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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呂好問，兩宋之際開封府人，呂希哲之子，居仁之父。其思想上受理學思想影響，曾與楊時齊名，又多受佛家思想滲透。一生仕途多舛，宋欽宗靖康年間才真正被召用，其著作多散佚，現僅存六篇奏議，通過對這六篇奏議的分析，可以進一步的了解好問其人與其政治理想。
關鍵詞：呂好問；奏議；忠君愛民
作者簡介：唐虹，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6-0-02
呂好問，字舜徒，兩宋之際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人，北宋東萊呂氏家族的一員。北宋時期的東萊呂氏家族可謂名震一時，幾代世居高位又是理學大家。好問也自不例外，其幼年時期家族正興，祖父呂公著正執高位，後受崇寧間黨禁之影響，仕途沉淪，潛心學術。徽宗末年黨禁解，欽宗靖康時期好問即被召，累遷至兵部尚書，後金軍破城，曾事張邦昌偽命。高宗即位除尚書右丞，後自請罷，避敵南徙，卒於桂州。好問一生，思想上貫通理學佛學，其多與元祐大儒相交，呂本中《童蒙訓》卷上載：“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彥和之弟大壯也。”[1]又精通佛學，嘗與大慧宗杲相交，晚年多溺於佛。
好問一生既學術聞名又經歷豐富，但幾乎無留存至今之文獻，實為遺憾。宋趙汝愚《諸臣奏議》中保存有好問奏議六篇，分別為《上欽宗論彗星》、《上欽宗論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上欽宗乞褒贈江公望等》、《上欽宗論紹述》、《上欽宗乞罷青苗》，此六篇均作于靖康元年好問為御史中丞時。
靖康元年八月，欽宗自詔曰：“……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是為大異。”[2]其“畏天之威”，欲咨百官，以戒自身。好問應上皇之詔，作《上欽宗論彗星》一疏。好問開篇即言：“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懼修德，改革弊政，斥退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彌災變，轉禍為福亦在于此也。”指出為政之關鍵即“改革弊政，斥退小人”，其後又言：“昨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皇（徽宗）恐懼改革之意……然而群小滿朝，閹宦內助，正人終不得用，正事終不得改。”指明崇寧大觀間的彗星兩見，亦是由於“群小滿朝、正人不得用”而造成。而後，好問即直指小人——蔡京，云“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召，”指出“蔡京”即奸人、是弊政之首。蔡京，熙寧間追隨王安石變法，神宗死後，舊黨掌權，蔡京隨風轉舵，又極力靠攏司馬光，在新舊黨人之間隨意轉換態度，十分圓滑老成。徽宗繼位后，蔡京曾被逐出京城，但由於其自身的阿諛奉承，努力攀爬權貴，後又被徽宗啟用。其掌權后便薦引黨羽，排斥異己，大肆專權，盡廢元祐諸人所立之制，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一百二十餘人為“奸黨”，刻碑于皇宮端禮門。好問作為舊黨子弟，深受其迫害，故而直指其罪。其後又指出如今雖是新朝，然“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奸說，而至今未能去。致使陛下仁政不得施于朝廷，仁澤不能流于環宇。故上天詔告如是。”指出徽宗末年雖詔毀元祐黨人碑，但舊法仍不得復，奸臣仍在朝，故而彗星再次顯現，以為警示。自古天象與人事相關，董仲舒《天人三策》即論此事，好問借出現彗星之機，實論當時人事，希望欽宗去蔡京紹述之說，罷黜小人、啟用賢人，根本上乃是想為其父祖及元祐諸人及其子弟正名，根本上亦是神宗、哲宗時期黨派之爭得延續。而《上欽宗論彗星》之後，好問即又上一疏《上欽宗論紹述》。此篇之大致內容承前篇之說，主去紹聖之說、去小人，如此才能廣開言路，四民安樂。其言：“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于日旰，求言甚切。不問高下，屈己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讚頌欽宗開國以來勤儉勵治之德性。“然而群臣趨向非一，識有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說，或有遂其前非一逞怨念，此不可不察也。”指出欽宗當明辨忠奸，取納賢臣。後即進入此篇上疏之重點，“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奸。”此處指紹述之說的源頭，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力主變革，實行新法，哲宗即位初，高太后主政，盡廢新法。哲宗親政後，改元“紹聖”，以紹述熙寧元豐新政為名，盡復新法。章惇紹聖二年被召，乞復王安石青苗法、免疫法等；蔡卞紹聖元年復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倡“紹述之說”，後蔡京崇寧年間上臺，亦用此說打擊元祐黨人，故好問轉論其三人，認為此說是“妄假國論、甚為深謀。”後即論此說之危害，“行之數十年間，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久之法，公私空竭，戎敵侵侮……其為蠹害，見於今日。”