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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玉璧是中国古代玉器中流行时间最长的一种重要的器物，其纹饰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从战国至汉代，玉璧上常见谷纹的纹饰，器身满饰谷纹的玉璧亦被称为谷璧，是重要的礼仪用璧，成为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从不同阶段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可见谷纹玉璧在工艺和风格上的传承与演变。
关键词：玉璧；谷纹；工艺；礼器；战国；汉代
关于玉璧的定义，中国古籍中多有提及。《说文》释：“璧，瑞玉、圜也。”[1]《尔雅·释器》中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2] “肉”，即指璧的边郭；“好”，即璧中间的孔；“倍”，即是大于的意思。《尔雅》中根据这类片状圆形玉器的中央孔径大小，将它们分类为璧、瑗、环三种。但从出土的大量玉器实物来看，符合此标准的寥寥无几。玉料在古代十分珍贵，玉器往往就料而设计，璧孔或环孔掏下的玉料也还要被设计成其他玉器，因此匠人在琢玉时为了严格呈現好、肉之比而浪费玉料的可能性不大。陈大年在其所藏古玉石器、琉璃器的藏品说明书中提到玉璧、玉环、玉瑗的区别，即“三者分别，在乎肉与好之广狭，其实仅属约数，并无十分严格之规定”[3]。今天人们习惯把边宽大于孔径的扁平圆形玉器统称为“玉璧”，将边宽小于孔径的玉器称为“环”，而“瑗”这种名称则并不多见。
玉璧具有祭祀、觐见、馈赠、建筑装饰、佩饰、随葬等多种用途。据《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4]早在新石器时代，玉璧就被作为礼器，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直至清代，玉璧仍是皇帝祭天时的重要而神圣之器。在随葬方面，从已发掘的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发现的璧，用途主要以佩饰、饰棺、敛尸为主。出土时镶嵌或悬挂在墓主头端棺板上，或是放置在墓主人头部的玉璧，被称为“升天用璧”，表示墓主死后灵魂升天所提供的通道，而紧贴墓主人身体的上方、下方以及在身体周围放置的玉璧则主要用于敛尸，为了使尸体不朽，是为“敛尸用璧”。这与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孙庆伟教授在《周代用玉制度》一书中便提到“将璧放置在墓葬头端的情况是为了供死者灵魂的出入。以璧敛尸，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玉为精物’的观念和战国时期讲究‘精气’的道家二者相碰撞的产物，在道家的发源地楚、齐两地盛行”[5]。
玉璧的纹饰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素面无纹饰，到商代的弦纹，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龙纹、凤鸟纹、谷纹、蒲纹等，再到唐以后直至明清的各类花鸟纹、几何纹图案、吉祥图案及人物图案等，纹饰日益增多，愈发生动形象。谷纹是战国至汉代玉璧上一种常见的纹饰，形似谷粒，饱满凸出。制作时先以管钻钻出圆形外形，再打蒲格，后以小铊具修成谷粒形象。常见谷纹玉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谷粒的轮廓以清晰的阴线勾勒表现。另一种则是将表面的阴线修饰掉，呈现谷粒旋涡状，粒粒饱满，有凸起的感觉。后者制作难度更大，立体感更强。器身满饰谷纹的玉璧被称为谷璧，是重要的礼仪用璧，成为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是为瑞玉。如《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4]所谓蒲璧即装饰有蒲纹的玉璧，也是战国、汉代常见的纹饰，仿所铺席子纹饰而来。制作时以细铊碾制三组平行的交叉线，将纹饰分成一个个小六边形，使中小自然拱起成六边形，顶部平，一般不甚凸出器表，六边形之间有近似等腰的三角形。很多谷纹是在蒲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
