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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伊芙琳》是乔伊斯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中最短但却很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作品主要描绘了20世纪初,以伊芙琳为代表的爱尔兰年轻女性的精神状态。在伊芙琳身上,处处体现了自我身份与自我意识的缺失。自我意识的缺失是伊芙琳最终放弃同生活抗争的根源所在,也是整个爱尔兰民族精神瘫痪的核心表现。
关键词:精神瘫痪 自我身份 自我意识 缺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主义文学创始人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其创作宗旨正如乔伊斯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所表述的:“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对爱尔兰政治、经济的殖民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精神压迫,使整个爱尔兰社会弥漫着悲观、颓废和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息,而民族解放运动所遭受的挫折使得这个不幸的国家更加“不可救药”;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每时每地都上演着麻木、苦闷、沦落的一幕幕活剧。面对着爱尔兰庸俗卑琐的社会习气和压抑、甚至扭曲堕落的人性,“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乔伊斯深恶痛绝。他于痛苦中创作出《都柏林人》以促进同胞的觉醒和精神救赎。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构成,故事背景皆选取20世纪初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都柏林中下层市民平庸琐屑的生活图景,展现了20世纪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都柏林人乃至整个爱尔兰社会的死气沉沉与麻木不仁,而瘫痪和死亡则是贯穿小说集的主题。
《伊芙琳》是《都柏林人》中的第四篇,也是最短但却很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内容主要描绘了当时爱尔兰年轻女性的精神状态。乔伊斯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生动地刻画了都柏林青年女性精神世界的空虚、瘫痪和“自我”的缺失,揭示了“都柏林年轻一代同他们的上一代拥有的同样的麻木特质”。而“自我”的缺失却是伊芙琳一代精神瘫痪的本源所在——正如乔伊斯所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权已由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
整个爱尔兰民族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民族,精神瘫痪成为其主要特质。《伊芙琳》的女主人公——伊芙琳,19岁,正逢豆蔻年华,本是精神蓬勃、敢于质疑、敢于冒险的年龄,但在她身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 “自我”的缺失,而其在最后关头的放弃和退缩更是“自我”意识的大逃亡。
一 自我身份的缺失
生活中的伊芙琳好像就没有自己的身份,与其说她为自己活着,不如说她在为别人活着。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和她应有的身份毫不相称。但伊芙琳自己对此却毫无察觉,而是麻木地全盘接受。故事一开始,伊芙琳“坐在窗口,凝视着夜幕渐渐笼罩在林荫道上。她的头依偎在窗帘上,鼻孔里嗅到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味儿。她累了。”一个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年之所以如此地疲惫与倦怠,缘于她自我身份的缺失。首先,对于父亲来说,伊芙琳不像是个女儿,却像个任人奴役的奴隶。