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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確實病了。從假酒、地溝油、瘦肉精到染色饅頭、牛肉膏;從毒豇豆、毒韭菜到避孕藥黃瓜、無根劑豆芽;從石灰麵粉、三聚氰胺奶粉到硫磺生薑、甲醛海鮮;從黑磚窯案、黑煤礦案到福建殺童案和滅門案;從販賣假藥、假文憑到販賣人體器官;從吸毒販毒、賣淫漂娟到拐賣婦女兒童;從救火英雄被趕出醫院到小悅悅事件;從寶馬車碾軋男童到藥家鑫案件;從弄權勒卡、雁過拔毛到窩案、串案、片案;從一般貪官的二奶、三奶到楊楓的77奶、徐其耀的146奶……
中國社會不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社會道德淪喪,如同泥石流,以驚人速度崩潰、下滑。人性中最肮髒的東西正在泛起,不擇手段地賺錢,不顧一切地貪婪。有人驚呼,“中國已進入無道德生活時代”。周孝正教授歸納了當今中國人的“四荒八無”:荒唐、荒誕、荒蕪、荒謬;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更有網友認為,“世人貪淫樂禍,心魔甦醒”。“拜金”,原本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可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對金錢的崇拜卻遠不如社會主義的中國人那麼瘋狂。此外,中國更有獨特的權勢崇拜。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在某些人眼裡,權勢更是王中之王,不僅“能使鬼推磨”,而且,“能使磨推鬼”。北島的詩句“崇高變成崇高者的墓誌銘,卑鄙卻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可謂當今社會陰暗面的深刻寫照。
人們在抱怨世風日下的同時,也在反思,中國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的同時,為什麼社會道德淪落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中國社會的病根究竟在哪裡?
有人認為,資本元素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以財富論英雄的價值觀導致人們一切向錢看;有人認為,政府不作為和管理弱化使社會失序;有人認為,執法不嚴,犯罪成本低廉,使利慾薰心者膽大妄為;有人認為,社會“潛規則”日益衝擊顯規則,破壞了社會的有序性,使社會越來越沒有規矩;有人認為,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和“官本位”,導致權力不受約束,“前腐後繼”,敗壞了社會公德;有人認為,社會體制機制出了問題,加速官場失範、失德,使社會失去了風向標……
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但並未切中要害。筆者以為,人的行為都是由“心”決定的,林林總總的社會醜惡折射出來的是中國人的“心”病。無論城市多麼漂亮、商品多麼豐富,社會缺少心靈大廈,人的精神沒有依歸,行為就會失去定力。體魄日強的中國人雖然告別了“東亞病夫”,心靈卻成為新的“東亞病夫”。正所謂“心中有賊”必然貪腐;“心中有病”必然淪喪。
現今社會,“良心”在許多場合幾乎成了奢侈品。有人不知廉恥地問“良心多少錢一斤”,有人嘲弄“對得起自己良心”這句做人底線的話。良心是“本然之善心”,仁義之心,包含惻隱、羞恥、恭敬。“天理良心”是中國人數千年來恪守的做人準則。人如果沒有了良心,行為就會失去約束。對生命的冷漠、對正義的冷漠、對善良、對人性的冷漠,是因為人們心中無規則、無信義、無道德、無真理,完全喪失信仰和良心。
如何醫治當今中國的社會病?確實是個難題,一是因為社會病得太重,二是因為社會缺少治病的良醫良藥。這些年,針對形形色色的社會病,我們國家加強了公民道德建設,完善了各種法律、法規和制度,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效果卻十分不理想。常言道,“治病如抽絲”,治療社會頑疾更是一個長期過程。
社會病雖然難治,我們也須想盡辦法醫治。中國社會既然患的是“心”病,治療就應從“心”入手,即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
