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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就《史记·刺客列传》对荆轲刺秦王一事的记载与《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作比较,指出两者的不同点,分析情节安排对人物形象的影响,探讨《史》叙事和塑造人物的方法。
【关键词】荆轲;叙事方法;《史记》;《战国策》
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和《史记·刺客列传》(下文分别简称《战》《史》)均有记载。本文以两者情节不同处为切入点,分析情节安排对人物形象的影响,探讨《史》叙事和塑造人物的方法。
1.《史》在荆轲事前,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之事
虽然五人事是各自独立的,但前文对于荆轲这一人物形象仍有铺垫、对照的作用。正如吴见思所言“此文逐段脱卸,如麟之次,如羽之压,固论事则一人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曹沫有桓公包容,故身名俱全,不然则不成死,成亦死。夫以性命赠人,绝非孟浪之事,故写豫让、聶政、荆轲,其感恩知己之际,在四踌躇,不得已而后应,否则,非愚则狂,一莽男子耳。”
从太子丹本意“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可见曹沫传对荆轲传的铺垫作用。苏辙以为“沫盖知义者也”,朱之榛认为曹沫、蔺相如劫强国之王“皆豪杰之举”,该篇以曹沫起,则刺客的境界就不仅仅是一般的个人报复了。从曹沫到荆轲,四五百年间都有刺客烈举,司马迁于刺客身上凸显了知己感悲之情和个人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
荆轲一人所用篇幅比前四人加起来的还要长,这样的大泼墨使得荆轲成为刺客里令人瞩目的独特个体。荆轲所为,有别于专诸、豫让、聂政那种纠缠于个人恩怨的刺客之举,三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荆轲却失败了。虽然败了,荆轲却永远以一个“壮士”的形象活在了人们心里。
2.《史》较郑重详细地介绍荆轲籍贯、名称等,并写了荆轲见燕太子丹之前的经历
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而不用,后秦徙卫元君。“史文之所以著此事,一为说明卫元君不用荆轲之术的后果,一为说明荆轲离卫他游的原因”(韩兆琦)。此外,写荆轲好读书,以术说国君,还表明荆轲有别于只会蛮力的粗勇人,如勇士秦舞阳等。荆轲离卫他游,要寻求的是一个能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
荆轲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不称”,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去榆次。游于邯郸,与鲁句践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写这两件事有两个作用:一是接续上文。荆轲要寻求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他同韩信、季布一样“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太史公摹写荆轲怯处,与蔺相如、韩信同”(茅坤),“汙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王安石)。二是铺垫后文。借盖聂口,说明荆轲剑术不精,使后文刺秦最终失败成了可以理解的事。
下文写荆轲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与高渐离相和而歌,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又写其为人沉深好书,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这一段点明上文荆轲逃去非心怯。荆轲有怀才不遇之悲,“酒酣高歌,故才人悲愤故态,然太过便是市井无赖矣。故即借前好读书事,一句带转”(吴见思),文章前后相互应照,反复深化。荆轲沉深好书,“目之而去,叱之而逃去,此可见深沉也”(赵恒)。“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测;沉所以养勇,而发之使必遂也”(王世贞),荆轲是一个忍小辱而就大名的人,所以以后他要做的事定然是一件不凡的事。这里还交待了田光善荆轲,这就又对下文刺秦作了铺垫。同时,这一段交待荆轲与高渐离是知音,还为后文高渐离易水送别、举筑扑秦皇帝作了铺垫。
3.《史》突出了秦的强大和燕的亡国之危
上文述完荆轲履历后,用“居顷之”转接到燕太子丹。《史》较详细地用事实说明了丹报秦的原因和“国小,力不能”的情况,而《战》只由丹自己交待一句“燕秦不兩立”。《史》接下来写“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然后通过鞠武交待秦“威胁韩、魏、赵氏”,六国分两次介绍。鞠武的话比《战》多了表明秦国强大的几句话“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鵰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对此,吴见思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世尝言荆轲行刺反促燕亡,而不知此日之燕以具必亡之势,故史公预先序明燕、秦不两立之势,于鞠武言之,鞠武再言之,太子自言之,荆轲未行之前又提明之,该万万计无复之,而后出行刺一著耳,其得已哉!”荆轲刺秦,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急人之难、反抗强暴的光辉色彩。
