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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从学科进路的角度来看，壮族生态研究大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或偶尔有民族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参与其中，其研究成果也仅占较少的部分。作为一个边缘的、交叉的研究领域，壮族生态研究需要在壮学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而壮学仍在持续构建之中，需要壮族生态研究的参与，因为壮族生态研究不仅可以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而且可以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增强深度和广度，从而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其统摄性。
【关键词】壮族；壮学；生态研究；民族生态学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1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2-0092-007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UANG STUDIES
Fu Guanghu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re the approa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groups of the Zhuang and the nature Viewing from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re main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participated by a few scholars of ethno-ecolog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logical ethics occasionally， results of the latter make up a small proportion only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 margi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need to establish its academic status in the Zhuang studies Remaining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ous building， the Zhuang studies needs particip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the very reasons are that not only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can exte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Zhuang studies and fulfill the gap of research， but it can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angle of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in depth and extension， thus further broadening the academic influences of the Zhuang studies and strengthening its ability of controlling over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Key Words： the Zhuang； the Zhuang studies； ecological studies； ethno-ecological studies
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1]从这一理论概括可以看出，壮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壮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其中，壮族生态研究必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而且因为生态研究可以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连接的角度把壮学给凸显出来，真正成为一门“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关于在壮学研究中拓展生态学方面研究的倡议，付广华早在2007年已有所论[2]，此处不再赘言。本文将在评述近些年壮族生态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壮族生态研究对壮学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些亟待拓展的研究主题，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壮族生态研究界定
同壮学一样，壮族生态研究也是一个问题域，是一个涵盖广泛的研究主题。为了不引起歧义，有必要先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
作为一个组合词，“壮族生态研究”由“壮族”“生态”和“研究”三个词组合而成。首先说“壮族”：壮族是现今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其次说“生态”：生态，英文为“ecology”，源于希腊文词根oikos（意指家、户）和词尾logos（意指言说，后指有系统的研究）。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rnst Haeckel）创造出了“kologie”一词，用来指称动植物彼此之间以及动植物与其栖息地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说“研究”：研究指的是有目的地收集、分析和解释资料，并得出结论或提出解决对策的一种过程。
壮学研究 综合来看，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和阐明的一种过程。由于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常常又被称为“自然”，因此，简单地说，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果仅仅研究“壮族”而不涉及“自然”“生态”，或者仅仅研究“自然”“生态”而没有突出“壮族”的民族性，都不能算是壮族生态研究，而只能是某个学科、某个领域的成果。 二、多学科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
由于壮族是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的面目呈现的，所以壮族生态研究大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或偶尔有民族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参与其中，其研究成果也仅占较少的部分。为了突出壮族生态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性，在此，仅从学科进路的角度略作评述。
（一）民族学人类学进路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大批民族学家组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就已经关注到了壮族社会群体生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一些单篇调查报告会概括介绍调查点的“地理环境”，如第一册收录的《环江县龙水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个题目就是“地理环境”；再比如第四册在介绍“太平土司”时也首先概述其“区域划分和气候环境”。然而，由于当时的民族学家们主要是为了“抢救落后”，重点关注的是壮族地区遗存的各种社会文化事象，而对这些文化事象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到位，因此难以自觉地从事壮族生态研究。