关于玉璧上谷纹的含义，目前学者们仍有不同见解。有的观点认为谷纹本身并不具有多少文化含义，而是由春秋时期抽象龙纹解体演变而来的一种装饰性纹饰[6]。吴棠海先生[7]在其讲义《古玉的制作工艺与鉴赏》中也提到“春秋晚期之后，虺龙纹的意象渐次消失，变成相互错杂的云谷相杂纹，此种纹饰风格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下开谷纹、云纹等规律纹饰的先河。” 有的学者则认为谷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模仿真实谷粒形象的纹饰，表示粮食的重要性并带有祈求五谷丰登的含义。《周礼·春官·典瑞》：“谷圭”“谷璧”注：“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谷，所以养人。”《宝犊记》：“谷璧，王者见之则五谷丰稔”。有的学者还认为“谷”有“生”之义。《诗经·国风·王风·大车》中有“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后汉书·张衡传》“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在注中都提到“谷，生也。”因此推断谷纹表达的也是一种生命长存，尸体不朽的希望。第一种观点体现了纹饰演变的规律性，使谷纹有源可溯。后两种观点则取“谷”生长、生机、活力之势，寄予了人们对生命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眷恋。
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均设玉作，玉璧被大量生产。这一时期的玉璧，多为青玉或白玉质地，选料严格，做工精湛，纹饰精美，谷纹尤为常见。多数玉璧上装饰的谷纹颗粒排列整齐，小巧细密，明显凸起，触之有扎手的感觉。图1是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金村的战国谷纹玉璧，为青玉，呈扁圆形，中间有一圆孔。内外廓各饰弦纹一周，中间满饰谷纹。玉璧两面纹饰相同[8]。这件玉璧虽然璧面纹饰简单，以谷纹为主，但是细看下每个谷粒都打磨得非常工整、圆滑，布局均匀、细密，可见当时制作工艺的精细和碾玉技巧的精湛。
图2中的玉璧与龙形玉佩各一对，由湖北省江陵县望山2号墓出土，是战国中期产物。其为青绿色，一璧有浸蚀，富有光泽。佩作龙形，边缘饰以阴线，龙躯饰谷纹。璧饰谷纹。佩与璧原系从一块玉料上分解而成[6]。
圖3为河北省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玉璧，玉色青白，质地温润。中间为谷纹璧，内外周缘起棱，两侧透雕相背而立的凤纹。凤冠修长，与璧边相连，凤首外向，尖喙连胸，凤身弯曲，细颈挺胸，翼尖向后上卷。尾翎的末端与璧的边缘连接[9]。
杨伯达先生[10]在《古玉史论》中说：“秦汉是中古玉器现实主义传统的奠基期，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虽然秦朝统治时间短，已发掘的秦墓相对较少，但秦代所遗少数玉器中，仍有一些精美的玉璧。
图4是湖北省荆州市纪南镇高台村出土的秦代玉璧，青绿色，部分受沁呈黄色。两面纹饰相同，分内外两圈，以绳索状纹饰带隔开。内圈为阴刻谷纹，外圈纹饰分为三组。每组纹饰中部阴刻龙首，龙体为曲线形尾端卷曲。三组纹饰之间以柱状体分开，柱状体下端有阴刻斜线纹[6]。
到了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和风格一方面承袭战国，另一方面也有了自身的特点。玉质仍以白玉、青玉为主，但玉璧的形体普遍加大，璧形略厚。玉璧的外缘多较平齐，不像战国时期那样锋利。璧面装饰较之战国更丰富多彩，但仍以谷纹、蒲纹、龙凤纹为主，组合纹饰更为流行。谷纹和战国相比颗粒大而稀疏，排列整齐，一般为浅浮雕状，手摸有明显的突起、圆滑感，谷纹尾部收刀干净。两组或三组纹带装饰的玉璧相当普遍，一般内圈为谷纹或蒲纹，外圈为兽面纹、龙纹或凤鸟纹等，线条舒展流畅，更富立体感。
图5是湖北省老河口市五座坟3号墓出土的西汉早期玉璧，青褐色。纹饰两周，内圈饰谷纹，外圈饰阴线龙纹，龙纹为两两相对的两组，均为单首双身龙[6]。
汉代出廓造型的玉璧也较为常见，且非常精美。图6是一件双龙纹高纽谷纹璧，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这件谷纹璧高为25.9厘米、外径为13.4厘米，玉质白皙而晶莹，玉璧的两面均雕琢整齐、细密的谷纹，周边起棱。在璧的上端透雕双龙卷云纹高纽，以龙纹和云纹为主体，相互缠绕又对称统一，纹饰细致精美，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为汉代玉器中的珍品。