歷數紹述之說之害，惟愿上皇辨邪正、聽明言。好問此篇承接上篇，鋒芒直指蔡京等人的紹述之說，力求去紹述之言，清明政治。蓋與此兩篇同時，好問又上《上欽宗乞褒贈江公望等》疏，前兩篇，好問已明其態度，要去紹述之說，為元祐諸人及其子弟正名，其曰：“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庭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好問指明朝廷今之用人多不賢，而元符年間諸儒，則皆忠直，後蔡京等人對其構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勉誅戮。”崇寧間蔡京黨政，元祐黨人紛遭貶斥，調任外職， “其死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故好問請“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好問與元祐諸儒多有交往，陳瓘張庭堅好問又多與之從游，好問乞為其褒贈，情誼之所在。
《上欽宗乞罷青苗》一篇，論青苗法之害。好問言欽宗即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悅。而“今既日久矣，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改于前，而德澤不能下究，民心歡悅漸不如初。何也？蓋由軍旅未輯，祖宗之法未行”，後直指青苗法之弊，“青苗斂散之法，為民為害最甚……民間病此數十年矣”，認為“如此等事，自當即罷。” 後其細數青苗法之弊，言“其實請錢者多是州縣官戶、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青苗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之一，設計此法的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但實際情況卻是官員收斂，民無所獲，愈發貧困，其自頒行以來就多次罷廢，直至高宗建炎元年，青苗法才壽終正寢。結尾處好問申言：“臣竊詳當今法度，固須參詳處置，然後施行。唯青苗斂散之法，有害無利，灼然可見。”可見好問慎重分析青苗法之利弊，覺其當罷廢，是為國為民之慮。除此四篇外，好問還有《上欽宗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以及《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兩篇。《上欽宗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好問主要針對各路“監司”一職冗多，然卻多平庸之人，無能及民事，故好問請去其多餘之監司，剩餘任監司者當選稱職之人。其言：“臣竊見比年以來，諸路雜科監司猥多。”謂其“書紙尾之不暇，矧能及民事乎？”請求上皇下詔：“三省、樞密院，應雜科監司不必專置司者一切盡罷，令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分領；如弓箭、刀弩手之類，令帥臣兼管；市舶司之類，令轉運司兼管。”“所有存留司分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等，伏望朝廷選擇人才，使稱其職。”宋代設立監察州縣的地方長官簡稱“監司”，具體而言主要有“轉運司”（簡稱“漕臣”）、“提點刑獄司”（簡稱“憲臣”）、“安撫司”（簡稱“帥臣”）、“提舉常平司”（簡稱“倉臣”），因其長官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有監管地方官吏之責，所以此四司亦合成“監司”。蓋這四司之職能雖不同，但亦有相互關聯之處，其“各執己見，意在必行，事相牽連，首尾相戾”，所行效率不高，多有衝突，故好問乞將“不必專置司者一切盡罷”，令主要之司代領監管，并特別提出注重人才的選用，“諸路監司在於得人，不在增員。”政治眼光十分敏銳。其另一篇《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一文，表現出了懲治腐敗官員的決心。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云：“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3]贓吏誤國，蓋為每一朝代最應懲治之事。好問言：“臣竊以比年以來，贓吏為害，遍於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行，不可復治。”其後經“自內及外”與“自外及內”兩方面之分析，指出“朝廷之取民也至寡，害民也至輕，而贓吏之取民也至重，害民也至酷”，贓吏危害甚亦矣。“欲望陛下審擇監司、郡守，應官吏奸贓不因按發而自敗露者，本路監司并本州按察官皆于等第科罪。”將監司與按察官按察贓吏，使其互為監督。
縱觀好問存留于世的六篇奏疏文，前三篇多言及“元祐之事”，乞去奸臣、明政治。后三篇則多談及地方之弊，提出建策。好問身為元祐子弟，其父祖均列元祐黨籍，其亦坐黨事貶而深受其害，被詔後直言其事，力求去除“奸說”，為元祐諸人正名。而好問自任御史中丞一職，勤勉自勵，憂國憂民，敏銳的指出政治之害，具體分析利弊，結合古人之言，提出改革之策。“任賢”是好問的主要政治主張，其特別注重人才之選用，賢吏治國、贓吏害國，故其自任要職以來，多次向朝廷舉薦賢人，并主張褒獎有功之人，賞罰分明，這亦為呂氏家族一直流傳下來的為官之道，“忠君為民”當可概括好問的政治生涯。
注釋：
[1]宋 呂本中《童蒙訓》[M].明刻本.
