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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人与全权主义
2008年7月21日,作为诗人、小说家的卡拉季奇在白胡子和眼镜的层层伪装下,放松了革命警惕,恢复了喜欢抛头露面的本性,终于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于30日从塞尔维亚移送到前南刑庭。有着相当深厚文学功底的卡拉季奇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在幼年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和背诵诗歌。上中学时,文学特别是诗歌就成了他的道德容器,早在1966年卡拉季奇就发表了名为《荒唐的旗杆》的首本诗集,并在以后陆陆续续出了五本诗集。被赶下政坛之后,他又重操旧业,陆续撰写了儿童系列图书。
这样的新闻,倒是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偶然想到过的一些命题,比如“诗人专权者”。如果说“诗人哲学家”的命名,是着眼于哲学乃是最有诗意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加斯东·巴什拉等哲学家身上寻找诗的灵魂和言路,那么,我认为,“诗人国王”、“诗人独裁者”一类的命名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两个职业中,前者是终生的,是属于灵魂的事业,后者总显得短暂、波诡云谲、刀光剑影,以厚黑学为运行特征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往往是后者的精神胎记。但权杖不可能在狐步舞带起的石榴裙红云中坐怀不乱,权杖乃是剑杖,它立定生根,以木质化的外表与民同乐,唱和之作成为了“传帮带”的N年之痒。权杖枝叶袅娜,立刻就是诗会的中心。
诗人与专权者在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雌雄一体化的表演,而且诗人与封建君主、极权者、后极权主义均有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印度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海护王(335—380年在位),文治武功,写有大量诗作,与乾隆皇帝近似,在日进斗金之余,也挥诗万首,获得了“诗人国王”的雅号。有鉴于西方学者往往用权威主义人格来表征那种反民主的专制性的人格特征,广义的权威主义涵盖了这个领域的手舞足蹈与口沫,但不全面,全权主义是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天宇和地界,并命令、动员全体成员积极参与支持其权力运动。从表面上看,如此与诗完全无关的领域,口号、标语、巨幅画像、向日葵、文件、编者按、特约评论员、语录、黑体字、万人歌舞、人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才是全权主义的肢体语言。但诗人可以是个人化的、忧郁的、冥想的,但谁也不能阻止那种翱翔宇宙、让历史随意改变流向的气概进逼文学,那也是一种诗。就是说,至少存在一种诗化的可能。这种诗的挥写固然可以使用“愿大海为墨、愿蓝天为纸、愿森林为笔”的大手笔,但“海水用干、蓝天写满、森林写秃”都不足以把神的大爱写完时,权杖就逶迤回环,天生一个仙人洞,一笑百媚生。我们可以把这些匍匐的文字视为权杖的精神体操,权杖可以硬如勃起的枪刺,可以蜷身如芒果,也可以柔情似丝带,比如流行的黄丝带、红丝带,拧成一股绳,编织出大红绳结之类的迷宫。
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杰作《颂歌》,布罗茨基指出:“对于俄国文学,他抓住了永恒的主题——‘诗人与沙皇’。最后,在这首诗里这个主题在公认的程度上决定了下来。”〔1〕布罗茨基进而认为:“诗人与暴君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两个人都想成为统治者:一个统治身体,另一个统治精神。诗人与暴君互有联系。”〔2〕其实,他们心性上都痴迷于“惟我独尊”,前者是内在精神的,顽固自执,一意孤行,乃诗人之本色,优秀的诗人哲学家往往是精神独裁者;后者是渴望权力辐射到社会所有角落之余,以诗兴再做思想动员,并愉快地启动顺口溜大集会、赛诗会、批判会一类形式,娱乐人民、开启民智之后,再立新功。一般的说法是,好的诗、好的哲学,就这样容易成为专制的传道工具,但更上层楼的全权主义者,口舌生辉,自己就是这漩涡的主心骨啊。
今天,我又观看了一遍十几年前“海湾战争”的资料录像带。片子长达几个小时,看着萨达姆·侯赛因慷慨陈词的硬汉模样,发现他不但颇有演员的天赋,也是优秀的雄辩家。以前我看过一些有关两河流域的书籍,指出当地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语言华丽,辞藻纷繁,形容词以罕见的高频率广泛修饰着情绪,就好像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外观,彩色陶瓷、玻璃幕墙在阳光或射灯下折射着“诚招天下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物欲与激情。
网络上四处可见《萨达姆语录》这一帖子,点击率极高。诸如——“我一点也不担心被判处死刑,死刑对我来说还不如伊拉克人民的一只鞋子。我不怕被处死。”“即使他们把我放进地狱之火,真主原谅我,让他们把我连同用来烧亚伯拉罕的木柴,放进火里,我会说:‘好,为了伊拉克’,我不会哭,因为我内心充满信仰。”“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打倒布什!伊拉克万岁!伊拉克万岁……”
