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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7月10日—11日，由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中华城市管理学会主办，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承办，北京市城市管理研究院协办，《城市管理与科技》杂志社等4家刊物学术支持的“第四届海峡两岸城市管理论坛”在福建师范大学举行。会议以“数字城市与未来治理”为主题。来自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山大学和电子科技大学等50多所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专家学者、师生代表150余人参会。
大会开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林建荣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秀丽，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涂荣，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和台湾地区中华城市管理学会会长庄睦雄分别致辞。林建荣书记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贺信。
王秀丽副主席和涂荣副校长分别介绍了福建省社科联和福建师范大学的情况。涂荣副校长着重指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一个历史悠久却又面貌全新的学院，历经专业和院系调整，形成了以管理学人才为主要培养方向，本、硕、博兼具的学科体系。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年获批开设城市管理专业，是福建省最早招收城市管理专业学生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城市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管理专业对于培养急需人才，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岸学者共聚福建师范大学，针对数字时代的城市管理进行研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数字时代城市管理面临的挑战，更好地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大会闭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宏忠主持。闭幕式上，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曾盛聪作了论坛总结报告，对论坛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论坛取得的积极成果将推进数字城市发展和美好城市建设。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广珠致闭幕词。会上邀请了9位专家做了主旨发言。
大会设立了六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数字城市与智慧应用”“韧性城市与风险应对”“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交通城市与区域发展”“文化城市与人才集聚”“台湾城市管理”展开研讨。
两岸专家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给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随着数字时代来临，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事务治理日益繁杂。与会学者虽然对数字治理的关注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数字技术是城市治理的创新工具和智慧应用工具，有利于推进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效果。
陆军教授关注城市大脑，认为城市大脑作为我国创新的智慧工具系统，将对我国城市的全周期管理、精细化管理、风险防控管理和数智化精准治理发挥重要的催化与驱动作用。他表示，城市大脑是城市智慧化高级发展阶段的指挥中枢系统，城市大脑凭借收集汇聚海量数据、分析识别问题、深入精准决策、全面实时全量管理等能力，最终形成全要素整合、全领域协同、全覆盖运行、全周期管理的综合特征，可以对智慧化新型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系统运行和运维服务进行全方位管控。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何继新教授关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虚拟集聚创新。他认为，社区公共服务虚拟集聚具有社区公共服务业态更新、资源比特化、数据风险激增、开源一逆向整合、载体空间泛在等特质。这一功能优势在于，通过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业集聚化，改造传统社区公共服务集群样态，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向全域化服务转型，培育社区公共服务消费新方式，从而形成供给成本压缩、需求体验增强、供需匹配高效等服務效应。未来需要继续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虚拟集聚创新体系，构建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防范其中的风险，创新资源整合集聚机制，培育社会资本力量参与其中。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项英辉教授关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水平评价。他从智慧化的视角，结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建立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智慧城轨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建立TOPSIS综合评价模型，用以信息化为依托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评价，助力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游海疆博士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胡国鹏博士关注数字政府研究状况。他们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未来城市的便捷化和现代化发展。当前，“数字政府”研究主要涉及数字技术治理、数据共享治理、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务服务四个方面，将为未来城市政府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理论基础。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和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环节。与会学者从基层治理形态、行为逻辑和未来发展等方面，为城市基层治理积极建言。
