想。如果我将来会为了什么杀掉我自己，一定是因为太多书信和家具，放满了东西的空间，我会被东西杀死。
　　傅小平：说厌倦，说到底也是对生活的厌倦，所以有必要问问生活是哪里来的。你虽然足迹遍及很多地方，但并不是那种主动融入生活的人，相反是有意无意保持了距离的，何况不少时候，还关起门来，有点与世隔绝的意思。那怎么去感知生活，触摸生活？要回答这个问题，恐怕还得回到你的天分，是不是你对生活有与生俱来的强过很多人的感受力和理解力？
　　周洁茹：如果我一定有一个关上了门的期间，就是我在美国的九年。但那九年，我才是真正努力地生活了，加上我后来在香港的七年，我成为别人眼里可亲有耐心又很照顾朋友的好人。回来写作我得把所有的门都打开，把我自己打开。打开自己难免受伤，所以打开自己的人，一定是什么都顾不得了。我变回我，我是有多爱写作。是的，对很多人来说，厌倦也是一件奢侈的事情。有钱人的烦恼也是比穷人的烦恼更有钱一点，但不会更高贵一点。如果你是觉得我从小没有生存的压力，对生存不易也没有很深的体会，好吧，我也许是没有生存的压力，可是我根本也没有生存的意愿。這种不珍惜也没有生存意愿的情绪陪伴了我大部分的人生，我永远都需要找到一个理由支持我生存下去。我有一个朋友，被离婚以后天天不吃饭，有时候吃一点饼干，她也是真的，根本就不需要吃饭，因为吃什么对她来说都是一样的。我们有时候一起吃饭，都是非常好吃的饭，我们坐在很好吃也很好看的食物面前，她看着我，我看着她，吃一口饭变成了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她说怎么也吃不出来味道，所有的食物都没有味道怎么办，太没有办法了。我只好说当橡皮吃吧不吃会死的。我倒是还能吃得出来味道，咸的或者甜的，我的问题是我不饿，饿了也没有饿的感觉，我也可以不吃饭，一天都不用吃，我用不吃饭会死的这个念头来让自己吃饭。我活到了现在，支持我活着的理由，肯定是爱。
　　傅小平：支持你活下去的理由是爱？那就说说怎么理解爱吧。生活中的爱，小说里的爱。怎样用写作表现生活里的爱。爱很简单，爱也很复杂，表现方式更是无穷多，我记得司汤达写过一篇论爱情，把爱情就分了很多类型。
　　周洁茹：我突然接到一个朋友的电话，问我在不在她父母家附近。因为我父母家和她父母家很近，我可能会在我父母那里，一般情况下，我不会在我父母那里，我很多时候不吃饭，我妈就叫我爸送饭过来，坐在饭桌的对面看着我吃下去，我很少去我父母那里。但是我正好在我父母那里，因为他们正好要回一下江苏，我去送他们。朋友电话来的时候，我刚送了我父母上车，他们也从来不要我送到机场送到火车站，任何可能制造告别伤感的地方。我的朋友说她妈妈突然不舒服，第一次按了平安钟好像也没有按对，她帮叫了救护车，现在她要从公司请假赶过去，最快也是一个小时，如果我可以去看一下她父母家的情况，她也没有别的人可以拜托。朋友的父亲小中风，这些年都在做康复理疗，平日都是躺在床上，只能躺在床上。我父母有时候在楼下看到我的朋友的父母，朋友的母亲推住手推车，朋友的父亲坐在上面，一起去街市买菜。我父亲有时候约那位父亲一起抽根烟，他们在香港也找到了秘密的可以抽烟的地方。我父亲说推过一次那台手推车，很重。我和我的朋友都是独生子女，朋友的父母居住在香港，我父母宁愿来来回回，尽管他们在中国也的确无人照顾，父母们在香港也不跟我们住，而且住得还很远。我赶去朋友父母家，楼下已经停了一辆救护车，我直觉是来接朋友母亲的救护车，那是我第一次这么近地看到香港的救护车，我上到楼上还走错了，其实那么大一台担架床就停在走廊。我站在门口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其实我快要哭了，我第一次看到担架床。朋友的母亲跟着医护走到门口的时候还返回来给我一个拥抱，说，不好意思麻烦你过来。我说阿姨你躺上去啊。朋友的母亲说，我自己走，我可以撑到楼下。然后我坐在电视机旁边的椅子上看着朋友的父亲，朋友的父亲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内地古装剧，我已经有十年没有看过这种剧了，演员的表演的确浮夸。时间过得太缓慢了。朋友的父亲突然跟我说，我在看龙应台的书，其中一段很有意思，朋友的父亲给我读了那一段，我没有听清，因为朋友的父亲突然大笑起来，但是我分不清楚他的表情是大笑和大哭，我真的被吓到了，我还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最漫长的一个小时。朋友过来，我说你妈妈不肯躺到担架床上，自己走下去。朋友说他们就是这样啊，父母就是这样啊，我们都没有办法。我说那我走了啊。我在回家的路上微信我爸妈江苏冷不冷，我妈说还好，尽管你爸一到家就把所有的羽绒衣裤都翻出来套在身上了，出去的话再套一层，我爸说不过是在冰箱里生活一段时间而已再加个笑脸。然后我失眠了。一直到凌晨四点，一个字都没有写。然后收到我的朋友发来的微信，问我可不可以早上再过去看一下她的父亲。我说你妈妈去了急诊，你就应该把你爸爸带回自己家的。朋友说她妈妈后来好一点了检查也没有问题就回家了，可是半夜两点又不好了，又叫了救护车去了医院，她自己又是早上七点搬家，租约的最后一天。我说我失眠，她说那算了，我说我看我的情况办吧。我知道她肯定是一夜没睡，她还要上班。到了六点，天黑着，我出了门，去看一下她的父亲，我想的是，至少应该送个早饭，这个我可以做到的。我在她父母家附近买了粥和捞面，上到楼上，门紧锁着。我打电话给朋友，我问你爸能开门吗？她说可以。我就隔着门说叔叔您慢慢地，我没什么事我就门外面等着。十五分钟以后，门没有开。朋友微信问我门开了没？我隔着门问叔叔您挪到哪儿了？