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善本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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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四川省共有246部古籍善本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这些珍贵古籍在地域上分布集中,写印年代以明朝为主,版本方面以刻本数量最多,版本类型随时代发展而不断丰富。入选善本经、史、子、集四部齐备,并以数量丰富的早期版本、佛经、杜甫与“三苏”文献等为特色。
  关键词:四川省;《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分析;特色文献
  2007年“中华古籍保护计划”正式启动,同年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申报工作正式开始。从2008年公布第一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单至今,第一至六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共收录13 026部古籍善本。十余年来,四川省在古籍普查成果的基础上积极申报《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截至2021年,全省共有13家单位收藏的246部古籍入选。各单位收藏的国家珍贵古籍数量及具体刊印年代如表1所示。
  一、四川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善本分析
  由表1可知,四川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善本在地域上分布集中,写印年代以明朝为主。
  (一)地域分布集中
  四川省图书馆收藏了全省47%的国家珍贵古籍,数量居全省之首。其次是四川大学图书馆和四川师范大学图书馆,保有量分别为全省总量的19.5%和21.5%。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再次之。以上4家单位收藏的入选古籍数量占全省的92.6%。13家收藏单位分属成都、自贡等5地,其中位于成都市的9家共收藏了238部国家珍贵古籍,占全省入选总量的96.7%。入选善本及其收藏单位集中在成都市域,呈现高度聚集性。当然这种情况并非个例,陕西省同样有13家单位共148部古籍入选前4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142部收藏在西安市的8家单位中①[1]。文献集中的重要原因是共和国成立之初的图书文献接收和管理政策,也和地区政治经济状况有关。政治中心使政策主导下的文献聚集,经济繁荣使文献采购成为可能。在四川拥有国家珍贵古籍的5个市(州)中,4个都是长期以来经济较发达的地区,而甘孜藏族自治州是藏族的重要聚居地之一,成都和西安更是两省千年来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集中了政策和经济的双重优势。就四川而言,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善本中不仅有旧藏、调拨和捐赠文献,也有收藏单位自行购买的珍本。
  (二)写印年代以明朝为主
  四川省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善本有唐写本2部,宋刻本10部,元刻本25部,明代版本168部,清代版本41部。明本书数量最多,占全省总量的68%,而明本中嘉靖时期印行的有82部,几乎是明本书的一半。四川的国家珍贵古籍中明朝版本、嘉靖版本数量众多,这与明朝文化、刻书业的繁荣以及国家珍贵古籍的评选原则有关。明朝前中期政治环境相对稳定,经济形势逐渐好转,文化渐趋繁荣,学术的发展与印刷技术的普及带动了刻书业的兴盛。明朝官府、私人和书坊刻书规模都相当可观,可谓“我国雕版印刷的黄金时代”[2]。《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甄选标准有“时代早,流传少,价值高”[3]三项,在实际甄选工作中,专家将明穆宗隆庆六年(1572)以前产生的古籍算作时代早[3],明世宗嘉靖是明穆宗前一任帝王,在位期间属于“时代早”这一评选标准的晚期,相较于更早的时代可以保存下来更多的文献。
  (三)刻本最多,版本类型随时代发展越发丰富
  四川省的入选善本中有196部刻本,22部写本和28部抄本、稿本、活字印本、磁版印本等其他版本。刻本以单色(墨色)印刷本为主,共180部,另有套印本16部。单色(墨色)印刷是中国传统书籍印制的主流,流传下来的印本最多,这在四川也不例外。入选的套印本中,15部是明代套印,1部为清康熙内府刻套印本。明代闵氏、凌氏刊印的套印本以精美闻名,历来为读书人和藏书家所重,四川的入选善本中,明确标明为闵氏、凌氏所出的套印本有11部,占套印本总量的2/3。