直至20世纪90年代，从民族学出发的壮族生态研究才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在1990年发表的《壮族自然崇拜简论》一文中，覃彩銮先生已经开始注意到壮族民众崇拜的土地、太阳、雷雨、河流、火、山、岩石等自然物，但尚未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阐释。[3]在之后有关壮族干栏文化的研究中，覃先生注意到了壮族传统民居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论断，如“不同的自然环境给人类提供了不同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4]经过进一步的推演和发展，覃先生1999年底发表了壮族生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试论壮族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该文中，覃先生指出，壮族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方式和以“那”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都是由岭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的，与岭南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壮族在对自然界长期的适应、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崇尚和师法自然，与大自然相亲和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观，并通过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用之得法，以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禁忌及习惯法规等，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5]该文在事实上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的重要指导，是不可忽视的一项成果。
作为生态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自然崇拜得到了民族学界较多关注。廖明君指出：在历史悠久的自然崇拜文化的基础上，壮族形成了“以人为本、物我合一、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观。为建立科学的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现代生态文明，壮族需要树立从被动地敬畏自然到主动地顺应自然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建立具有独立性、循环性和系统性的以“物我合一”为核心的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壮族现代生态文明，实现壮族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6]524-541杨宗亮认为，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祭祀活动，反映出壮族的自然至上和人与有生命的自然物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生态文化观，在客观上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7]何正廷认为，云南壮族虔诚地祭祀森林并对其严加保护的传统风俗，实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本质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8]这些从精神文化维度展开的壮族生态研究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受到一些青年学人的持续关注。
随着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广泛传播，一些青年学人开始借用生态人类学理论来进行壮族生态研究。付广华在对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村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分析了龙脊壮族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认为这一典型案例很好地诠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9]后来，付广华从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要素——水的角度切入，认为壮族传统水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仅可以为壮族地区构建人水和谐机制提供传统生态智慧，而且还可以为应对水资源缺乏提供可能的路径。[10]经过多年的努力，付广华出版了《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一书，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针对性地研讨了龙脊古壮寨生态退化与重建的历史进程，洞察推动乡村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环境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中国案例。[11]
此外，廖国强、何明、袁国友三位先生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其中一些章节也涉及壮族传统生态文化。[12]蓝岚、罗春光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广西壮族传统的生态文化，其中对自然资源环境科学合理利用的因素，可为广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借鉴。[13]
（二）民族生态学进路
民族生态学有美、苏/俄两种不同的传统：依照美国的传统，民族生态学是生态人类学内部的一种方法，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后来才发展成为包含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等亚领域的一门统括性学科；依照苏/俄的传统，民族生态学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大致等同于“民族的人类生态学研究”。[14]在民族生态学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传统生态知识研究。
在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方面，陆树刚介绍了壮族“侬支系”饮食文化、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和医药文化中应用的植物，起到了发轫之功。[15]在龙春林先生的引领下，邹绿柳等对云南马关县卢差冲壮族社区（11个样地）的森林资源状况和不同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壮族“龙山”森林文化促进了当地社区森林和生态环境的维持和保护，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意义。[16]杨春燕等对靖西县端午节的传统药市进行了初步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靖西县端午药市出售药物种类繁多，对药市中记录的植物药的名称、药用部位、用途和用法进行了编目。[17]苏仕林等认为，广西田阳民歌古籍《欢木岸》展现了田阳壮族民众认识植物、利用植物和保护植物的悠久历史，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欢木岸》进行研究，对保护当地民族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18] 在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方面，付广华分析了龙脊壮族的气候灾变状况和成因，提出了龙脊壮族民众传统上的应对方式，揭示了传统生态知识对应对气候灾变的独特价值。[19]在新近出版的《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一书中，付广华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不仅研讨了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展开了理论和案例分析。[2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靖西田七、德保黄精、常用野菜蘘荷等展开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较少考虑到这些植物与壮族社会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民族地理学进路
