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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为了实现其另立中央的野心，曾千方百计地拉拢德高望重的朱德，后来他见自己是在白费心机，便立起歹意，企图暗害朱德、刘伯承，以除掉眼前的障碍……
張国焘决定囚禁朱德、刘伯承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力量远不及红四方面军，便产生了野心，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人，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
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9月8日22时，张国焘背着朱德，以张国焘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陈昌浩先看到这份电报，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陈、徐二人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他们若动手把自己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囚禁朱德、刘伯承。
喇嘛庙里的阴谋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当年跟了张国焘7年，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何福圣）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国焘听完后点头。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两点时，特务营开始行动。“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我们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电筒光的照射下，只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中共内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这都是不真实的。
当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国焘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希望他们能对今晚的行动予以谅解。
朱德、刘伯承险被张国焘枪毙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张国焘悻悻地说道：“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
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支持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被迫同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摘自《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文显堂著，中共党史出版社）
張国焘决定囚禁朱德、刘伯承
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四川与红一方面军会师。张国焘见中央红军力量远不及红四方面军，便产生了野心，开始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还一再要挟中央改组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的领导。7月18日，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政治局会议。为顾全大局，团结张国焘北上，周恩来辞去红军总政治委员职务。会议决定由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并为中央军委的总负责人，陈昌浩参加中央军委常委。
为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毛泽东找到陈昌浩和徐向前，希望能说服张国焘。三人于是共同致电张国焘，后来陈、徐二人亦数次致电张国焘，力陈北上理由。但张国焘仍然执意南下。
8月，两军混编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主力和红军总司令部为左路军。9月8日22时，张国焘背着朱德，以张国焘和朱德的名义致电徐向前、陈昌浩，命令徐、陈率右路军准备南下。陈昌浩先看到这份电报，拿来和徐向前商量。事情发展到这般地步，陈、徐二人夹在中间感到很为难。徐向前说：“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向中央报告不行，你还是跑一趟吧。”陈昌浩同意，马上带上电报去找张闻天、博古他们。
