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策》是记录战国时期各诸侯国谋士策略和说客活动的历史论著，具体作者不详。其在历史人物的形象刻画、心理活动的描写、曲折故事情节的叙述等各方面有着颇高的造诣，对后世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战国策》中不仅刻画了许多洞察力敏锐、拥有机智才干及扭转乾坤能力的谋臣形象，而且也塑造了大量忠肝义胆、至死不渝、誓死效忠的死士形象。本文以《战国策》中的死士形象作为研究对象，列举著名的死士形象，探讨其产生的历史根源、对后世的影响等内容，以期在众多《战国策》研究成果上有些许增益。
　　一、《战国策》简述
　　《战国策》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散文集，记录了战国时期各诸侯国200多年的历史，原作者已不可考。从《战国策》所存的33篇文章的体例风格可以看出，其内容并非出自一人之手。
　　全书按照国家进行编排，共列12国：东周、西周、秦国、楚国、齐国、赵国、魏国、韩国、燕国、宋国、卫国以及中山国。其内容于各地流传甚广，版本众多，但绝大部分均已佚，现存的《战国策》是西汉刘向编订的。
　　《战国策》所记录的年代，社会矛盾异常尖锐，各诸侯国之间关系复杂，征伐不断。在这一时期，策士阶级迅速崛起。策士的朝三暮四、朝秦暮楚的精神思想不同于以往的儒道思想，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对儒道思想的一种颠覆。
　　儒家倡导“仁”和“礼”;道家强调清静守虚，无为而治。《战国策》中也有大量与儒道思想相一致的情况，这就是死士。以下笔者将对死士这一形象进行多方面的详细阐释。
　　二、《战国策》中的死士类别
　　《战国策》中描绘的死士通常被尊为义士或高士，他们不畏强权、大义凛然且胆识过人。在普通人看来，皇权是至高无上的，不可挑衅，但在这些死士的眼中，皇权不再是完全的不可违逆，而是演变成了为“义”舍身。死士这一群体的出现是出于对明主恩德的报答，而其他因素的影响相对较弱，这在中国封建社会“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背景之下，是极其不易的。
　　（一）轻生重义的田光与荆轲
　　《战国策》中，荆轲这一人物出现在《燕策》之中。当时，秦国占领了赵国大部分的国土后，继续前进，到达燕国南部的边界，燕国太子丹觉得岌岌可危，与太傅鞫武商量对策。鞫武举荐了才能凸显之人——田光，由田光引荐，荆轲成了燕国的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战国策·燕策·燕太子丹质秦亡归》中记录了田光见荆轲的情景。偻行见荆轲，曰：“光与子相善，燕国莫不知。今太子闻光壮盛之时，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幸而教之曰：‘燕、秦不两立，愿先生留意也。’光窃不自外，言足下于太子，愿足下过太子于宫。”荆轲曰：“谨奉教。”
　　由此可见，荆轲与田光的关系非同一般，均可称作“大义之士”。田光见荆轲之时是弯腰曲背的姿态。而田光被鞫武引荐给太子丹的时候，“太子跪而逢迎，却行为道，跪而拂席”，即跪着迎接田光，倒退着走为田光引路，接着又跪下来替他拂拭座席，可见态度十分恭敬。
　　荆轲为答谢田光的知己之义和太子丹的知遇之恩，走上了刺杀秦王的道路。在这个过程中，荆轲还会见了与秦国有深仇积怨的樊於期，以樊於期的人头以及燕督亢之地图获取秦王信任，伺机刺杀，但最终刺杀秦王的任务失败，荆轲死于乱剑之下。秦王对燕国愤恨异常，出军攻打燕国，这加速了燕国的灭亡。
　　荆轲、田光这样的死士性情刚毅、忠诚耿耿，他们看重人的精神价值，看重名誉气节。为了实现最终的目标，他们可以牺牲自己与别人的性命。
　　纵观史实，荆轲刺杀成功则可能导致秦国灭亡，这会延后国家大一统的时间，但燕国被灭却是改变不了的事实;而荊轲刺杀失败则秦国胜利，会加速大一统的步调，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二）至情至性的聂政姐弟
　　重亲情乃人之常情。虽身为死士，仍看重亲情，例如，《战国策·韩策》中有一对至情至性的姐弟。
　　韩国的国相韩傀与同受国君器重的严遂相互忌恨，他们之间的矛盾到了无法调和的程度。严遂为躲避韩傀的迫害而逃离韩国、到了齐国，找到了轵地深井里的聂政，并以厚谊以待。
　　根据《战国策·韩策》中的记载，聂政原本是个勇敢的侠士，因为躲避仇人才隐瞒身份，成为屠夫，而严遂此前为丞相，两人地位天差地别。然而，严遂却对聂政以深情待之，于聂母生辰之际备酒祝寿，并以黄金赠礼。聂政感怀于心，为答谢严遂的赏识之恩，他在母亲去世之后，答应去韩国为严遂复仇。