萨达姆是很有诗人情绪的,有诗人的胡子、诗人的微笑、诗人的肢体语言,举手投足,俨然是身着军装的谦谦自由知识人士。《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5月14日以《诗人萨达姆做好赴死准备》为题,报道律师哈利勒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最近一次与萨达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内容。萨达姆在会谈中“慷慨激昂”地对哈利勒说:“我并不怕死,我出庭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捍卫伊拉克。”萨达姆告诉哈利勒,他正在撰写一本新的“史诗”。萨达姆说:“以往我没有时间写诗,但是现在我有充足的时间成为一名诗人。”这部“史诗”现在看来一个字也没有写,但萨达姆需要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口语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他“百分之百当选”伊拉克最高领袖的期间,他写作的几部小说据说很“畅销”,其语言组合方式与那位醉倒中学生的诗人纪伯伦是一个路数。
翻译家郑体武在《诗人斯大林》一文里指出,斯大林与学画不成的希特勒不同,他不是一个失败的效颦者,而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他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是绝无仅有的〔3〕。
至于具有忧郁面相的卡扎菲上校,则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谁能说,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标本呢?卡扎菲著书立说颇多,既有政论性文章,也有短篇小说和散文。有一次,当有记者问卡扎菲西方人为什么对他充满敌视时,卡扎菲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他们的头脑里,我的形象被扭曲了。例如,他们不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小说家,不知道我是大学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4〕
我们自然无从得知卡扎菲的诗歌、小说、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真实造诣,从这些领域着眼,“打通”壁垒的全方位的才华似乎昭然若揭。看了一些他的讲话稿,再听听萨达姆的各种宣言,总觉得耳熟,直听到这些包裹着形容词的企图和阴骘的智慧被沙漠风暴当头痛击,我才恍然醒悟——我发蒙阶段就背诵过类似的词语!后来我写课堂作文,到了提笔即来的“默化”程度。
全权主义的话语诗学
着眼于现代全权主义话语系统,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政治术语,还应该包括古典的人心/道德御术。不应该只是现代政治学话语,还应该包容后极权话语诗学。极权话语同样也在“与时俱进”,我认为,它转换成为现代化话语的标志,乃是在经济成为权力的主语之后。所以,全权主义所倾心的话语诗学,应该得到重视。我们应该充分掌握古代集权者的诗学表述和现代极权者的权力诗化特征,并着眼于后极权时代经济欲望对权威主义的粉饰,从而使全权主义的语言研究既能够有效地顾及权力诗化现象,又能够有效地发现皇帝新衣的“莱卡化”。
中国古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其实都处在诗化思维的笼罩之下。在此荫庇下,口语、庙堂文学、民间文艺乃至政令和整个意识形态,无不对诗化方式予以倚重。有关“文革话语”以及暴力语言及思想对今天的影响,有关其语法、词性、修辞、宣传话语、戏剧话语等角度的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纳粹德国解体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勒于1945年逝世前不久就表示:“今天,如果我去读过去十年间出版的德国书,我会惊讶地发现到,我已经不再能了解德国的语言了。我发现许多未曾闻知的词汇;至于许多以前就知道或熟悉的词汇,则有了不同且怪异的意思。许多普通字、词都承载着感性及强烈的情绪。”而谈得更清楚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托马兹·格罗斯在《社会控制论文集》对所有集权国家的语言特性所做的研究,并提出如下综合式的结论:
(一)它的语言高度诡辩与修辞,语言中充盈着各种两极化的图像。
(二)它的语言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经常是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句段或句子。
(三)它的语言既不“描述”,也不“规范”,一切只有强迫式的“定义”。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过:“语言表示价值判断,语言中的定义乃在于区别善恶,如语言中只有定义,那就是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附带价值,这等于说,语言的过程已被切断,在指谓与判断之间没有了时间因素。”它已成了一种绝对性的语言〔5〕,没有丝毫的挪移。
一切独裁者总喜欢使用一种先验话语,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无休止预测。当噩梦般的泡沫汹涌于大脑达到不可遏制的状况时,他们虚拟出来的敌对势力,虚拟出来的强大对手,虚拟出来的叛徒集团,虚拟出来的崇高理想,用虚拟的现实镜子来歪曲历史走向,这不但是阴谋理论的具体反映,落实在语言上,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以未来承诺的名义,以个人/终极的名义,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香格里拉之眼”。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面性使其本身成为彻底的虚构,掏空了意义,当一切成为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了毫无逻辑,也正因为此,权柄的每一次“说出”,就是一切。