张国焘向陈昌浩发出那封电报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焦急地在屋里转来转去。他想：陈昌浩接到电报后，消息会马上传到朱德和刘伯承的耳朵里，他们若动手把自己作为人质扣压起来，出现这种局面就不好收拾了。事不宜迟，先下手为强。一个恶念在张国焘的脑海里产生了：囚禁朱德、刘伯承。
喇嘛庙里的阴谋
当时，担任张国焘内卫排排长的何福圣，当年跟了张国焘7年，就为张国焘这个恶念的实施而充当了一个马前卒。他回忆道：
一天傍晚，总司令部住进了一座喇嘛庙。这天深夜，张国焘命令我（何福圣）和特务营营长徐泽明解除朱德、刘伯承两位首长卫队及参谋人员的武装，把他们全部抓起来。接受任务后，黄超和我即随徐泽明到特务营，一起研究行动计划，决定夜里2点动手，由特务营封锁大门；徐泽明带两连人解决警卫、参谋人员，他们一共有50多人；我率警卫排抓朱德、刘伯承。黄超要求最好兵不血刃，他们如果反抗，则坚决消灭。朱德、刘伯承则一定要抓活的。
布置完毕，黄超和我立即回到张国焘屋子里（特务营也住在寺庙里），向张国焘作了汇报。张国焘听完后点头。我随后回到警卫排，向警卫员们传达了任务。两点时，特务营开始行动。“动手。”我轻轻吐出两个字，这里离朱德、刘伯承的住处不到50米，我们眨眼之间便已到了门口。我们用力撞开房门，冲了进去。几名战士摁亮了手电筒。睡在门边一侧的白全宗和刘伯承的警卫员已经掏出枪对准我们，进屋的战士也全都用枪对准了他俩。
我大声喊道：“白排长，反抗没有用处，把枪放下！”这时，朱德愤怒地大吼起来：“白全宗，你们把枪给他们。我看张国焘他硬是敢把我吃了！”电筒光的照射下，只见朱德坐在床板上，眼中充满怒火。
刘伯承也起来了，盯着我说：“你们还算是红军吗？中共内斗，红军打红军？哪个高兴？我看只有国民党高兴，蒋介石高兴！”
我无话可说，情急间把驳壳枪往枪套里一插，上前敬了个礼，大声说道：“总司令、总参谋长，对不起了，张主席请你们过去一趟。”
紧接着发生在张国焘屋子里的这一场大人物的对话，后来我在不少老同志的回忆文章里看到过。但是，我能肯定写这些文章的老同志当时均不在场，他们大都是事后听人说的，虽然主要事实是对的，但细节上却不很真实。比方说，他们写到张国焘时说他“暴跳如雷”、“气急败坏”，“他指着朱德的鼻子歇斯底里地威胁道：‘朱德，你这个老军阀，我可以马上枪毙了你！’”等等，这都是不真实的。
当时有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对于四川人占绝大多数的红四方面军来说，他们对同是四川人的朱德、刘伯承有一种出自根本的亲切感，早已把他们当成了四川人的骄傲。而这一点，也正是决心与中央分道扬镳的张国焘所渴望利用的。当我们把朱德、刘伯承二位首长“请”进张国焘屋子里时，张国焘对他今晚采取的行动进行了解释，表示这样做是为了挽救中国革命、挽救红军，希望他们能对今晚的行动予以谅解。
朱德、刘伯承险被张国焘枪毙
朱、刘二位首长直率地指出，张国焘今晚的做法是非常严重的错误。刘伯承说：“这是红军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恶劣事件。”朱德说了一句很让张国焘难堪的话：“我看你是想学赵匡胤，来一个陈桥兵变，黄袍加身。”
即使如此，张国焘依然没有因难堪而“暴跳如雷”，他仍是以请求的口吻劝说朱德和刘伯承，在这场他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央进行斗争的关键时刻，能够公开站在他这一边。他说了许多攻击毛泽东的话，希望朱德能站出来谴责毛泽东，断绝和毛的关系。
朱德很生硬地回答他：“天下谁不知道朱、毛？朱、毛一分裂，红军就完了。你可以把我砍成两半，但你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张国焘无奈，只好退而求其次，要朱德和他一起通电反对中央的北上决议。
朱德明确地回答：“决议我是举过手的，我反对决议，不就否定了自己？”
张国焘无计可施，苦着脸说：“你我都是军人，在目前这种危急的情况下，我们彼此换换位置，你会把我怎么处理？”
朱德的火气也上来了，凛然道：“你既然已经把我们抓起来了，还假惺惺说这些干啥子？要枪毙就枪毙！”张国焘悻悻地说道：“天已快亮了，你们送总司令、总参谋长回房休息吧。反正还有时间，我们还可以再谈。”
当警卫人员把朱德、刘伯承送走以后，张国焘陷入了极度的痛苦之中，他只好等待陈昌浩来电报告好消息。第二天，也就是9月10日，张国焘终于盼来了陈昌浩的电报，但却令他大失所望。陈昌浩在电报中称：“毛泽东突然直接下令，一、三军团以‘北上先遣支队’的名义，单独向北进发。”又称：“毛此次行动，完全是秘密的，事前并未通知右路军前指，不知原因何在？”
张国焘非常明白，肯定是电报出了问题。他猜测陈昌浩没有收到那封电报。
实际上，直到此时，那封电报还在陈昌浩的身上揣着，张国焘交给他的任务没有完成，怕担责任，所以就装糊涂，便问张国焘“原因何在”。虽然后来在延安，党中央彻底解决他的问题时，他听到毛泽东赞扬叶剑英“吕端大事不糊涂”，才明白了一点，但陈昌浩已经收到那封电报的事实，张国焘到死时也不知道。
1936年7月，任弼时、贺龙率领的红二、六军团在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红二方面军将领对张国焘的分裂错误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加之共产国际中国支部代表张浩支持北上路线，张国焘自知理亏，不得不被迫同红二、四方面军一起北上。
（摘自《是非曲直———长征中的政治斗争》，文显堂著，中共党史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