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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论文探讨了一系列科普读物与小说中所运用的叙事与修辞策略，这些作品来自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其中，有的文本面向未来，而有的则专注于气候历史以及当前和不久刚发生的日常事件。有的把对读者的智力启蒙当做其首要策略，同时又以公式化的文学与通俗的非虚构文类所惯用的方式来娱乐公众。相反，有的则旨在获得读者的感情-情感反应，以激励其采取行动。修辞上结构化的作品时常基于不同的目的，运用广泛而多样的嵌入式叙事形式。其中，小说常常包含大段的修辞篇幅，以此作为解释或评论。本文结论的得出源自两类作品中信息成分的不断交汇以及不同策略可能对读者所产生的影响。
[关键词]气候变化；科普；小说；叙事策略；修辞策略
[中国分类号]I7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36-06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D·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全球著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者，生态文学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奠基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文学、现代美国诗歌、生态批评、科幻小说以及巴赫金对话理论等。
[译者简介]龙迪勇（1972—），男，江西宜春人，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杨 莉（1973—），女，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Title：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Climate Change Popular Science and Fiction
Author： Patrick D. Murph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that are employed in a range of novels and popular science books. Examples will include works from Australia， Canada， the UK， and the US. Some of these texts are future oriented， while others focus on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daily events of the present and immediate past. Some have as their primary strategy the intellectual edification of the audience while entertaining them in ways typical of formulaic literary and popular nonfiction genres. Some， instead， pursue an emotive-affective response from readers in order to incite them to action. Rhetorically structured works frequently rely on extensive and varied forms of embedded narratives for distinct purposes. Meanwhile， the novels often contain extended rhetorical passages， often provided as explanations or speeches. The author will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growing conv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components of both types of works and the types of audience impac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re likely to produc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popular 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 strategy； rhetorical strategy
一
气候变化为语言和文学教学提供了便捷可用、极具价值的话题。对于处于本族文化中的学习者以及学习外语的说本族语的人，这一话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它要求跨越多个学科的词汇量和语篇模式，例如生物学和地质科学、政治科学、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外交政策、新闻学、文学和大众文化。它鼓励学生了解在一种语境中被视作客观话语的科学的语言在另一种语境中是如何被视作主观的、引起论争的并且推动议程的话语的。
今天，在美中两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代表，其初次访华期间所讨论的话题，以及之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之间的双边会谈都证明了一点：气候变化作为要求协作的迫切问题，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公认。因此，共同的利益为双方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此外，气候问题也被称作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此处我所提到的著作都假定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其中有的强调危险，有的关注对策，有的试图在警示性故事和解决方案开发路线图之间达成平衡。