　　聂政的复仇过程是相当惨烈的。“韩适有东孟之会，韩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卫者甚众。聂政直入，上阶刺韩傀。韩傀走而抱哀侯，聂政刺之，兼中哀侯，左右大乱。聂政大呼，所杀者数十人。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肠，遂以死。”在刺杀韩傀之后，韩王也同时被刺，聂政在突围过程中连杀数十人，最后自己剥去自己的脸皮，剜出眼珠，剖开腹腔挑出肠子后死去。
　　韩国把聂政的尸体摆在街市上，悬赏重金想要知道他的姓名，但无人敢认。聂政的姐姐知晓之后，为扬其弟弟大义之名声，独自前往认领，最后自杀于聂政尸前。
　　死士如聂政姐弟者，一切行为是遵循亲情。聂政最开始不答应严遂的请求，是因为其母尚在，在其母去世后，就报答了严遂的赏识之恩。聂政姐姐不畏生死，也要让聂政声名显扬，是亲情至上的体现。这是一种人伦纲常控制之下的大义，情于义前，亲情先行。
　　（三）惧死的死士
　　《战国策》中还有一类非常特殊的死士，如《燕策》里的秦武阳。据记载，秦武阳是燕国的勇士，12岁就杀过人，凶猛异常，旁人都不敢拿正眼看他，所以太子丹派他做荆轲的助手。可就是这样一位勇士，在秦朝宫殿上竟害怕起来：“荆轲奉樊於期头函，而秦武阳奉地图匣，以次进。至陛下。秦武阳色变振恐，群臣怪之，荆轲顾笑武阳，前为谢曰：‘北蛮夷之鄙人，未尝见天子，顾振惧，愿大王少假借之，使毕使于前。’”
　　作为杀人不畏的秦武阳，在面见秦王的时候不自觉显现出害怕的神色，可见当时的情况凶险万分。在千钧一发之际，秦武阳开始有了退缩念头，这暗示了最终的悲剧。虽然荆轲暂时巧言化解，但嫌隙已生，只能速战速决，刺杀行动非常仓促、力道欠佳。 　　死士的宿命是魂归大地，死得其所是其终极追求，若死士有畏死之心，那么将无法达到最终目标。
　　三、死士阶层产生的根源
　　（一）特殊的大分裂社会背景
　　《战国策》所描述的时代是战国时期，这是中国历史上时间较长的分裂时期，各个诸侯国独霸一方，硝烟四起、群雄逐鹿。实力强大的诸侯国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拥有统一国家的想法。于是，在200多年的时间里，如何持续、有效、快速地扩充势力范围，兼并土地、获取人口成了当务之急。儒家和道家的思想因为作用于人的精神层面，起到的作用相当有限，因此与这一时期不相符。
　　策士、说客、谋臣等的作用非常之大，最为直接的体现就是迅速、快捷、有效。死士作为其中的一类，也有这个作用。例如，在国家危亡之际，死士可以开展刺杀行为，如若成功，那么便可以在最短时间内将本国的危机化解，甚至有可能扭转时局、反败为胜。
　　因此，在极其动荡的战国时期，死士阶层应运而生，并且发展得越来越成熟。
　　（二）恩主怀柔理念的催化
　　死士阶层中，很多死士都深受义的感召，可谓义薄云霄，甚至在义面前，生命是可以舍去的。
　　《战国策》中记载了很多死士的恩主，他们对死士进行了无微不至的照拂，甚至不惜花费大量金银财宝，只为博取义士的垂青。本来死士对这些东西是不甚在乎的，拒绝也很容易，但恩主除了给予他们物质之外，还对他们有恩情。此恩情不但施于死士本人，更惠至其家人。就是这样的恩情才“捆绑”住了死士，让其心甘情愿为恩主付出生命。
　　一般情况下，恩主的身份地位较高，而死士的地位是比较卑贱的，大多为落魄之士、屠夫、浪子等，生活在社会底层。鲜明的阶级差异会让死士感到自身的卑微，而上层阶级不惜屈尊降贵有求于他们，会让其感觉被尊重与被重视。在这样的情况下，死士最终的选择也就不足为奇了。
　　（三）儒家思想的根深蒂固
　　战国时期，儒家思想没有得到各诸侯国的重视，礼崩乐坏，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儒家精神也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
　　儒家講求“仁者仁心”“仁者无敌”“杀身成仁”，这影响了死士的思想，让他们从内心深处认同自己的选择。死士将义与知遇之恩深深刻在自己的内心深处，而其中起着支撑作用的是儒家思想的“仁”。
　　四、对后世文学的影响
　　《战国策》中的死士形象之所以如此深入人心，不仅仅在于人物内心的细致刻画、情节的曲折叙写，更在于它对后世文学及社会的影响。
　　汉朝的政论文以及辞赋作品数不胜数，从中可以看到战国时期文风的踪迹。历代的诸多辞赋作品里也体现了这一特征，可以说，《战国策》的文风影响了汉朝甚至魏晋南北朝文辞的发展。
　　唐朝的文学作品中出现了侠士、侠客等人物，其中的奇人异事、江湖豪情令人心潮澎湃、心生向往，这些异事与豪情可以追溯到战国时期的死士阶层。现代社会的经典武侠小说中也可以寻觅到死士阶层的踪迹，作者用其事迹借古讽今，惩处罪恶、除暴安良、伸张正义。这些都是《战国策》中死士这一特殊群体产生的影响。
　　五、结语
　　《战国策》刻画的形象众多，死士之所以能占有一席之地并流传千古，与其本身的特殊使命以及时代特征息息相关。当然，还有更多缘由有待考证，本文不再赘述。
　　（重庆外语外事学院国际汉语教育学院）
　　作者简介：巫正秀（1984-），女，重庆璧山人，硕士研究生，助教，研究方向：汉语言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