[2]宋 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478頁.
[3]清 趙翼《廿二史札記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25頁.
參考文獻：
[1]宋 陳均《宋九朝編年備要》[M].宋紹定刻本.
[2]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宋 呂本中《童蒙訓》[M].明刻本.
[4]元 脫脫《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宋 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6]清 黃宗羲《宋元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
[7]鄭嘉勵 《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呂祖謙家族墓誌》（唐宋史評論第一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
關鍵詞：呂好問；奏議；忠君愛民
作者簡介：唐虹，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中國古典文獻學專業。
[中圖分類號]：I206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2-2139（2017）-26-0-02
呂好問，字舜徒，兩宋之際開封府（今河南開封）人，北宋東萊呂氏家族的一員。北宋時期的東萊呂氏家族可謂名震一時，幾代世居高位又是理學大家。好問也自不例外，其幼年時期家族正興，祖父呂公著正執高位，後受崇寧間黨禁之影響，仕途沉淪，潛心學術。徽宗末年黨禁解，欽宗靖康時期好問即被召，累遷至兵部尚書，後金軍破城，曾事張邦昌偽命。高宗即位除尚書右丞，後自請罷，避敵南徙，卒於桂州。好問一生，思想上貫通理學佛學，其多與元祐大儒相交，呂本中《童蒙訓》卷上載：“東萊公交游則李君行、田明之、田誠伯、吳坦求、陳端誠、田承君、陳瑩中、張才叔、龔彥和及彥和之弟大壯也。”[1]又精通佛學，嘗與大慧宗杲相交，晚年多溺於佛。
好問一生既學術聞名又經歷豐富，但幾乎無留存至今之文獻，實為遺憾。宋趙汝愚《諸臣奏議》中保存有好問奏議六篇，分別為《上欽宗論彗星》、《上欽宗論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上欽宗乞褒贈江公望等》、《上欽宗論紹述》、《上欽宗乞罷青苗》，此六篇均作于靖康元年好問為御史中丞時。
靖康元年八月，欽宗自詔曰：“……日者彗出東北方，考之前載，是為大異。”[2]其“畏天之威”，欲咨百官，以戒自身。好問應上皇之詔，作《上欽宗論彗星》一疏。好問開篇即言：“彗者，除舊布新之謂。若能恐懼修德，改革弊政，斥退小人，引用君子，不惟可以彌災變，轉禍為福亦在于此也。”指出為政之關鍵即“改革弊政，斥退小人”，其後又言：“昨崇寧、大觀間，彗星兩見，太上皇（徽宗）恐懼改革之意……然而群小滿朝，閹宦內助，正人終不得用，正事終不得改。”指明崇寧大觀間的彗星兩見，亦是由於“群小滿朝、正人不得用”而造成。而後，好問即直指小人——蔡京，云“蔡京大惡也，逐之未久而復召，”指出“蔡京”即奸人、是弊政之首。蔡京，熙寧間追隨王安石變法，神宗死後，舊黨掌權，蔡京隨風轉舵，又極力靠攏司馬光，在新舊黨人之間隨意轉換態度，十分圓滑老成。徽宗繼位后，蔡京曾被逐出京城，但由於其自身的阿諛奉承，努力攀爬權貴，後又被徽宗啟用。