例如，《修复气候》（Fixing Climate）仅凭标题就表明它关注的是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罗伯特·昆茨格（Robert Kunzig）通过追踪其合著者威利·布勒克（Wally Broecker）的职业传记，展开了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讨论。这一叙事策略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然而却同样重要的结果：其一，提出了特别解决方案的必要性，由此确立了布勒克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及可靠性；其二，通过对昆茨格加以个性化处理的特殊个体的确认，使得田野工作和计算机建模的交互作用对于读者而言更加真实和具体。 泰勒·沃尔克（Tyler Volk）的《二氧化碳在增加》（CO2 Rising）运用了传记的方法，但它关注的并不是单个的人。相反，沃尔克叙述了一系列碳原子的生活故事，以呈现碳作用于气候变化的漫长的历史。关于沃尔克的这部著作，非常有趣的是，他借助于碳原子的生活故事，尽可能使科学信息的内容不致于给人带来胁迫感。这些传记模仿了电视节目中把科学呈现给孩子们和年轻人的风格，例如《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和《科普读物的未来》（Popular Science’s Future Of …）等。
与基于叙事的科学说明文形成对照的是，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运用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小组高水准的估算，来描述全球环境随着气温一度度的升高而产生的变化，他们估算出本世纪全球气温将升高摄氏6度。昆茨格和布勒克的著书在导向致力于解决方案的结论时让人更加充满希望，而莱纳斯的著作则越来越不吉利，形成了一种适用于警示性故事的语调。这种结构作为一种策略，借助于慢慢地揭示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所带来的最具灾难性的可能，因其渐渐地把读者引向越来越深入的分析而彰显出巨大的希望。
佛瑞德·皮尔斯（Fred Pearce）在他的著作《又快又猛》（With Speed and Violence）中的做法也有些类似，但他关注的是倾覆点而非度数。他的类似性做法是，从最没有争议的那几类倾覆点及其投射的结果着手，然后再涉及更具争议性和灾难性的结果。这本书对于“倾覆点”这一概念的考量特别有益处。也即是说，某一特定的累积或量变达到了一定标准的那个点，结果导致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例如，为印度次大陆主要河流提供水源的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缩减所导致的灾难性的干旱和农业崩溃。
二
让我们转向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小说家们，看看他们传达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所采用的方式。它们有着不同的灾难性场景，大量真实的信息，以及天外救星式的介入。这些作家总是不得不满足相互冲突的需求，编造出有趣的情节驱动型故事以满足大众的阅读习惯，同时又提供足够的细节以生成合适的语境，以再现地球未来的情景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中把他们的情节一直演绎下去。作品表现的是人们对于气候危机的程度不一的责任，以及对于自身决策的程度不一的责任。
此处我不仅希望介绍那些多数人可能不熟悉的小说和小说家，我也希望能评判这些作家赋予人类的相应责任。而且，我希望能考虑这些作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大小，因为小说在娱乐大众时即具有了教育和说服功能。当然，娱乐和启迪之间关系的存在由来已久，作为一国的公民和特定社会中的个体，作家们应当、可能或必须承担的责任或职责的论争也同样由来已久。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几年前曾运用“镜与灯”的二元性概念来描述这一关系，此处也值得我们再做一番探讨。近来，在有关所谓的美国道德和礼仪沦丧中电视之作用以及显见的公众暴力升级的争论中，二元性的使用耳熟能详。这些对电视的苛评认为，电视的作用是照亮道路的灯，通过其对邪恶和暴力的再现，使得反常似乎即为正常。电视的辩护者则认为，电视节目只是反映了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它并没有虚构或展示任何在整个公众中没有发生的事件。正如如此多的二元论用于镜与灯或反射物和向导的描述一样，相互排斥的二分法也完全是错误的。电视当然会影响人们，否则广播电视网就不可能卖得出广告。同时，电视中所呈现的一切没有什么是没有发生过，书写过，或至少是想象过，而且口头上或实际上与他人分享过的。或许现在最合适的议题应当是：人们就文学与文化表述的生产和接受所分担的责任的大小。
就文学对应虚构建立一个等级制，尽管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文学中所表达的许多据称是前瞻性思考或先进的理念完全都是似是而非的，或是发现建立在完全不精确的科学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文学对重大的科学、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描述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被其作者用来促进或阻碍其读者对信息的通晓时，我们必须避免用二分法来看待把镜与灯，或是把后者视作如二分法一般严肃和高深。把交际当作与艺术多少是有区别的领域，除了主要的教育者或劝说者的作用，我们或许也希望能考虑众多抱怨、建议以及数据包传输的作用。作为这种思量的结果，我希望把我今天所要讨论的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文学虚构作品进行分类，把它们分别置于三个统一体，一个从强硬的劝说者到温和的劝说者，一个从强硬的教育者到温和的教育者，还有一个从富于审美经验到程式化。最后，我希望介绍第四种统一体，它从即时行动的鼓励者延伸至变化的阻碍者。
在考虑第三和第四种统一体时，纳入崇高意识，恐怖与美好、敬畏与和谐的混合物，我们可以从此中受益，因为潜在的剧变式事件可以在作者和读者身上引发预警式欲望或是引发英雄行为的决心。因为气候变化依旧是一个这样的话题，其中最明显、最严重的威胁似乎即将来临而非已经来临，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点并不意外，那就是，它已经孵化出称之为科幻小说的作品。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幻小说中已出现了明显的崇高化倾向，全球变暖至少在某些例子中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为预警式欲望。作家们，或至少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发现自己渴望一种戏剧性的、剧烈的、甚至是不可更改的、有着质的变化的时间跳跃，要么是人类生活和死亡的情形，要么是物种变化或濒临灭绝的情形。