从格罗斯的三个结论来看,还可以发现,笼罩在权力话语中的“理想主义”浓云,已经不再是切实的意义话语,而完全是一种理想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权力者的难以遏制的精神漫游。往往都是口语而非传统意义的书面语,成为全权主义的主流话语,口语唤起的亲切与“在场”意义,与古代圣贤们的“语录”往往让听众产生文化心理上的勾连,但对口语的关键词进行高度修辞,他们尤其喜欢进行各种动词、形容词叠加。在关键词前后煞费苦心地大量使用具有细微的区别的、煽动力极强的形容词和动词加以修饰。这是考虑口语冲口而出的快感的负效应,猛踩刹车,左和右的、骑墙主义的、历史和未来的,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的,既要又要还要特别要尤其要关键要,均体现了这一语言系统的吊诡。这就类似于对一栋田野中的圆木建筑进行豪华装修,实木难以承受装修材料之重,吱呀作响,跑冒滴漏,最后与都市的厕所和垃圾库在外观上没有区别。
虽然各国历史、文化、语言、民族等不同,极权者、全权主义在行为模式、思想理论、语言风格、组织形式上却惊人一致,这肯定将导致他们大结局的相似性。他们简略的、或语焉不详的口语一当发布,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就其语言风格来讲,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通吃”的语汇。
比如:莺歌燕舞、锦绣河山、战鼓、波澜壮阔、走狗、叛徒、丑恶的胸膛、丑陋的撒旦、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鲜血洗亮战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巨人、巨手、巨臂,以致那时的我就猜测,这些庞大的词汇—定是指—个美丽的大人国。不然,常人的身材好像根本穿不进这套皇帝的新衣。当然,凡事都有极端,还有一种权力话语,就是干脆连形容词的糖衣也免掉了,直接了当、不讲道理。比如,—首曾经被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这么多重复不外乎就是为了强化从结果到命题的一步飞跃。这样的权力话语,具有很深的当代性,现代汉语里,直截了当的领袖口语成为红头文件、成为“编者按”之后,口语以前所未有的鲜活,呈现出战天斗地的气概,这极大地改造了现代汉语的走向。
当沙漠军刀把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如砍瓜切菜一般分解,迫使其从科威特撤军时,萨达姆豪迈地指出:我们英雄的武装部队从真主赋予我们的土地上英勇返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神圣主权的无上尊严。撒旦布什及其帝国主义走狗不要忘记,胜利注定是属于英勇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的……听听,如果作为他的臣民,处在每天几十遍的温故知新式的复习中,能不相信吗?当然了,这又回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老话了。值得重视的是,这句名言不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如果你撒了一个大谎并且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相信它。但是……真理是谎言致命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真理是这个国家机器致命的敌人。”这不但亮出了诗意掩盖下的底牌,也揭示了一切秉权者的高宣佛号、口灿莲花的舌苔底色。
反过来看,在权威话语的进逼下,“很多人没有判断力”,其实是一个永恒的正确判断。即便是以冷静著称的德意志人,理性的堤坝也在希特勒的演说下尽数溃塌。人不可能不对事物使用判断力,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局限在感官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轻易扩大,倒是有可能不断缩小,小到一个点,突然又成为构建巴别塔的基地,自己必须投身于工作。工作就是奋斗,奋斗就是理想和现实。因此,被一些耳熟能详的权力话语“导引”着思维的方向,自然就成为安稳生活的重要前提。这一群体心理态势,一再为秉权者洞悉,并玩弄于股掌之间。苏珊·桑塔格指出:“希特勒像尼采和瓦格纳一样,认为领导就是对‘阴性的’群众的性征服,就是强奸(意志的胜利中群众脸上是一种极度欢愉的表情;领袖使人群达到性高潮)。”〔6〕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太多可以印证的例子〔7〕。
我读过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汉语简体版,这本标示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一版”的“假书”,翻译得一塌糊涂,但发行量惊人。希特勒可能从维多利亚的夸饰文风与狂飙突进运动的浪涛里,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写作的技术:利用华丽的形容词、副词述说民族的苦难和命运,然后直指辉煌的胜利硕果——肯定是属于日耳曼人民的。应该说,这种状况的膨胀很容易营造一种诗化气氛,近似浪漫主义与乌托邦幻彩的奇异效果。作为诗人,这些人无一例外洋溢着激情和煽动力。这种诗化的后果又分两种:一种类似中国古代的不少皇帝,成天写诗,寄情于女人风情与山色风光,并未把诗思用在朝政上;另一种状况是灵感奔至,雷鸣电闪,天地为之变色。就像希特勒欲纵横天下,就像萨达姆点燃油井看着浓烟在蓝天自如挥写梦幻,就像宣布亩产十万斤粮食,要把红旗插遍地球或月球,就像汪国真曾经宣称要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大家都会背诵的—副对联,至今在有些老建筑、老水库处清晰可见:“指山山让路,指河河水清!”
