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魏碑产生于魏晋南北朝这个社会动荡、文化百花齐放的时代。作为上承隶书、下启楷书的转折点，起源并发展于民间，此种碑刻突破了书写法度，用笔恣意，锋芒毕露，雄峻非凡，成为中国书法发展史的重要里程碑。《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是魏碑中的精品，这两个一南一北的魏碑精品，代表当时民间书法雕刻艺术的南派风格和北派风格。
关键词：《爨宝子碑》；《龙门四品》；书法艺术比较
《爨宝子碑》全名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公元405年）。这期间正是爨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爨氏统治的初步形成，政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艺术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又保留了当地的风格，两种不同的风格逐渐平衡、相互融合。《爨宝子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它的雕刻时间早于北魏时期雕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内的《龙门四品》。爨宝子时任建宁太守（今云南曲靖），年轻有为，勤政爱民。去世后，百姓为了纪念他便立了此碑，碑文保存完整，字体几乎没有损坏。全碑文共336字，布局规整、字体清晰，是学习魏碑的经典范本之一，也是了解爨氏历史文化的窗口。
一、《爨宝子碑》的书法特点
全碑用笔方正有力、雕刻清晰，书写字体特点鲜明、不拘泥于法度，在横平竖直中有着肆意的变化。起笔按压露锋，收笔提笔出锋，横画头尾两端形成了飞起的“小角”，十分有趣。如“天”“春”，不仅横画两头向上翘起，撇捺画也是如此，充分运用了弯钩，远远看来有一种跳跃感，活泼生动、有趣味。这应是《爨宝子碑》比较突出的特点了，与碑文中三角形、金石味十足的点画和方正的折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柔”与“刚”对比统一，形成了独特的视觉美。范建平教授在《爨文化论》中提到，《爨宝子碑》碑刻中：“横画两端的‘燕尾’的方强，使锋芒毕露，同时通过‘善用曲’，夸张撇、捺及竖画下端形成浑厚圆转的曲弧大挑钩，达到飞扬和姿媚的效果……”也是强调此碑的这个特点。魏碑的字体多为隶楷之间，碑体因字赋形，并不拘泥于扁或方。点画由于凿刻多以三角形呈现，突出了金石味，但在点画中不仅是以三角形的形态出现，还能找到起笔、收笔走势颇有意味的，如“宝”“字”；甚至很多撇捺也转变成了长点画，如“秋”，这种笔画的转换穿插其中，使文字变得更有趣味。在这些书写特点中，我们能以此来寻找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意向，从隶书写法的“蚕头燕尾”中寻找变化。全碑整体来看更偏向于隶书写法，如“王”“同”“石”，字体紧凑、结构宽扁，仍是沿用隶书写法。但是从“不”“有”“年”等字则能看出，一撇一捺均有楷书的顿挫力度，是文字从隶书转向楷书的探索发展阶段。有的字体偏隶、有的字体偏楷，在文中出现四次的“不”字，皆不相同，有的字竖画笔直有力，撇捺有楷书的起笔收笔；有的字竖画柔软有弹性，收笔处带小勾，撇捺也随之向上翘起，如同水袖揚起般，很有律动感。“之”字也出现多次，在题额中的“之”字偏楷书用笔，捺画顿挫有力，随着运笔过程力度逐渐加大，到最后收笔慢慢提起出锋，是典型的楷书书写方法。其他的“之”字书写偏隶书用笔，捺画粗细变化不大，且柔软轻盈向上弯。
从字体的间架结构来看，全篇文字分布居中，重心平稳，字与字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联系，每个字间隔大小均等，也未受到字体大小的影响。左右结构的字如“沧”，左小右大，就将右边笔画穿插到左边保持平衡，反之亦然。上下结构的字如“当”，为了稳固字体结构，放大或缩小某个偏旁部首。在整体稳固的结构下稳中求变，变又是在不违反字义的范围内，在“变”中仍遵循书法碑刻的美感和字体结构的平衡。这种有意或无意当中对文字书法的再创作，可能是工匠的雕刻习惯使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的书法书写习惯使然，显得古拙可爱。这些都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爨宝子碑》，其映射出爨氏统治期间民间文字书写的特点。