《天外来客》的情节就是一种表现这种变化的技巧，超出人类理解力、科学知识、技术能力或进化进程的东西拯救了这个物种，即便它不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拯救了生物圈。其实，这些小说影射了人们的变化进程，其中物种从外形上得以改变、拯救或毁灭，而对决定自己的命运却无能为力。然而，其他小说却抵制这一倾向，它们要么颠覆天外来客的情节预期或断然拒绝用其它任何类型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来反观自己的情节。
我认为要考虑传递科学信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此类小说也会传递一种对于信息的情感或态度。在通俗杂志，尤其是在给编者的信中，我们常常看到关于不久的将来将出现气候变化的宿命论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基于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对于此类变化的观察，因此，要么免除人们因为对生物圈的改变所应承担的责任，要么否认对于像气候这样的庞然大物会有什么人为的影响。 然而，许多包含着反崇高故事的小说对于抵制预警式欲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会把这样的故事看作是基于推测的警示性故事。既然全球变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以一种多少呈线性的方式展开，这正是反对危机极端时刻的奇迹类作品的本质。相反，它会引发一系列持续性的危机，或者如詹姆斯·霍华德·库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所谓的“长期危急情况”。无论是否会直接导致灾难的倾覆点于是成为了危机时刻，或许更多的不是因为地球的气候状态，而是行动中的人们在道德上的投入。
两部可以和《天外来客》归为一类的小说是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的《风暴之母》（Mother of Storms）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和秧鸡》（Oryx and Crake）。美国作家约翰·巴恩斯作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而闻名，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强调社会问题和个体的道德责任，尤其是他对全球化的批评。《风暴之母》于1995年出版，这是一部依靠单个的灾难性行为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北冰洋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使得巨大的甲烷化合物储存遭到破坏，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足以使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产生超级飓风。
尽管对飓风影响力的描写在小说人物和读者中激发出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巴恩斯直到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一直在抑制自己，以免走向天外来客式的套路。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巴恩斯的神祗是数字化网络中人类思想的二重奏，它呈现出量子论的意识。这一飞跃使得二者可以盘算出如何冷却大气并且终止明显减少了全球人口、大陆海岸线以及政府影响力的超级飓风。巴恩斯的神祗和他们的人类同胞都是灾害防治者而非适应者。
论及个体在面对由超级飓风所导致的灾难性损害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巴恩斯做得非常好，他通过几个次要情节就不同个体对灾害的应对进行了特写。在对地球人为的改变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他的处理并不是很好。他没有把它处理成一个根本性的道德困境，而是把气候变化更多地视为一个适当参与生态工程的技术性问题，以致于人类仿佛创造了地球一般，而并没有使得自己所生活的星球不适宜居住。然而，他提供了模拟一个倾覆点如何达成的一种有价值的假设分析情境，这会导致突发的而非线性的气候变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加拿大女性主义作家，在她各种文类和风格的小说中，包含了推理小说。在2003年出版的小说《羚羊和秧鸡》中，她也借助了天外来客的技巧，但结果不甚理想。人类没有设想出小说中所描绘的如何防止人为的气候压力的办法，作为一个物种，他们也没有想到如何适应他们所创造的变化了的气候。而遗传工程师克雷克决定用一种适应生存的更好的物种来取而代之。克雷克要求自己不仅要设计出现代人的替代物，而且要清除那些会干预新的地球生灵生成的残余分子。
阿特伍德描绘了一项复仇者的生态工程，以致于在小说的结尾，残余的少数现代人之一——斯诺曼（Snowman），因为感染明显快要死了，却发现自己处于消除其他人类幸存者的境地，以便地球被克雷克人取而代之。尽管阿特伍德嚷嚷着把遗传工程作为人类对生物圈破坏的一个非适应性方案加以攻击，她写的是一个警示性故事而非假设分析类故事。换言之，她认为，人类注定要毁于对自然世界的过度随意的技术操作，他们正在通往灭绝之路，即便对问题进行更多的技术处理也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教育性的论断所沿袭的指导思想是“主人的工具不会拆了主人自己的屋子”，因此，她与巴恩斯的小说形成了直接的对照。
这些小说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把人为的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看作是对整个生物圈，尤其是人类的严重的威胁；其二，在它们所创造的情节中，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能动力。在小说中，巴恩斯实现了对灾害的防治，但它不是源自人的能动力作用于现成的工具，而是通过运用假象技术的非凡的智慧。《天外来客》中有适应，但只是借助于通过特别干预成为遗传学意义上的新人类。阿特伍德把新人类看作是技术胡乱运用下的另一种糟糕的产品，警告人们不要走上此路，以此作为处理全球变暖的方法，无论是灾害的防治还是适应。
