拱北海关是全国第二大陆路口岸，其得天独厚的地缘优势每年都吸纳数千万海内外旅客，仅今年上半年出入境人数就达到四千五百万人次。而在川流不息的过境旅客当中，总夹杂著一些手提肩背大包小包或以手推车携带大量物品通关的“水客”，不时挤碰到其它的过关遊客，更有甚者竟从通道栏杆翻过去以便往前面插队，不顾形象之余，无疑亦增添了拥挤程度，影响了通关的秩序。因此，提及这一类“水客”，不少关员和同在等候过关的人们都颇有微词。值得反思的是，这个群体背后潛藏的社会问题更值得去问责。
　　首先，关於“水客”影响通关畅顺的问题。拱北口岸原设计通关能力为每天十五万人次，现时一般节假日通关已达二十万人次，高峰期更是高达三十万人次，排队苦等一个小时的情況可想而知。因此，把通关速度慢怪在“水客”身上並非冤枉。“水客”是何许人也？一般都是40—60岁的中老年妇女、失业工人及一些缺乏文化和技能的人士，以澳门人为主，通过每天频繁出入境的方式，将港澳地区与内地之间有差价的物品或正常管道入境需征税的物品带入珠海，靠这种“跑腿”的方式从两地物价差额中获取报酬。据了解，“水客”过关一次一般均可取得十余元的跑腿费。
　　排队时笔者和同在等候通关的旅客交流了一下。叶先生是广州人，第一次去澳门，等了45分钟前面还排有十多个人，他感慨地说：“去香港方便多了，从罗湖过去（香港），从来没有等超过半个小时。”深圳罗湖口岸，是中国目前客流量最大的旅客出入境陆路口岸，每年从深圳出入境旅客达1亿人次以上，日流量高达40万人次，香港关闸的“水客”亦並不在少数，卻鲜有听到嫌通关时间太慢的怨声。原因说到底也就一句话，通关时间快慢得看关闸的系统设备和人员调配。拱北口岸人流量大但窗口少，通关人数几乎超过口岸设计容量的2倍。试问，人流量如此的大，但人手不足、信道又少，速度能快到哪里去？“水客”影响之说也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借口而已。对此，还有一个问题至今令人费解。拱北口岸的通关压力如此之大，既然不具备罗湖口岸先进的旅客自助通关系统，何不变两地两检为两地一检以节省时间？澳门已回归多年，同属一个祖国，为何在珠海通过了检查到了澳门这边又设一道防线？通关的沉重压力就是源於这种设计的不合理。时下，粤澳正探讨廿四小时通关的问题，拱北口岸亦准备扩大东西两翼，增加三十多条通道，届时每天将增加三十多万人次的出入。珠澳两地不妨乘拱北口岸扩展之势，结合两地的人力资源，紧密合作两地一检，绝对可大大纾缓口岸通关的沉重压力。
　　其次，关於“水客”影响口岸形象的问题。的确，对於任何一个初到澳门的人，他最先接触到的並不会是澳门的人文风情、景点美食、赌场风云，而是这里的关闸服务。澳门以“博彩之都”“休閒娱乐胜地”“中西文化交融之地”的旅遊形象吸引著世界各地的遊客。这些美誉的背后是澳门多年来经济、文化各项发展所构筑出来的城市形象。一个科技先进、经济发达的国际化都会城市，卻有几千名职业“水客”就那样以其衣冠不整、挤拥插队的不雅形象频繁穿梭於关口两岸，每天上演著这样的走私戏码，更日益猖獗，甚至称得上是珠澳通关口岸的一道“另类风景线”。光鲜的外表，肮脏的内里，这不是一个莫大的讽刺？现时澳门正大力推行增资优教，重视文化教育，致力於提升文化软实力，塑造城市新形象，步向国际化。但这些“水客”身上所散播的市侩气、粗鲁和不文明，著实让澳门自打嘴巴，在家门口失礼於人。有见及此，不禁让人生疑：珠海澳门两个都是经济发达的城市，缘何衍生出这样一个群体？是什么原因致使社会默许了他们合法地成为社会经济的补充力量並纵容著他们日益猖獗的行径？是政府的监管不力吗？这一系列的问责，让澳门的形象在旅客的心中大打折扣。