图7为河北省定县40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玉璧。玉呈青褐色。器形扁平，两面的纹饰相同，整体结构设计内外分三部分。中间部分是饰有云纹的小玉璧，外套谷纹大玉璧，大玉璧外侧又透雕对称的凤鸟纹。凤鸟圆目尖喙，身形卷曲，巧妙地与谷纹璧贴合，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此玉璧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颔下[11]。
东汉时期玉器更趋于世俗化，且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期望长生不老，寿与天齐，羽化升仙，因此在玉璧出廓部位常琢刻“长乐”“宜子孙”“益寿”等文字装饰。如图8所示，这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玉镂雕谷纹“长乐”璧，通高18.6厘米，呈青绿色，为和田玉，有红紫色沁斑。玉璧扁圆，两面纹饰相同，雕谷纹，内外缘各饰凸弦纹一周。璧上部有出廓，正中镂刻“长乐”二字。字两侧对称透雕独角螭龙，螭龙身体蜷曲，身下饰卷云纹。璧的外圈边侧以阴文篆刻乾隆皇帝御题诗一首。
东汉以后社会上仍流行许多玉璧，但出土的极少。玉璧从神坛走向了世俗，由神权重器、礼仪用器渐变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和珍赏把玩的文人雅器，再不复秦汉以前的神秘色彩。谷纹在玉璧上仍有出现，但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且工艺粗糙。如唐代玉璧纹饰常见的表现方法之一就是一面饰谷纹、蒲纹，一面饰兽面纹、蟠编纹，谷纹细小柔和，打磨精细、光亮，但轮廓不够清晰。宋代仿战国、两汉的玉璧开始出现。明清两代亦极力仿古，常见形式有：（1）一面玉璧浅浮雕螭虎纹，一面雕仿战国时代的谷纹、云纹或卧蚕纹；（2）根据古文献记载中的玉璧式样加以仿制，璧的两面均饰有仿战国、汉代的谷纹、云纹或卧蚕纹，然后在璧体的边缘增加其他装饰[12]。虽实物数量较多，用料考究，碾玉富有光泽，但较之汉以前已仅存其形而无其实。
参考文献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黄侃.黄侃手批尔雅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桑行之.说玉[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74.
[5]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张昌平，郭伟民.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7]吴棠海.古玉的制作工艺与鉴赏[D].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2000.
[8]田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9]石荣传.三代至两汉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5.
[10]杨伯达.古玉史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11]于平，常素霞，赵文刚.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天津、河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79，200.
[12]宿晨.中国历代玉璧形制举例[J].收藏家，2007（9）：32.
关键词：玉璧；谷纹；工艺；礼器；战国；汉代
关于玉璧的定义，中国古籍中多有提及。《说文》释：“璧，瑞玉、圜也。”[1]《尔雅·释器》中记载：“肉倍好，谓之璧；好倍肉，谓之瑗；肉好若一，谓之环。”[2] “肉”，即指璧的边郭；“好”，即璧中间的孔；“倍”，即是大于的意思。《尔雅》中根据这类片状圆形玉器的中央孔径大小，将它们分类为璧、瑗、环三种。但从出土的大量玉器实物来看，符合此标准的寥寥无几。玉料在古代十分珍贵，玉器往往就料而设计，璧孔或环孔掏下的玉料也还要被设计成其他玉器，因此匠人在琢玉时为了严格呈現好、肉之比而浪费玉料的可能性不大。陈大年在其所藏古玉石器、琉璃器的藏品说明书中提到玉璧、玉环、玉瑗的区别，即“三者分别，在乎肉与好之广狭，其实仅属约数，并无十分严格之规定”[3]。今天人们习惯把边宽大于孔径的扁平圆形玉器统称为“玉璧”，将边宽小于孔径的玉器称为“环”，而“瑗”这种名称则并不多见。