孙涛教授提出，城市基层治理要关照到经济、公平和生态目标，要统筹考虑未来应形成何种模式的城市（群）体系，需构建何种城乡关系，街区服务的均等、可及，以及当下的社区发展与治理模式是否可持续等。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涉及面向社区的治理、街区服务和城区更新三个维度。社区结构可以描绘为一张纵横交织、开放互动的社会信息网络，不同社会维度的多个节点相互影响，共同塑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格局。但是，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结构异质性。街区服务要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擅长的治理能力转换，寻求街区服务“交易成本”动态平衡（发现价格）。城区更新则要以“乐智城市”为愿景，以“安居、乐业和可持续、有保障”为目标。新型城市治理呼唤生活、生产、生态邻里和城市公共服务整合。 杨宏山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街道办事处“有限资源、无限责任”。二是居民的权利意识增强，来电投诉量持续增长。三是物业服务的矛盾纠纷凸显。四是居住小区议事能力不足，对行政资源依赖性强。基于此，他提出“赋权与整合”的城市社区治理思路，即进行包括街道赋权和社区赋权在内的双重赋权，以及包括条块整合和社区整合的整合共治。
韩志明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是一种悬浮治理形态，人、财、资源和权力都在上面，通过高频率的请示和报告机制运作，具有专业化、系统化和远距离优势，但存在高昂的上下运转成本弊端。他提出“下移”的主张，认为治理重心、资源和权责等要下到基层来。具体而言，可以采用“干部社区报到+吹哨报到”机制，实现便利有效简洁治理，塑造“下移”的治理形态。“悬浮加下移”有利于向上集中与向下转移、长线治理与短线治理相结合，保证权力主导与问题主导各安其位，回应了上下分层的科层体制如何才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大理论问题。
张翔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是通过“行政共同体”形态进行的。“行政共同体”形态包括城市内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附关系”和城市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包含关系”。基于属地联责和底线治理的原则，“行政共同体治理”逆向倒逼城市各级政府在基本面代表辖区整体民意，在城市政府内形成一个治理资源灵活调配的政治系统，有利于促进城市基层治理。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大城市成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全世界的城市应急治理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本次与会学者围绕着城市应急治理的挑战、成功经验和多主体促进等方面进行了研讨。赖世刚教授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应急治理带来的挑战。他认为，随着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各种观点和试探l生对策迅速蔓延。新冠疫情大流行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事件”，应该在城市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科学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明智的行动和决策来应对，保证城市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力与城市规模成比例匹配，并充分应对随之而来的可能疾病灾害。
纪晓岚教授总结了国内城市应急治理行之有效的作法，认为目前国内形成了四种有效的应急治理模式，即北京首都统一领导模式、青岛企业合作模式、重庆城乡融合模式和深圳先行示范区模式。他还对比了四种国外城市应急治理的成功模式，即国家—城市“一体化”的新加坡模式、“新兴都市圈”的首尔模式、“分级处理”的伦敦模式和“地方主导”的华盛顿—纽约模式，并对其启示意义进行了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孔锋副教授关注新发展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安全发展。他认为，城市综合灾害防御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理念背景下推动城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城市的物理防御能力、社会防御能力和人文防御能力提出诸多挑战，要站在共建城市安全共同体的高度，从各方面培育相匹配的城市重大灾害防御能力。这些防御能力具体包括：防御能力层级、城市安全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城市决策者的应急管理理念和安全管理建设，以及基层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等。
第四届海峡两岸城市管理论坛合影作者提供