民族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地理起源、民族地域分布规律和地理因素对民族特征的影响。[21]在民族地理学中，与壮族生态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壮族及其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地理环境与壮族及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但较少展开深入探讨。刘祥学先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先后围绕壮族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22]、壮汉互化中的人地关系[23]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最后出版了集大成的《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一书。在该书中，刘祥学先生全面地探讨了壮族的发展策略及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揭示壮族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实质。刘先生认为，壮族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与农耕生产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当中。从水、林资源的利用、保护，到农耕生产的开展与农作物的种植，再到畜牧与狩猎的发展，都需要充分考虑所在自然环境的差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适应对策，才能获取较佳的经济效益。[24]
此外，郑维宽对广西气候变化、虎患及相关问题、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与壮族也有一定的关联，在进行相关的壮族生态专题研究时可以参考。
（四）生态伦理学进路
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研讨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关注的是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在壮族生态研究中，生态伦理学进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的生态伦理意蕴的挖掘上。
曾杰丽认为，壮人通过自然崇拜、始祖崇拜、禁忌等民间信仰，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意念。[25]翟鹏玉则主要从花婆神话出发来研讨壮族生态伦理，他认为花婆神话蕴涵着壮族人神同构以缔结生态伦理的逻辑理则，由此也可以推演出壮民族生态伦理缔结的依生、竞生、整生等种种范式。[26]凌春辉则以《麽经布洛陀》为例来阐释壮族人民的生态伦理观，认为《麽经布洛陀》要求人们不违天道，顺应天时，尊重自然运行的规律，善待自然，敬畏生命，确立人与自然的友善关系，以谋求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发展。[27]李家寿、唐华清聚焦于广西龙州县弄岗自然保护区，认为当地壮族在长期的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特的、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环境的执着卫护，对祖国秀美山川的热爱与保护的真情。[28]
总的来讲，壮族生态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主要围绕传统生态文化为核心进行探讨，对壮族的族群生计方式及其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壮族民众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壮族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影响的民族特点、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功能的规律以及壮族群体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观等专题研究得还比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从文献出发的研究还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而以坚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值得进一步加大田野调查力度，积累更多的壮族生态民族志资料。
三、壮族生态研究与壮学构建的互动关系
（一）壮族生态研究需要在壮学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壮族生态研究是一个边缘的、交叉的研究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对壮族及其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研究。由于学科进路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很难共享一套学术话语，大多仅仅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较少关注其他视角的研究。这样一来，个别研究虽然看起来比较有新意，但终归只是一项孤立的成果，形不成合力效应。
而壮学作为一门开放性的、综合性的学科，它可以把不同学科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统摄起来，成为壮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该项研究的进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享了“壮学研究者”的身份，从而在这一学科平台上予以交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点，从而推进壮族生态研究走向前进。
退一步讲，作为一门对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壮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不仅建立了学者们自己的组织——广西壮学学会、云南省壮学研究会等，而且还得到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创办了《壮学丛书》。壮族生态研究完全有必要利用好这一大好机遇，参与到《壮学丛书》编纂和壮学研究平台的建构中去，真正发挥生态学观点在壮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二）壮学构建需要壮族生态研究的参与
之所以说壮学仍在持续构建之中，是因为壮学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壮学基础理论体系未完全成形；二是社会认可度仍不是特别高。因此，壮学学科仍需要学界同仁参与，进一步完成其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壮族生态研究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1 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