玉璧具有祭祀、觐见、馈赠、建筑装饰、佩饰、随葬等多种用途。据《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4]早在新石器时代，玉璧就被作为礼器，成为身份地位的象征。直至清代，玉璧仍是皇帝祭天时的重要而神圣之器。在随葬方面，从已发掘的战国到汉代的墓葬中发现的璧，用途主要以佩饰、饰棺、敛尸为主。出土时镶嵌或悬挂在墓主头端棺板上，或是放置在墓主人头部的玉璧，被称为“升天用璧”，表示墓主死后灵魂升天所提供的通道，而紧贴墓主人身体的上方、下方以及在身体周围放置的玉璧则主要用于敛尸，为了使尸体不朽，是为“敛尸用璧”。这与当时流行的道家思想和神仙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孙庆伟教授在《周代用玉制度》一书中便提到“将璧放置在墓葬头端的情况是为了供死者灵魂的出入。以璧敛尸，是春秋时期就已经出现的‘玉为精物’的观念和战国时期讲究‘精气’的道家二者相碰撞的产物，在道家的发源地楚、齐两地盛行”[5]。
玉璧的纹饰随着时代的不同而有变化。从早期新石器时代的素面无纹饰，到商代的弦纹，春秋战国至汉代的龙纹、凤鸟纹、谷纹、蒲纹等，再到唐以后直至明清的各类花鸟纹、几何纹图案、吉祥图案及人物图案等，纹饰日益增多，愈发生动形象。谷纹是战国至汉代玉璧上一种常见的纹饰，形似谷粒，饱满凸出。制作时先以管钻钻出圆形外形，再打蒲格，后以小铊具修成谷粒形象。常见谷纹玉璧分为两种形式：一种谷粒的轮廓以清晰的阴线勾勒表现。另一种则是将表面的阴线修饰掉，呈现谷粒旋涡状，粒粒饱满，有凸起的感觉。后者制作难度更大，立体感更强。器身满饰谷纹的玉璧被称为谷璧，是重要的礼仪用璧，成为持有者身份地位的象征，是为瑞玉。如《周礼·大宗伯》载：“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4]所谓蒲璧即装饰有蒲纹的玉璧，也是战国、汉代常见的纹饰，仿所铺席子纹饰而来。制作时以细铊碾制三组平行的交叉线，将纹饰分成一个个小六边形，使中小自然拱起成六边形，顶部平，一般不甚凸出器表，六边形之间有近似等腰的三角形。很多谷纹是在蒲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工而成的。
关于玉璧上谷纹的含义，目前学者们仍有不同见解。有的观点认为谷纹本身并不具有多少文化含义，而是由春秋时期抽象龙纹解体演变而来的一种装饰性纹饰[6]。吴棠海先生[7]在其讲义《古玉的制作工艺与鉴赏》中也提到“春秋晚期之后，虺龙纹的意象渐次消失，变成相互错杂的云谷相杂纹，此种纹饰风格一直延续到战国早期，下开谷纹、云纹等规律纹饰的先河。” 有的学者则认为谷纹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是模仿真实谷粒形象的纹饰，表示粮食的重要性并带有祈求五谷丰登的含义。《周礼·春官·典瑞》：“谷圭”“谷璧”注：“谷，善也。其饰若粟纹然。谷，所以养人。”《宝犊记》：“谷璧，王者见之则五谷丰稔”。有的学者还认为“谷”有“生”之义。《诗经·国风·王风·大车》中有“谷则异室，死则同穴”，《后汉书·张衡传》“发昔梦于木禾兮，谷昆仑之高冈”在注中都提到“谷，生也。”因此推断谷纹表达的也是一种生命长存，尸体不朽的希望。第一种观点体现了纹饰演变的规律性，使谷纹有源可溯。后两种观点则取“谷”生长、生机、活力之势，寄予了人们对生命的崇敬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眷恋。
战国时期正处于社会的大变革时期，各诸侯国均设玉作，玉璧被大量生产。这一时期的玉璧，多为青玉或白玉质地，选料严格，做工精湛，纹饰精美，谷纹尤为常见。多数玉璧上装饰的谷纹颗粒排列整齐，小巧细密，明显凸起，触之有扎手的感觉。图1是河南博物院收藏的出土于河南省洛阳市金村的战国谷纹玉璧，为青玉，呈扁圆形，中间有一圆孔。内外廓各饰弦纹一周，中间满饰谷纹。玉璧两面纹饰相同[8]。这件玉璧虽然璧面纹饰简单，以谷纹为主，但是细看下每个谷粒都打磨得非常工整、圆滑，布局均匀、细密，可见当时制作工艺的精细和碾玉技巧的精湛。
图2中的玉璧与龙形玉佩各一对，由湖北省江陵县望山2号墓出土，是战国中期产物。其为青绿色，一璧有浸蚀，富有光泽。佩作龙形，边缘饰以阴线，龙躯饰谷纹。璧饰谷纹。佩与璧原系从一块玉料上分解而成[6]。
圖3为河北省平山县七汲村中山国1号墓出土的战国中期玉璧，玉色青白，质地温润。中间为谷纹璧，内外周缘起棱，两侧透雕相背而立的凤纹。凤冠修长，与璧边相连，凤首外向，尖喙连胸，凤身弯曲，细颈挺胸，翼尖向后上卷。尾翎的末端与璧的边缘连接[9]。
杨伯达先生[10]在《古玉史论》中说：“秦汉是中古玉器现实主义传统的奠基期，并取得了较高的艺术成就……”虽然秦朝统治时间短，已发掘的秦墓相对较少，但秦代所遗少数玉器中，仍有一些精美的玉璧。
图4是湖北省荆州市纪南镇高台村出土的秦代玉璧，青绿色，部分受沁呈黄色。两面纹饰相同，分内外两圈，以绳索状纹饰带隔开。内圈为阴刻谷纹，外圈纹饰分为三组。每组纹饰中部阴刻龙首，龙体为曲线形尾端卷曲。三组纹饰之间以柱状体分开，柱状体下端有阴刻斜线纹[6]。