上海海事大学王伯承教授建议，中国特大城市的大应急治理体系应由市应急委、市应急管理综合平台和多个专业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成，形成平战结合的大应急综合管理平台及信息化建设。在这一体系下，市级与区级相对分权分级处置，属地为主。在此基础上，完善应急管理单元建设，拓展基层应急管理单元，最终形成“大安全”理念主导下，社会、市场等力量参与的全社会协同的大应急格局。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工作系赵云亭博士关注城市应急治理中的志愿者主体。他认为，志愿者作为应急治理共同体的一股重要力量，促进其队伍建设和有序参与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他提出，我国应依托政府部门，推进形成适合国情的应急志愿服务发展体系。具体包括：形成制度化、组织化、常态化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规，保障应急志愿者合法权益健全管理制度，实现应急志愿者的精准调度和有序参与;建立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和培训机制，提升应急志愿者的应急能力和水平;完善资金筹措与投入机制，保障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经费来源等。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晶博士关注城市中的健康发展。她认为，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一个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折射。城市发展要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战略地位，坚持健康优先、健康驱动、健康促进，构建健康共同体。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有极为复杂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城市治理，分享城市治理的经验和建议。
叶林教授提出，要多维度促进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华东理工大学王余博士等从“新基建”角度分析城市治理，认为“新基建”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产业逻辑和治理逻辑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在社区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如何使得各方协商一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素芬副教授和王骁同学同样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分析城市治理，关注道路拆迁对城市治理的影响。他们认为，拆迁问题是政府与公众的利益交汇点，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领域，要建立权利保障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征迁管理信息化、创新多元模式治理。 王德起教授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分析城市治理，认为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城市管理学科发展。城市管理是一个理文工农矿交叉和知行合一的学科，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规范性。城市要实施人才的供给侧管理，培养具备人文素质、技术技能、生产消费基础理论、综合决策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大城市的管理高级专门人才，不但要精管理和掌握硬技术，而且要通政策和懂经济。北京城市学院城乡规划与管理教研室主任黄艳超副教授认为，城市管理者要积极探索数字城市管理人才的有效培养方式，从岗位需求、能力需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等多个方面研究相关人才培养的模式，并依托多专业协同和实习实践平台建设，探索数字城市管理人才培养路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田艳平教授等从城市融入角度分析城市治理。他们的研究有几个重要发现：一是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大，其城市融入程度越低。二是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类型产生影响，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越容易生成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整合型社会资本”，而在小城市的农民工则容易形成“跨越型社会资本”。三是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受城市规模影响更大，在大城市中会更加依赖于“整合型社会资本”。他们因而提出，在新型城市治理中，中小城市应该积极提升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大城市则应帮助农民工提升自身禀赋及破除户籍制度带来的歧视，让农民工和当地居民能够平等的工作、生活，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赵超副教授从空间维度分析城市治理。他认为，国土空间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载体，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国土空间治理承担着发展驱动和搭建平台的重要作用。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的资源配置，要从土地单一要素走向自然资源全要素，优化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治理模式，深化土地供给侧改革，探索“存增有别”的管理体系。重庆工商大学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谭灵芝教授等从空间视角探讨我国省际商服用地区域差异，并利用地理探测器从空间视角分析差异变化驱动因素。他们的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一是传统Markov链分析结果说明，我国省际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但也存在省际商服用地利用强度逐步强化的态势。空间Markov链分析结果则发现，存在相邻关系的省际间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存在较强溢出性。二是2005年至2018年，我国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存在显著的全域正相关关系，其中热点地区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冷点地区多集在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全域商服用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主要呈南北跨度，东西变动较为平缓。