英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有一句名言：“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nature），其二是他人（other peoples），其三是自我（ego）。”通俗来说，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要处理好自身与自然、他人、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基础地位。对此，美国著名生态人类学家内亭曾经说道：“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肯定是人们最永久关心的实际问题，人类最初的知识也是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29]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首先要应对自然的挑战。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必然会采取一些适应性的策略，创造出各种生产生活用具，从而创造了人类学所谓的“器物文化”或“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直接作用于自然的产物，包括生产工具、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东西，以至于现代科技。[30]101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壮族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与壮族生态研究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三大类文化之一，物质文化是最基础的，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生态学角度展开的对壮族物质文化的研究，将极大地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为壮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独具特色的选题。 从当前壮学研究现状来看，虽然稻作农业、干栏文化、自然崇拜等领域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某些较小的研究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壮族稻作农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可以认识清楚壮族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特点，甚至可以为理解壮族民族性格提供借鉴和参考。加强壮族生态研究，可以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完善壮学学科体系，实现壮学研究的全面推进。
2 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增强深度和广度
20世纪中期以前，“生态”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词。从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开始从大学的生物学系中独立出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全新学科的地位。与此同时，生态及其相关词，大量地取代了与环境相关的词群，且其延伸的用法持续扩大。受这股生态学思潮的影响，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理论都重新得到解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且把这种关注视为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必要基础。[31]139-140壮族生态研究就是研讨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反映出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点。这样一来，壮学生态研究就成功地沟通了“自然”与“文化”，成为沟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纽带与桥梁。
其实，人类学中生态学观点的应用是极为广泛的。生态人类学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文化在深层机制上都带有生态因素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化就是为适应生态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各民族为适应其生存的生态环境而做出调适的产物，带有很强的适应性特征。[9]因此，自从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以后，生态学的观点在人类学中已逐步深入人心。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会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否则，该项研究的科学性就会打点儿折扣。比如从取食模式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产生的采集-狩猎、园圃农业、畜牧业、灌溉农业、工业化农业等，都与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是不可能清楚认识这些食物获取模式的。
因此，生态学观点在壮学中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明晰壮族这一民族群体所活动的生态空间，了解影响其生产生活活动的各种生态因素，才可能把握壮族物质文化的基础，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壮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自然渊源。缺少了这一点，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与此同时，在壮学中吸收生态学思想，就能够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应对环境挑战的百宝箱。这样一来，整项研究的深度就会有所增加；如果能够专门从事壮族生态研究，则更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加深壮学研究的广度。举例来说，生态人类学已经对自然—文化二元论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作为文化对立物的自然只不过是一种西方概念，某些非西方社会可能并不存在类似的自然的概念。[32]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谓的“自然”，只不过是人类活动和话语的副产品，可以称之为“第二自然”“社会化自然”或“人文化自然”。[33]3-40如果我们再固守原先的观念，就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跟不上国际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步伐。
由于壮族生态研究可以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文化，从而使立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即或在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领域，也可以发现这些文化特质与生态环境内在的联系。这样一来，整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大大拓展，甚至可以得出与前人大相迥异的观点。
3 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其统摄性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壮学学术影响力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辐射能力。