其掌權后便薦引黨羽，排斥異己，大肆專權，盡廢元祐諸人所立之制，指司馬光、文彥博、呂公著等一百二十餘人為“奸黨”，刻碑于皇宮端禮門。好問作為舊黨子弟，深受其迫害，故而直指其罪。其後又指出如今雖是新朝，然“欲復祖宗百年之成法，而至今未能復；欲去蔡京紹述之奸說，而至今未能去。致使陛下仁政不得施于朝廷，仁澤不能流于環宇。故上天詔告如是。”指出徽宗末年雖詔毀元祐黨人碑，但舊法仍不得復，奸臣仍在朝，故而彗星再次顯現，以為警示。自古天象與人事相關，董仲舒《天人三策》即論此事，好問借出現彗星之機，實論當時人事，希望欽宗去蔡京紹述之說，罷黜小人、啟用賢人，根本上乃是想為其父祖及元祐諸人及其子弟正名，根本上亦是神宗、哲宗時期黨派之爭得延續。而《上欽宗論彗星》之後，好問即又上一疏《上欽宗論紹述》。此篇之大致內容承前篇之說，主去紹聖之說、去小人，如此才能廣開言路，四民安樂。其言：“陛下即位以來，躬行節儉，視朝至于日旰，求言甚切。不問高下，屈己聽納，此堯舜三王之用心也。”讚頌欽宗開國以來勤儉勵治之德性。“然而群臣趨向非一，識有淺深，或有包藏私意務行其說，或有遂其前非一逞怨念，此不可不察也。”指出欽宗當明辨忠奸，取納賢臣。後即進入此篇上疏之重點，“自章惇、蔡卞首建紹述之說，後蔡京得志，專用此術，以濟其奸。”此處指紹述之說的源頭，神宗熙寧元豐間，王安石力主變革，實行新法，哲宗即位初，高太后主政，盡廢新法。哲宗親政後，改元“紹聖”，以紹述熙寧元豐新政為名，盡復新法。章惇紹聖二年被召，乞復王安石青苗法、免疫法等；蔡卞紹聖元年復中書舍人，遷翰林學士，四年拜尚書左丞，倡“紹述之說”，後蔡京崇寧年間上臺，亦用此說打擊元祐黨人，故好問轉論其三人，認為此說是“妄假國論、甚為深謀。”後即論此說之危害，“行之數十年間，遂使朝廷無可用之才，有司無可久之法，公私空竭，戎敵侵侮……其為蠹害，見於今日。”歷數紹述之說之害，惟愿上皇辨邪正、聽明言。好問此篇承接上篇，鋒芒直指蔡京等人的紹述之說，力求去紹述之言，清明政治。蓋與此兩篇同時，好問又上《上欽宗乞褒贈江公望等》疏，前兩篇，好問已明其態度，要去紹述之說，為元祐諸人及其子弟正名，其曰：“臣竊見朝廷近日用人，賢不肖雜進，所以好惡不分，是非不別……元符之末，多士盈朝，故司諫陳瓘、江公望，正言張庭堅、任伯雨，殿中侍御史龔夬等，皆以忠直自奮，知無不言”，好問指明朝廷今之用人多不賢，而元符年間諸儒，則皆忠直，後蔡京等人對其構陷，“意欲使之必死，不遺餘力”“賴太上皇仁恕，力為保全，得勉誅戮。”崇寧間蔡京黨政，元祐黨人紛遭貶斥，調任外職， “其死之後，妻子窮困，至今未復。”故好問請“將公望等並行褒贈，仍各官其子孫，周恤其家。”好問與元祐諸儒多有交往，陳瓘張庭堅好問又多與之從游，好問乞為其褒贈，情誼之所在。
《上欽宗乞罷青苗》一篇，論青苗法之害。好問言欽宗即位之初，民心仰戴，中外胥悅。而“今既日久矣，陛下圖治之意雖未少改于前，而德澤不能下究，民心歡悅漸不如初。何也？蓋由軍旅未輯，祖宗之法未行”，後直指青苗法之弊，“青苗斂散之法，為民為害最甚……民間病此數十年矣”，認為“如此等事，自當即罷。” 後其細數青苗法之弊，言“其實請錢者多是州縣官戶、公人，違法冒名，無所不至。”青苗法是王安石推行的新政之一，設計此法的目的是增加財政收入，但實際情況卻是官員收斂，民無所獲，愈發貧困，其自頒行以來就多次罷廢，直至高宗建炎元年，青苗法才壽終正寢。結尾處好問申言：“臣竊詳當今法度，固須參詳處置，然後施行。唯青苗斂散之法，有害無利，灼然可見。”可見好問慎重分析青苗法之利弊，覺其當罷廢，是為國為民之慮。除此四篇外，好問還有《上欽宗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以及《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兩篇。