同时,这样写还使身为太子傅的鞠武与一介布衣的荆轲形成了对比。鞠武劝太子丹“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以为刺秦是“资怨而助祸”,当时秦要攻燕国其实是不需要借口的,“鞠武之言貌似有理,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空话。几十年前东方六国尚强时,苏秦倡合纵尚不能抵抗秦国的远交近攻,更何况现时六国已经如残灯摇曳之时哉?对比荆轲诸人,鞠武是一个迂腐孱懦的形象”(韩兆琦)。
4.《史》较详细地写了燕国的灭亡
燕王用代王計殺太子丹,《战》只用一句交待,《史》写了代王遗燕王之书,又较详细地写了太子丹之死。代王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燕王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而秦复进兵攻之,卒灭燕,虏燕王。这种叙述,使我们意识到杀不杀太子丹,秦都要灭燕;荆轲刺没刺秦王,秦都要灭燕,所以荆轲刺秦是奋不顾身、试图救国于危难的壮举。
5.《史》在燕灭后写了高渐离击秦王等事
燕灭,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闻客击筑,彷徨不能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秦始皇闻而矐其目,使击筑。高渐离以铅置筑中,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秦始皇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些事,《史》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讲述得娓娓动人、催人泪下。茅坤曰“末复附高渐离一曲,以为曲终之奏。”
文末记鲁句践私语,其用意前人讲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如……《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皆于叙事中论断法也”(顾炎武)。“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而深惜其事之不成。其文迷离开合,寄意无穷。荆卿心中尽有抱负,尽有感发,与游侠者不同。又杂出盖聂、鲁勾践、田光先生、高渐离,备极一时之奇士,又有狗屠一人。而终惜荆卿之不知剑术、借鲁勾践之言以发之,为传末波澜”(郭嵩焘)。
最后太史公赞,交代了荆轲故事的来源,论“天雨粟,马生角”的说法为虚言;明确轲未伤秦王,惜荆轲虚发,因为前文太子使工以药焠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最后论“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可见为刺客立传重于“其志”。
根据以上对照,我们可以对《史》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简要的归纳。一是围绕主题事件和中心人物组织情节。前后众多笔墨都为刺秦而写。二是反复铺垫。反复写荆轲是要做大事的人,写形势的危机,写为刺秦做的准备。三是层层强化。秦国越来越强大,扩张地域越来越靠近燕国,形势越来越危急。太子丹报秦心切,因鞠武而礼田光,因田光而善荆轲,次次催荆轲。田光死,樊于期死,以匕首试人多人死,荆轲、秦舞阳死,太子丹死,高渐离死,人一个个都死掉了,抗秦的精神却永在。四是微言大义。针对太子丹的几次催促,荆轲的答复不同:“往而不返者,竖子也!”“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一句话反映出荆轲原来劫秦王、令秦返六国侵地、全胜而归的立意,太子诸人白衣冠以送之,并不合荆轲本意;后一句话表明了荆轲和秦王同归于尽的决心,太子急躁,荆轲所待未至,此时他对能否获胜而归已无把握。此前,太子丹请荆轲,“久之”,荆轲让,太子前顿首固请,然后许诺,可见荆轲不是轻易许诺的人。“久之,荆轲未有行意,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荆轲与太子丹、樊于期的对话说明他已经决心刺秦,并且做好了计划。荆轲有所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太子其实并不信任荆轲,也越来越没有了耐心。易水之别,从来不肯轻举妄动的荆轲明知道太子丹并不是知己,明知道自己此行将成赴死,却“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他肩负的是一个国家的存亡,所以他的悲壮和勇敢令人起敬。五是对比衬托。鞠武、秦舞阳对荆轲是反衬,曹沫、专诸、豫让、聂政、田光、高渐离是正衬。六是人物言行神态描摹。太子对田光,“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避席而请”,“送至门”,越恭敬越显出报秦心切,燕秦不两立。太子戒田光毋泄,田光“俛而笑”许诺,三字照应其后自刎而死,使田光成为深沉坦荡的节侠。七是多镜头场面描写。荆轲咸阳宫刺秦王一段,荆轲、秦舞阳、群臣、秦王各有各的神情和举动,写得扣人心弦。“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王负剑!”急促的短句,具有鲜明的节奏感,精炼劲捷,富有表现力,活现当时的紧张激烈氛围。八是伏线千里,草蛇灰线。太子丹与鞠武商议,鞠武推荐田光,而田光又推荐荆轲。田光知荆轲,早在太子丹出现之前就交待了。刺秦之前荆轲得樊于期首,而在田光未见太子丹之前就已经交待了樊于期亡秦之燕。高渐离继荆轲之后击秦王,令人感动而不觉得突兀,是因为早在燕市酒酣高歌时,在易水击筑送别时都已表明了高渐离使荆轲的知己。九是余波演漾。不舍得荆轲刺秦之事戛然而止,又写高渐离举筑扑秦皇帝为传末波澜,令人不免回思酒酣高歌、易水送别,深惋其事不成,深敬其英勇狭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2:2515-2538.