从壮学在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来看，壮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自身单一民族研究的专门性学科的地位，学者知晓度和学界认同度在逐步提高，但目前尚未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中，其影响在壮族地区比较大，在其他地方比较小。从壮学对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感召力来看，壮学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吸收了来自民族学、历史学、哲学、医药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但不少研究并不是壮学意义上的，只能算是从其他学科进路的对壮族或壮族地区的研究。从壮学对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辐射能力来看，壮学在境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所辐射，从事壮学研究的学者在逐渐增多，但总体来看，这一学术影响还比较小。
因此，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势在必行。作为壮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生态研究学术空白点较多，且属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较为关注的民族生态研究，存在进一步扩大壮学影响力的可能。首先，壮族生态研究作为民族生态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理论关注，研究方法科学先进，必将增强壮学在民族学人类学中的影响力；其次，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讲，传统的生态学研究较少关注民族的因素，但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龙春林教授等人所进行的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壮族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有利于拓展壮学在自然科学中影响。
此外，由于壮族生态研究能够沟通壮族的自然与文化，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壮学的统摄性。应该说，统摄性对壮学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壮学学科的整合，才能够真正发挥壮学学科的社会功能，才能推动壮学向前发展。
结果与讨论
作为壮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生态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不同学科进路的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壮族生态研究还存在很多学术空白点，比如至今还缺乏一部总体性的深入研讨壮族生态文化的著作，对不同类型的壮族民众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对壮族民族生态系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
由于壮族生态研究具有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色，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壮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面对的三大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只有处理好壮族民众与周围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满足壮族社会群体存续的物质需要，实现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永续发展。从现实意义来说，壮族地区正在进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当前壮族地区的生态建设状况，而且要充分理解壮族民众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了解其传统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为方式、制度范式和信仰世界，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壮学仍在进一步构建和发展之中，还需要学术界从理论基础、历史研究、现实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诸方面去推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对壮族及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我们不仅可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理论探讨，而且还可以展开历史研究，书写一部独具民族特色的《壮族地区生态变迁史》；在进行一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厚重的《壮族传统生态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加强学术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加大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也是壮学界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说，壮族生态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它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优势，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壮学学科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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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
【关键词】壮族；壮学；生态研究；民族生态学
【作者】付广华，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在站博士后，广西民族问题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100081
【中图分类号】C958121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454X（2015）02-0092-007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ZHUANG STUDIES
Fu Guanghua
Abstract：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re the approache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social groups of the Zhuang and the nature Viewing from the process of disciplinary advancement，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re mainly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participated by a few scholars of ethno-ecology， historical geography and ecological ethics occasionally， results of the latter make up a small proportion only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a marginal and cross-disciplinary research field， need to establish its academic status in the Zhuang studies Remaining in the course of continuous building， the Zhuang studies needs participation of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the very reasons are that not only the ecological studies of the Zhuang can extend the research field of the Zhuang studies and fulfill the gap of research， but it can also provide scientific angle of research and strengthen in depth and extension， thus further broadening the academic influences of the Zhuang studies and strengthening its ability of controlling over other related researches