在《爨宝子碑》中，字体隶书与楷书写法相互交融，一字一体，一字多体，变化万千，欣赏起来既有雕刻艺术的金石味，又有书法艺术的多变趣味。
二、《爨宝子碑》与《龙门四品》的书法特点比较
（一）从创作时间和地域上比较
同为魏碑精品的《龙门四品》，以创作时间排序，分别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以下简称《始平公》）、《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以下简称《孙秋生》）、《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以下简称《杨大眼》）、《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以下简称《魏灵藏》）。这四品魏碑刻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石窟古阳洞内，时间跨度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到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在创作时间上，《爨宝子碑》开凿于公元405年，早于《龙门四品》，《龙门四品》是在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陆续在伊阙龙门雕刻的，两者雕刻时间有差异。前者雕刻时间早，字体多为隶书；后者雕刻时间晚，字体多为楷书。可以说《爨宝子碑》是隶书向楷书发展的初始阶段，而《龙门四品》是由隶转向楷的发展阶段。二者记录了当时民间书法雕刻的形态，呈现了魏碑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地域相隔2000多公里，一个在云南省曲靖市，一个在河南省洛阳市，却是用同一种文字来书写碑刻的，可见爨文化和中原文化是有联系、相通的，云南并未因为距离远而闭塞不通。《爨文化论》中道：“同时，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轨迹的规律，也就注定了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爨文化一开始就是以文化融合为其最典型的特征的，当然也注定了其融合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这种融合又封闭的状态使云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当时的云南曲靖地区由于距离政治文化中心远，文化相对落后，信息较闭塞，字体演变相对于处于文化中心的河南洛阳地区较慢。再加上《爨宝子碑》雕刻时间较《龙门四品》早，因此更趋近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起步阶段。《龙门四品》出现于中原地区，文化信息交流更迭速度快，因此字体更偏向于楷书。
（二）从书法特点上比较
《龙门四品》为《龙门二十品》中的集大成者，每个碑体都有各自突出的特点，也均有“龙门体”的鲜明特征。碑体结构方正，起笔与收笔均顿挫有致、棱角分明，故很显韧劲与力道，浑厚质朴，布局严谨规整，整体上气势恢弘，特点鲜明。在《龙门四品》中《始平公》最为特殊，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块运用阳刻雕刻手法的魏碑作品。此碑下刀难度最大，一刀刻坏则全篇俱损，耗费工時精力，也不易保存。但这种雕刻手法更突出了碑文字体的视觉冲击力，大刀阔斧又游刃有余。全篇文字运用了界格划分，清晰明朗且强化了整篇章法。本篇字体在四品中，是最雄厚壮美、方正有力的，是北碑方笔的典型，充满了金石味和阳刚之美，最能代表北方魏碑碑刻的特点。《孙秋生》碑文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题额上书邑子像，第二部分为正文发愿造像内容，第三部分罗列了发愿造像人名单。