抵制崇高的作品及其对“天外来客”的运用倾向于与前两个例子大相径庭。此类作品包括金姆·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全球变暖三部曲，亚瑟·赫索格的《热》（Heat）和乔治·特纳的《正在淹没的塔》（Drowning Towers）。亚瑟·赫索格是一位职业小说家，其小说的焦点是科学的场景。《热》于30年前出版，这部构思精巧的小说详细描述了迅速加剧的全球变暖的开始，它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气候科学的信息以及技术上可行的灾害防治和适应策略。
没有天外来客的崇高，也没有史诗高度的英雄。相反，政府和组织必须合作以开发并建造防热设施及其他防治机制，以削弱气温的升高。赫索格警告说，避免灾难并不意味着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或是危险已经过去，而是人类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必须加以改变，社会必须重组，企业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运作。不幸的是，小说中关于建构可持续社会的未来之路只占到了很小的篇幅。在许多方面，那就是罗宾逊的全球变暖三部曲的开始。尽管再现了突发性气候变化风险背后的科学、社会和经济重组的需要，作为防止最糟糕的情形并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三部曲的三个部分对此都花了不少笔墨。
澳大利亚小说家乔治·特纳在1987年的《正在淹没的塔》中，在突发性气候变化之后的体制中运用了人的策略，他对此做了历史的回顾并为21世纪初期人们缘何会无法实现灾害防治而感到疑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而是处于风暴眼中，回顾导致海平面明显升高的第一次突变的同时，也要为紧随新的海平面而至的全球气候明显变冷做好防备。他们已经从灾害防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也已经对社会和经济进行了重组，并开始了适应性防备的进程。他们正为了新的严酷的气候而改变人口，人类将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这样的气候下谋求生存。特纳怀疑防灾减灾的努力会及时启动，但确实设想了受难的人类社会如何为长远未来的成功适应做好准备。 三
想一想此时此刻在灾害防治者和适应者之间不断加剧的争论，想一想我们应当如何对全球变暖的现实以及已经被证实了的气候变化的迹象做出反应，那么，所有上面提及的科普读物和小说都证明是有用的。灾害防治和适应涉及到各个国家正在考虑以及或许会实施的不同类型的变革和生态工程项目，它们也涉及到人类社会、社会工程的变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气候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或许会变得更加严峻。而反映气候变化的科普读物和同类小说能够让我们在认识上和情感上保持清醒，并唤醒我们的生态良知。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真正地防治灾害和保持生态平衡，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是不够，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
Atwood， Margaret. Oryx and Crake. New York： Nan A. Talese/Doubleday， 2003.
Barnes， John. Mother of Storms. New York： TOR， 1994.
Broecker， Wallace S.， and Robert Kunzig. Fixing Climate： What Past Climate Changes Reveal About the Current Threat—and How to Counter I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Herzog， Arthur. Heat. New York： Signet， 1977. Writers Club Press/iuniverse， 2003. Lynas， Mark. 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Murphy， Patrick D. “Engineering Planets， Engineering Ourselves： The Ethics of Terraforming and Areoforming in an Age of Climate Change，” inaugural issue， Journal of Ecocriticism（Canada）1.1（2009）： 54-59. http：//ojs.unbc.ca/index.php/joe/index.
——.“Whose Planet Is It， Anyway？ Environmentalism and Science Fictio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Science Fiction， ed. Sherryl Vint， et al， Routledge， 2009. 373-381.
Pearce， Fred.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7.
Robinson， Kim Stanley. Science in the Capitol Trilogy. Forty Signs of Rain. Fifty Degrees Below. Sixty Days and Counting. New York： Bantam， 2004， 2005， 2007.
Romm， Joseph. Hell and High Water： Global Warming—The Solution and the Politics—and What We Should Do. New York： William
Turner， George. Drowning Towers. 1987. New York： AvoNova， 1996.
Volk， Tyler. CO2 Rising： The World’s Greatest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2008.