《上欽宗雜科監司不可不盡罷》，好問主要針對各路“監司”一職冗多，然卻多平庸之人，無能及民事，故好問請去其多餘之監司，剩餘任監司者當選稱職之人。其言：“臣竊見比年以來，諸路雜科監司猥多。”謂其“書紙尾之不暇，矧能及民事乎？”請求上皇下詔：“三省、樞密院，應雜科監司不必專置司者一切盡罷，令轉運司、提點刑獄司分領；如弓箭、刀弩手之類，令帥臣兼管；市舶司之類，令轉運司兼管。”“所有存留司分及轉運使、提點刑獄官等，伏望朝廷選擇人才，使稱其職。”宋代設立監察州縣的地方長官簡稱“監司”，具體而言主要有“轉運司”（簡稱“漕臣”）、“提點刑獄司”（簡稱“憲臣”）、“安撫司”（簡稱“帥臣”）、“提舉常平司”（簡稱“倉臣”），因其長官安撫使、轉運使、提點刑獄、提舉常平有監管地方官吏之責，所以此四司亦合成“監司”。蓋這四司之職能雖不同，但亦有相互關聯之處，其“各執己見，意在必行，事相牽連，首尾相戾”，所行效率不高，多有衝突，故好問乞將“不必專置司者一切盡罷”，令主要之司代領監管，并特別提出注重人才的選用，“諸路監司在於得人，不在增員。”政治眼光十分敏銳。其另一篇《上欽宗乞擇監司郡守按察贓吏》一文，表現出了懲治腐敗官員的決心。清趙翼《廿二史札記》云：“宋以忠厚開國，凡罪罰悉從輕減，獨於治贓吏最嚴。蓋宋祖親見五代時，貪吏恣横，民不聊生，故御極以後，用重法治之，所以塞濁亂之源也。”[3]贓吏誤國，蓋為每一朝代最應懲治之事。好問言：“臣竊以比年以來，贓吏為害，遍於天下。自小至大，習以成風，株連蔓行，不可復治。”其後經“自內及外”與“自外及內”兩方面之分析，指出“朝廷之取民也至寡，害民也至輕，而贓吏之取民也至重，害民也至酷”，贓吏危害甚亦矣。“欲望陛下審擇監司、郡守，應官吏奸贓不因按發而自敗露者，本路監司并本州按察官皆于等第科罪。”將監司與按察官按察贓吏，使其互為監督。
縱觀好問存留于世的六篇奏疏文，前三篇多言及“元祐之事”，乞去奸臣、明政治。后三篇則多談及地方之弊，提出建策。好問身為元祐子弟，其父祖均列元祐黨籍，其亦坐黨事貶而深受其害，被詔後直言其事，力求去除“奸說”，為元祐諸人正名。而好問自任御史中丞一職，勤勉自勵，憂國憂民，敏銳的指出政治之害，具體分析利弊，結合古人之言，提出改革之策。“任賢”是好問的主要政治主張，其特別注重人才之選用，賢吏治國、贓吏害國，故其自任要職以來，多次向朝廷舉薦賢人，并主張褒獎有功之人，賞罰分明，這亦為呂氏家族一直流傳下來的為官之道，“忠君為民”當可概括好問的政治生涯。
注釋：
[1]宋 呂本中《童蒙訓》[M].明刻本.
[2]宋 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478頁.
[3]清 趙翼《廿二史札記校證》[M].北京：中華書局，1984年，525頁.
參考文獻：
[1]宋 陳均《宋九朝編年備要》[M].宋紹定刻本.
[2]宋 李心傳《建炎以來系年要錄》[M].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3]宋 呂本中《童蒙訓》[M].明刻本.
[4]元 脫脫《宋史》[M].清乾隆武英殿刻本.
[5]宋 趙汝愚《國朝諸臣奏議》[M].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
[6]清 黃宗羲《宋元學案》[M].北京：中華書局，1986.
[7]鄭嘉勵 《明招山出土的南宋呂祖謙家族墓誌》（唐宋史評論第一輯）[M].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