三是城市化率、常住人口总数和人均GDP等对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具有一致性。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刘素芬副教授等将城市公共空间分为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层次。他们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改造要以公共空间三大层次为横坐标，以这三大层次公共空间存在的核心问题为纵坐标，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打造“合理的地理空间、有序的政治空间、和谐的社会空间”，不断提高居民居住的舒适性、诉求表达的畅通性、邻里关系的和谐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费久浩副教授从政策参与角度分析城市治理，认为吸纳非官方参与者进入政策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已经在实践和制度两个层面形成专家参与和公众参与雙重展开的主体格局。这一脉络蕴含着我国决策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吸纳非官方参与者的三重逻辑：在发展层面致力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秩序层面强调政策参与的可控性和扩大性相统一;在认知层面注重以专业性知识和常民性知识的融合，以有效解决政策难题。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陈科霖副研究员等从全周期管理维度分析城市治理。他们认为，全周期管理融合党的全面领导、系统观念、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全过程治理等丰富意涵，有助于解决我国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强调政党统合、全域协同、整体主义、全过程治理的新模式。
总之，本次论坛紧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议题，探讨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热点前沿问题，加强了两岸城市管理学者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城市管理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促进城市更新和花园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责任编辑：陈希文）
大会开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党委书记林建荣主持。福建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党组成员、副主席王秀丽，福建师范大学副校长涂荣，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南开大学周恩来政府管理学院院长孙涛和台湾地区中华城市管理学会会长庄睦雄分别致辞。林建荣书记在开幕式上宣读了北京市城市管理委员会的贺信。
王秀丽副主席和涂荣副校长分别介绍了福建省社科联和福建师范大学的情况。涂荣副校长着重指出，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是一个历史悠久却又面貌全新的学院，历经专业和院系调整，形成了以管理学人才为主要培养方向，本、硕、博兼具的学科体系。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11年获批开设城市管理专业，是福建省最早招收城市管理专业学生的高校，培养了一大批城市管理方面的专业人才。城市是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产生活的重要载体，是现代文明的标志。城市管理专业对于培养急需人才，规划好、建设好、管理好城市，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两岸学者共聚福建师范大学，针对数字时代的城市管理进行研讨，有利于更好地认识数字时代城市管理面临的挑战，更好地为城市健康、可持续发展建言献策。
大会闭幕式由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宏忠主持。闭幕式上，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曾盛聪作了论坛总结报告，对论坛给予了充分肯定，表示论坛取得的积极成果将推进数字城市发展和美好城市建设。中国区域科学协会城市管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刘广珠致闭幕词。会上邀请了9位专家做了主旨发言。
大会设立了六个平行论坛，分别围绕“数字城市与智慧应用”“韧性城市与风险应对”“生态城市与可持续发展”“交通城市与区域发展”“文化城市与人才集聚”“台湾城市管理”展开研讨。
两岸专家学者从以下四个方面给大家呈现了一场精彩的学术盛宴。
一、数字时代的城市大脑和基层治理
随着数字时代来临，中国城市治理面临着新的挑战，城市运行管理和公共事务治理日益繁杂。与会学者虽然对数字治理的关注点不同，但都一致认为，数字技术是城市治理的创新工具和智慧应用工具，有利于推进城市治理，提高城市治理效果。
陆军教授关注城市大脑，认为城市大脑作为我国创新的智慧工具系统，将对我国城市的全周期管理、精细化管理、风险防控管理和数智化精准治理发挥重要的催化与驱动作用。他表示，城市大脑是城市智慧化高级发展阶段的指挥中枢系统，城市大脑凭借收集汇聚海量数据、分析识别问题、深入精准决策、全面实时全量管理等能力，最终形成全要素整合、全领域协同、全覆盖运行、全周期管理的综合特征，可以对智慧化新型城市的规划设计、建设管理、系统运行和运维服务进行全方位管控。
天津城建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何继新教授关注城市社区公共服务的虚拟集聚创新。他认为，社区公共服务虚拟集聚具有社区公共服务业态更新、资源比特化、数据风险激增、开源一逆向整合、载体空间泛在等特质。这一功能优势在于，通过促进社区生活服务业集聚化，改造传统社区公共服务集群样态，推动社区公共服务向全域化服务转型，培育社区公共服务消费新方式，从而形成供给成本压缩、需求体验增强、供需匹配高效等服務效应。未来需要继续完善社区公共服务虚拟集聚创新体系，构建发展的协同创新机制，有效防范其中的风险，创新资源整合集聚机制，培育社会资本力量参与其中。