[2]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23-625.
[3]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34.
[4]刘向.战国策[M].齐鲁书社,2005:356-361.
作者简介:曹西兰(1983-),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
【关键词】荆轲;叙事方法;《史记》;《战国策》
关于荆轲刺秦王一事,《战国策·燕太子丹质于秦亡归》和《史记·刺客列传》(下文分别简称《战》《史》)均有记载。本文以两者情节不同处为切入点,分析情节安排对人物形象的影响,探讨《史》叙事和塑造人物的方法。
1.《史》在荆轲事前,写曹沫、专诸、豫让、聂政之事
虽然五人事是各自独立的,但前文对于荆轲这一人物形象仍有铺垫、对照的作用。正如吴见思所言“此文逐段脱卸,如麟之次,如羽之压,固论事则一人胜一人,论文则一节更深一节。曹沫有桓公包容,故身名俱全,不然则不成死,成亦死。夫以性命赠人,绝非孟浪之事,故写豫让、聶政、荆轲,其感恩知己之际,在四踌躇,不得已而后应,否则,非愚则狂,一莽男子耳。”
从太子丹本意“得劫秦王,使悉反诸侯侵地,若曹沫之与齐桓公,则大善矣”,可见曹沫传对荆轲传的铺垫作用。苏辙以为“沫盖知义者也”,朱之榛认为曹沫、蔺相如劫强国之王“皆豪杰之举”,该篇以曹沫起,则刺客的境界就不仅仅是一般的个人报复了。从曹沫到荆轲,四五百年间都有刺客烈举,司马迁于刺客身上凸显了知己感悲之情和个人对于社会的巨大影响。
荆轲一人所用篇幅比前四人加起来的还要长,这样的大泼墨使得荆轲成为刺客里令人瞩目的独特个体。荆轲所为,有别于专诸、豫让、聂政那种纠缠于个人恩怨的刺客之举,三人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功而荆轲却失败了。虽然败了,荆轲却永远以一个“壮士”的形象活在了人们心里。
2.《史》较郑重详细地介绍荆轲籍贯、名称等,并写了荆轲见燕太子丹之前的经历
荆轲卫人,好读书击剑,以术说卫元君而不用,后秦徙卫元君。“史文之所以著此事,一为说明卫元君不用荆轲之术的后果,一为说明荆轲离卫他游的原因”(韩兆琦)。此外,写荆轲好读书,以术说国君,还表明荆轲有别于只会蛮力的粗勇人,如勇士秦舞阳等。荆轲离卫他游,要寻求的是一个能发挥自己价值的地方。
荆轲游过榆次,与盖聂论剑,“不称”,盖聂怒而目之,荆轲去榆次。游于邯郸,与鲁句践博,争道,鲁句践怒而叱之,荆轲嘿而逃去。写这两件事有两个作用:一是接续上文。荆轲要寻求实现自己价值的地方,他同韩信、季布一样“自负其材,故受辱而不羞”。“太史公摹写荆轲怯处,与蔺相如、韩信同”(茅坤),“汙隐困约之时,自贵其身”(王安石)。二是铺垫后文。借盖聂口,说明荆轲剑术不精,使后文刺秦最终失败成了可以理解的事。
下文写荆轲至燕,日与狗屠及高渐离饮于燕市,与高渐离相和而歌,相乐相泣,旁若无人,又写其为人沉深好书,所游诸侯,尽与其贤豪长者相结。燕之处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这一段点明上文荆轲逃去非心怯。荆轲有怀才不遇之悲,“酒酣高歌,故才人悲愤故态,然太过便是市井无赖矣。故即借前好读书事,一句带转”(吴见思),文章前后相互应照,反复深化。荆轲沉深好书,“目之而去,叱之而逃去,此可见深沉也”(赵恒)。“深所以藏智,而出之使不测;沉所以养勇,而发之使必遂也”(王世贞),荆轲是一个忍小辱而就大名的人,所以以后他要做的事定然是一件不凡的事。这里还交待了田光善荆轲,这就又对下文刺秦作了铺垫。同时,这一段交待荆轲与高渐离是知音,还为后文高渐离易水送别、举筑扑秦皇帝作了铺垫。