朋友的父亲说不行啊，实在起不来。朋友说搬家公司刚到，我这儿正一团糟，我也不想打电话给我爸，他肯定是我妈去了医院以后就一直坐在沙发上，从凌晨两点开始，坐到现在，而且他还不承认。那你什么时候能过来开门呢？我问我的朋友。你问下我爸他戴表了没有？我的朋友说。我说我不问，我干嘛要问。我的朋友说问吧问吧，我怕我爸等我等得心急，我给他一个我能赶到的准确的时间。我就问了。朋友的父亲说戴了。朋友说他肯定没戴他就是太好强了。我说我疯了。我说我能撬个门吗现在。然后我把早餐挂到门上，一边挂一边隔着门说，叔叔您尽量挪一点儿吧挪床上躺着别老坐着，躺一会儿再看看是不是还能挪到门口拿个早饭，挪到了就有早饭吃了。朋友的父亲说我不饿。我说你女儿马上就到了。朋友的父亲说，哦。我说完赶紧走了，我的头都要炸了。到了楼下，我终于哭了。我说了这么的一段你肯定在想，你在说什么啊。我在说爱，因为我不知道还有别的什么爱，我只知道我们与我们的父母是爱，那些爱都是甜的又是折磨人的。爱没有表现方式。 　　傅小平：我觉得，你的爱有表现形式的，是生于七十年代的表现方式。认同自己是“七零后”作家吗？会不会给自己的写作设立一个潜在的坐标系，比如，我在这一拨里该处于怎样一个位置？七十年代这样一个背景，对你的写作意味着什么？比如有些作家就觉得，七十年代是一个尴尬的年代，似乎不像五六十年代那么理想化了，又似乎不像八九十年代那么市场化，像是处于两边都不靠的，特别不彻底的中间状态，胶着状态。这种状态对写作又有什么影响？
　　周洁茹：如果我说我不回答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就不存在了吗？我当然要面对这个问题，就好像我当然要面对美女作家这四个字一样。我说我不是七零后作家我就不是了？也有人说他们才是七零后作家，他们就是了？我当然是作家，我当然也是美女。至于七零后，这个不是我能够选择的，就好像成为了一个独生子女也不是我选择的。很多七零后不是独生子女，我觉得他们想事情和做事情的方法就很奇怪，他们又不需要像我们一样，承担被溺爱又自私的名，又真实地要独力承担老人和儿童。不过1976年到2016年这四十年中出生的中国人，将成为全世界最独一无二的一群人，作为这里面的一员，我简直悲喜交加。至于七零后作家，首先它又不是现代消费主义，你来致敬，我也来致敬。然后就代际阵营本身来说，它最不需要的就是代言人，有谁可以代表一个时代？我喜欢葛亮谈到这个问题时说的话，“我的写作意义在于我的写作行为本身，而不在于我需要为哪个代际去写作。”我也喜欢顾彬说过作家写作的时候，他们应该超越他们民族的观点。他启发了我这么想，作家在回答关于代际的问题时，他们应该超越他们时代的观点。

储藏室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储藏室里是黑的，很黑

　　傅小平：还是得回来说厌倦。你说厌倦是你寫作的主题，很好。要能通过写个人的厌倦写出人的普遍性的厌倦来，或是写出人类根本性的处境更好。那你怎么理解厌倦？为什么二十四岁以后就不读书，而且在长达十年多的时间里不读书也不怎么写作？难道不读书不写作，是出于对生活的厌倦，对人世的厌倦？
　　周洁茹：所以还是要来讲厌倦。我有个习惯的句子，“心里面充满了厌倦”，出现在我的小说里，也出现在我的散文里。这个句子的前面往往是一个好句子，“他说这样的话，她又觉得是负担。很深的厌倦”（《再见》），“我只是想着要离开，心里充满了厌倦。我的厌倦持续了很久。我终于离开了”（《夕阳码头》），我有时候在厌倦的后面跟一个问号，“可是每天每天都要做，会不会厌倦”（《星星不见了》），出现这种情况已经是最不厌倦的厌倦。
　　傅小平：应该说，厌倦是一个很好的主题。但厌倦，很多时候只是被认为间歇性的情绪，有谁能在一天中没有对一件事感到厌倦的时候呢，又有谁在一生中没有对一个或几个人厌倦的时候呢。厌倦就厌倦得了，大不了性情一点，我不做这件事，我离开这个人，找到新的刺激去，然后又是新的厌倦，如此循环往复。但厌倦，似乎仍然只是一种情绪，一种可以摆脱的情绪。它没有和迷惘、忧愁、悲伤、厌世，甚至是垮掉一样，成为用学术化的表达来说，就是本体化的一个词，也就是说，厌倦看来很难成为能上升到哲学意味的主题。
　　周洁茹：我写男女的分手，如果一定要有一个原因，肯定是厌倦。厌倦是相互的。没有第二个原因。有个炼金士说的，有些事情只会发生一次，当第二次发生后，就难免会有第三次。偷情肯定会发生很多次，只要发生过一次。有些事情只会发生一次。我的第一次厌倦发生在幼儿园，我有个孤独症同桌，口水流到画册上，我每天替他做他的图画作业，每天画一条船，画完他的画我自己的，我不厌倦。我的老师每天发给我一种乐器，一个木鱼，我们也有三角铁和沙锤，我只有一个木鱼，每天，我也不厌倦。我们每天吃炖鸡蛋我每天拖延，把炖鸡蛋藏到碗底，把炖鸡蛋弄到地上，我太不厌倦了。被老师关进储藏室，锁上了门，动来动去的小孩，都不肯闭眼睛，搞到全班都睡不好午觉。中午加下午，下午加傍晚，一个小孩，储藏室里是黑的，储藏室里也没有声音。我厌倦了。有些事情只会发生一次，死只有一次。没有人知道储藏室里发生了什么，小孩的家长来接，小孩被想起来，放出来，这个终于不再动来动去的小孩得到了一个母亲的礼物，幼儿园门口摆摊卖手作的老太太，卖出了一只灯芯绒布做的狮子。我和这只狮子永远呆在一起，它的眼珠是棕色玻璃透明的。我长大以后，他只有我手心的大小，我把他带去美国，当然也有人带着一口铁锅和一块磨刀石搭上了留美的飞机，我带走的是一只灯芯绒狮子。你一定要我说出来我有多厌倦。到了美国以后我从来不去书店，我也直接跳过网络上的文学的新闻，如果我得途经一个图书馆，我会绕过去，宁愿多走两个街区，看都不要看到。我再也没有看过文学的书，自己的，任何别人的，我强迫过自己，一定去买一本他们都说很强的小说，强迫买，强迫翻开书页，我快要吐了，生理上的。而你也知道，我自己曾经是一个写小说的。储藏室里什么都没有发生，储藏室里是黑的，很黑。