其碑刻特点在于一碑两文，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书写文字不同，名单书写方中稍扁，字体也是方笔运笔，书写流畅、随意，点画为三角，横竖粗细一致，这些带有隶书特点的文字和第二部分的楷书特点的发愿文有较为明显的对比。《魏灵藏》与《杨大眼》两品，大部分字体运用楷书的书写方法，有少部分隶书写法的字或笔画穿插其中，相映成趣，起笔收笔、横竖弯钩、撇捺点等顿挫转折明显，表现出楷书的书写法则，同时结体更为严谨，遵循了“重心稳固、平正、对齐、匀空、避让、穿插”的楷书结体法则。相对于北方碑刻来说，南方魏碑的代表作《爨宝子碑》用笔相对柔和、有韧性，字体形态也更为柔美飘逸，出现的少部分三角形的点和其他柔美的笔画形成了鲜明对比，横平竖直中少有波澜且粗细一致，多为隶书用笔，和楷书一提一按、转折顿笔的书写习惯完全不同，因而是南碑秀美婉约的代表作。
（三）从创作内容上比较
《龙门四品》出现的背景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稳定政局，开始宣扬佛教文化来增强统治、麻痹广大人民的思想，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建造佛龛并且立碑立传。佛教中的佛教因果及轮回思想使百姓认为今生受苦受难，来世必然会大富大贵，因而佛龛建造盛行一时。《龙门四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建造佛龛时旁边书写的碑文，都为“造像题记”，内容也涵盖了发愿造像、天佑朝廷、祈福轮回等内容，可见当时佛教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各种佛像经文已深入人心。
《爨宝子碑》是以碑文形式出现的，并不是造像题记，从内容上看，碑文中前半部分书写爨宝子生平，歌颂他的功绩，后半部分深刻地抒发了对他的怀念。文中写道：“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将比喻与夸张的修辞手法运用自如，营造了仙气缭绕的神话环境，其中并没有对佛教文化的描写，再加上当地并未发现佛教造像，初步可断定当时佛教传播还未深入到云南地区，或是传播不广泛，普通百姓并未可知。联系以上内容可知，此时爨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仍是当地土著民族宗教和图腾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并未利用佛教文化作为加强统治、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
三、结语
《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碑刻皆代表了当时北魏碑刻书法的最高成就，因为时间和地域的影响，前者可以看作是魏碑的萌发阶段，后者是魏碑的成熟发展阶段。同属魏碑，两者代表魏碑的南派风格和北派风格，南派秀丽、婉约、柔美，北派豪放、大气、张扬。碑刻不仅涵盖了书法从隶书到楷书的发展历程，兼具魏碑的变化之美，还为研究爨文化史和中原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史料，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物、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建华.爨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爨宝子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
关键词：《爨宝子碑》；《龙门四品》；书法艺术比较
《爨宝子碑》全名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刻于东晋太亨四年（公元405年）。这期间正是爨文化发展的黄金时期，随着爨氏统治的初步形成，政治经济稳步发展，文化艺术既受到中原文化影响又保留了当地的风格，两种不同的风格逐渐平衡、相互融合。《爨宝子碑》就是其中一个代表，它的雕刻时间早于北魏时期雕刻于河南洛阳龙门石窟古阳洞内的《龙门四品》。爨宝子时任建宁太守（今云南曲靖），年轻有为，勤政爱民。去世后，百姓为了纪念他便立了此碑，碑文保存完整，字体几乎没有损坏。全碑文共336字，布局规整、字体清晰，是学习魏碑的经典范本之一，也是了解爨氏历史文化的窗口。