沈阳建筑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项英辉教授关注智慧城市轨道交通发展水平评价。他从智慧化的视角，结合中国城市轨道交通协会发布的《中国城市轨道交通智慧城轨发展纲要》，建立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和25个二级指标在内的、比较完整的智慧城轨发展水平评价体系，运用熵权法确定权重，建立TOPSIS综合评价模型，用以信息化为依托的城市轨道交通发展评价，助力城市治理和城市发展。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游海疆博士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胡国鹏博士关注数字政府研究状况。他们认为，“数字政府”建设有助于未来城市的便捷化和现代化发展。当前，“数字政府”研究主要涉及数字技术治理、数据共享治理、政府数字化转型和数字政务服务四个方面，将为未来城市政府建设提供明确的方向和理论基础。
二、城市治理的行为逻辑与未来发展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基层下移，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和五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推动社会治理重心下移、资源下沉。2021年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强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意见》指出，基层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基石，统筹推进乡镇（街道）和城乡社区治理，是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工程。城市社区治理是基层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当前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重要环节。与会学者从基层治理形态、行为逻辑和未来发展等方面，为城市基层治理积极建言。
孙涛教授提出，城市基层治理要关照到经济、公平和生态目标，要统筹考虑未来应形成何种模式的城市（群）体系，需构建何种城乡关系，街区服务的均等、可及，以及当下的社区发展与治理模式是否可持续等。中国城市基层治理涉及面向社区的治理、街区服务和城区更新三个维度。社区结构可以描绘为一张纵横交织、开放互动的社会信息网络，不同社会维度的多个节点相互影响，共同塑造大城市社区治理的格局。但是，社区治理同时存在结构异质性。街区服务要实现政府、市场、社会各自擅长的治理能力转换，寻求街区服务“交易成本”动态平衡（发现价格）。城区更新则要以“乐智城市”为愿景，以“安居、乐业和可持续、有保障”为目标。新型城市治理呼唤生活、生产、生态邻里和城市公共服务整合。 杨宏山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面临着四大挑战。一是街道办事处“有限资源、无限责任”。二是居民的权利意识增强，来电投诉量持续增长。三是物业服务的矛盾纠纷凸显。四是居住小区议事能力不足，对行政资源依赖性强。基于此，他提出“赋权与整合”的城市社区治理思路，即进行包括街道赋权和社区赋权在内的双重赋权，以及包括条块整合和社区整合的整合共治。
韩志明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是一种悬浮治理形态，人、财、资源和权力都在上面，通过高频率的请示和报告机制运作，具有专业化、系统化和远距离优势，但存在高昂的上下运转成本弊端。他提出“下移”的主张，认为治理重心、资源和权责等要下到基层来。具体而言，可以采用“干部社区报到+吹哨报到”机制，实现便利有效简洁治理，塑造“下移”的治理形态。“悬浮加下移”有利于向上集中与向下转移、长线治理与短线治理相结合，保证权力主导与问题主导各安其位，回应了上下分层的科层体制如何才能实现有效治理的重大理论问题。
张翔教授认为，城市基层治理是通过“行政共同体”形态进行的。“行政共同体”形态包括城市内下级政府对上级政府的“依附关系”和城市内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包含关系”。基于属地联责和底线治理的原则，“行政共同体治理”逆向倒逼城市各级政府在基本面代表辖区整体民意，在城市政府内形成一个治理资源灵活调配的政治系统，有利于促进城市基层治理。
三、应急治理面临的挑战和有效的应对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特大城市成为疫情爆发的重灾区，全世界的城市应急治理都面临着重大挑战。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建设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应急管理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发挥我国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积极推进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
本次与会学者围绕着城市应急治理的挑战、成功经验和多主体促进等方面进行了研讨。赖世刚教授关注新冠肺炎疫情给城市应急治理带来的挑战。他认为，随着2019年新冠病毒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各种观点和试探l生对策迅速蔓延。新冠疫情大流行是一个典型的“复杂事件”，应该在城市复杂性思维和复杂性科学的基础上，采取一些明智的行动和决策来应对，保证城市的医疗保健系统能力与城市规模成比例匹配，并充分应对随之而来的可能疾病灾害。
纪晓岚教授总结了国内城市应急治理行之有效的作法，认为目前国内形成了四种有效的应急治理模式，即北京首都统一领导模式、青岛企业合作模式、重庆城乡融合模式和深圳先行示范区模式。他还对比了四种国外城市应急治理的成功模式，即国家—城市“一体化”的新加坡模式、“新兴都市圈”的首尔模式、“分级处理”的伦敦模式和“地方主导”的华盛顿—纽约模式，并对其启示意义进行了分析。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清华大学应急管理研究基地孔锋副教授关注新发展阶段的城市高质量安全发展。他认为，城市综合灾害防御能力的提升是新发展理念背景下推动城市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保障。我国城镇化的高速发展，对城市的物理防御能力、社会防御能力和人文防御能力提出诸多挑战，要站在共建城市安全共同体的高度，从各方面培育相匹配的城市重大灾害防御能力。这些防御能力具体包括：防御能力层级、城市安全管理制度和绩效考核、城市决策者的应急管理理念和安全管理建设，以及基层社区灾害风险管理等。
上海海事大学王伯承教授建议，中国特大城市的大应急治理体系应由市应急委、市应急管理综合平台和多个专业应急救援指挥中心组成，形成平战结合的大应急综合管理平台及信息化建设。在这一体系下，市级与区级相对分权分级处置，属地为主。在此基础上，完善应急管理单元建设，拓展基层应急管理单元，最终形成“大安全”理念主导下，社会、市场等力量参与的全社会协同的大应急格局。