　　傅小平：储藏室里或许什么都发生了，是一些不那么美好的事，给你感觉是黑的，很黑，让你宁可想象什么都没有发生。是不是你在写作的储藏室里，储藏了太多，都饱和了，就想着释放、清空。就像一个人登高“会当凌绝顶”，都“一览众山小”了，就觉得登高不过如此，厌倦了，都不想攀爬了。
　　周洁茹：20岁到23岁，我写了一百多万字中短篇小说，每天睡眠时间不足四个小时，我自己知道我的精神状况和健康都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我还写了十万多字的散文，这批散文发表在《青年文学》《作家》和《美文》，也发在《时装》《时尚》《君子》这样的杂志，我还在《南方周末》有了我的第一个专栏“新生活”，我开始意识到我写的是“洋气”的严肃文学，也就是今天的——城市文学？同时我也在写儿童文学，我还写了一批小小说，由于小小说在整个小说界的地位特别低下，我一般不会主动提起我写过小小说，那批小小说在河南的《百花园》发了三年才发完。24岁那年，也就是2000年，我加入了中国作家协会，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最年轻的那一个，但我肯定也是最年轻的那群中间的一个。我出版了五个小说集，一个随笔集《天使有了欲望》，一个长篇小说《小妖的网》。也是在这一年，我离职，去了美国，与所有的编辑和作家都中断了联络。 　　傅小平：听你说中断了，我像是能听到嘎嘣一声响。但实际上这一声响，也可以说是一声脆脆的回响。至少《小妖的网》应了如今流行的一句话，念念不忘，必有回响。这个小说我倒是读了，读的时候就想，你怎么那么早就写了它，现在看来也不过时啊。答案好像是找到了，因为你就在你的网中，你要把那种感觉表达出来嘛。当然，要说这部小说就写了网络，或者写了一种网络的生活状态，又过于局限了。因为从隐喻的层面上说，生活就是一张网。这么多年过去了，你怎样看这张网，小说的网，生活的网，同时你现在身在其中只是换了个形式的网络的网？这张网对你以后的写作产生了怎样的影响？
　　周洁茹：《小妖的网》。也许我就需要在一切都过去了以后再来谈一谈。这本书写了三个月，我记得很清楚的是，我在我24岁生日的那一天写完了最后一节，交了稿。这本书于2000年三月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同年出了一个台湾版，两年以后在花山文艺出版社重版。在写作这个小说的时候我已经是一个专业作家，调职之前我是一个需要每天坐班，不可迟到不可早退的机关公务员。所以小说中描述的场景并不是我真实的生活状态。这是一个虚构作品，所有的片段及细节都来自想像。我是计算机专业的，对，我不是一个中文系作家，我与电脑网络接触的时间比较早，我当时在论坛和聊天室的网络名是“我在常州”，地理概念一直是我的城市小说中最重要的部分，对于小说人物的漫游者（Flaneur）的身份带有确认的作用。主角的名字“小妖精茹茹”是一个虚构的网络名字，是我对自由的想像，妖精有某种异类和叛逆的意向，但是到底只是一个想像，就如同《小妖的网》确实是一个虚构作品。网络上有一些讨论，给了它一个网络文学的位置——中国第一部由职业作家创作的网络小说。
　　傅小平：我看到的材料，因为这部小说，有人给了你“第一位触及网络题材小说创作的传统作家”的称谓。第一位触及网络题材，大约是没什么错的。但怎么理解“传统作家”？你觉得自己传统吗？怎么理解“传统作家”的这个“传统”？
　　周洁茹：去美国前的一个月，我去了一个在北京召开的传统作家与网络作家对话的会议，主办方可能是榕树下，我是传统作家代表，其他传统作家我一个都不记得了，我记得网络作家，他们坐在我们的对面一排，是的，当时的座位情况是这么安排的，传统作家一排，网络作家一排，面对面。我记得宁财神，他的脸长得特别有特点，还有路金波，他那个时候还是李寻欢，他跟我说你书里的那个李寻欢不是我，我说我知道不是你，真不是你。然后宁财神说他要买好多房子在上海，这一点好像已经得到了确认。要说我去这个会有什么收获？可能就是王小山在网上评我做十大美女作家之最矫情女作家。他的原话是这样的，“在一次网络作家见面会上，这个20多岁的“小妖”对其他网络作家说：你们还很年轻啊，有的是机会，让一些30多岁的人哭笑不得。”关于作品的部分他是这么说的，“除了作者自己，还有多少人现在还记得《小妖的网》呢，我是记不起情节来了，或许，周洁茹的其他我没看过的作品会有闪光之处，但是《小妖的网》那种装腔作势的调调实在是让我没有勇气看完。”我觉得他好像也挺有道理的，2000年，也是他的上升期，他也需要那些尖锐的调调，来引起大家的注意。
　　傅小平：我不去揣测何来这些尖锐的调调，但处于上升期的作家不时飙上几句高音，是常有的事。现在琳琅满目的歌唱比赛，不飙高音都不成活了，要听不到才稀奇。毕竟要吸引眼球么，被更多人关注后，再把调门放低了也不迟啊。你也说到美女作家了，我没亲历，但回想一下，这也差不多是当年文坛的最强音了。
　　周洁茹：这是不能被掩埋的，也不能再被回避，就是七零后美女作家。我在去年的最后一篇创作谈《我们》里写过这么一句——还有人把七零后翻来翻去，赶上了的没赶上的看看是不是还能赶一把的，前七零后后七零后，重塑七零后真正的七零后，那么誰又是假装的七零后？棉棉在她的《我们为什么写作》里说的，“虽然用了‘我们’两字，但‘我们’到底对我意味着什么，‘我们’到底有多少共同点，我真的不太清楚。想想那时也挺有意思的，‘我们’出现的时候都是一起出现的，后来‘我们’不见了的时候也都是一起不见了。”