责任编辑：王俊
[关键词]气候变化；科普；小说；叙事策略；修辞策略
[中国分类号]I71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6848（2012）05-0036-06
[作者简介]帕特里克·D·墨菲（Patrick D. Murphy），美国中佛罗里达大学英语系教授，全球著名生态文学批评理论研究者，生态文学权威期刊《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ISLE）奠基人，主要研究领域为自然文学、现代美国诗歌、生态批评、科幻小说以及巴赫金对话理论等。
[译者简介]龙迪勇（1972—），男，江西宜春人，文学博士，江西省社会科学院中国叙事学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研究员，主要从事叙事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77）杨 莉（1973—），女，江西南昌人，文学博士，江西财经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英美文学、比较文学研究。（江西南昌 330013）
Title：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in Climate Change Popular Science and Fiction
Author： Patrick D. Murphy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narrative and rhetorical strategies that are employed in a range of novels and popular science books. Examples will include works from Australia， Canada， the UK， and the US. Some of these texts are future oriented， while others focus on climate history and the daily events of the present and immediate past. Some have as their primary strategy the intellectual edification of the audience while entertaining them in ways typical of formulaic literary and popular nonfiction genres. Some， instead， pursue an emotive-affective response from readers in order to incite them to action. Rhetorically structured works frequently rely on extensive and varied forms of embedded narratives for distinct purposes. Meanwhile， the novels often contain extended rhetorical passages， often provided as explanations or speeches. The author will conclude by considering the growing convergence of the information components of both types of works and the types of audience impacts different strategies are likely to produce.
Key words： climate change； popular science； fiction； narrative strategy； rhetorical strategy
一
气候变化为语言和文学教学提供了便捷可用、极具价值的话题。对于处于本族文化中的学习者以及学习外语的说本族语的人，这一话题都具有迫切性和重要性。它要求跨越多个学科的词汇量和语篇模式，例如生物学和地质科学、政治科学、哲学——尤其是伦理学、宗教学、经济学、外交政策、新闻学、文学和大众文化。它鼓励学生了解在一种语境中被视作客观话语的科学的语言在另一种语境中是如何被视作主观的、引起论争的并且推动议程的话语的。