一、《爨宝子碑》的书法特点
全碑用笔方正有力、雕刻清晰，书写字体特点鲜明、不拘泥于法度，在横平竖直中有着肆意的变化。起笔按压露锋，收笔提笔出锋，横画头尾两端形成了飞起的“小角”，十分有趣。如“天”“春”，不仅横画两头向上翘起，撇捺画也是如此，充分运用了弯钩，远远看来有一种跳跃感，活泼生动、有趣味。这应是《爨宝子碑》比较突出的特点了，与碑文中三角形、金石味十足的点画和方正的折画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柔”与“刚”对比统一，形成了独特的视觉美。范建平教授在《爨文化论》中提到，《爨宝子碑》碑刻中：“横画两端的‘燕尾’的方强，使锋芒毕露，同时通过‘善用曲’，夸张撇、捺及竖画下端形成浑厚圆转的曲弧大挑钩，达到飞扬和姿媚的效果……”也是强调此碑的这个特点。魏碑的字体多为隶楷之间，碑体因字赋形，并不拘泥于扁或方。点画由于凿刻多以三角形呈现，突出了金石味，但在点画中不仅是以三角形的形态出现，还能找到起笔、收笔走势颇有意味的，如“宝”“字”；甚至很多撇捺也转变成了长点画，如“秋”，这种笔画的转换穿插其中，使文字变得更有趣味。在这些书写特点中，我们能以此来寻找从隶书向楷书转变的意向，从隶书写法的“蚕头燕尾”中寻找变化。全碑整体来看更偏向于隶书写法，如“王”“同”“石”，字体紧凑、结构宽扁，仍是沿用隶书写法。但是从“不”“有”“年”等字则能看出，一撇一捺均有楷书的顿挫力度，是文字从隶书转向楷书的探索发展阶段。有的字体偏隶、有的字体偏楷，在文中出现四次的“不”字，皆不相同，有的字竖画笔直有力，撇捺有楷书的起笔收笔；有的字竖画柔软有弹性，收笔处带小勾，撇捺也随之向上翘起，如同水袖揚起般，很有律动感。“之”字也出现多次，在题额中的“之”字偏楷书用笔，捺画顿挫有力，随着运笔过程力度逐渐加大，到最后收笔慢慢提起出锋，是典型的楷书书写方法。其他的“之”字书写偏隶书用笔，捺画粗细变化不大，且柔软轻盈向上弯。
从字体的间架结构来看，全篇文字分布居中，重心平稳，字与字之间并未有太大的联系，每个字间隔大小均等，也未受到字体大小的影响。左右结构的字如“沧”，左小右大，就将右边笔画穿插到左边保持平衡，反之亦然。上下结构的字如“当”，为了稳固字体结构，放大或缩小某个偏旁部首。在整体稳固的结构下稳中求变，变又是在不违反字义的范围内，在“变”中仍遵循书法碑刻的美感和字体结构的平衡。这种有意或无意当中对文字书法的再创作，可能是工匠的雕刻习惯使然，也有可能是当时的书法书写习惯使然，显得古拙可爱。这些都造就了独一无二的《爨宝子碑》，其映射出爨氏统治期间民间文字书写的特点。
在《爨宝子碑》中，字体隶书与楷书写法相互交融，一字一体，一字多体，变化万千，欣赏起来既有雕刻艺术的金石味，又有书法艺术的多变趣味。
二、《爨宝子碑》与《龙门四品》的书法特点比较
（一）从创作时间和地域上比较
同为魏碑精品的《龙门四品》，以创作时间排序，分别为《比丘慧成为亡父始平公造像题记》（以下简称《始平公》）、《孙秋生、刘起祖二百人等造像题记》（以下简称《孙秋生》）、《杨大眼为孝文皇帝造像题记》（以下简称《杨大眼》）、《魏灵藏、薛法绍造像题记》（以下简称《魏灵藏》）。这四品魏碑刻在河南省洛阳市洛龙区龙门石窟古阳洞内，时间跨度从北魏太和二十二年（公元498年）到北魏正始三年（公元506年）。在创作时间上，《爨宝子碑》开凿于公元405年，早于《龙门四品》，《龙门四品》是在公元493年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才陆续在伊阙龙门雕刻的，两者雕刻时间有差异。前者雕刻时间早，字体多为隶书；后者雕刻时间晚，字体多为楷书。可以说《爨宝子碑》是隶书向楷书发展的初始阶段，而《龙门四品》是由隶转向楷的发展阶段。二者记录了当时民间书法雕刻的形态，呈现了魏碑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里程碑的意义。《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地域相隔2000多公里，一个在云南省曲靖市，一个在河南省洛阳市，却是用同一种文字来书写碑刻的，可见爨文化和中原文化是有联系、相通的，云南并未因为距离远而闭塞不通。《爨文化论》中道：“同时，根据这样的历史演变轨迹的规律，也就注定了以爨氏家族为代表的地域性文化—爨文化一开始就是以文化融合为其最典型的特征的，当然也注定了其融合的程度是十分有限的。”这种融合又封闭的状态使云南地区与中原地区文化的发展既相互联系，又有各自的特点。当时的云南曲靖地区由于距离政治文化中心远，文化相对落后，信息较闭塞，字体演变相对于处于文化中心的河南洛阳地区较慢。再加上《爨宝子碑》雕刻时间较《龙门四品》早，因此更趋近于隶书向楷书发展的起步阶段。《龙门四品》出现于中原地区，文化信息交流更迭速度快，因此字体更偏向于楷书。