3.《史》突出了秦的强大和燕的亡国之危
上文述完荆轲履历后,用“居顷之”转接到燕太子丹。《史》较详细地用事实说明了丹报秦的原因和“国小,力不能”的情况,而《战》只由丹自己交待一句“燕秦不兩立”。《史》接下来写“秦日出兵山东以伐齐、楚、三晋,稍蚕食诸侯,且至于燕”,然后通过鞠武交待秦“威胁韩、魏、赵氏”,六国分两次介绍。鞠武的话比《战》多了表明秦国强大的几句话“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泾、渭之沃,擅巴、汉之饶,右陇、蜀之山,左关、殽之险,民众而士厉,兵革有余”,“夫以鸿毛燎于炉炭之上,必无事矣。且以鵰鸷之秦,行怨暴之怒,岂足道哉”。对此,吴见思的评价是很有道理的:“世尝言荆轲行刺反促燕亡,而不知此日之燕以具必亡之势,故史公预先序明燕、秦不两立之势,于鞠武言之,鞠武再言之,太子自言之,荆轲未行之前又提明之,该万万计无复之,而后出行刺一著耳,其得已哉!”荆轲刺秦,在这样的背景下,就有了急人之难、反抗强暴的光辉色彩。
同时,这样写还使身为太子傅的鞠武与一介布衣的荆轲形成了对比。鞠武劝太子丹“疾遣樊将军入匈奴以灭口。请西约三晋,南连齐、楚,北购于单于,其后乃可图也”,以为刺秦是“资怨而助祸”,当时秦要攻燕国其实是不需要借口的,“鞠武之言貌似有理,其实是自欺欺人的空话。几十年前东方六国尚强时,苏秦倡合纵尚不能抵抗秦国的远交近攻,更何况现时六国已经如残灯摇曳之时哉?对比荆轲诸人,鞠武是一个迂腐孱懦的形象”(韩兆琦)。
4.《史》较详细地写了燕国的灭亡
燕王用代王計殺太子丹,《战》只用一句交待,《史》写了代王遗燕王之书,又较详细地写了太子丹之死。代王书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诚杀丹献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燕王使使斩太子丹,欲献之秦,而秦复进兵攻之,卒灭燕,虏燕王。这种叙述,使我们意识到杀不杀太子丹,秦都要灭燕;荆轲刺没刺秦王,秦都要灭燕,所以荆轲刺秦是奋不顾身、试图救国于危难的壮举。
5.《史》在燕灭后写了高渐离击秦王等事
燕灭,太子丹、荆轲之客皆亡,高渐离变名姓为人庸保,闻客击筑,彷徨不能去,击筑而歌,客无不流涕而去者。秦始皇闻而矐其目,使击筑。高渐离以铅置筑中,进得近,举筑朴秦皇帝,不中。秦始皇诛高渐离,终身不复近诸侯之人。这些事,《史》运用语言、动作、神态描写,讲述得娓娓动人、催人泪下。茅坤曰“末复附高渐离一曲,以为曲终之奏。”
文末记鲁句践私语,其用意前人讲过。“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指者,唯太史公能之。如……《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皆于叙事中论断法也”(顾炎武)。“史公之传刺客,为荆卿也,而深惜其事之不成。其文迷离开合,寄意无穷。荆卿心中尽有抱负,尽有感发,与游侠者不同。又杂出盖聂、鲁勾践、田光先生、高渐离,备极一时之奇士,又有狗屠一人。而终惜荆卿之不知剑术、借鲁勾践之言以发之,为传末波澜”(郭嵩焘)。