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传统文化是诗化权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儒、法、墨、道是构成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又以儒学为最,而儒学士大夫又无不以诗词歌赋来包装自己,来修养陶冶其秉性、气质和风格。那些饱食传统文化而臻于“内圣”、“外王”的人物,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权力实践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著名的“白纸论”的确唤起纯朴百姓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但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且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条件。因为越穷越革命,越能激发巨大的意志力量。
如今,在一张彩色照片上继续规划出最新最美的油画,浓墨重彩,对诗人、权力者来说都是最具诱惑力的事情。
诗化了的现实蛋糕
对诗化与权力的渴望好像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大小有别罢了。比如,一些男人在家庭日趋美满、妻子越发能干、银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了把诗化与激情进行结合。这样的诗化之欲,其结局不难预料——与男人诗化的女人又与别人诗化去了。当你从醉意中醒来时,发现太阳升得已经很高了。我的—些朋友诗化起来就更神经质了,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遍地是黄金,辞职下海,偷渡不成,最后被押运回籍,差点落个叛国罪名。一些人在官位上坐久了,成为“马桶效应”的实践者,上半身西装革履,下面一丝不挂,门户大开。欲望在经济大潮中不断升华着对金钱的巨大感情,其结果不难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似乎就能明白统治巴基斯坦二十年的贝·布托,站在绞刑架上发布遗言的真切性:“这些年我一直是一个革命诗人,并且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8〕
学人刘小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过一本《诗化哲学》,讲的是德国浪漫派自席勒、费希特等人以降的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思潮,即把诗不只是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的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如此看来,作为一种思想系统,诗化哲学的终极,恰恰是人生的非“诗化”,它作为反抗单边权力与铁幕的操纵术,显得是那样柔性。全权主义宰制的国家有它操控及摧毁语言及思想的模式,扎米亚京在著名小说《我们》中,描绘过那首每天必唱的圣歌,就成为绝妙的注脚。现代美国文学及文化评论家、《党派评论》创始人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就指出:“奥威尔式的双重思考,并不只存在于俄国,它也同样地出现于纽约的大众媒体上,它的叙述之邪恶与荒唐,也让人想起奥威尔的故事。”让对终极的关怀与对物质的欲望强行结合,其结局必然是荒谬的。它除了将人和一个制度推向一个欲壑难填的绝境外,不可能为这个操作者之外的任何人提供有益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形容词扎结而成的纸花,以及被权力者草菅的无数生灵。
在这个崇尚技术与机遇的时代,后者为诗化权力者提供了超越前者的动力。作为理性世界日益强大的反动者,这种小丑或撒旦不但不会绝迹,反而还会更多。像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等,都是在华美的真理话语包装下,大肆危害人类社会的。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的作用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当诗人的作品被接受,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比如但丁之于意大利语,比如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于俄语,“今天的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我认为他们不讲。苏维埃政权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9〕。这是否是布罗茨基过于乐观的估计呢?他也许不明白,连如今的社论和口号,也被诗化了。