Key Words： the Zhuang； the Zhuang studies； ecological studies； ethno-ecological studies
壮学是以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为对象，进行历史性、现实性和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1]从这一理论概括可以看出，壮学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壮族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和层面。其中，壮族生态研究必然是极为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不仅因为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存续与发展离不开其周边的生态环境，而且因为生态研究可以从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相连接的角度把壮学给凸显出来，真正成为一门“整体性的系统研究的综合性学科”。关于在壮学研究中拓展生态学方面研究的倡议，付广华早在2007年已有所论[2]，此处不再赘言。本文将在评述近些年壮族生态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壮族生态研究对壮学构建的重要意义，并提出一些亟待拓展的研究主题，供学界同仁参考。
一、壮族生态研究界定
同壮学一样，壮族生态研究也是一个问题域，是一个涵盖广泛的研究主题。为了不引起歧义，有必要先对其进行明确的界定。
作为一个组合词，“壮族生态研究”由“壮族”“生态”和“研究”三个词组合而成。首先说“壮族”：壮族是现今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主要聚居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和广东省连山壮族瑶族自治县。其次说“生态”：生态，英文为“ecology”，源于希腊文词根oikos（意指家、户）和词尾logos（意指言说，后指有系统的研究）。1869年，德国生物学家赫克尔（Ernst Haeckel）创造出了“kologie”一词，用来指称动植物彼此之间以及动植物与其栖息地之间关系的研究。最后说“研究”：研究指的是有目的地收集、分析和解释资料，并得出结论或提出解决对策的一种过程。
壮学研究 综合来看，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动植物及其栖息地之间关系进行探讨和阐明的一种过程。由于独立于人类之外的动植物及其栖息地常常又被称为“自然”，因此，简单地说，壮族生态研究就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自然之间关系的研究。如果仅仅研究“壮族”而不涉及“自然”“生态”，或者仅仅研究“自然”“生态”而没有突出“壮族”的民族性，都不能算是壮族生态研究，而只能是某个学科、某个领域的成果。 二、多学科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
由于壮族是作为中国人口最多的少数民族的面目呈现的，所以壮族生态研究大多是民族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即或偶尔有民族生态学、历史地理学、生态伦理学的学者参与其中，其研究成果也仅占较少的部分。为了突出壮族生态研究的多学科交叉性，在此，仅从学科进路的角度略作评述。
（一）民族学人类学进路
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由大批民族学家组成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就已经关注到了壮族社会群体生活的生态环境问题。在后来结集出版的《广西壮族社会历史调查》中，一些单篇调查报告会概括介绍调查点的“地理环境”，如第一册收录的《环江县龙水乡壮族社会历史调查》第一个题目就是“地理环境”；再比如第四册在介绍“太平土司”时也首先概述其“区域划分和气候环境”。然而，由于当时的民族学家们主要是为了“抢救落后”，重点关注的是壮族地区遗存的各种社会文化事象，而对这些文化事象与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认识不到位，因此难以自觉地从事壮族生态研究。
直至20世纪90年代，从民族学出发的壮族生态研究才开始出现，并逐步发展。在1990年发表的《壮族自然崇拜简论》一文中，覃彩銮先生已经开始注意到壮族民众崇拜的土地、太阳、雷雨、河流、火、山、岩石等自然物，但尚未从生态环境的角度进行深入的阐释。[3]在之后有关壮族干栏文化的研究中，覃先生注意到了壮族传统民居与周边环境之间的关系，并提出了一些初步的论断，如“不同的自然环境给人类提供了不同的生活资料和劳动对象，形成了不同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模式，从而给人们带来了文化心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上的差异。”[4]经过进一步的推演和发展，覃先生1999年底发表了壮族生态研究的标志性成果——《试论壮族文化的自然生态环境》。在该文中，覃先生指出，壮族以稻作农业为主的生业方式和以“那”文化为核心的文化体系，都是由岭南的自然生态环境造就的，与岭南的自然生态环境相适应。壮族在对自然界长期的适应、利用和改造过程中，形成了崇尚和师法自然，与大自然相亲和相互依存的自然生态观，并通过对自然资源取之有度，用之得法，以及自然崇拜、图腾崇拜、禁忌及习惯法规等，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保持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5]该文在事实上成为民族学人类学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的重要指导，是不可忽视的一项成果。
作为生态观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自然崇拜得到了民族学界较多关注。廖明君指出：在历史悠久的自然崇拜文化的基础上，壮族形成了“以人为本、物我合一、和谐发展”的文化生态观。为建立科学的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现代生态文明，壮族需要树立从被动地敬畏自然到主动地顺应自然的自然观和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生态观，建立具有独立性、循环性和系统性的以“物我合一”为核心的天、地、人和谐共处的壮族现代生态文明，实现壮族地区的可持续性发展。[6]524-541杨宗亮认为，云南壮族的自然崇拜及其祭祀活动，反映出壮族的自然至上和人与有生命的自然物之间的平等关系的生态文化观，在客观上对生态保护具有积极意义。[7]何正廷认为，云南壮族虔诚地祭祀森林并对其严加保护的传统风俗，实为一种特有的文化现象，本质是“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理念。[8]这些从精神文化维度展开的壮族生态研究至今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受到一些青年学人的持续关注。
随着西方人类学理论的广泛传播，一些青年学人开始借用生态人类学理论来进行壮族生态研究。付广华在对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龙脊村进行大量实地调查的基础上，从生产技术、生活方式、社会制度等方面分析了龙脊壮族村民对生态环境的文化适应，认为这一典型案例很好地诠释了生态环境与人类行为之间的互动关系。[9]后来，付广华从生态环境的一个组成要素——水的角度切入，认为壮族传统水文化对生态文明建设具有独特的价值，它不仅可以为壮族地区构建人水和谐机制提供传统生态智慧，而且还可以为应对水资源缺乏提供可能的路径。[10]经过多年的努力，付广华出版了《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基于龙脊古壮寨的环境人类学研究》一书，从环境人类学的视角出发，针对性地研讨了龙脊古壮寨生态退化与重建的历史进程，洞察推动乡村生态重建的文化逻辑，为环境人类学研究提供一个中国案例。[11]