今天，在美中两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作为奥巴马政府的代表，其初次访华期间所讨论的话题，以及之后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总统和胡锦涛主席之间的双边会谈都证明了一点：气候变化作为要求协作的迫切问题，得到了政府最高层的公认。因此，共同的利益为双方对这一话题的关注提供了合理的基础。此外，气候问题也被称作是21世纪最大的挑战。此处我所提到的著作都假定气候变化是一个重大的挑战。其中有的强调危险，有的关注对策，有的试图在警示性故事和解决方案开发路线图之间达成平衡。
例如，《修复气候》（Fixing Climate）仅凭标题就表明它关注的是解决方案。与此同时，罗伯特·昆茨格（Robert Kunzig）通过追踪其合著者威利·布勒克（Wally Broecker）的职业传记，展开了关于气候变化科学的讨论。这一叙事策略产生了两种截然不同然而却同样重要的结果：其一，提出了特别解决方案的必要性，由此确立了布勒克无可争议的权威性及可靠性；其二，通过对昆茨格加以个性化处理的特殊个体的确认，使得田野工作和计算机建模的交互作用对于读者而言更加真实和具体。 泰勒·沃尔克（Tyler Volk）的《二氧化碳在增加》（CO2 Rising）运用了传记的方法，但它关注的并不是单个的人。相反，沃尔克叙述了一系列碳原子的生活故事，以呈现碳作用于气候变化的漫长的历史。关于沃尔克的这部著作，非常有趣的是，他借助于碳原子的生活故事，尽可能使科学信息的内容不致于给人带来胁迫感。这些传记模仿了电视节目中把科学呈现给孩子们和年轻人的风格，例如《动物星球》（Animal Planet）和《科普读物的未来》（Popular Science’s Future Of …）等。
与基于叙事的科学说明文形成对照的是，马克·莱纳斯（Mark Lynas）运用政府间气候变化研究小组高水准的估算，来描述全球环境随着气温一度度的升高而产生的变化，他们估算出本世纪全球气温将升高摄氏6度。昆茨格和布勒克的著书在导向致力于解决方案的结论时让人更加充满希望，而莱纳斯的著作则越来越不吉利，形成了一种适用于警示性故事的语调。这种结构作为一种策略，借助于慢慢地揭示由于大气中温室气体的累积所带来的最具灾难性的可能，因其渐渐地把读者引向越来越深入的分析而彰显出巨大的希望。
佛瑞德·皮尔斯（Fred Pearce）在他的著作《又快又猛》（With Speed and Violence）中的做法也有些类似，但他关注的是倾覆点而非度数。他的类似性做法是，从最没有争议的那几类倾覆点及其投射的结果着手，然后再涉及更具争议性和灾难性的结果。这本书对于“倾覆点”这一概念的考量特别有益处。也即是说，某一特定的累积或量变达到了一定标准的那个点，结果导致了根本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例如，为印度次大陆主要河流提供水源的喜马拉雅山脉冰川的缩减所导致的灾难性的干旱和农业崩溃。
二
让我们转向澳大利亚、加拿大、英国和美国的小说家们，看看他们传达自己关于气候变化的观点所采用的方式。它们有着不同的灾难性场景，大量真实的信息，以及天外救星式的介入。这些作家总是不得不满足相互冲突的需求，编造出有趣的情节驱动型故事以满足大众的阅读习惯，同时又提供足够的细节以生成合适的语境，以再现地球未来的情景并且在这样的背景中把他们的情节一直演绎下去。作品表现的是人们对于气候危机的程度不一的责任，以及对于自身决策的程度不一的责任。
此处我不仅希望介绍那些多数人可能不熟悉的小说和小说家，我也希望能评判这些作家赋予人类的相应责任。而且，我希望能考虑这些作家所承担的社会责任的大小，因为小说在娱乐大众时即具有了教育和说服功能。当然，娱乐和启迪之间关系的存在由来已久，作为一国的公民和特定社会中的个体，作家们应当、可能或必须承担的责任或职责的论争也同样由来已久。M. H. 艾布拉姆斯（M. H. Abrams）几年前曾运用“镜与灯”的二元性概念来描述这一关系，此处也值得我们再做一番探讨。近来，在有关所谓的美国道德和礼仪沦丧中电视之作用以及显见的公众暴力升级的争论中，二元性的使用耳熟能详。这些对电视的苛评认为，电视的作用是照亮道路的灯，通过其对邪恶和暴力的再现，使得反常似乎即为正常。电视的辩护者则认为，电视节目只是反映了社会上所发生的事，它并没有虚构或展示任何在整个公众中没有发生的事件。正如如此多的二元论用于镜与灯或反射物和向导的描述一样，相互排斥的二分法也完全是错误的。电视当然会影响人们，否则广播电视网就不可能卖得出广告。同时，电视中所呈现的一切没有什么是没有发生过，书写过，或至少是想象过，而且口头上或实际上与他人分享过的。或许现在最合适的议题应当是：人们就文学与文化表述的生产和接受所分担的责任的大小。