眼下,兰花指翻飞,日破云涛万里红。被日益诗化的现实里,就结出了累累硕果:农民得了“富贵病”;各大城市“幸福感”的评选;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阴间抒情;一个诗人写道:领导一讲话,连“废墟里的亡灵也听得有了呼吸”;重庆一大学生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发出了“我们祈祷: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高呼;出现了余秋雨“在全民悼念的汽笛声中我暗暗自语:/如果能有十个轮回,/即使再有地震海啸,/我选择投生的土地,/一定不会改变”之类的誓言……
徐友渔在《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臆断》一文里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引入外来学理的努力一直绵延不绝,但从来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把坚实的东西软化,把理性论证的东西文学化、诗化,把所有的理论、学说都变得空灵、飘逸,一切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心态服务,表面上大肆喧嚷西方学理,实际上少有理解和把握。”这个说法太温和了。诗化的因子汹涌在人们的血脉中。敢于诗化权力与世界,诗化的权力实际体现了“极权修辞学”的某种语法,是秉权者板结的铁幕上婀娜多姿的褶皱。自己被自己的真诚谎言所感动,诗化历史之余,诗化现实却是权力者最为着迷的现实劳作。他们确实在诗化着什么,当他们诗化完毕现实以后,诗化未来,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件顺手牵羊的工作。每当他们的诗性不可遏止的时候,正如蛊虫成蛊,相互吞噬,我们就该明白,是到了权力彻底被诗化为泡沫的时候了。那时候,再来诗吧。
注释:
〔1〕〔2〕(美)所罗门·沃尔克夫:《布罗茨基谈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17～18、92页。
〔3〕《译文》2002年第二期。
〔4〕见《卡扎菲传奇》,《重庆晨报》2002年11月3日。
〔5〕南方朔:《语言是我们的居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0页。
〔6〕(美)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7〕参见拙作:《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文,刊于《书屋》2006年六期。
〔8〕〔9〕(德)维尔纳·富特:《名人遗言全录》,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3页。
2008年7月21日,作为诗人、小说家的卡拉季奇在白胡子和眼镜的层层伪装下,放松了革命警惕,恢复了喜欢抛头露面的本性,终于在塞尔维亚被捕,并于30日从塞尔维亚移送到前南刑庭。有着相当深厚文学功底的卡拉季奇喜欢把自己称为诗人,在幼年时,母亲就教他识字和背诵诗歌。上中学时,文学特别是诗歌就成了他的道德容器,早在1966年卡拉季奇就发表了名为《荒唐的旗杆》的首本诗集,并在以后陆陆续续出了五本诗集。被赶下政坛之后,他又重操旧业,陆续撰写了儿童系列图书。
这样的新闻,倒是让我联想起多年前偶然想到过的一些命题,比如“诗人专权者”。如果说“诗人哲学家”的命名,是着眼于哲学乃是最有诗意的东西,我们可以在尼采、叔本华、弗洛伊德、海德格尔、加斯东·巴什拉等哲学家身上寻找诗的灵魂和言路,那么,我认为,“诗人国王”、“诗人独裁者”一类的命名似乎不大妥当,因为这两个职业中,前者是终生的,是属于灵魂的事业,后者总显得短暂、波诡云谲、刀光剑影,以厚黑学为运行特征的马基雅维里主义往往是后者的精神胎记。但权杖不可能在狐步舞带起的石榴裙红云中坐怀不乱,权杖乃是剑杖,它立定生根,以木质化的外表与民同乐,唱和之作成为了“传帮带”的N年之痒。权杖枝叶袅娜,立刻就是诗会的中心。
诗人与专权者在历史上的确有不少雌雄一体化的表演,而且诗人与封建君主、极权者、后极权主义均有千丝万缕的亲密关系。印度笈多王朝第二任君主海护王(335—380年在位),文治武功,写有大量诗作,与乾隆皇帝近似,在日进斗金之余,也挥诗万首,获得了“诗人国王”的雅号。有鉴于西方学者往往用权威主义人格来表征那种反民主的专制性的人格特征,广义的权威主义涵盖了这个领域的手舞足蹈与口沫,但不全面,全权主义是用国家机器和意识形态全面控制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天宇和地界,并命令、动员全体成员积极参与支持其权力运动。从表面上看,如此与诗完全无关的领域,口号、标语、巨幅画像、向日葵、文件、编者按、特约评论员、语录、黑体字、万人歌舞、人阵、排山倒海的掌声,才是全权主义的肢体语言。但诗人可以是个人化的、忧郁的、冥想的,但谁也不能阻止那种翱翔宇宙、让历史随意改变流向的气概进逼文学,那也是一种诗。就是说,至少存在一种诗化的可能。这种诗的挥写固然可以使用“愿大海为墨、愿蓝天为纸、愿森林为笔”的大手笔,但“海水用干、蓝天写满、森林写秃”都不足以把神的大爱写完时,权杖就逶迤回环,天生一个仙人洞,一笑百媚生。我们可以把这些匍匐的文字视为权杖的精神体操,权杖可以硬如勃起的枪刺,可以蜷身如芒果,也可以柔情似丝带,比如流行的黄丝带、红丝带,拧成一股绳,编织出大红绳结之类的迷宫。