　　傅小平：“我们”都不见了，其实“我们”还在那里，现在依然有人在说“美女作家”，这都像是成了一个谈当代文学时绕不过去的概念了。
　　周洁茹：“美女作家”及“商业文学”都是对我们那一代女性写作者的误读及伤害。做出这些攻击的并不完全是文学评论家，或者是无良传媒及某些怀有个人目的的写作者。年长的写作者对于年轻作者的态度不是扶持而是践踏，这在中国是一个现象，可能也是一个全世界文学界存在的情况。《小妖的网》出版十七年后，有一个女孩来信问我，有评论家把您的作品归为“美女作家”以消费主义和享乐主义为主的商业文学，这是不是所谓的主流文学贬低那些谈论禁忌主题的女作家以及文学作品的一种手段呢？我很开心地回了这封信，因为这个女孩的中文实在是太好了，我不计较这个问题晚了十七年，我说“我同意你的说法”。
　　傅小平：也是，这个问题不晚，《小妖的网》也不晚，到现在似乎还是早的。
　　周洁茹：可能在那个时代，十八年之前，创作需要一个传统与先锋的融合。《小妖的网》到了今天仍然是前的，如同书中所言，网络已经是所有人的日常生活，但它写的不只是网络，它反映出了想要逆流而上的中国女人的情绪。这是我的告别之作。是一道清楚明白的界线，我的写作被2000年这一刀，剖成了两半。
　　傅小平：都咔嚓剖成两半了，所以就离经叛道写了《中国娃娃》？我不确定说它是童话故事好，还是说它儿童文学好。说来有意思，现在很多成人文学作家，都纷纷写儿童文学作品了。因为儿童文学市场前景好啊，还因为据说，好作家就得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写出老老少少看了都能接受，都会喜欢的作品。 　　周洁茹：其實我写儿童文学挺早的，我的第一篇儿童小说《心堡》发表在《儿童文学》1998年2期，《女孩小星》系列刊载在上海《少年文艺》，从1998年到2000年。我想我不需要解释我会在2001年写作长篇小说《中国娃娃》，儿童文学写作对我来说绝不是一个突如其来的念头，可以这么说，我对我的每一个写作都做了充足的准备，我也有明确的方向。用章子怡小姐的话来讲，信念感。关于这本书更多的情况，我在我那篇英文小说《艾弗内尔》的访问里也提到过：2001年的冬天，我从加州回到中国，过中国年，探望父母，这对我的家庭来说很重要，我是我父母唯一的孩子，就是那种，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我回一下家，会是我父母最大的幸福。我的故乡冬天很冷，我几乎不能够从床上爬起来，我无法想像我曾经在这个地方连续居住了二十四年，那些天还是黑的冬天的早晨我是怎么爬起来去上学，去上班的，我已经完全不能够去回忆了。至今为止我都是这么认为的，中国江南的中国人，拥有了全世界最顽强的意志力。真实情况是，这年冬天，我回中国也是为了办理我的离职手续。有没有人会因为要办一个手续来回飞几十个小时？我就是这样的，那个时代就是那样的。一切就好像电影《布鲁克林》，回到家乡就有点犹豫，是不是家乡更舒服一点是不是不要再去想布鲁克林的事了，直到以前工作过的杂货店的老板娘又把你叫去，一个巨大的把柄，她要说出来一个苏格兰姑娘未被公开的美国婚姻，就是这么一个可笑的要把你踩死的把柄，你只好大笑着回到布鲁克林去，那里才有自由。我躺在床上，等待回加州的飞机，然后我接到了一个电话，一位来自中国北方的编辑，甜美的声音，希望我能够为他们的出版社完成一个长篇小说。我说我只有七天，我就要离开中国，回美国，而我在美国是一个中国字都不能写的。她说那么我们还有七天。然后我就坐在床上开始写那个长篇小说，每天早晨我们会关于这本书通一个电话，我会谈一些我在美国的生活，那些生活在那个时候完全毁坏了我的写作。她仍然希望我是亮晶晶的，我的书也是亮晶晶的，一切都往最好的方向去。尽管我没有时间，我都没有回过去看一眼自己写的字的时间。最后我终于交出了那个七万字的长篇小说《中国娃娃》，在我上飞机的前一天。所以，回去美国的路途，我重新启动了我的内心，人类当然还有希望，不是还有爱吗？战无不胜的情感。

但世界确实是变了，就是隔了几天，也什么都变化了

　　傅小平：我想，如果听说过《中国娃娃》，即使没读过，很多人都可能会记得这个书名。所以在你回到国内，回归写作，捧出《请把我留在时光里》这样的文字时，有报道就写：“中国娃娃”长大了。
　　周洁茹：《中国娃娃》，这本书也许可能大概应该会在2018年重版，新版删掉了最后一节《后记或者下一个故事的开始》，因为中国娃娃的故事，真的结束了。还没有回来写作的2014年年尾，杨克突然邀请我去一个论坛，同场的嘉宾是邓一光和台湾的郭强生，我完全忘记了那个论坛的主题，要不是后来看会场图片，背景板上写着《文学与阅读》，论坛的公号推通告的时候还错配了张悦然的照片。那是我第一次出去见人，不写了的第十四年，我在深圳地铁看到一张掉在地上的五块钱，过了五个站都没有人捡，有人说哪有人穿着帽衫去开会的。我当然是不说话，几乎什么都不说，整场会头都低到地底。直到邓一光说，你有过一个《中国娃娃》。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我忘了我还写过《中国娃娃》，我的头都没有抬起来。邓一光说，我当然记得它，它很重要。我后来写信给邓一光，没有说一个字关于我自己的写作，倒是提及李修文，邓一光说哪怕李修文今后一个字也不再写，我仍然认为他属于文学。就这一句话，也让我哭出来的。
　　傅小平：因为这句话说到你心坎里了。不过李修文写了，不是小说，而是散文，还出了集子《山河袈裟》，确是仍然“属于文学”的。《中国娃娃》当然也仍然是属于文学的。