最后太史公赞,交代了荆轲故事的来源,论“天雨粟,马生角”的说法为虚言;明确轲未伤秦王,惜荆轲虚发,因为前文太子使工以药焠匕首,“以试人,血濡缕,人无不立死者”;最后论“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可见为刺客立传重于“其志”。
根据以上对照,我们可以对《史》叙事和塑造人物形象的方法进行简要的归纳。一是围绕主题事件和中心人物组织情节。前后众多笔墨都为刺秦而写。二是反复铺垫。反复写荆轲是要做大事的人,写形势的危机,写为刺秦做的准备。三是层层强化。秦国越来越强大,扩张地域越来越靠近燕国,形势越来越危急。太子丹报秦心切,因鞠武而礼田光,因田光而善荆轲,次次催荆轲。田光死,樊于期死,以匕首试人多人死,荆轲、秦舞阳死,太子丹死,高渐离死,人一个个都死掉了,抗秦的精神却永在。四是微言大义。针对太子丹的几次催促,荆轲的答复不同:“往而不返者,竖子也!”“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前一句话反映出荆轲原来劫秦王、令秦返六国侵地、全胜而归的立意,太子诸人白衣冠以送之,并不合荆轲本意;后一句话表明了荆轲和秦王同归于尽的决心,太子急躁,荆轲所待未至,此时他对能否获胜而归已无把握。此前,太子丹请荆轲,“久之”,荆轲让,太子前顿首固请,然后许诺,可见荆轲不是轻易许诺的人。“久之,荆轲未有行意,太子丹恐惧,乃请荆轲”,荆轲与太子丹、樊于期的对话说明他已经决心刺秦,并且做好了计划。荆轲有所待,“顷之,未发,太子迟之,疑其改悔,乃复请”,太子其实并不信任荆轲,也越来越没有了耐心。易水之别,从来不肯轻举妄动的荆轲明知道太子丹并不是知己,明知道自己此行将成赴死,却“就车而去,终已不顾”,他肩负的是一个国家的存亡,所以他的悲壮和勇敢令人起敬。五是对比衬托。鞠武、秦舞阳对荆轲是反衬,曹沫、专诸、豫让、聂政、田光、高渐离是正衬。六是人物言行神态描摹。太子对田光,“逢迎,却行为导,跪而蔽席”,“避席而请”,“送至门”,越恭敬越显出报秦心切,燕秦不两立。太子戒田光毋泄,田光“俛而笑”许诺,三字照应其后自刎而死,使田光成为深沉坦荡的节侠。七是多镜头场面描写。荆轲咸阳宫刺秦王一段,荆轲、秦舞阳、群臣、秦王各有各的神情和举动,写得扣人心弦。“未至身,秦王惊,自引而起,袖绝。拔剑,剑长,操其室”,“王负剑!”急促的短句,具有鲜明的节奏感,精炼劲捷,富有表现力,活现当时的紧张激烈氛围。八是伏线千里,草蛇灰线。太子丹与鞠武商议,鞠武推荐田光,而田光又推荐荆轲。田光知荆轲,早在太子丹出现之前就交待了。刺秦之前荆轲得樊于期首,而在田光未见太子丹之前就已经交待了樊于期亡秦之燕。高渐离继荆轲之后击秦王,令人感动而不觉得突兀,是因为早在燕市酒酣高歌时,在易水击筑送别时都已表明了高渐离使荆轲的知己。九是余波演漾。不舍得荆轲刺秦之事戛然而止,又写高渐离举筑扑秦皇帝为传末波澜,令人不免回思酒酣高歌、易水送别,深惋其事不成,深敬其英勇狭义。
参考文献
[1]司马迁.史记[M].上海:中华书局,1982:2515-2538.
[2]杨燕起.历代名家评史记[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623-625.
[3]韩兆琦.史记选注集说[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1-34.
[4]刘向.战国策[M].齐鲁书社,2005:356-361.
作者简介:曹西兰(1983-),女,曲阜师范大学文学院2007级古代文学研究生,研究方向:先秦两汉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