她艰难地在苛刻的杂货店老板的监督下工作,并“总是把挣来的工资——七个先令——都给家里”,而让她感到最棘手的是星期六向父亲要钱,“每逢礼拜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一场争吵”,他说她“老是乱花钱,骂她糊里糊涂”,还说“他不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她滥用”,尽管最后唠叨完之后,他还是会把钱给她,但紧接着又会挖苦地问她“是否打算去买礼拜天的饭菜”,而此时,天已经很晚了,伊芙琳不得不“尽快奔出家门,到菜场去”,当她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因此,父亲和伊芙琳的关系,完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伊芙琳辛苦挣得的血汗钱全变成了父亲“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她自己要自己挣的钱还要遭受父亲的冷嘲热讽和刁难,而她从父亲要来的钱却只能花在家用上,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支配权。而父亲精神上的专制更是伊芙琳生活中的另一苦难。即使现在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这种感觉使她心惊胆战。父亲尽管不打她,却经常吓唬她说,“要不是看在死去的娘面上,就要教训教训她”。伊芙琳得不到作为女儿的安全感和来自父母的呵护(母亲已被生活所迫发疯而死),完全丧失了为人女儿的身份。
其次,对于她的弟弟妹妹来说,伊芙琳的身份不是姐姐,而是母亲的替身。母亲临终前,没有嘱托本应该嘱托的人——父亲,而是托付当时尚未成年的女儿伊芙琳“尽力支撑这个家”。对母亲的临终承诺成了年幼的伊芙琳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禁锢了她所有年轻女孩应有的梦想,包括自由和爱情。从此,尚未成年的伊芙琳孤独地开始承担了为人父母者才应承担的责任:辛苦挣钱,照料两个年幼的妹妹,务必让她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每周打扫一次房屋。她很辛劳地操持着这个家(She had hard work to keep the house together),“真是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姐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应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应该承担的义务。因此,父亲的专制和母亲善意的临终托付剥夺了伊芙琳的自我身份,驱使她扮演着自己无法承受的角色,使她“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店里,都得拼命干活”,她累了。
再次,在和弗兰克的关系上,已经习惯于任人左右自己身份的伊芙琳,也很少体现自己作为恋人与弗兰克平等对立的身份。弗兰克“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又有男子汉气概”,她渐渐喜欢上了他。而在父亲同弗兰克吵了一场后,她只得偷着去会情郎。虽然伊芙琳没为弗兰克做任何辩驳和抗争,但她的所作所为却也表明了她是爱他的。之后,伊芙琳被动地接受了弗兰克的建议,和他一起离家,因为相信弗兰克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但在即将上船之际,伊芙琳却感到痛苦而迷惘,并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老人家的指点(“what was her duty”)。最终,恐惧使她退缩了,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前期的被动接受与后期的顿然放弃说明:伊芙琳在和弗兰克相恋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明确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完全任由他人左右自己的身份。而在关键时刻,对于这一身份不可确定的未来所感到深深的恐惧,又促使她放弃了这一可能会给她带来全新未来的身份,而其态度之漠然就像她从来不具备这一身份一样。
二 自我意识的缺失