　　在这个问题上，“水客”确是要负很大的责任，但说句实在话，“水客”自身难道很享受从事这个职业？有人发出过这样的质疑，“水客”大军日益猖獗，早已不限於养家糊口了，靠著这种蚂蚁搬家式的走私行当，他们轻轻松松就月入过万，所以才吸引著众多的人对这个行业趋之若鹜。事实上，在两地两检的通关检查以及两地政府打击“水客”的种种高压手段下，如此顶风走水，“水客”的收入不可能算是轻轻松松。而且内地在今年五月一日起实施了新法《刑法修正案(八)》，针对蚂蚁搬家的“水客”，首次明确规定偷逃税额较大或一年内因走私被给予两次行政处罚后又走私者，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並处税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处罚力度明显加大。但即使这样，只平靜了两个多月，“蚂蚁搬家”又再度活跃起来，问及他们为何在新法实施严惩之下仍铤而走险，只一句“为两餐无办法”足叫问者语噎。若然有更好的工作，他们还会否选择去挣这些风险钱？致使众多的中老年人奔波往返地投身“走水”行列，那么，又是什么原因导致这一群体以此等方式集体自救？
　　有人说，“水客”就像是澳门经济的风向标，经济好的时候，“水客”就较少，经济不好的时候，“水客”就较多。而根据澳门经济财政司表示，2010年，澳门经济保持了较快发展，旅遊业、会展业和博彩业均持续增长，全年经济实质增长率超过两成，公共财政继续盈余，金融保持稳健，失业率在3%以下。按道理，“水客”应该是日渐式微才是，奈何现实卻是，“水客”现象愈演愈烈，越来越多的人都参与到“走水”的行列中；除去这数千名职业“水客”，一些早晚往返珠澳的上班一族亦做起了“代购”的行当，逢寒暑假，不少学生也参与其中。这一现象显示出的是，繁华可媲美人间天堂的澳门虽然经济增长快速，但是财富分佈不均，居民的生活水平未能跟上整体，社会贫富悬殊呈扩大化趋势。
　　与其简单表面地说“水客”抹黑了澳门的形象，不如说“水客”暴露了澳门的社会弊病来得更贴切。有关制度不够完善健全，对於“水客”，政府不是不作为，从开展严打整治专项行动，到立法修法去打击“水客”的举措不绝於耳，但太多单打独斗，缺乏统一战线。客观来说，打击“水客”走私，若果仅仅靠海关一个部门在通关口岸严防死守，根本就是处於被动状态，而法制跟不上，则更是无法支持海关的进一步行动，查获了亦无可作为。纵然是新法，亦为“水客”提供了两条安全线地保障，日渐助就了“水客”的有恃无恐。当违规做事的人群壮大到某个程度，再多的监房也扣押不了失控的民意民心，法治瘫痪下的规章制度可能只能掛在高高的墙上。
　　一个城市的形象，一般而言，是城市给人的第一印象和感受。构成这种印象和感受的东西有很多，文化氛围、风土人情、旅遊景点、生活设施、市民行为、公职作风等等，甚至是一种方言、一份小吃、一套服饰，都是形成富有特色的城市形象的关键内容，都可能构成相关城市形象的长久印记。澳门要向更高层次发展，必须要正视、重视“水客”背后的问题，而不是单纯的把责任推卸在他们身上。要拿出实质性的举措，必须双管齐下，软手段安抚民心，硬力度加強法治。澳门特区政府必须提高市民的生活幸福指数，加強各部门之间的协调，同时要重视文化教育的建设，端正市民的态度，提升市民的竞爭力。当市民的生活得到切实保障，水货没有藏身之地，走私利益链变得无利可图，“水客”自然会离开人们的视线，特区城市文明形象自然会得以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