　　周洁茹：所以，我尝试重版《中国娃娃》，找了中国所有的少儿社，甚至《中国娃娃》的出版社社长俞晓群。俞晓群的记性超级好到马上就能说出来《中国娃娃》的出版年月总印数首发会在北京，责任编辑是周琳。可是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重版它，它真的过时了吧，人间的十四五年，我不知道。豆瓣上还有一些《中国娃娃》的长短评，我看了很多遍。有说根本不合适小孩读的，有说根本就不是一个童话的，有说很可爱啊，有说真的就是一个小孩的旅行、成长的故事。有一位叫做豆立方的读者给了它全五分。豆立方这个名字当然不是真的，但是他的句子都是真的。“小学四年级时看完这本还埋怨作者写的是什么结局啊，后来长大了才有点明白。最近看到井上雄彦回答青春就是不完美时才更懂得长大的代价，虽然有点不太符合，不过过程都是消逝，时间消逝了许多东西，损耗了初心。因为今天看完了《小王子》，所以又想起这本《中国娃娃》，好像总是有某件东西的丢失才意味着与童年告别一样，是这样吧。”所以，第二年我回来写作。写新书的同时，我一直没有把它放下，重版《中国娃娃》成为了我长久的盼望。可是编辑们的冷淡也超出了我的想像，世界不同了，都是根本不喜欢出版的人在做出版。
　　傅小平：没去找原来的编辑？说不定找到她了，就会再版了。
　　周洁茹：我一直在找周琳，当然是找不到了。她送过一个手绣的包包给我，她请我吃了谭家菜，她还给我讲了那个故事《到巴拿马去》，那个故事让我在十年以后写出来了《后来的房子》。我在朋友圈贴过我们唯一的一张合影，我还说那年圣诞节，《中国娃娃》新书会，也是我爸爸的生日，我们在一间韩国店吃晚饭，她问他们可不可以做一份中国的长寿面，店里做了，好大一碗，还有蛋糕，所有的服务员都跑过来唱生日歌，我爸爸说那是他吃过的最好吃的面条。真的好感谢她，美好的姑娘。想起来都是很多爱与喜悦。我没有说出来的是，后来我们去逛北京的大马路了。她说美国还好吧，我说还好吧。她说我们去三里屯喝醉吧，我说好吧。然后我们一起坐在马路牙子，半夜三更，我们俩翻遍了我们的手机，一个男生都叫不出来。然后我们打了一个车，司机不知道为什么说起东北人的坏话，她终于发了火，比我们体积还大三倍的司机立即闭了嘴。我没有找到她。《后来的房子》收入王芫主编的英文短篇合集《陌生人》的时候，我们完成了一个关于英文写作的对话，我当然谈及了我为什么要写《后来的房子》。那位编辑为《中国娃娃》找了一个非常可爱的插画师，那些画都棒极了，真的就是画了一个流浪的中国的娃娃。然后在2002年书出版的时候，我又回了一次中国北京，去配合《中国娃娃》的首发会，他们为书做了一个小动画，并且做了一些网络的推广和尝试。我才见到了我的编辑，一个娇小但是内心强大的女孩。她给我讲了乔纳希的这个故事。我记得这个场景是因为她讲完了故事以后哭了，我没有。接下来的十三年，我再也没有写作。在我重新开始写作《后来的房子》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了她和那个故事，我就把这一段写了下来，写完了以后，我终于也哭了。我想我到了那个时候，才真正理解了乔纳希的故事。流浪的意义，艰难的寻找，以及最终的回归。我一直没有《中国娃娃》的编辑的消息，我找过她，找不到。夏天，我为了我随笔新书的首发会去北京，因为与第二场的会相隔了三天，我尝试使用这个期间与北京一个美术村庄里面的书店合作，做多一个谈话会。书店的店主说，嘿，我知道你，你十四五年前有过一本书《中国娃娃》。我太惊讶了，几乎没有人再记得这本书，我自己都要把它忘记了。店主说，我太太就是《中国娃娃》的插画作者。我几乎哭出来。我从来没有见过《中国娃娃》的插画作者，我只有她的一个名字，但我终于得到了一个信息，这个女孩最后嫁给了一个书店的店主，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一切就是一个童话。我仍然没有《中国娃娃》的编辑的消息，但是我相信她也得到了她想要的生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角落。 　　傅小平：這么说，你告别一个阶段的写作，应该说是在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2001年，而不是告别旧世纪的2000年？
　　周洁茹：2000年之后，漫长的十八年，不知从何说起。我的告别之作可能是发表在《大家》的小说《我们》，而且只有上半部分，下半部分在2008年的《青年文学》，那一年我回到中国。我在2015年的创作谈《对于写作我还能做点什么》里提及了这批小说。我是这么写的，美国搬去香港来来往往的间隙，我写了几个短小说，它们全部悄悄地发表了，没有人注意到，就像我最后悄悄地停在了香港。这些小说中只有张悦然为《鲤》约稿的小说《四个》得到了一个句子——她的孤独是平静的，是自己可以观望甚至欣赏的，是潮水退去后安宁的瞬间。如果我要反对所有的评语，我就真的太忙了，我只好接受我的潮水退去后的安宁。这个时期我最突破的小说是《你们》（《钟山》2008年6期），我第一个可能也是唯一一个你是主角的小说。但是我自己最喜欢的还是一个叫做《幸福》（《山花》2008年5期）的小说，小说里的女人们反复地寻找幸福，就如同我二十岁时候的那个小说《花》，女孩子们反复地追问，你疼吗。我努力了。一个八年不写一个字的女人，在美国往返中国的缝隙里，努力写了一点小说，本身就是一个小说。这批小说里还有两个小说是我自己很满意的，一个是发表在《天涯》的小说《花园》，另一个是发表在《人民文学》的小说《201》，尤其《201》，收入选本，并且做了一道中考语文阅读理解题。