（二）从书法特点上比较
《龙门四品》为《龙门二十品》中的集大成者，每个碑体都有各自突出的特点，也均有“龙门体”的鲜明特征。碑体结构方正，起笔与收笔均顿挫有致、棱角分明，故很显韧劲与力道，浑厚质朴，布局严谨规整，整体上气势恢弘，特点鲜明。在《龙门四品》中《始平公》最为特殊，是目前发现的唯一一块运用阳刻雕刻手法的魏碑作品。此碑下刀难度最大，一刀刻坏则全篇俱损，耗费工時精力，也不易保存。但这种雕刻手法更突出了碑文字体的视觉冲击力，大刀阔斧又游刃有余。全篇文字运用了界格划分，清晰明朗且强化了整篇章法。本篇字体在四品中，是最雄厚壮美、方正有力的，是北碑方笔的典型，充满了金石味和阳刚之美，最能代表北方魏碑碑刻的特点。《孙秋生》碑文总共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题额上书邑子像，第二部分为正文发愿造像内容，第三部分罗列了发愿造像人名单。其碑刻特点在于一碑两文，第二和第三部分的书写文字不同，名单书写方中稍扁，字体也是方笔运笔，书写流畅、随意，点画为三角，横竖粗细一致，这些带有隶书特点的文字和第二部分的楷书特点的发愿文有较为明显的对比。《魏灵藏》与《杨大眼》两品，大部分字体运用楷书的书写方法，有少部分隶书写法的字或笔画穿插其中，相映成趣，起笔收笔、横竖弯钩、撇捺点等顿挫转折明显，表现出楷书的书写法则，同时结体更为严谨，遵循了“重心稳固、平正、对齐、匀空、避让、穿插”的楷书结体法则。相对于北方碑刻来说，南方魏碑的代表作《爨宝子碑》用笔相对柔和、有韧性，字体形态也更为柔美飘逸，出现的少部分三角形的点和其他柔美的笔画形成了鲜明对比，横平竖直中少有波澜且粗细一致，多为隶书用笔，和楷书一提一按、转折顿笔的书写习惯完全不同，因而是南碑秀美婉约的代表作。
（三）从创作内容上比较
《龙门四品》出现的背景是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了稳定政局，开始宣扬佛教文化来增强统治、麻痹广大人民的思想，上至皇亲国戚，下至黎民百姓，纷纷在伊河两岸的山崖上建造佛龛并且立碑立传。佛教中的佛教因果及轮回思想使百姓认为今生受苦受难，来世必然会大富大贵，因而佛龛建造盛行一时。《龙门四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建造佛龛时旁边书写的碑文，都为“造像题记”，内容也涵盖了发愿造像、天佑朝廷、祈福轮回等内容，可见当时佛教思想已经逐渐成为社会主流思想，各种佛像经文已深入人心。
《爨宝子碑》是以碑文形式出现的，并不是造像题记，从内容上看，碑文中前半部分书写爨宝子生平，歌颂他的功绩，后半部分深刻地抒发了对他的怀念。文中写道：“鸿渐羽仪，龙腾凤翔。矫翮凌霄，将宾乎王。鸣鸾紫闼，濯缨沧浪。”辞藻华丽，对仗工整，将比喻与夸张的修辞手法运用自如，营造了仙气缭绕的神话环境，其中并没有对佛教文化的描写，再加上当地并未发现佛教造像，初步可断定当时佛教传播还未深入到云南地区，或是传播不广泛，普通百姓并未可知。联系以上内容可知，此时爨氏文化中的宗教文化仍是当地土著民族宗教和图腾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统治者并未利用佛教文化作为加强统治、麻痹人民思想的工具。
三、结语
《爨宝子碑》和《龙门四品》碑刻皆代表了当时北魏碑刻书法的最高成就，因为时间和地域的影响，前者可以看作是魏碑的萌发阶段，后者是魏碑的成熟发展阶段。同属魏碑，两者代表魏碑的南派风格和北派风格，南派秀丽、婉约、柔美，北派豪放、大气、张扬。碑刻不仅涵盖了书法从隶书到楷书的发展历程，兼具魏碑的变化之美，还为研究爨文化史和中原文化史提供了宝贵的参考史料，既有艺术价值，又有文物、文化价值。
参考文献
[1]范建华.爨文化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
[2]《历代碑帖法书选》编辑组.爨宝子碑[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