就文学对应虚构建立一个等级制，尽管这对我们没有什么帮助。文学中所表达的许多据称是前瞻性思考或先进的理念完全都是似是而非的，或是发现建立在完全不精确的科学或经济学的基础之上。因此，当我们在思考文学对重大的科学、文化、政治和经济问题的描述时，当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是交织在一起的；当我们思考在多大程度上它们被其作者用来促进或阻碍其读者对信息的通晓时，我们必须避免用二分法来看待把镜与灯，或是把后者视作如二分法一般严肃和高深。把交际当作与艺术多少是有区别的领域，除了主要的教育者或劝说者的作用，我们或许也希望能考虑众多抱怨、建议以及数据包传输的作用。作为这种思量的结果，我希望把我今天所要讨论的涉及气候变化问题的文学虚构作品进行分类，把它们分别置于三个统一体，一个从强硬的劝说者到温和的劝说者，一个从强硬的教育者到温和的教育者，还有一个从富于审美经验到程式化。最后，我希望介绍第四种统一体，它从即时行动的鼓励者延伸至变化的阻碍者。
在考虑第三和第四种统一体时，纳入崇高意识，恐怖与美好、敬畏与和谐的混合物，我们可以从此中受益，因为潜在的剧变式事件可以在作者和读者身上引发预警式欲望或是引发英雄行为的决心。因为气候变化依旧是一个这样的话题，其中最明显、最严重的威胁似乎即将来临而非已经来临，尽管实际情况并非如此。有一点并不意外，那就是，它已经孵化出称之为科幻小说的作品。关于全球变暖的科幻小说中已出现了明显的崇高化倾向，全球变暖至少在某些例子中可以恰如其分地描述为预警式欲望。作家们，或至少是他们笔下的人物，发现自己渴望一种戏剧性的、剧烈的、甚至是不可更改的、有着质的变化的时间跳跃，要么是人类生活和死亡的情形，要么是物种变化或濒临灭绝的情形。
《天外来客》的情节就是一种表现这种变化的技巧，超出人类理解力、科学知识、技术能力或进化进程的东西拯救了这个物种，即便它不像我们今天所了解的那样拯救了生物圈。其实，这些小说影射了人们的变化进程，其中物种从外形上得以改变、拯救或毁灭，而对决定自己的命运却无能为力。然而，其他小说却抵制这一倾向，它们要么颠覆天外来客的情节预期或断然拒绝用其它任何类型的浪漫的理想主义来反观自己的情节。
我认为要考虑传递科学信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此类小说也会传递一种对于信息的情感或态度。在通俗杂志，尤其是在给编者的信中，我们常常看到关于不久的将来将出现气候变化的宿命论观点，这些观点的形成基于漫长的地质年代中对于此类变化的观察，因此，要么免除人们因为对生物圈的改变所应承担的责任，要么否认对于像气候这样的庞然大物会有什么人为的影响。 然而，许多包含着反崇高故事的小说对于抵制预警式欲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我们会把这样的故事看作是基于推测的警示性故事。既然全球变暖的加剧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以一种多少呈线性的方式展开，这正是反对危机极端时刻的奇迹类作品的本质。相反，它会引发一系列持续性的危机，或者如詹姆斯·霍华德·库斯特勒（James Howard Kunstler）所谓的“长期危急情况”。无论是否会直接导致灾难的倾覆点于是成为了危机时刻，或许更多的不是因为地球的气候状态，而是行动中的人们在道德上的投入。
两部可以和《天外来客》归为一类的小说是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的《风暴之母》（Mother of Storms）和玛格丽特·阿特伍德（Margaret Atwood）的《羚羊和秧鸡》（Oryx and Crake）。美国作家约翰·巴恩斯作为一位科幻小说作家而闻名，他在自己的小说中强调社会问题和个体的道德责任，尤其是他对全球化的批评。《风暴之母》于1995年出版，这是一部依靠单个的灾难性行为来推动情节发展的小说。北冰洋一场先发制人的核攻击使得巨大的甲烷化合物储存遭到破坏，释放到大气中的甲烷足以使全球气候变暖，从而产生超级飓风。
尽管对飓风影响力的描写在小说人物和读者中激发出一种极度的恐惧感，巴恩斯直到小说接近尾声的时候一直在抑制自己，以免走向天外来客式的套路。可他最终还是屈服了。巴恩斯的神祗是数字化网络中人类思想的二重奏，它呈现出量子论的意识。这一飞跃使得二者可以盘算出如何冷却大气并且终止明显减少了全球人口、大陆海岸线以及政府影响力的超级飓风。巴恩斯的神祗和他们的人类同胞都是灾害防治者而非适应者。
论及个体在面对由超级飓风所导致的灾难性损害时所承担的道德责任，巴恩斯做得非常好，他通过几个次要情节就不同个体对灾害的应对进行了特写。在对地球人为的改变所应承担的社会责任方面，他的处理并不是很好。他没有把它处理成一个根本性的道德困境，而是把气候变化更多地视为一个适当参与生态工程的技术性问题，以致于人类仿佛创造了地球一般，而并没有使得自己所生活的星球不适宜居住。然而，他提供了模拟一个倾覆点如何达成的一种有价值的假设分析情境，这会导致突发的而非线性的气候变化。