　　傅小平：写了发了，重新引起关注了吗？按如今生活的加速度，要不是连续写作，中断了些时间，就算是偶尔还发上几篇，都没什么人注意了。文坛跟着生活日新月异啊，新人也不断涌现。所以已经成名的作家也是不断写啊写，把自己写进文学史了，还在写啊写，像是内心在说，要让人记住啊，不能被忘了啊。
　　周洁茹：但是世界确实是变了，别说是八年九年，就是隔了几天几个星期，什么都变化了。直接的说法是，我已经32岁，我要拼实力，如果你不够头条，你就没有头条，所以我为《我们》写的创作谈《过去了的》没有跟上同期小说，另外发到了《香港文学》。我与一切中断联系的期间，只保留了《香港文学》，我不写作了以后，还是为《香港文学》完成了一个类型写作，接龙小说的龙头，2000年的《闷烧》和2001年的《古代》，合作的海外女作家有陈谦，滴多和施雨。不创作的创作谈《八月》《十年》《写作的愿望》和《自己的对话》，也都是发在了《香港文学》，一年一篇。我相信这都是命运。

说我语言不好，就好像说我不漂亮，我一定非常愤怒

　　傅小平：你开启从东方到西方的旅程后，在美国一停歇就是八年，远离写作的那段生活，恐怕也只在最初的《我们》，也是最后的《岛上蔷薇》里，部分得到呈现了。你出这部长篇时，还想过取名《从这里到那里》，对吧？反正从“从这里到那里”，曾经的“我们”，那些有着各自故事的女人们，在迁徙的路上，最终慢慢走散了，剩下的只是“我”。难道这只是唱给女人和女人之间友谊的一曲“挽歌”？我想，不止如此。
　　周洁茹：对，既然是寻找，就不会有终点。我之前也说过，就是死亡都不是一个终止。友情也是一种爱，并不比男女的情爱缺少点什么，女性之间的爱，很多时候又是会超越男女的爱的。所有的爱都不会终止。冯唐说过用文字打败时间，这不是好笑吗，外星人都打败不了时间，唯一可以打败时间的，当然只有爱。
　　傅小平：我知道《岛上蔷薇》里的篇目，有的曾以散文形式出现在《请把我留在这时光里》。这看似有点超乎常理，但在你身上又是合情合理。理由是，因为你就在你的作品里。就像《记有意义的一天》，如果不去追究故事的真实性，完全可以把它当成散文来读的。况且，虚构与非虚构，有时谁说得清哪个更真实呢。当然，你还是可以说，散文与小说有什么不同，它们之间是怎么切换的？
　　周洁茹：我写作的时候还是很明确的，小说是小说，散文是散文。给读者造成一个切换的视角，会不会是因为我的语言，用散文化的语言写小说，用小说化的语言写散文，幸好我不会写评论，用散文化或者小说化的语言写评论一定会成为评论界的耻辱。我见过用小说的方式来写人物专访的，造成的效果是这个人物自己都认不出来是自己，还真的可以再在纯文学刊物上当作小说再发表一次。
　　傅小平：反正，你现在似乎写散文多了一点，所以回归写作，先是出版散文集《请把我留在时光里》《我当我是去流浪》，再后来还出了《一个人的朋友圈，全世界的动物园》。如果是对比你以前主要写的小说，这也算是你的一个显著变化吧？但你在一些方面是保持了不变的，我是说你没有跟着潮流不断变换写作路数，与其说你追新求变，不如说你始终如一，追求内心的自由，表达的自由。
　　周洁茹：我的体重变化很大。地球真的是有引力的，整个我都下坠了。但我作品的方向肯定没有变化，我是知道我自己的。我出版了一个写作加州香港两地女性生活的长篇小说《岛上蔷薇》，对女性的自我主张有新的诠释，另外我在香港出版了小说集《香港公园》，在中国内地出版了同样香港主题的小说集《到香港去》，女性，婚姻，家庭及事业，仍然是我主要的思考及写作方向。有人跟我讲你可千万别成为一个乡土作家啊，我说我倒是想啊。从来没有写过乡土的人，到了晚年就会去写？从来没有写过底层的人，快要穷死了就写得出来？我想说的只是，如果我一直都是一个城市文学作家，那我一定是会写到底的，这也是我对我自己生活信念的遵守。我好像在一篇配合小说《失败小说》谈的创作谈里说过，你有什么样的生活，你就会去选择写什么。但你从我现在多写了散文，来探究我作品的变化，这是不科学的，就好像我看到一个评论家的小说综述，开篇第一段用来数作家们发表小说的数量，非常令我惊异。
　　傅小平：我感到惊异的是，你都定居香港了，却开始了“到哪里去”的漫漫长路。你写过《到香港去》《到直岛去》《到广州去》，我没读过，但我读了《到深圳去》，觉得挺好。不只是故事好，文字好，还因为在小说里看不到终点，看完了意犹未尽，觉得说是“到哪里去”，其实就是一直“在路上”。看到有评论说，你写这个系列是因为“生活在别处”，但我确实觉得你就像你自己说的“你在寻找你的方向”。当然，也可能你不只是找你的方向，你也在寻找“寻找”本身。 　　周洁茹：《到深圳去》外还有一篇《来回》，也是我这批小说中最重要的一个小说。我所有写与父母关系的小说都是我最重要的小说，这是不容置疑的。我不是去哪里，不是在路上，而是来来回回。现在在答这个问题的同时，我的父亲正在医院里做一个胸外科手术，已经五个小时了，我母亲也站在手术室外等了五个小时。整整一天，我都坐立不安，心乱如麻。我在回答一个你为什么要从美国搬到香港的问题时说过，我是中国的第一代独生子女，我父母唯一的孩子。父母年老，我需要离他们距离更近一些，情感上是这样。我父母现在住在一个高级的养老院，而中国更多的老人是连养老的资本都没有的。生活上他们有人照顾，情感上是缺乏的，我能做到的只是离他们近一点点。中国人讲的，父母在，不远游，如果去到远方，要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我从小接受到的传统教育让我被这些中国情感折磨，我的不安及愧疚很深，即使是一百年的国外生活都不会改变这一点。如今我父亲在做手术，手术前我都觉得是一个很小的手术，不需要担心什么。三个小时以后我才开始在网上到处查，那是个什么问题，症状是什么，手术的必不必要，我一边查一边责备我自己，我对我父母的不关心和不重视，我如此懦弱，麻木不仁，我把本应该我要面对的问题推给他们自己，我连面对问题的勇气都没有。我父亲手术前有些后悔，但他还是去做了，他比我勇敢。我连一个电话都没有打给他，我只在家庭群里发了一个微信，说，加油！也不顾及他有没有看到。我真的挺鄙视我自己的，这是最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也常常说陪伴，却从来没有做到。我真是连说陪伴的资格都没有。这些情绪我都放在我的小说里，写与父母关系的小说，就是用来剖开我自己，血淋淋的。现在已经五个半小时了，我的父亲仍在手术室里，我的母亲都比我坚强，她说没事的，做好你自己的事。我们与我们的父辈，永远都还有好大一段距离。