对于曼德尔施塔姆的杰作《颂歌》,布罗茨基指出:“对于俄国文学,他抓住了永恒的主题——‘诗人与沙皇’。最后,在这首诗里这个主题在公认的程度上决定了下来。”〔1〕布罗茨基进而认为:“诗人与暴君有很多共同性。首先,两个人都想成为统治者:一个统治身体,另一个统治精神。诗人与暴君互有联系。”〔2〕其实,他们心性上都痴迷于“惟我独尊”,前者是内在精神的,顽固自执,一意孤行,乃诗人之本色,优秀的诗人哲学家往往是精神独裁者;后者是渴望权力辐射到社会所有角落之余,以诗兴再做思想动员,并愉快地启动顺口溜大集会、赛诗会、批判会一类形式,娱乐人民、开启民智之后,再立新功。一般的说法是,好的诗、好的哲学,就这样容易成为专制的传道工具,但更上层楼的全权主义者,口舌生辉,自己就是这漩涡的主心骨啊。
今天,我又观看了一遍十几年前“海湾战争”的资料录像带。片子长达几个小时,看着萨达姆·侯赛因慷慨陈词的硬汉模样,发现他不但颇有演员的天赋,也是优秀的雄辩家。以前我看过一些有关两河流域的书籍,指出当地文化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语言华丽,辞藻纷繁,形容词以罕见的高频率广泛修饰着情绪,就好像繁华都市高楼大厦的外观,彩色陶瓷、玻璃幕墙在阳光或射灯下折射着“诚招天下客”、“我们的朋友遍天下”的物欲与激情。
网络上四处可见《萨达姆语录》这一帖子,点击率极高。诸如——“我一点也不担心被判处死刑,死刑对我来说还不如伊拉克人民的一只鞋子。我不怕被处死。”“即使他们把我放进地狱之火,真主原谅我,让他们把我连同用来烧亚伯拉罕的木柴,放进火里,我会说:‘好,为了伊拉克’,我不会哭,因为我内心充满信仰。”“打倒叛徒!打倒叛徒!打倒布什!伊拉克万岁!伊拉克万岁……”
萨达姆是很有诗人情绪的,有诗人的胡子、诗人的微笑、诗人的肢体语言,举手投足,俨然是身着军装的谦谦自由知识人士。《星期日泰晤士报》2006年5月14日以《诗人萨达姆做好赴死准备》为题,报道律师哈利勒在接受采访时披露了最近一次与萨达姆长达五小时的谈话内容。萨达姆在会谈中“慷慨激昂”地对哈利勒说:“我并不怕死,我出庭不是为了保住自己的性命,而是为了捍卫伊拉克。”萨达姆告诉哈利勒,他正在撰写一本新的“史诗”。萨达姆说:“以往我没有时间写诗,但是现在我有充足的时间成为一名诗人。”这部“史诗”现在看来一个字也没有写,但萨达姆需要的,就是通过自己的口语把这个信息发布出去,然后,一切就结束了。在他“百分之百当选”伊拉克最高领袖的期间,他写作的几部小说据说很“畅销”,其语言组合方式与那位醉倒中学生的诗人纪伯伦是一个路数。
翻译家郑体武在《诗人斯大林》一文里指出,斯大林与学画不成的希特勒不同,他不是一个失败的效颦者,而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从未指望过得到诗坛的承认,却在初出茅庐时即得到普遍的认可。格鲁吉亚的许多刊物一度心甘情愿地为他提供版面,他的诗句在读者中争相传诵。格鲁吉亚经典作家恰夫恰瓦泽(1837—1907)曾将斯大林的作品列入中学生必读书目,这对一个初登诗坛的青年诗人来说简直不可思议,也是绝无仅有的〔3〕。
至于具有忧郁面相的卡扎菲上校,则有更上层楼的趋势。谁能说,这不是“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标本呢?卡扎菲著书立说颇多,既有政论性文章,也有短篇小说和散文。有一次,当有记者问卡扎菲西方人为什么对他充满敌视时,卡扎菲回答说:“他们根本不了解我。在他们的头脑里,我的形象被扭曲了。例如,他们不知道我还是一个诗人,不知道我是一个小说家,不知道我是大学里的哲学、历史和社会学教授。”〔4〕
我们自然无从得知卡扎菲的诗歌、小说、哲学、历史学、社会学的真实造诣,从这些领域着眼,“打通”壁垒的全方位的才华似乎昭然若揭。看了一些他的讲话稿,再听听萨达姆的各种宣言,总觉得耳熟,直听到这些包裹着形容词的企图和阴骘的智慧被沙漠风暴当头痛击,我才恍然醒悟——我发蒙阶段就背诵过类似的词语!后来我写课堂作文,到了提笔即来的“默化”程度。
全权主义的话语诗学
着眼于现代全权主义话语系统,我们不应该只是关注政治术语,还应该包括古典的人心/道德御术。不应该只是现代政治学话语,还应该包容后极权话语诗学。极权话语同样也在“与时俱进”,我认为,它转换成为现代化话语的标志,乃是在经济成为权力的主语之后。所以,全权主义所倾心的话语诗学,应该得到重视。我们应该充分掌握古代集权者的诗学表述和现代极权者的权力诗化特征,并着眼于后极权时代经济欲望对权威主义的粉饰,从而使全权主义的语言研究既能够有效地顾及权力诗化现象,又能够有效地发现皇帝新衣的“莱卡化”。
中国古代以来的文学艺术其实都处在诗化思维的笼罩之下。在此荫庇下,口语、庙堂文学、民间文艺乃至政令和整个意识形态,无不对诗化方式予以倚重。有关“文革话语”以及暴力语言及思想对今天的影响,有关其语法、词性、修辞、宣传话语、戏剧话语等角度的研究日益深入和细化。纳粹德国解体后,德国思想家恩斯特·卡西勒于1945年逝世前不久就表示:“今天,如果我去读过去十年间出版的德国书,我会惊讶地发现到,我已经不再能了解德国的语言了。我发现许多未曾闻知的词汇;至于许多以前就知道或熟悉的词汇,则有了不同且怪异的意思。许多普通字、词都承载着感性及强烈的情绪。”而谈得更清楚的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简·托马兹·格罗斯在《社会控制论文集》对所有集权国家的语言特性所做的研究,并提出如下综合式的结论:
(一)它的语言高度诡辩与修辞,语言中充盈着各种两极化的图像。
(二)它的语言具有刚硬、严肃的指令形式,经常是口号或一连串口号组成句段或句子。
(三)它的语言既不“描述”,也不“规范”,一切只有强迫式的“定义”。