  唐五代时期,抄写仍是书籍生产的最重要方式,传至今日的唐五代文献绝大部分是写本,同时,雕版印刷术得以发明,刻印本开始出现,到宋代,雕版印刷成为生产书籍的主要方法。明朝时,多种早已发明的书籍生产技术如活字印刷、木板套印等得到普遍应用,产生了更多种类的印本。到清朝,古籍版本类型更加多样。四川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古籍也具有这种历史发展的普遍性:唐代为写本,宋、元两朝皆为刻本,明朝文献版本增加了钤印本,刻本中出现了套印本,清朝的版本类型进一步丰富,41部清代版本文献分属刻本(含套印本)、写本、抄本、稿本、活字印本、磁版印本、彩绘本、拓本多种类型。
  (四)内容上四部齐备,品类多样
  《国家珍贵古籍名录》收录的四川收藏善本中大部分是汉文古籍,另有4部彝文古籍,2部藏文古籍,这些少数民族古籍是四川多民族聚居、文化多元化的见证。汉文古籍的内容涵盖了经、史、子、集四个部类,十分丰富,其中唐写本都是佛教经典,属于子部文献;宋本分属史、子、集三部,既有正史、《茶经》(11453),也有杜甫诗集、朱熹文集;元、明、清三朝文献则四部皆备。从数量上看,集部文献最多,其次为史、子部,经部文献相对较少。集部以各朝别集为主,主要有李白、杜甫、“三苏”、朱熹等名人别集,其余总集、楚辞、诗文评、曲类等数量不多。史部的正史、编年、地理类典籍较多,次为纪事本末类,奏议、金石、目录等再次之。子部文献涉及宗教、医学、类书、艺术等类别。经部文献中多易类,另有春秋、小学、礼记等。
  二、特色文献
  (一)数量丰富的早期版本
  就一部书籍而言,版本最早者无过于手稿。四川入选前6批《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稿本共8部,皆为清代成书,其中1部为藏文文献,另外7部为汉文文献,有介绍西洋诸国国情的《西洋杂志》(04225、08083),清代“性灵派”诗人张问陶的诗集《张船山诗稿》(06166),章炳麟的手稿《小学答问》(07456)等,都是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稿本是文献最原始的记录,通常只有一部或几部,不便传播,也难以长久保存,而抄写和刊印能够较好地解决上述问题。通常书的版本越早,疑误夺失就越少,越能更好地反映书籍本身的面貌和作者的意旨,因此古本、旧本、宋本历来为文献学者所重。四川入选善本中的早期版本不仅有宋刻《通鉴纪事本末》(02824)、宋刻朱熹文集、作者自刻《明医指掌图》(04612)等,还有国内现存最早版本的《华阳国志》(01526)、《茶经》(11453)等。这些早期版本无论从文物还是文献角度来看,都值得我们重視。   (二)佛经
  四川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佛经有唐写本《妙法莲华经卷第四》(12307)、宋刻本《注华严法界观门》(03044)、元代金银写本《大方广佛华严经》(07172)、孤本大藏经《洪武南藏》(01953)等6部汉文佛经和1部藏文经书《中阴闻教得度经》(12936)。虽然数量不多,但它们或是四川入选善本中时代最早的,或是书写材料特殊的,或是保存相对完整的孤本,各有特色。尤其《洪武南藏》一书不仅卷帙浩繁,而且刊成十年经版便遭焚毁,极少有印本流传下来,而四川省图书馆藏本(01953)现存六千零六十五卷,是目前所知存世最为完整的一部,极为珍贵。
  (三)杜甫和“三苏”文献
  杜甫和“三苏”(苏洵、苏轼、苏辙)父子是历史长河中无法忽视的璀璨明珠,都为四川留下了浓墨重彩的文化印痕。他们的诗、词、文章千古流传,多有经典。古人为今人存耀,今人亦当为古人增辉。作为杜甫人生中的重要驻点和“三苏”的家乡,四川省内收藏了许多与之相关的文献,不少都被收入《國家珍贵古籍名录》:计有杜甫诗文集15部,含宋刻3部,元刻3部,明刻9部,其中11部是成都杜甫草堂博物馆藏品;“三苏”文献11部,包括苏轼诗、文、表启、全集等8部,苏洵《嘉祐集》2部及三人合集1部,2部是元刻本,9部为明刻本(含朱墨套印本2部,三色套印本2部)。
  此外,中医文献、名人批校题跋本、南三阁《四库全书》零本、民族文献等也是四川所藏国家珍贵古籍中的亮点。
  三、结语
  四川省古籍资源丰富,其中不乏珍贵的古籍善本。2008年至今,全省共有246部古籍入选《国家珍贵古籍名录》,其中既有汉文文献,又有彝文和藏文文献,它们是四川悠久历史和多民族多元文化的见证。这些善本有2/3写印于明朝,主要收藏于成都的各单位,中心化和聚集化现象十分明显。四川的入选善本中刻本数量最多,版本类型随时代发展不断丰富,从侧面展现了中国书籍版本的发展历程。这些珍贵古籍品类多样,并以数量丰富的早期版本、佛经、杜甫和“三苏”文献等为特色。作为“时代早,流传少,价值高”[3]的精品,其历史、文物和文献价值不容忽视,值得深入研究并受到良好的保护。
  作者简介
  樊迪,1988年生,女,汉族,四川成都人,四川省图书馆馆员,历史学硕士,研究方向为古籍与民国文献整理保护。
  注释
  ①上述信息从姜妮《<陕西省名录>各单位入选情况统计表》中统计得出。
  参考文献
  [1]姜妮.从《陕西省珍贵古籍名录》到《国家珍贵古籍名录》的思考:陕西古代文献研究[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66.
  [2]曹之著.中国古籍版本学[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267.
  [3]李致忠.昌平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09-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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