长期自我身份的缺失在伊芙琳的心理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从而使麻木浸透到了她的灵魂深处。她不会主动做出任何大胆的举动,而在她的潜意识中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人相对于自己的存在,而非自我的存在。尽管在弗兰克的建议下,她“已经同意出走”,但她并没有积极的憧憬,相反,在她的头脑中闪现的全是诸如“一旦店里的伙伴发现她跟一个汉子私奔了,会怎么议论呢?也许会说她是个傻瓜吧。很可能会登广告,招人补她的缺”之类的想法。因为习惯于由别人安排自己命运,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他们分手。有安顿之处,有吃的,便足以令她满足。与弗兰克私奔,她并未有积极创造未来的自我意识,而是又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随他私奔,做他的妻子(to be his wife)”。同样,新生活对她最大的诱惑是“在新的家……人们将尊重她。她不会像妈妈生前那样遭受虐待”,“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即使在退缩前,她还在考虑“事到如今,他为她尽心出力后,还能反悔吗?”所有这些被动意识都彰显了伊芙琳自我意识的缺失。而正是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她忽略了自己的价值,以至于尽管累着,辛苦着,恐惧着,厌倦着,但她在最后离家之前竟然还是对苛刻暴躁的父亲心生许多温情,对他近二十年来少有的一两次慈爱之举无限留恋,并因这些微的留恋而轻易放弃了重生的机会。
三 自我的顿悟与逃亡
在小说中,伊芙琳并非从头至尾地生活于自身之外的世界里,在反反复复的思虑中,她毕竟出现了难能可贵的“自我”的顿悟。尽管已经同意出走,伊芙琳却是有着无限忧虑:
“她坐在窗口,凝视着夜幕渐渐笼罩在林荫道上……出走的时刻迫在眉睫了,她仍然坐在窗口,头依着窗帘,闻着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气味。”
在沉思的时候,妈妈悲剧性的生命历程让伊芙琳顿悟了:
“妈妈一生悲惨的景象历历在目,震慑了她的灵魂深处——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
她浑身战栗,彷佛又听见母亲疯疯癫癫地不断呓语,妈妈的生活就是她的前车之鉴,她吓得惊跳起来,她渴望生活——“逃!非逃不可!”就在这一刻,伊芙琳猛然意识到,“为什么我应该受苦?!我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在她的意识里的“自我”终于浮现了!但遗憾的是,伊芙琳“自我”的出现仅是昙花一现。因为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我价值,仍然寄希望于他人的拯救——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受尽苦难的伊芙琳从未想过自救或反抗,却总是寄希望于他人。而正是由于长期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她此次的自我顿悟很快就夭折了。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伊芙琳心中充满的不是憧憬,不是兴奋,不是昂扬的斗志,而是无名的恐惧:“刹那间,人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在她心头激荡。他在把她拉进波涛中,要把她给淹没了”,她退缩了,逃亡了,而且是彻底地逃亡——“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片刻的觉醒消失了,伊芙琳萌芽初现的自我逃亡了,她又重新开始了她的麻木,回到了她那个挂着布满了灰尘的窗帘的、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的灰褐色的房子里头,继续她压抑的、劳累的、没有希望的生活。
四 结语
自我身份的缺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缺失,而自我意识的缺失却是伊芙琳精神麻木、精神瘫痪的根源。美国当代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对西方心理学对人的研究物化处理批判基础上建立了“人格假说”,其核心即自我论:“有机体有一种先天的自我实现的动机。它表现为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潜能的趋向。”自我实现就是发展自己独特的心理性格,发挥自己的心理潜能和完善自己的过程。罗杰斯认为自我实现的倾向是存在于每个人生命中的驱动力量。而伊芙琳身上明显缺乏这种健康人格所必需的自我实现的倾向。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意识,是不可能有勇气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的。