到了汉代，玉璧的制作工艺和风格一方面承袭战国，另一方面也有了自身的特点。玉质仍以白玉、青玉为主，但玉璧的形体普遍加大，璧形略厚。玉璧的外缘多较平齐，不像战国时期那样锋利。璧面装饰较之战国更丰富多彩，但仍以谷纹、蒲纹、龙凤纹为主，组合纹饰更为流行。谷纹和战国相比颗粒大而稀疏，排列整齐，一般为浅浮雕状，手摸有明显的突起、圆滑感，谷纹尾部收刀干净。两组或三组纹带装饰的玉璧相当普遍，一般内圈为谷纹或蒲纹，外圈为兽面纹、龙纹或凤鸟纹等，线条舒展流畅，更富立体感。
图5是湖北省老河口市五座坟3号墓出土的西汉早期玉璧，青褐色。纹饰两周，内圈饰谷纹，外圈饰阴线龙纹，龙纹为两两相对的两组，均为单首双身龙[6]。
汉代出廓造型的玉璧也较为常见，且非常精美。图6是一件双龙纹高纽谷纹璧，出土于河北满城陵山中山靖王刘胜墓。这件谷纹璧高为25.9厘米、外径为13.4厘米，玉质白皙而晶莹，玉璧的两面均雕琢整齐、细密的谷纹，周边起棱。在璧的上端透雕双龙卷云纹高纽，以龙纹和云纹为主体，相互缠绕又对称统一，纹饰细致精美，线条流畅，造型生动，为汉代玉器中的珍品。
图7为河北省定县40号墓出土的西汉中期玉璧。玉呈青褐色。器形扁平，两面的纹饰相同，整体结构设计内外分三部分。中间部分是饰有云纹的小玉璧，外套谷纹大玉璧，大玉璧外侧又透雕对称的凤鸟纹。凤鸟圆目尖喙，身形卷曲，巧妙地与谷纹璧贴合，形象生动、线条流畅。此玉璧出土时位于墓主人的颔下[11]。
东汉时期玉器更趋于世俗化，且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人们期望长生不老，寿与天齐，羽化升仙，因此在玉璧出廓部位常琢刻“长乐”“宜子孙”“益寿”等文字装饰。如图8所示，这件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东汉玉镂雕谷纹“长乐”璧，通高18.6厘米，呈青绿色，为和田玉，有红紫色沁斑。玉璧扁圆，两面纹饰相同，雕谷纹，内外缘各饰凸弦纹一周。璧上部有出廓，正中镂刻“长乐”二字。字两侧对称透雕独角螭龙，螭龙身体蜷曲，身下饰卷云纹。璧的外圈边侧以阴文篆刻乾隆皇帝御题诗一首。
东汉以后社会上仍流行许多玉璧，但出土的极少。玉璧从神坛走向了世俗，由神权重器、礼仪用器渐变为财富地位的象征和珍赏把玩的文人雅器，再不复秦汉以前的神秘色彩。谷纹在玉璧上仍有出现，但已不再占据主导地位，且工艺粗糙。如唐代玉璧纹饰常见的表现方法之一就是一面饰谷纹、蒲纹，一面饰兽面纹、蟠编纹，谷纹细小柔和，打磨精细、光亮，但轮廓不够清晰。宋代仿战国、两汉的玉璧开始出现。明清两代亦极力仿古，常见形式有：（1）一面玉璧浅浮雕螭虎纹，一面雕仿战国时代的谷纹、云纹或卧蚕纹；（2）根据古文献记载中的玉璧式样加以仿制，璧的两面均饰有仿战国、汉代的谷纹、云纹或卧蚕纹，然后在璧体的边缘增加其他装饰[12]。虽实物数量较多，用料考究，碾玉富有光泽，但较之汉以前已仅存其形而无其实。
参考文献
[1]（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6.
[2]黄侃.黄侃手批尔雅义疏[M].北京：中华书局，2006.
[3]桑行之.说玉[M].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3.
[4]（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周礼注疏[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474.
[5]孙庆伟.周代用玉制度研究[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6]张昌平，郭伟民.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湖北、湖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7]吴棠海.古玉的制作工艺与鉴赏[D].北京：北京大学考古文博院，2000.
[8]田凯.中国出土玉器全集·河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
[9]石荣传.三代至两汉玉器分期及用玉制度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5.
[10]杨伯达.古玉史论[M].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8.
[11]于平，常素霞，赵文刚.中国出土玉器全集·北京、天津、河北篇[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79，200.
[12]宿晨.中国历代玉璧形制举例[J].收藏家，2007（9）：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