一是下猛藥。以“雷霆”之力猛烈打擊各種喪盡天良者,對社會所有醜惡心靈產生強大震懾。對各種“錢妖”、“官妖”及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絲毫仁慈,都是對廣大善良百姓的極大犯罪。古人懲處犯罪常常“株連九族”,我們不搞“株連”,但不能不對所有享受邪惡利益的家人、親朋一併打擊,讓他們為一分邪利,付出幾倍、幾十倍,乃至百倍以上的代價,使其對攫取邪惡利益,不敢有任何僥倖心理。筆者以為,對待完全喪失了人道、人性的各種“妖魔”,要像對待兇惡的敵人一樣,無論採取何種手段,都不過分。心病太重,須用猛藥。“金猴奮起千鈞棒”,方能“玉宇澄清萬里埃”。
二是下溫藥。以儒家“五常”教化人的心靈,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古聖賢留給我們的道德規範和做人標尺,具有普適性價值,在歷史上對維護正常社會秩序、培養清官廉吏和善良百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仁義禮智信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具有永恆意義。孫中山認為,中國固有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在孫中山看來,要造成一個好的國家,國民必須具備高尚道德,一個國家能不能強盛,能不能長治久安,與國民道德水準高低有緊密聯繫。臺灣、香港的道德水平遠高於大陸,就是因為臺灣、香港社會保留了中國千百年來凝聚起來的仁義禮智信等優良品德。同為華人的新加坡,在中學就開設儒家倫理課程,編寫了《儒家倫理》教材。新加坡的社會公德和政府清廉指數均排世界前列,與儒家的“五常”教化有直接關係。中國大陸要想化解社會“疾患”,也必須扎扎實實、實實在在地弘揚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文化,不僅應將“五常”納入中小學教材,而且應在全社會開展“五常”掃盲教育,提升國人的倫理素養,恢復國人的人性。
三是下畏藥。以宗教情懷培養人的善良心,用宗教敬畏約束人的言行。道德始於敬畏。“敬”體現人生的價值追求,“畏”彰顯安身立命的言行界限。人無敬畏,便無規矩、無約束,無法無天。宗教不僅教人行善,而且,讓人敬畏。基督教敬畏上帝、伊斯蘭教敬畏真主、佛教敬畏因果報應。傳統的中國人敬畏天、敬畏地,怕下地獄。常言道:“頭上三尺有神靈”、“人在幹,天在看”。宗教的核心內容是棄惡揚善,對引導和規範信教群眾遵紀守法、推崇公義、服務社會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和規範宗教發展,即一方面用宗教求真求善的理念教化百姓,並使其成為抵制外來邪教的一道屏障;另一方面要求宗教團體自律、潔身自好,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自覺成為社會勸善責惡的楷模。
中國歷來有“以吏為師”、“以師為師”的傳統,只要各級官員都能夠廉潔自律、奉公守法,只要各類學校的教師都能夠為人師表,社會就能夠存善去惡;“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只要社會精英們都能夠堅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做人準則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進入道德文明新時代。
中國社會不僅病了,而且病得很重。社會道德淪喪,如同泥石流,以驚人速度崩潰、下滑。人性中最肮髒的東西正在泛起,不擇手段地賺錢,不顧一切地貪婪。有人驚呼,“中國已進入無道德生活時代”。周孝正教授歸納了當今中國人的“四荒八無”:荒唐、荒誕、荒蕪、荒謬;無知、無能、無情、無義、無道、無德、無恥、無賴。更有網友認為,“世人貪淫樂禍,心魔甦醒”。“拜金”,原本是資本主義的產物,可在資本主義國家,人們對金錢的崇拜卻遠不如社會主義的中國人那麼瘋狂。此外,中國更有獨特的權勢崇拜。常言道:“有錢能使鬼推磨”,在某些人眼裡,權勢更是王中之王,不僅“能使鬼推磨”,而且,“能使磨推鬼”。北島的詩句“崇高變成崇高者的墓誌銘,卑鄙卻成為卑鄙者的通行證”,可謂當今社會陰暗面的深刻寫照。
人們在抱怨世風日下的同時,也在反思,中國在取得舉世矚目的經濟成就的同時,為什麼社會道德淪落到前所未有的境地。中國社會的病根究竟在哪裡?