　　傅小平：不管怎样，你能为离父母距离更近一些回到中国，也说明你与父辈之间的距离近了。
　　周洁茹：2008年，我回到中国。2009年，我彻底搬到了香港。2012年年尾，我成为香港作联的会刊《香港作家》的副总编辑，当时的总编辑是周蜜蜜，也因为这个工作，我第一次去到了《香港文学》位于华兰路的编辑部。2013年年尾，我辞去了《香港作家》的一切编务工作，这个时候，距离我上次的结束已有五年，也就是说，2008年-2013年，除了几篇零碎的不创作谈，我又没有写作，小说或者散文，我一个字没写。
　　傅小平：噢，你回国后也有这么长时间没写作啊？该不会是受了编辑事务的影响吧？是怎么重新开始写的？
　　周洁茹：2013年我生日的这一天，发生了一件事，也可以说，这件事改变了我后来的写作。这一天，我去了新浪微博，我从来不去，大概也是因为是生日，我去了从来不去的新浪微博，看到《收获》的编辑叶开用公号赞扬一位女作家盛可以，现在想想，他也许是对的，一个刊物对于自己的作家，当然是要赞扬的。但是我提出了异议，我说赞私人要用私人号赞，不要用公号，谄媚又难看。我的感觉是我也曾是《收获》的作者，这位编辑应该不会做出在公共平台大骂“你脑子有病，你语言不行，你老了”这种话，我没有想到的是，他做了，连续三天两夜，我都傻了。
　　傅小平：这个我不好评断。我看一开始就一点小争执，慢慢有点走样了。
　　周洁茹：我对我自己比较佩服的一点就是，我就当做这是一个生日礼物，收下了。过了这个生日，我36岁了，的确老了，至于语言行不行，《收获》的主编也是我当年的编辑程永新说了一句，你语言行不行他一个人说了不算。我连夜写了小说《到香港去》，连夜投给了《上海文学》。接下来的情况就很清楚了。两年后我复出写作，直到2017年中，我因为去《香港文学》坐班又停了笔。这个两三年我写了30个短篇小说。按照我集龙珠的习惯，我把《芙蓉》《红岩》《红豆》《文学港》《野草》《西湖》《青年作家》《鸭绿江》甚至《创作与评论》集了一下。
　　傅小平：这不都变好事了嘛。要不然，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写作呢。不过你生气主要是人家说了你语言不行吧。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说你的语言，感觉说好或不好，都不足以定义，我只知道我读到的是小说的语言，就是很简单的文字，也有很独特的语感，无论它颠来倒去也好，重复跳跃也好，它都挺小说的。当然我也可以用一些形容词来说说，但没有谁比棉棉说得更好了，“奇特的虚无、不容置疑的纯洁和总是突如其来地被照亮了的那些文字”。所以，我能想象你一定是以你的语言骄傲的，有人说你的语言不行，你当然生气，也不屑。我就说说我的一点观感吧。你的语言和你的感觉，还有你的心灵，在我感觉里是一起涌现的，像是不需要通过转换，就那么自然而然地到了纸上了。
　　周洁茹：我的语言好不好，一个人说了不算。但是我要多谢你，你给了我更多的骄傲。是，我的语言是我的骄傲，如果有人说我的语言不好，就好像说我不漂亮一样，我不会不屑一顾，我一定非常愤怒，用另外一个水瓶女巫昂的话来说，我是要拼命的。我不知道切換是什么，所有的句子都脱口而出，我也从来不修改，有时候为了防止自己修改，我会把刚刚写完的稿子马上寄出，不给自己留一点机会。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的小说是越改越不自然的，如果只是把句号改逗号，逗号改句号，那就不要改了。不自信的作家才改来改去。当然你也可以这么说，无礼傲慢的作家从来不修改。什么句子都可以说成两种，我只相信脱口而出的句子。

我觉得非常孤独。我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非常孤独

　　傅小平：所以，在认为你语言好的前提下，说你结构没那么好，你该是乐于接受的。但我又分明觉得，你作品的结构，同样不是用一个框架就框定的，因为当我说，你作品外在的结构没那么好的时候，同时又不得不说，那种内在的，感觉的，情绪的结构，又确乎是有些好的，而且是很多作家难以做到的好。我实在要说不好，我只能提一个疑惑，有时读到后半部分，为什么会感觉缺了点什么呢。 　　周洁茹：我自己要是知道缺了点什么，我就不这么缺着写了吧。人都是看不到自己的，镜子里的自己也是倒错过来的。但我至少知道我自己的一个缺点，就是我控制自己情绪的能力很弱，如果你说我语言不好，我肯定是要发火的，你说我结构不好，我的火可能更大。如果写作也是搭房子，不是看起来搭得越大就越好，我考虑的是一个房子抵抗各种压力的能力，地震，海啸，甚至龙卷风，土壤也很重要，很多土壤是不足够支撑一幢房子的，而且土壤一直在变化，土地不仅仅是土地，土地里面还有石头和水，水永远在动。什么样的土地配得起什么样的房子，最先倒下来的都是漂亮的大房子。