玛格丽特·阿特伍德是一位世界知名的加拿大女性主义作家，在她各种文类和风格的小说中，包含了推理小说。在2003年出版的小说《羚羊和秧鸡》中，她也借助了天外来客的技巧，但结果不甚理想。人类没有设想出小说中所描绘的如何防止人为的气候压力的办法，作为一个物种，他们也没有想到如何适应他们所创造的变化了的气候。而遗传工程师克雷克决定用一种适应生存的更好的物种来取而代之。克雷克要求自己不仅要设计出现代人的替代物，而且要清除那些会干预新的地球生灵生成的残余分子。
阿特伍德描绘了一项复仇者的生态工程，以致于在小说的结尾，残余的少数现代人之一——斯诺曼（Snowman），因为感染明显快要死了，却发现自己处于消除其他人类幸存者的境地，以便地球被克雷克人取而代之。尽管阿特伍德嚷嚷着把遗传工程作为人类对生物圈破坏的一个非适应性方案加以攻击，她写的是一个警示性故事而非假设分析类故事。换言之，她认为，人类注定要毁于对自然世界的过度随意的技术操作，他们正在通往灭绝之路，即便对问题进行更多的技术处理也无法阻止这一进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她的教育性的论断所沿袭的指导思想是“主人的工具不会拆了主人自己的屋子”，因此，她与巴恩斯的小说形成了直接的对照。
这些小说有两个共同点：其一，他们把人为的全球变暖以及随之而来的气候变化看作是对整个生物圈，尤其是人类的严重的威胁；其二，在它们所创造的情节中，人类几乎没有什么能动力。在小说中，巴恩斯实现了对灾害的防治，但它不是源自人的能动力作用于现成的工具，而是通过运用假象技术的非凡的智慧。《天外来客》中有适应，但只是借助于通过特别干预成为遗传学意义上的新人类。阿特伍德把新人类看作是技术胡乱运用下的另一种糟糕的产品，警告人们不要走上此路，以此作为处理全球变暖的方法，无论是灾害的防治还是适应。
抵制崇高的作品及其对“天外来客”的运用倾向于与前两个例子大相径庭。此类作品包括金姆·斯坦利·罗宾逊（Kim Stanley Robinson）的全球变暖三部曲，亚瑟·赫索格的《热》（Heat）和乔治·特纳的《正在淹没的塔》（Drowning Towers）。亚瑟·赫索格是一位职业小说家，其小说的焦点是科学的场景。《热》于30年前出版，这部构思精巧的小说详细描述了迅速加剧的全球变暖的开始，它为读者提供了大量关于气候科学的信息以及技术上可行的灾害防治和适应策略。
没有天外来客的崇高，也没有史诗高度的英雄。相反，政府和组织必须合作以开发并建造防热设施及其他防治机制，以削弱气温的升高。赫索格警告说，避免灾难并不意味着最糟糕的时刻已经结束或是危险已经过去，而是人类的消费和生产模式必须加以改变，社会必须重组，企业不能再像从前那样运作。不幸的是，小说中关于建构可持续社会的未来之路只占到了很小的篇幅。在许多方面，那就是罗宾逊的全球变暖三部曲的开始。尽管再现了突发性气候变化风险背后的科学、社会和经济重组的需要，作为防止最糟糕的情形并适应不可避免的情况这一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三部曲的三个部分对此都花了不少笔墨。
澳大利亚小说家乔治·特纳在1987年的《正在淹没的塔》中，在突发性气候变化之后的体制中运用了人的策略，他对此做了历史的回顾并为21世纪初期人们缘何会无法实现灾害防治而感到疑惑。值得注意的是，这些人不是生活在一个稳定的世界里，而是处于风暴眼中，回顾导致海平面明显升高的第一次突变的同时，也要为紧随新的海平面而至的全球气候明显变冷做好防备。他们已经从灾害防治中得到了经验教训，也已经对社会和经济进行了重组，并开始了适应性防备的进程。他们正为了新的严酷的气候而改变人口，人类将不得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在这样的气候下谋求生存。特纳怀疑防灾减灾的努力会及时启动，但确实设想了受难的人类社会如何为长远未来的成功适应做好准备。 三
想一想此时此刻在灾害防治者和适应者之间不断加剧的争论，想一想我们应当如何对全球变暖的现实以及已经被证实了的气候变化的迹象做出反应，那么，所有上面提及的科普读物和小说都证明是有用的。灾害防治和适应涉及到各个国家正在考虑以及或许会实施的不同类型的变革和生态工程项目，它们也涉及到人类社会、社会工程的变革。如果我们对此没有清醒的认识并采取积极的措施，气候变化在接下来的几十年里或许会变得更加严峻。而反映气候变化的科普读物和同类小说能够让我们在认识上和情感上保持清醒，并唤醒我们的生态良知。当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要真正地防治灾害和保持生态平衡，仅仅停留在这一层面是不够，重要的是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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