当代法国符号学家罗兰·巴特说过:“语言表示价值判断,语言中的定义乃在于区别善恶,如语言中只有定义,那就是语言中的每个字、词都附带价值,这等于说,语言的过程已被切断,在指谓与判断之间没有了时间因素。”它已成了一种绝对性的语言〔5〕,没有丝毫的挪移。
一切独裁者总喜欢使用一种先验话语,对自己的处境进行无休止预测。当噩梦般的泡沫汹涌于大脑达到不可遏制的状况时,他们虚拟出来的敌对势力,虚拟出来的强大对手,虚拟出来的叛徒集团,虚拟出来的崇高理想,用虚拟的现实镜子来歪曲历史走向,这不但是阴谋理论的具体反映,落实在语言上,它虚构一个永恒的所指,以未来承诺的名义,以个人/终极的名义,确定一种乌托邦式的“香格里拉之眼”。现实中的所有能指都必须指称这种所指,所指的单面性使其本身成为彻底的虚构,掏空了意义,当一切成为指称的时候,被指称就是世界本身。能指的无所不在、无所不有的普遍性,使能指和所指之间变成了毫无逻辑,也正因为此,权柄的每一次“说出”,就是一切。
从格罗斯的三个结论来看,还可以发现,笼罩在权力话语中的“理想主义”浓云,已经不再是切实的意义话语,而完全是一种理想的无政府状态,以及权力者的难以遏制的精神漫游。往往都是口语而非传统意义的书面语,成为全权主义的主流话语,口语唤起的亲切与“在场”意义,与古代圣贤们的“语录”往往让听众产生文化心理上的勾连,但对口语的关键词进行高度修辞,他们尤其喜欢进行各种动词、形容词叠加。在关键词前后煞费苦心地大量使用具有细微的区别的、煽动力极强的形容词和动词加以修饰。这是考虑口语冲口而出的快感的负效应,猛踩刹车,左和右的、骑墙主义的、历史和未来的,既要马儿跑又不要马儿吃草的,既要又要还要特别要尤其要关键要,均体现了这一语言系统的吊诡。这就类似于对一栋田野中的圆木建筑进行豪华装修,实木难以承受装修材料之重,吱呀作响,跑冒滴漏,最后与都市的厕所和垃圾库在外观上没有区别。
虽然各国历史、文化、语言、民族等不同,极权者、全权主义在行为模式、思想理论、语言风格、组织形式上却惊人一致,这肯定将导致他们大结局的相似性。他们简略的、或语焉不详的口语一当发布,在群众中产生了巨大的连锁效应。就其语言风格来讲,我们可以注意到一些“通吃”的语汇。
比如:莺歌燕舞、锦绣河山、战鼓、波澜壮阔、走狗、叛徒、丑恶的胸膛、丑陋的撒旦、帝国主义的代理人、鲜血洗亮战刀、红光满面神采奕奕健步登上主席台,巨人、巨手、巨臂,以致那时的我就猜测,这些庞大的词汇—定是指—个美丽的大人国。不然,常人的身材好像根本穿不进这套皇帝的新衣。当然,凡事都有极端,还有一种权力话语,就是干脆连形容词的糖衣也免掉了,直接了当、不讲道理。比如,—首曾经被广为传唱的革命歌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就是好啊就是好就是好……”这么多重复不外乎就是为了强化从结果到命题的一步飞跃。这样的权力话语,具有很深的当代性,现代汉语里,直截了当的领袖口语成为红头文件、成为“编者按”之后,口语以前所未有的鲜活,呈现出战天斗地的气概,这极大地改造了现代汉语的走向。
当沙漠军刀把萨达姆的精锐部队如砍瓜切菜一般分解,迫使其从科威特撤军时,萨达姆豪迈地指出:我们英雄的武装部队从真主赋予我们的土地上英勇返回,他们用鲜血和生命捍卫了神圣主权的无上尊严。撒旦布什及其帝国主义走狗不要忘记,胜利注定是属于英勇伟大的伊拉克人民的……听听,如果作为他的臣民,处在每天几十遍的温故知新式的复习中,能不相信吗?当然了,这又回到“谎言重复千遍就成真理”的老话了。值得重视的是,这句名言不是约瑟夫·戈培尔的原话,他的原话是:“如果你撒了一个大谎并且不断重复,人们最终会相信它。但是……真理是谎言致命的敌人,也正因为如此,真理是这个国家机器致命的敌人。”这不但亮出了诗意掩盖下的底牌,也揭示了一切秉权者的高宣佛号、口灿莲花的舌苔底色。
反过来看,在权威话语的进逼下,“很多人没有判断力”,其实是一个永恒的正确判断。即便是以冷静著称的德意志人,理性的堤坝也在希特勒的演说下尽数溃塌。人不可能不对事物使用判断力,但大多数人的判断力局限在感官的范围内,这个范围不轻易扩大,倒是有可能不断缩小,小到一个点,突然又成为构建巴别塔的基地,自己必须投身于工作。工作就是奋斗,奋斗就是理想和现实。因此,被一些耳熟能详的权力话语“导引”着思维的方向,自然就成为安稳生活的重要前提。这一群体心理态势,一再为秉权者洞悉,并玩弄于股掌之间。苏珊·桑塔格指出:“希特勒像尼采和瓦格纳一样,认为领导就是对‘阴性的’群众的性征服,就是强奸(意志的胜利中群众脸上是一种极度欢愉的表情;领袖使人群达到性高潮)。”〔6〕从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太多可以印证的例子〔7〕。
我读过希特勒自传《我的奋斗》的汉语简体版,这本标示为“西藏自治区文艺出版社1994年8月一版”的“假书”,翻译得一塌糊涂,但发行量惊人。希特勒可能从维多利亚的夸饰文风与狂飙突进运动的浪涛里,无师自通地掌握了写作的技术:利用华丽的形容词、副词述说民族的苦难和命运,然后直指辉煌的胜利硕果——肯定是属于日耳曼人民的。应该说,这种状况的膨胀很容易营造一种诗化气氛,近似浪漫主义与乌托邦幻彩的奇异效果。作为诗人,这些人无一例外洋溢着激情和煽动力。这种诗化的后果又分两种:一种类似中国古代的不少皇帝,成天写诗,寄情于女人风情与山色风光,并未把诗思用在朝政上;另一种状况是灵感奔至,雷鸣电闪,天地为之变色。就像希特勒欲纵横天下,就像萨达姆点燃油井看着浓烟在蓝天自如挥写梦幻,就像宣布亩产十万斤粮食,要把红旗插遍地球或月球,就像汪国真曾经宣称要勇夺诺贝尔文学奖,就像大家都会背诵的—副对联,至今在有些老建筑、老水库处清晰可见:“指山山让路,指河河水清!”