有人認為,資本元素的社會地位越來越高,以財富論英雄的價值觀導致人們一切向錢看;有人認為,政府不作為和管理弱化使社會失序;有人認為,執法不嚴,犯罪成本低廉,使利慾薰心者膽大妄為;有人認為,社會“潛規則”日益衝擊顯規則,破壞了社會的有序性,使社會越來越沒有規矩;有人認為,金字塔型權力結構和“官本位”,導致權力不受約束,“前腐後繼”,敗壞了社會公德;有人認為,社會體制機制出了問題,加速官場失範、失德,使社會失去了風向標……
上述分析都有道理,但並未切中要害。筆者以為,人的行為都是由“心”決定的,林林總總的社會醜惡折射出來的是中國人的“心”病。無論城市多麼漂亮、商品多麼豐富,社會缺少心靈大廈,人的精神沒有依歸,行為就會失去定力。體魄日強的中國人雖然告別了“東亞病夫”,心靈卻成為新的“東亞病夫”。正所謂“心中有賊”必然貪腐;“心中有病”必然淪喪。
現今社會,“良心”在許多場合幾乎成了奢侈品。有人不知廉恥地問“良心多少錢一斤”,有人嘲弄“對得起自己良心”這句做人底線的話。良心是“本然之善心”,仁義之心,包含惻隱、羞恥、恭敬。“天理良心”是中國人數千年來恪守的做人準則。人如果沒有了良心,行為就會失去約束。對生命的冷漠、對正義的冷漠、對善良、對人性的冷漠,是因為人們心中無規則、無信義、無道德、無真理,完全喪失信仰和良心。
如何醫治當今中國的社會病?確實是個難題,一是因為社會病得太重,二是因為社會缺少治病的良醫良藥。這些年,針對形形色色的社會病,我們國家加強了公民道德建設,完善了各種法律、法規和制度,加大了打擊力度,但效果卻十分不理想。常言道,“治病如抽絲”,治療社會頑疾更是一個長期過程。
社會病雖然難治,我們也須想盡辦法醫治。中國社會既然患的是“心”病,治療就應從“心”入手,即所謂“心病還需心藥醫”。
一是下猛藥。以“雷霆”之力猛烈打擊各種喪盡天良者,對社會所有醜惡心靈產生強大震懾。對各種“錢妖”、“官妖”及形形色色“妖魔鬼怪”的絲毫仁慈,都是對廣大善良百姓的極大犯罪。古人懲處犯罪常常“株連九族”,我們不搞“株連”,但不能不對所有享受邪惡利益的家人、親朋一併打擊,讓他們為一分邪利,付出幾倍、幾十倍,乃至百倍以上的代價,使其對攫取邪惡利益,不敢有任何僥倖心理。筆者以為,對待完全喪失了人道、人性的各種“妖魔”,要像對待兇惡的敵人一樣,無論採取何種手段,都不過分。心病太重,須用猛藥。“金猴奮起千鈞棒”,方能“玉宇澄清萬里埃”。
二是下溫藥。以儒家“五常”教化人的心靈,提升整個社會的道德水準。儒家的“五常”仁義禮智信,是中國古聖賢留給我們的道德規範和做人標尺,具有普適性價值,在歷史上對維護正常社會秩序、培養清官廉吏和善良百姓,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仁義禮智信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具有永恆意義。孫中山認為,中國固有道德“首是忠孝,次是仁愛,其次是信義,其次是和平。這些舊道德,中國人至今還是常講的。”在孫中山看來,要造成一個好的國家,國民必須具備高尚道德,一個國家能不能強盛,能不能長治久安,與國民道德水準高低有緊密聯繫。臺灣、香港的道德水平遠高於大陸,就是因為臺灣、香港社會保留了中國千百年來凝聚起來的仁義禮智信等優良品德。同為華人的新加坡,在中學就開設儒家倫理課程,編寫了《儒家倫理》教材。新加坡的社會公德和政府清廉指數均排世界前列,與儒家的“五常”教化有直接關係。中國大陸要想化解社會“疾患”,也必須扎扎實實、實實在在地弘揚以仁義禮智信為核心的儒家倫理文化,不僅應將“五常”納入中小學教材,而且應在全社會開展“五常”掃盲教育,提升國人的倫理素養,恢復國人的人性。
三是下畏藥。以宗教情懷培養人的善良心,用宗教敬畏約束人的言行。道德始於敬畏。“敬”體現人生的價值追求,“畏”彰顯安身立命的言行界限。人無敬畏,便無規矩、無約束,無法無天。宗教不僅教人行善,而且,讓人敬畏。基督教敬畏上帝、伊斯蘭教敬畏真主、佛教敬畏因果報應。傳統的中國人敬畏天、敬畏地,怕下地獄。常言道:“頭上三尺有神靈”、“人在幹,天在看”。宗教的核心內容是棄惡揚善,對引導和規範信教群眾遵紀守法、推崇公義、服務社會具有積極意義。因此,政府應積極引導和規範宗教發展,即一方面用宗教求真求善的理念教化百姓,並使其成為抵制外來邪教的一道屏障;另一方面要求宗教團體自律、潔身自好,嚴格遵守國家的法律、法規,自覺成為社會勸善責惡的楷模。
中國歷來有“以吏為師”、“以師為師”的傳統,只要各級官員都能夠廉潔自律、奉公守法,只要各類學校的教師都能夠為人師表,社會就能夠存善去惡;“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只要社會精英們都能夠堅持“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做人準則和“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高尚情懷,中華民族就一定能夠進入道德文明新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