伊芙琳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人的悲剧,是整个爱尔兰民族的悲剧。乔伊斯通过伊芙琳,表达了对自己民族的失望:在英帝国长期殖民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精神压迫下,整个爱尔兰民族已失去了自我,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民族,麻木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状,并对殖民者为麻痹自己所施的一丁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面对个别觉醒者所倡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众从未想过主动参与,一方面幻想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却又对此心存恐惧,从而在实质上排斥了积极分子为民族解放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而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瘫痪。民族自我的缺失,正是爱尔兰民族悲剧的本源。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萧尔斯,瓦尔顿·吕兹:《都柏林人》,美国伐金出版公司,1969年版。
[2] 詹姆斯·乔伊斯,孙梁、宗白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3] 詹姆斯·乔伊斯,萧乾译:《尤利西斯》,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4] 曹菁:《乔伊斯:伊芙琳的心理蓝本》,《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5] 孙明月:《罗杰斯的健康人格理论对自我教育的启示》,《长沙大学学报》,2009年第23卷第1期。
[6] 钟启泉:《美国教学论流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梁海霞,女,1976—,河南驻马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学翻译、文化,工作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
关键词:精神瘫痪 自我身份 自我意识 缺失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现代主义文学创始人詹姆斯·乔伊斯的文学生涯始于他的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其创作宗旨正如乔伊斯在写给出版商理查兹的一封信中所表述的:“是要为我国的道德和精神史写下自己的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大英帝国对爱尔兰政治、经济的殖民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精神压迫,使整个爱尔兰社会弥漫着悲观、颓废和令人窒息的绝望气息,而民族解放运动所遭受的挫折使得这个不幸的国家更加“不可救药”;都柏林则是它“瘫痪的中心”,在这个城市里每时每地都上演着麻木、苦闷、沦落的一幕幕活剧。面对着爱尔兰庸俗卑琐的社会习气和压抑、甚至扭曲堕落的人性,“众人皆醉我独醒”的乔伊斯深恶痛绝。他于痛苦中创作出《都柏林人》以促进同胞的觉醒和精神救赎。正如他自己所说:
“我深信,在按照现在的方式谱写这章道德史之后,我已向我们国家的精神解放迈出了第一步”。
《都柏林人》由十五个短篇小说构成,故事背景皆选取20世纪初的爱尔兰首都都柏林。作者以现实主义的手法描绘了都柏林中下层市民平庸琐屑的生活图景,展现了20世纪初在英国殖民统治下的都柏林人乃至整个爱尔兰社会的死气沉沉与麻木不仁,而瘫痪和死亡则是贯穿小说集的主题。
《伊芙琳》是《都柏林人》中的第四篇,也是最短但却很具代表性的一篇作品,内容主要描绘了当时爱尔兰年轻女性的精神状态。乔伊斯运用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相结合的写作手法,生动地刻画了都柏林青年女性精神世界的空虚、瘫痪和“自我”的缺失,揭示了“都柏林年轻一代同他们的上一代拥有的同样的麻木特质”。而“自我”的缺失却是伊芙琳一代精神瘫痪的本源所在——正如乔伊斯所说:
“爱尔兰的经济及文化情况不允许个性的发展。国家的灵魂已经为世纪末的内讧及反复无常所削弱。个人的主动权已由教会的训斥而处于瘫痪状态。”