中国几千年超稳定的传统文化是诗化权力的极其重要的因素。儒、法、墨、道是构成传统文化体系的主要支柱,又以儒学为最,而儒学士大夫又无不以诗词歌赋来包装自己,来修养陶冶其秉性、气质和风格。那些饱食传统文化而臻于“内圣”、“外王”的人物,其诗化的秉性、气质、风格与其毕生的权力实践已经融为一体了。
“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这著名的“白纸论”的确唤起纯朴百姓对未来的美好向往。“一穷二白”的现状,不但不是社会发展的负担,而且是“画最新最美的图画”的条件。因为越穷越革命,越能激发巨大的意志力量。
如今,在一张彩色照片上继续规划出最新最美的油画,浓墨重彩,对诗人、权力者来说都是最具诱惑力的事情。
诗化了的现实蛋糕
对诗化与权力的渴望好像每个人都有,只不过大小有别罢了。比如,一些男人在家庭日趋美满、妻子越发能干、银子越来越多的时候,开始了把诗化与激情进行结合。这样的诗化之欲,其结局不难预料——与男人诗化的女人又与别人诗化去了。当你从醉意中醒来时,发现太阳升得已经很高了。我的—些朋友诗化起来就更神经质了,认为天降大任于斯人也,遍地是黄金,辞职下海,偷渡不成,最后被押运回籍,差点落个叛国罪名。一些人在官位上坐久了,成为“马桶效应”的实践者,上半身西装革履,下面一丝不挂,门户大开。欲望在经济大潮中不断升华着对金钱的巨大感情,其结果不难预料。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似乎就能明白统治巴基斯坦二十年的贝·布托,站在绞刑架上发布遗言的真切性:“这些年我一直是一个革命诗人,并且会一直做下去,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8〕
学人刘小枫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出版过一本《诗化哲学》,讲的是德国浪漫派自席勒、费希特等人以降的罗曼蒂克式的美学思潮,即把诗不只是看作一种艺术现象,而更多的是看作为解决人生的价值和意义问题的重要依据,并把美学视为人的哲学的归宿和目的,成为一种泛美学化的哲学。如此看来,作为一种思想系统,诗化哲学的终极,恰恰是人生的非“诗化”,它作为反抗单边权力与铁幕的操纵术,显得是那样柔性。全权主义宰制的国家有它操控及摧毁语言及思想的模式,扎米亚京在著名小说《我们》中,描绘过那首每天必唱的圣歌,就成为绝妙的注脚。现代美国文学及文化评论家、《党派评论》创始人菲利浦·拉夫(Philip Rahv)就指出:“奥威尔式的双重思考,并不只存在于俄国,它也同样地出现于纽约的大众媒体上,它的叙述之邪恶与荒唐,也让人想起奥威尔的故事。”让对终极的关怀与对物质的欲望强行结合,其结局必然是荒谬的。它除了将人和一个制度推向一个欲壑难填的绝境外,不可能为这个操作者之外的任何人提供有益的东西。如果有的话,那就是为我们留下了一大堆形容词扎结而成的纸花,以及被权力者草菅的无数生灵。
在这个崇尚技术与机遇的时代,后者为诗化权力者提供了超越前者的动力。作为理性世界日益强大的反动者,这种小丑或撒旦不但不会绝迹,反而还会更多。像美国的人民圣殿教、日本的奥姆真理教等等,都是在华美的真理话语包装下,大肆危害人类社会的。
布罗茨基认为,诗人的作用不在于“瞬间的改变”,诗人用间接的方式改变社会,“当诗人的作品被接受,他们讲的是诗人的语言而不是国家的语言”。比如但丁之于意大利语,比如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之于俄语,“今天的俄国人民不用社论的语言讲话。我认为他们不讲。苏维埃政权为所有方面而得意洋洋,除了一点——语言”〔9〕。这是否是布罗茨基过于乐观的估计呢?他也许不明白,连如今的社论和口号,也被诗化了。
眼下,兰花指翻飞,日破云涛万里红。被日益诗化的现实里,就结出了累累硕果:农民得了“富贵病”;各大城市“幸福感”的评选;王兆山“纵做鬼、也幸福”的阴间抒情;一个诗人写道:领导一讲话,连“废墟里的亡灵也听得有了呼吸”;重庆一大学生发现了团结的力量,发出了“我们祈祷:让地震来得更猛烈些吧!”的高呼;出现了余秋雨“在全民悼念的汽笛声中我暗暗自语:/如果能有十个轮回,/即使再有地震海啸,/我选择投生的土地,/一定不会改变”之类的誓言……
徐友渔在《对当代科学知识的臆断》一文里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人引入外来学理的努力一直绵延不绝,但从来都有一种不良倾向,把坚实的东西软化,把理性论证的东西文学化、诗化,把所有的理论、学说都变得空灵、飘逸,一切为当下的生存方式和心态服务,表面上大肆喧嚷西方学理,实际上少有理解和把握。”这个说法太温和了。诗化的因子汹涌在人们的血脉中。敢于诗化权力与世界,诗化的权力实际体现了“极权修辞学”的某种语法,是秉权者板结的铁幕上婀娜多姿的褶皱。自己被自己的真诚谎言所感动,诗化历史之余,诗化现实却是权力者最为着迷的现实劳作。他们确实在诗化着什么,当他们诗化完毕现实以后,诗化未来,就很自然地成为一件顺手牵羊的工作。每当他们的诗性不可遏止的时候,正如蛊虫成蛊,相互吞噬,我们就该明白,是到了权力彻底被诗化为泡沫的时候了。那时候,再来诗吧。
注释:
〔1〕〔2〕(美)所罗门·沃尔克夫:《布罗茨基谈话录》,东方出版社2008年版,17～18、92页。
〔3〕《译文》2002年第二期。
〔4〕见《卡扎菲传奇》,《重庆晨报》2002年11月3日。
〔5〕南方朔:《语言是我们的居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39～240页。
〔6〕(美)苏珊·桑塔格:《在土星的标志下》,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02页。
〔7〕参见拙作:《就像左手握右手》一文,刊于《书屋》2006年六期。
〔8〕〔9〕(德)维尔纳·富特:《名人遗言全录》,哈尔滨出版社2004年版,第20、9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