此外，廖国强、何明、袁国友三位先生系统地研究了中国少数民族的生态文化，其中一些章节也涉及壮族传统生态文化。[12]蓝岚、罗春光从物质、精神、制度三个层面探讨了广西壮族传统的生态文化，其中对自然资源环境科学合理利用的因素，可为广西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宝贵借鉴。[13]
（二）民族生态学进路
民族生态学有美、苏/俄两种不同的传统：依照美国的传统，民族生态学是生态人类学内部的一种方法，它研究的是特定文化传统的人们所拥有的生态知识，后来才发展成为包含民族生物学、民族植物学、民族动物学等亚领域的一门统括性学科；依照苏/俄的传统，民族生态学是由民族学和人类生态学相互渗透而形成的一门交叉学科，大致等同于“民族的人类生态学研究”。[14]在民族生态学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中，主要可以分为两大方面：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和传统生态知识研究。
在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方面，陆树刚介绍了壮族“侬支系”饮食文化、农耕文化、建筑文化和医药文化中应用的植物，起到了发轫之功。[15]在龙春林先生的引领下，邹绿柳等对云南马关县卢差冲壮族社区（11个样地）的森林资源状况和不同管理方式进行了研究和分析，发现壮族“龙山”森林文化促进了当地社区森林和生态环境的维持和保护，具有重要的传统文化意义。[16]杨春燕等对靖西县端午节的传统药市进行了初步的民族植物学调查，发现靖西县端午药市出售药物种类繁多，对药市中记录的植物药的名称、药用部位、用途和用法进行了编目。[17]苏仕林等认为，广西田阳民歌古籍《欢木岸》展现了田阳壮族民众认识植物、利用植物和保护植物的悠久历史，用民族植物学的研究方法对《欢木岸》进行研究，对保护当地民族文化多样性、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18] 在传统生态知识研究方面，付广华分析了龙脊壮族的气候灾变状况和成因，提出了龙脊壮族民众传统上的应对方式，揭示了传统生态知识对应对气候灾变的独特价值。[19]在新近出版的《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研究：基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一书中，付广华从民族生态学的视角出发，不仅研讨了传统生态知识与生态文明建设之间的关系，而且对现代科学技术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应用展开了理论和案例分析。[20]
此外，还有一些学者对靖西田七、德保黄精、常用野菜蘘荷等展开了民族植物学的研究，但由于这些研究较少考虑到这些植物与壮族社会群体之间的内在联系，这里就不赘述了。
（三）民族地理学进路
民族地理学是人文地理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世界各国或地区民族形成和发展的地理起源、民族地域分布规律和地理因素对民族特征的影响。[21]在民族地理学中，与壮族生态研究密切相关的是壮族及其社会活动与地理环境关系的研究。
在以往的学术研究中，不少学者已经注意到地理环境与壮族及其社会活动之间的关系，但较少展开深入探讨。刘祥学先生在博士论文的基础上，先后围绕壮族狩猎活动与生态环境关系[22]、壮汉互化中的人地关系[23]等主题展开深入研讨，最后出版了集大成的《壮族地区人地关系过程中的环境适应研究》一书。在该书中，刘祥学先生全面地探讨了壮族的发展策略及与地理环境的互动关系，以揭示壮族地区人地关系演化的实质。刘先生认为，壮族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主要体现在与农耕生产生活相关的各个领域当中。从水、林资源的利用、保护，到农耕生产的开展与农作物的种植，再到畜牧与狩猎的发展，都需要充分考虑所在自然环境的差异，并采取合理有效的适应对策，才能获取较佳的经济效益。[24]
此外，郑维宽对广西气候变化、虎患及相关问题、农业开发与生态变迁等方面的研究与壮族也有一定的关联，在进行相关的壮族生态专题研究时可以参考。
（四）生态伦理学进路
生态伦理学是从伦理学角度对人与自然关系展开研讨的一门新兴学科，主要关注的是生态的伦理价值和人类对待生态的行为规范。在壮族生态研究中，生态伦理学进路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民间信仰的生态伦理意蕴的挖掘上。
曾杰丽认为，壮人通过自然崇拜、始祖崇拜、禁忌等民间信仰，调适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尊重自然、热爱自然、善待自然， 与大自然和谐相处的生态伦理意念。[25]翟鹏玉则主要从花婆神话出发来研讨壮族生态伦理，他认为花婆神话蕴涵着壮族人神同构以缔结生态伦理的逻辑理则，由此也可以推演出壮民族生态伦理缔结的依生、竞生、整生等种种范式。[26]凌春辉则以《麽经布洛陀》为例来阐释壮族人民的生态伦理观，认为《麽经布洛陀》要求人们不违天道，顺应天时，尊重自然运行的规律，善待自然，敬畏生命，确立人与自然的友善关系，以谋求人与自然和谐有序的发展。[27]李家寿、唐华清聚焦于广西龙州县弄岗自然保护区，认为当地壮族在长期的世世代代繁衍生息中，形成了独特的、五彩缤纷的民族传统文化，蕴含着对大自然的敬畏，对生态环境的执着卫护，对祖国秀美山川的热爱与保护的真情。[28]
总的来讲，壮族生态研究的成果并不是很多，主要围绕传统生态文化为核心进行探讨，对壮族的族群生计方式及其特点、当地生态系统对壮族民众人体所产生的影响、壮族在生产活动中对自然界影响的民族特点、民族生态系统形成和发挥功能的规律以及壮族群体的生态认知与生态观等专题研究得还比较少。从研究方法来看，从文献出发的研究还占有比较突出的地位，而以坚实的田野调查为基础的研究成果还比较少，值得进一步加大田野调查力度，积累更多的壮族生态民族志资料。
三、壮族生态研究与壮学构建的互动关系
（一）壮族生态研究需要在壮学中确立自己的学术地位
壮族生态研究是一个边缘的、交叉的研究领域，使用的研究方法也多种多样，但其共同的特征是对壮族及其社会文化与自然的关系展开研究。由于学科进路的差异，不同的研究者很难共享一套学术话语，大多仅仅从自身学科视角出发，较少关注其他视角的研究。这样一来，个别研究虽然看起来比较有新意，但终归只是一项孤立的成果，形不成合力效应。
而壮学作为一门开放性的、综合性的学科，它可以把不同学科进路的壮族生态研究统摄起来，成为壮学研究的一个领域。为了推动该项研究的进展，来自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享了“壮学研究者”的身份，从而在这一学科平台上予以交流，吸收其他学科的优点，从而推进壮族生态研究走向前进。
退一步讲，作为一门对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进行综合研究的学科，壮学的发展已经取得了比较突出的成就，不仅建立了学者们自己的组织——广西壮学学会、云南省壮学研究会等，而且还得到政府资金的大力支持，创办了《壮学丛书》。壮族生态研究完全有必要利用好这一大好机遇，参与到《壮学丛书》编纂和壮学研究平台的建构中去，真正发挥生态学观点在壮学研究中的重要作用。
（二）壮学构建需要壮族生态研究的参与
之所以说壮学仍在持续构建之中，是因为壮学发展还面临许多问题：一是壮学基础理论体系未完全成形；二是社会认可度仍不是特别高。因此，壮学学科仍需要学界同仁参与，进一步完成其构建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壮族生态研究是可以发挥积极作用的：
1 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填补研究空白
英国哲学家罗素（B Russell）有一句名言：“人类自古以来就有三个敌人，其一是自然（nature），其二是他人（other peoples），其三是自我（ego）。”通俗来说，人类要生存与发展，必须要处理好自身与自然、他人、自我三者之间的关系。其中，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基础地位。对此，美国著名生态人类学家内亭曾经说道：“人类与自然的相互关系肯定是人们最永久关心的实际问题，人类最初的知识也是用于处理人与自然界的关系。”[29]
在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类首先要应对自然的挑战。为了在严酷的自然环境中生存，必然会采取一些适应性的策略，创造出各种生产生活用具，从而创造了人类学所谓的“器物文化”或“物质文化”。物质文化是人类直接作用于自然的产物，包括生产工具、衣食住行所必需的东西，以至于现代科技。[30]101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壮族物质文化的研究，也是与壮族生态研究相辅相成的一个重要内容。作为人类社会所具有的三大类文化之一，物质文化是最基础的，与制度文化、精神文化有着极为密切的内在联系。从生态学角度展开的对壮族物质文化的研究，将极大地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为壮学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一些独具特色的选题。 从当前壮学研究现状来看，虽然稻作农业、干栏文化、自然崇拜等领域的研究已经较为深入，但不可否认的是，对壮族社会群体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仍较为薄弱，某些较小的研究领域还处于空白状态。如从生态学的角度展开壮族稻作农业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可以认识清楚壮族民族文化生态系统的特点，甚至可以为理解壮族民族性格提供借鉴和参考。加强壮族生态研究，可以拓展壮学的研究领域，有助于完善壮学学科体系，实现壮学研究的全面推进。