整个爱尔兰民族成了一个没有“自我”,没有灵魂的民族,精神瘫痪成为其主要特质。《伊芙琳》的女主人公——伊芙琳,19岁,正逢豆蔻年华,本是精神蓬勃、敢于质疑、敢于冒险的年龄,但在她身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着 “自我”的缺失,而其在最后关头的放弃和退缩更是“自我”意识的大逃亡。
一 自我身份的缺失
生活中的伊芙琳好像就没有自己的身份,与其说她为自己活着,不如说她在为别人活着。她所承担的责任和义务和她应有的身份毫不相称。但伊芙琳自己对此却毫无察觉,而是麻木地全盘接受。故事一开始,伊芙琳“坐在窗口,凝视着夜幕渐渐笼罩在林荫道上。她的头依偎在窗帘上,鼻孔里嗅到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味儿。她累了。”一个本应朝气蓬勃的青年之所以如此地疲惫与倦怠,缘于她自我身份的缺失。首先,对于父亲来说,伊芙琳不像是个女儿,却像个任人奴役的奴隶。她艰难地在苛刻的杂货店老板的监督下工作,并“总是把挣来的工资——七个先令——都给家里”,而让她感到最棘手的是星期六向父亲要钱,“每逢礼拜六晚上,为了钱,总免不了一场争吵”,他说她“老是乱花钱,骂她糊里糊涂”,还说“他不会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给她滥用”,尽管最后唠叨完之后,他还是会把钱给她,但紧接着又会挖苦地问她“是否打算去买礼拜天的饭菜”,而此时,天已经很晚了,伊芙琳不得不“尽快奔出家门,到菜场去”,当她提着沉甸甸的菜篮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了。因此,父亲和伊芙琳的关系,完全是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伊芙琳辛苦挣得的血汗钱全变成了父亲“辛辛苦苦赚来的钱”,她自己要自己挣的钱还要遭受父亲的冷嘲热讽和刁难,而她从父亲要来的钱却只能花在家用上,她自己完全没有任何支配权。而父亲精神上的专制更是伊芙琳生活中的另一苦难。即使现在她已经十九岁出头了,她有时还会觉得受着父亲暴虐的威胁,这种感觉使她心惊胆战。父亲尽管不打她,却经常吓唬她说,“要不是看在死去的娘面上,就要教训教训她”。伊芙琳得不到作为女儿的安全感和来自父母的呵护(母亲已被生活所迫发疯而死),完全丧失了为人女儿的身份。
其次,对于她的弟弟妹妹来说,伊芙琳的身份不是姐姐,而是母亲的替身。母亲临终前,没有嘱托本应该嘱托的人——父亲,而是托付当时尚未成年的女儿伊芙琳“尽力支撑这个家”。对母亲的临终承诺成了年幼的伊芙琳身上的一副沉重的枷锁,禁锢了她所有年轻女孩应有的梦想,包括自由和爱情。从此,尚未成年的伊芙琳孤独地开始承担了为人父母者才应承担的责任:辛苦挣钱,照料两个年幼的妹妹,务必让她们准时吃饭,准时上学,每周打扫一次房屋。她很辛劳地操持着这个家(She had hard work to keep the house together),“真是辛苦的家务——艰难的生活”。这不是一个姐姐所应该承担的责任,而应是母亲去世后父亲应该承担的义务。因此,父亲的专制和母亲善意的临终托付剥夺了伊芙琳的自我身份,驱使她扮演着自己无法承受的角色,使她“不管在家里还是在店里,都得拼命干活”,她累了。
再次,在和弗兰克的关系上,已经习惯于任人左右自己身份的伊芙琳,也很少体现自己作为恋人与弗兰克平等对立的身份。弗兰克“心地善良、性格开朗,又有男子汉气概”,她渐渐喜欢上了他。而在父亲同弗兰克吵了一场后,她只得偷着去会情郎。虽然伊芙琳没为弗兰克做任何辩驳和抗争,但她的所作所为却也表明了她是爱他的。之后,伊芙琳被动地接受了弗兰克的建议,和他一起离家,因为相信弗兰克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但在即将上船之际,伊芙琳却感到痛苦而迷惘,并不由自主地向上帝祈祷,祈求他老人家的指点(“what was her duty”)。最终,恐惧使她退缩了,于是,“她对他板起一张惨白的脸,无可奈何地,恰如一只走投无路的动物。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前期的被动接受与后期的顿然放弃说明:伊芙琳在和弗兰克相恋的过程中,根本就没有明确地为自己的身份定位,完全任由他人左右自己的身份。而在关键时刻,对于这一身份不可确定的未来所感到深深的恐惧,又促使她放弃了这一可能会给她带来全新未来的身份,而其态度之漠然就像她从来不具备这一身份一样。
二 自我意识的缺失