上海海洋大学社会工作系赵云亭博士关注城市应急治理中的志愿者主体。他认为，志愿者作为应急治理共同体的一股重要力量，促进其队伍建设和有序参与已成为各国政府关注的重要问题。他提出，我国应依托政府部门，推进形成适合国情的应急志愿服务发展体系。具体包括：形成制度化、组织化、常态化的应急志愿者队伍;建立健全相關法律法规，保障应急志愿者合法权益健全管理制度，实现应急志愿者的精准调度和有序参与;建立应急志愿服务组织和培训机制，提升应急志愿者的应急能力和水平;完善资金筹措与投入机制，保障应急志愿者队伍建设经费来源等。
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许晶博士关注城市中的健康发展。她认为，健康是全人类的共同追求，是一个城市治理能力现代化的综合折射。城市发展要坚持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战略地位，坚持健康优先、健康驱动、健康促进，构建健康共同体。
四、城市治理的多维度和人才培养的专业化
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有极为复杂的治理对象和治理内容。与会学者从不同视角解读城市治理，分享城市治理的经验和建议。
叶林教授提出，要多维度促进城市治理的科学化、精细化和智能化。
华东理工大学王余博士等从“新基建”角度分析城市治理，认为“新基建”是推动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引擎。然而产业逻辑和治理逻辑存在一定程度的张力，在社区新基建的大背景下，如何使得各方协商一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刘素芬副教授和王骁同学同样从基础设施建设角度分析城市治理，关注道路拆迁对城市治理的影响。他们认为，拆迁问题是政府与公众的利益交汇点，同时也是社会矛盾的高发领域，要建立权利保障机制、畅通信息沟通机制、提升征迁管理信息化、创新多元模式治理。 王德起教授从专业人才培养方面分析城市治理，认为专业人才的培养有利于促进城市管理学科发展。城市管理是一个理文工农矿交叉和知行合一的学科，既要有科学性，又要有规范性。城市要实施人才的供给侧管理，培养具备人文素质、技术技能、生产消费基础理论、综合决策和创新能力的人才。大城市的管理高级专门人才，不但要精管理和掌握硬技术，而且要通政策和懂经济。北京城市学院城乡规划与管理教研室主任黄艳超副教授认为，城市管理者要积极探索数字城市管理人才的有效培养方式，从岗位需求、能力需求、培养目标、知识体系、课程体系等多个方面研究相关人才培养的模式，并依托多专业协同和实习实践平台建设，探索数字城市管理人才培养路径。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田艳平教授等从城市融入角度分析城市治理。他们的研究有几个重要发现：一是农民工所在城市规模越大，其城市融入程度越低。二是城市规模对农民工社会资本类型产生影响，城市规模越大农民工越容易生成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整合型社会资本”，而在小城市的农民工则容易形成“跨越型社会资本”。三是低人力资本农民工受城市规模影响更大，在大城市中会更加依赖于“整合型社会资本”。他们因而提出，在新型城市治理中，中小城市应该积极提升对农民工的吸纳能力，大城市则应帮助农民工提升自身禀赋及破除户籍制度带来的歧视，让农民工和当地居民能够平等的工作、生活，并促进他们之间的交流。
中共广东省委党校赵超副教授从空间维度分析城市治理。他认为，国土空间作为人类发展的重要载体，直接或者间接地影响政府治理、市场治理和社会治理的结构和过程。国土空间治理承担着发展驱动和搭建平台的重要作用。构建城市新发展格局的资源配置，要从土地单一要素走向自然资源全要素，优化农业空间和城镇空间的治理模式，深化土地供给侧改革，探索“存增有别”的管理体系。重庆工商大学人口发展与政策研究中心谭灵芝教授等从空间视角探讨我国省际商服用地区域差异，并利用地理探测器从空间视角分析差异变化驱动因素。他们的研究有三个主要发现一是传统Markov链分析结果说明，我国省际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向上流动的概率较高，但也存在省际商服用地利用强度逐步强化的态势。空间Markov链分析结果则发现，存在相邻关系的省际间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存在较强溢出性。二是2005年至2018年，我国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存在显著的全域正相关关系，其中热点地区多集中在东部地区，冷点地区多集在中西部地区和部分中部地区。全域商服用地利用强度空间分布主要呈南北跨度，东西变动较为平缓。三是城市化率、常住人口总数和人均GDP等对商服用地利用强度具有一致性。福建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城市管理系主任刘素芬副教授等将城市公共空间分为地理空间、政治空间和社会空间三个层次。他们认为，城市公共空间改造要以公共空间三大层次为横坐标，以这三大层次公共空间存在的核心问题为纵坐标，坚持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打造“合理的地理空间、有序的政治空间、和谐的社会空间”，不断提高居民居住的舒适性、诉求表达的畅通性、邻里关系的和谐性。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费久浩副教授从政策参与角度分析城市治理，认为吸纳非官方参与者进入政策过程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决策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市治理已经在实践和制度两个层面形成专家参与和公众参与雙重展开的主体格局。这一脉络蕴含着我国决策体制改革过程中政府吸纳非官方参与者的三重逻辑：在发展层面致力于公共政策的科学性和民主性;在秩序层面强调政策参与的可控性和扩大性相统一;在认知层面注重以专业性知识和常民性知识的融合，以有效解决政策难题。
深圳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陈科霖副研究员等从全周期管理维度分析城市治理。他们认为，全周期管理融合党的全面领导、系统观念、以人民为中心，以及全过程治理等丰富意涵，有助于解决我国超大型城市治理现代化在治理主体、治理结构、治理过程，以及治理方法上存在的问题，是一种强调政党统合、全域协同、整体主义、全过程治理的新模式。
总之，本次论坛紧扣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时代议题，探讨数字时代城市治理的热点前沿问题，加强了两岸城市管理学者的学术交流，推动了新文科建设背景下城市管理专业的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提升城市管理水平，促进城市更新和花园城市建设等各方面的工作。
（责任编辑：陈希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