2 提供科学的研究视角，增强深度和广度
20世纪中期以前，“生态”并不是一个普遍的词。从20世纪60年代起，生态学开始从大学的生物学系中独立出来，成功地确立了自己全新学科的地位。与此同时，生态及其相关词，大量地取代了与环境相关的词群，且其延伸的用法持续扩大。受这股生态学思潮的影响，经济学、政治学以及社会理论都重新得到解释，对人与自然的关系给予充分的关注，并且把这种关注视为制定经济与社会政策的必要基础。[31]139-140壮族生态研究就是研讨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且这种关系要受到环境和文化的影响，反映出鲜明的地域和族群特点。这样一来，壮学生态研究就成功地沟通了“自然”与“文化”，成为沟通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纽带与桥梁。
其实，人类学中生态学观点的应用是极为广泛的。生态人类学认为，生态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因此人类文化在深层机制上都带有生态因素的烙印。在某种程度上说，人类文化就是为适应生态环境而创造出来的，它是各民族为适应其生存的生态环境而做出调适的产物，带有很强的适应性特征。[9]因此，自从斯图尔德提出文化生态学以后，生态学的观点在人类学中已逐步深入人心。从事文化人类学研究的学者基本上都会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否则，该项研究的科学性就会打点儿折扣。比如从取食模式的角度看，人类历史产生的采集-狩猎、园圃农业、畜牧业、灌溉农业、工业化农业等，都与生态环境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如果不考虑到生态环境因素，是不可能清楚认识这些食物获取模式的。
因此，生态学观点在壮学中的运用是不可或缺的。只有明晰壮族这一民族群体所活动的生态空间，了解影响其生产生活活动的各种生态因素，才可能把握壮族物质文化的基础，才可能从根本上了解壮族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的自然渊源。缺少了这一点，就难以得出科学的结论。与此同时，在壮学中吸收生态学思想，就能够把文化视为一个整体，一个应对环境挑战的百宝箱。这样一来，整项研究的深度就会有所增加；如果能够专门从事壮族生态研究，则更可以从某种程度上加深壮学研究的广度。举例来说，生态人类学已经对自然—文化二元论展开了深刻的反思，认为作为文化对立物的自然只不过是一种西方概念，某些非西方社会可能并不存在类似的自然的概念。[32]从某种意义上讲，“自然”已经不复存在。我们所谓的“自然”，只不过是人类活动和话语的副产品，可以称之为“第二自然”“社会化自然”或“人文化自然”。[33]3-40如果我们再固守原先的观念，就会显得非常不合时宜，跟不上国际社会科学发展的主流步伐。
由于壮族生态研究可以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沟通自然与文化，从而使立论建立在更为科学的基础之上。即或在风俗习惯、民间信仰等领域，也可以发现这些文化特质与生态环境内在的联系。这样一来，整项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就会大大拓展，甚至可以得出与前人大相迥异的观点。
3 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增强其统摄性
一个学科的生命力是否够强，关键还在于它的学术影响力。对壮学学术影响力的分析，笔者认为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看其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二是看其对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号召力；三是看其对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辐射能力。
从壮学在民族学人类学内部的影响力来看，壮学已经基本上确立了自身单一民族研究的专门性学科的地位，学者知晓度和学界认同度在逐步提高，但目前尚未纳入国家学科目录中，其影响在壮族地区比较大，在其他地方比较小。从壮学对其他相关学科学者的感召力来看，壮学本身就是一个综合性的学科，吸收了来自民族学、历史学、哲学、医药学等其他学科的学者参与，但不少研究并不是壮学意义上的，只能算是从其他学科进路的对壮族或壮族地区的研究。从壮学对境外国家和地区的学术辐射能力来看，壮学在境外国家和地区已经有所辐射，从事壮学研究的学者在逐渐增多，但总体来看，这一学术影响还比较小。
因此，进一步扩大壮学的学术影响力势在必行。作为壮学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壮族生态研究学术空白点较多，且属于西方民族学人类学界较为关注的民族生态研究，存在进一步扩大壮学影响力的可能。首先，壮族生态研究作为民族生态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有着独特的理论关注，研究方法科学先进，必将增强壮学在民族学人类学中的影响力；其次，从生态学的意义上来讲，传统的生态学研究较少关注民族的因素，但这一因素是客观存在的，龙春林教授等人所进行的壮族民族植物学研究就在一定程度上关注到壮族这一社会群体的存在，有利于拓展壮学在自然科学中影响。
此外，由于壮族生态研究能够沟通壮族的自然与文化，因此，它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增强壮学的统摄性。应该说，统摄性对壮学学科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较大程度上实现了壮学学科的整合，才能够真正发挥壮学学科的社会功能，才能推动壮学向前发展。
结果与讨论
作为壮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壮族生态研究在近年来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不同学科进路的研究已经蔚为壮观。但不可否认的是，目前壮族生态研究还存在很多学术空白点，比如至今还缺乏一部总体性的深入研讨壮族生态文化的著作，对不同类型的壮族民众与其生态环境之间关系的研究还不够细致，对壮族民族生态系统的研究还远远不够深入。
由于壮族生态研究具有自身的研究领域和学术特色，因此，必须要进一步加大壮学界对该问题的研究。从理论意义上讲，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要面对的三大关系中最为基础的。只有处理好壮族民众与周围自然世界之间的关系，才可能满足壮族社会群体存续的物质需要，实现壮族社会群体及其文化的永续发展。从现实意义来说，壮族地区正在进行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弄清楚当前壮族地区的生态建设状况，而且要充分理解壮族民众与周围环境打交道的方式，了解其传统上与自然和谐共处的行为方式、制度范式和信仰世界，这样才能够真正推动壮族地区的生态文明示范区建设。 同时，作为一门新兴学科的壮学仍在进一步构建和发展之中，还需要学术界从理论基础、历史研究、现实研究以及比较研究等诸方面去推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说，对壮族及其社会文化与生态环境关系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一项内容，我们不仅可以针对这一主题展开理论探讨，而且还可以展开历史研究，书写一部独具民族特色的《壮族地区生态变迁史》；在进行一定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撰写一部厚重的《壮族传统生态文化》也是非常必要的；为了加强学术研究对现实问题的关注，加大壮族地区生态文明建设的研究，也是壮学界不可回避的一项重要内容。应该说，壮族生态研究还是大有可为的，它完全可以凭借自身沟通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优势，为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壮学学科体系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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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润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