长期自我身份的缺失在伊芙琳的心理上烙下了深深的痕迹,使她几乎完全丧失了自我意识,从而使麻木浸透到了她的灵魂深处。她不会主动做出任何大胆的举动,而在她的潜意识中所关注的更多的是他人相对于自己的存在,而非自我的存在。尽管在弗兰克的建议下,她“已经同意出走”,但她并没有积极的憧憬,相反,在她的头脑中闪现的全是诸如“一旦店里的伙伴发现她跟一个汉子私奔了,会怎么议论呢?也许会说她是个傻瓜吧。很可能会登广告,招人补她的缺”之类的想法。因为习惯于由别人安排自己命运,她连做梦都没想到跟他们分手。有安顿之处,有吃的,便足以令她满足。与弗兰克私奔,她并未有积极创造未来的自我意识,而是又一次把自己的命运交给了别人——“随他私奔,做他的妻子(to be his wife)”。同样,新生活对她最大的诱惑是“在新的家……人们将尊重她。她不会像妈妈生前那样遭受虐待”,“弗兰克会救她的。他会给她美好的生活,也许,还会给她爱情”。即使在退缩前,她还在考虑“事到如今,他为她尽心出力后,还能反悔吗?”所有这些被动意识都彰显了伊芙琳自我意识的缺失。而正是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她忽略了自己的价值,以至于尽管累着,辛苦着,恐惧着,厌倦着,但她在最后离家之前竟然还是对苛刻暴躁的父亲心生许多温情,对他近二十年来少有的一两次慈爱之举无限留恋,并因这些微的留恋而轻易放弃了重生的机会。
三 自我的顿悟与逃亡
在小说中,伊芙琳并非从头至尾地生活于自身之外的世界里,在反反复复的思虑中,她毕竟出现了难能可贵的“自我”的顿悟。尽管已经同意出走,伊芙琳却是有着无限忧虑:
“她坐在窗口,凝视着夜幕渐渐笼罩在林荫道上……出走的时刻迫在眉睫了,她仍然坐在窗口,头依着窗帘,闻着沾满灰尘的窗帘布的气味。”
在沉思的时候,妈妈悲剧性的生命历程让伊芙琳顿悟了:
“妈妈一生悲惨的景象历历在目,震慑了她的灵魂深处——妈妈在平凡的生活中牺牲了一切,结果竟发疯而死。”
她浑身战栗,彷佛又听见母亲疯疯癫癫地不断呓语,妈妈的生活就是她的前车之鉴,她吓得惊跳起来,她渴望生活——“逃!非逃不可!”就在这一刻,伊芙琳猛然意识到,“为什么我应该受苦?!我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在她的意识里的“自我”终于浮现了!但遗憾的是,伊芙琳“自我”的出现仅是昙花一现。因为她仍然没有意识到自我价值,仍然寄希望于他人的拯救——弗兰克会把她搂在怀里,抱住她。弗兰克会救她的。受尽苦难的伊芙琳从未想过自救或反抗,却总是寄希望于他人。而正是由于长期自我意识的缺失,使她此次的自我顿悟很快就夭折了。面对即将开始的新生活,伊芙琳心中充满的不是憧憬,不是兴奋,不是昂扬的斗志,而是无名的恐惧:“刹那间,人间所有的惊涛骇浪在她心头激荡。他在把她拉进波涛中,要把她给淹没了”,她退缩了,逃亡了,而且是彻底地逃亡——“她茫然瞅着他,目光中既没有恋情,也无惜别之情,仿佛望着一个陌路人”。片刻的觉醒消失了,伊芙琳萌芽初现的自我逃亡了,她又重新开始了她的麻木,回到了她那个挂着布满了灰尘的窗帘的、怎么打扫也打扫不干净的灰褐色的房子里头,继续她压抑的、劳累的、没有希望的生活。
四 结语
自我身份的缺失导致了自我意识的缺失,而自我意识的缺失却是伊芙琳精神麻木、精神瘫痪的根源。美国当代著名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在对西方心理学对人的研究物化处理批判基础上建立了“人格假说”,其核心即自我论:“有机体有一种先天的自我实现的动机。它表现为一个人最大限度地实现各种潜能的趋向。”自我实现就是发展自己独特的心理性格,发挥自己的心理潜能和完善自己的过程。罗杰斯认为自我实现的倾向是存在于每个人生命中的驱动力量。而伊芙琳身上明显缺乏这种健康人格所必需的自我实现的倾向。一个人如果没有自我意识,是不可能有勇气同不公平的命运抗争的。伊芙琳的悲剧不是她一个人的悲剧,而是一代人的悲剧,是整个爱尔兰民族的悲剧。乔伊斯通过伊芙琳,表达了对自己民族的失望:在英帝国长期殖民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的精神压迫下,整个爱尔兰民族已失去了自我,成了一个没有人格的民族,麻木地接受被统治被剥削被压迫的现状,并对殖民者为麻痹自己所施的一丁点小恩小惠心存感激;面对个别觉醒者所倡导的民族解放运动,民众从未想过主动参与,一方面幻想从中受益,另一方面却又对此心存恐惧,从而在实质上排斥了积极分子为民族解放所作出的不懈努力。而这才是真正的精神瘫痪。民族自我的缺失,正是爱尔兰民族悲剧的本源。
参考文献:
[1] 罗伯特·萧尔斯,瓦尔顿·吕兹:《都柏林人》,美国伐金出版公司,1969年版。
[2] 詹姆斯·乔伊斯,孙梁、宗白译:《都柏林人》,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版。
[3] 詹姆斯·乔伊斯,萧乾译:《尤利西斯》,译林出版社,1994年版。
[4] 曹菁:《乔伊斯:伊芙琳的心理蓝本》,《重庆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5期。
[5] 孙明月:《罗杰斯的健康人格理论对自我教育的启示》,《长沙大学学报》,2009年第23卷第1期。
[6] 钟启泉:《美国教学论流派》,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
作者简介:梁海霞,女,1976—,河南驻马店人,硕士,讲师,研究方向:文学、文学翻译、文化,工作单位: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