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绿豆生姜之后，大葱成为新的被过度炒作的农产品。炒作大葱是民间游资的一次投机逐利行动，更是缺少正当出口的一次无奈选择。
　　CPI增速趋缓，但农副产品价格却居高不下，扮演涨价主角的从往日的绿豆、大蒜、猪肉变成了大葱。目前，在北京上海等地，10元仅能买2根大葱。
　　在居民收入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背景下，大葱价格和成品油价格一起PK掉了美国。
　　公众一片哗然。在城乡收入福利差距巨大的今天，如果这次疯涨带来的暴利被广大农民分享，似乎也算一次另类反哺，权当城市居民为推动社会和谐作出的特殊贡献。
　　事实却非如此。葱价上涨有其客观成因。表面上看，北方天气持续寒冷带来山东等主产区意外减产，加上卖场储备不足，以至于由于供需矛盾凸显带来史上最贵葱价。
　　但类似原因也作用于其余农副产品，为何葱价却显得一枝独秀？
　　媒体调查发现，大葱价格暴涨，部分一级经销商大赚了一笔。普通的种植农户承包下几十亩至上百亩的土地，一些经销商在农户种下大葱后，就与他们谈好价格，承包下农户所有大葱的销售。一些经销商去年以2000元至3000元的价格承包下一亩大葱，现在最高涨到了18000元/亩。
　　仅仅3个月时间，一级经销市场的价格就翻了5倍，甚至有经销商从中赚取了1000万元，甚至出现少数经销商隐隐有囤积炒作的迹象。
　　加上公路三乱频现，物流成本高昂，流通环节过多进一步导致大葱价格上涨。
　　显然，广大农民兄弟很难获得实惠，在生产资料价格持续上扬的情况下，会不会重演葱贵伤农的悲剧尚未可知——两桶油上调成品油价格之前，温总理代表国务院决定因此对农民进行补贴可视为一个提前的预警。
　　因此，可以初步判断，推动葱价暴涨的罪魁是一个熟悉身影——民间游资。是继炒房、炒绿豆、炒大蒜之后的一次集体发力。
　　盲目谴责民营奸商黑心显然有失偏颇。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民营资本逐渐积聚成一个庞大数字，仅浙江沉淀的民间资本就破万亿。但长期以来，这些资金既游离于货币政策监管的视野之外，又难以进入法定金融信贷的渠道，导致市场投机炒作现象频现，非法高利贷等坑害公众利益现象屡禁不止。
　　这充分暴露出当前民间金融监管制度的缺失和水平的低下。
　　目前，随着货币从紧政策的执行，中小企业又遇到空前的融资难，而解决的主渠道又集中到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在实际操作中无疑遭遇重重关卡。
　　炒作大葱是民间游资的一次投机逐利行动，更是缺少正当出口的一次无奈选择。
　　今年两会，完善对民间金融的监管制度，尤其是将监管从单一的行政化驶入法治化轨道已成不少代表委员的共同呼声。比如等待了18年的《民间信贷法》该迎来破冰之旅了。
　　与其让民间资本总是扮演炒作大葱的害群之马，不如让其依法扮演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排头兵。
　　实际上，大葱不过是诸多农产品悲剧的小角色。每一轮的农产品暴涨暴跌周期，得益的永远只是少部分投机者，农民从来都是最受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