　　傅小平：这个比方，打得很好，我都不能不喝个彩了。反正吧，要单说你写的长篇，我只能说你写下的每一个章节，都是一座岛屿，一座座水汽氤氲的岛屿，连成了一个生气勃勃的整体。一个个看似独立分散的章节，连成了有内在节奏感的长篇。你写了《岛上蔷薇》，知道了“蔷薇是什么花”，又正好生活在了香港岛上，可没怎么听你说紫荆花啊，说说岛上的生活吧。
　　周洁茹：岛上？要不是说出来，我并没有意识到我在一个岛上。如果我的观察就是这一个岛，我不就是个写旅游书的了吗？如果我要找一个话題点，岛与岛屿，我也真的可以去写人物周刊了。作为一个水瓶星座，我们的计数单位都是很大的，比如这一个地球，那一个月球，另外那些火星金星海王星。我似乎有过一次出离，一个梦境，只能讲是一个梦境：直接飞升到了地球外面，我看到的地球并不是圆的，也不是蓝的，这很让我吃惊，我又不是没学过科学，我看到的并不是我看到的，在那个梦境里，有一点是肯定的，地球非常小，非常非常地小。如果一定要给当时的我一个感受，实际上我没有任何感受，我都没有意识到我是一个人类。我觉得，非常孤独。我在这个地球上的生活，非常孤独。
　　傅小平：难怪你说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梦到飞船来接你。要放大到宇宙空间里，地球其实也就是一个小小的岛屿。既然说到岛上了，不如再说说鱼吧。你以前很是写过一些以“鱼”为题的创作谈的，什么《头朝下游泳的鱼》《一天到晚散步的鱼》《活在沼泽里的鱼》，要现在再写一篇，会是什么样的鱼？
　　周洁茹：《水煮鱼》。我现在很爱吃水煮鱼，湘菜馆，川菜馆，就是在茶餐厅，有没有水煮鱼，我都会试图要一要。在美国生活的时候，我对辣菜的热爱也是疯狂的，开车一两个小时去到大四川或者小四川，一口红油吞下肚，眼泪都出来了。一个月一次的水煮鱼，成为了一整个月的念想。辣能够掩盖掉所有的味道，鱼腥气，河泥气，金属气，不干净的气。辣也是一种奇妙痛感，会叫人瞬间失忆，忘掉过往一切，只有痛，再多一口，更多痛，人有时候就是想要这一点小小的痛苦，还上了瘾，几天就得来一回。我自己也做水煮鱼，用的华人超市最平价的catfish，鱼骨少，煮起来方便，吃起来也方便，我小时候更喜欢吃带鱼而不是鲥鱼也是因为鱼骨的原因。搬到香港，就用龙利鱼，查了一下catfish，原来是鲶鱼的意思，这种鱼如果在中国，好像不是特别干净的鱼。我以前是不吃鱼的，我的一个朋友曾经请我在一条海口的船上吃饭，夕阳下面，他为我们要了烤鱼，那些鱼放在桌上，以一个僵硬的姿态。我没有吃，他也没有吃。这个朋友不喜欢说话，二十年后也是这样，他请我吃饭，这次是在北京，但是他自己不吃，他仍然不怎么说话，而且他也从来不点我朋友圈的赞，我问他为什么，他说你太漂亮了。我不觉得他的这个句子是在回答我的问题，但我觉得好像也没有错。
　　傅小平：也许是这样，也许不是这样，这我就不好评论了。你前面说到的那篇《海里的鱼》，该不会就写的这条鱼的故事吧？
　　周洁茹：我写过《海里的鱼》，我写，我看见有一条鱼从水盆里蹦出来了，我猜测它是海里的鱼，因为它不停地跳来跳去，并且惊人地直立起来，在地面上摆出了水里的姿态。淡水鱼如果蹦出来，只会软塌塌地趴在那儿，等待着有人捡它起来，重新扔进水里。海里的鱼跳来跳去，服务员和厨师都忙，没有人看它，它直立了一会儿，然后死了，这些都发生在一分钟内，一条鱼的死亡，迅速极了。我写《海里的鱼》时，还是一个正在努力往文联调动的机关公务员，我不知道调动会不会成功，我也不敢辞职，我在跪着死与站着死之间日夜徘徊，所以我这么写，我以前认为我是一条海鱼，可以游到海里去，后来我才知道我只是一条淡水鱼，我比谁都要软弱，如果他们笼络我，我就被笼络，如果他们招安我，我就被招安，总之，再在水里活几天总比跳来跳去跳了一身血死了的好。我是这么想的。我一直以为淡水鱼比海里的鱼软弱是因为鱼骨的原因，龙利鱼那样的鱼，一根脊骨，放入滚热辣油，按照百度百科的说法，久煮不散。可是作为淡水鱼的鲶鱼，也是一根鱼骨，斩成一段白肉售卖，好像与龙利鱼也没有什么不同，谁都没了鱼的样子。用鱼骨来区分鱼，肯定是不准确的，就好像我把人分成两种，一种是仅展示三天的，一种不是。
　　傅小平：就是这样。用各种各样的“鱼”做年度小结，也肯定是不那么准确的，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借这一条条游来游去的“鱼”，就好比是借我们谈到的这一个个问题，把你想说的话都说了。
　　周洁茹：因为你这些问题，用时髦的话来讲，我陷入了迷思。我竟然开始审视自己的前半生，如果我能够活到84岁。这是从来没有过的。之前的大半年我都没有写作，我在学习成为一个编辑，这个学习的过程会有多长，我的耐心和毅力足不足够我坚持下去，我现在还不知道。有个人说创作谈这种东西是作家为了给自己没写好的作品一个台阶下，好像也对。但我也很感激我写过的那些创作谈，我写过的一切，小说，随笔，其实我都忘了，有时候再看到都觉得陌生，完全认不出来。幸好我还有创作谈，也许我什么都会失去，但是我的创作谈，肯定是留下来了。我从1997年开始写创作谈，每年一篇，对自己一年的写作做一个整理和总结。这个习惯来自于我当时的工作，我在一个机关做公务员，写完单位的年度总结，顺手也把自己的总结写了。我的第一篇创作谈叫做《现在的状态1997》，去年我写了《现在的状态2017》，而这20年里的15年，我是没有写作的，但是我在没有写作的期间，却持续地写作了创作谈，我现在想一想都算是神奇。我肯定在那些创作谈里不断地重复和重复我对写与不写的纠结。
　　【责任编辑 黄利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