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19世纪的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逐渐加深。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郭嵩焘对西方文化进行考察和研究。在郭嵩焘的西方文化体认中，维护皇权是其学习借鉴西洋文化的前提和目的，本末兼顾是其考察西洋文化的创识所在，轻民抑武是其认识西方文化的局限之处。
[关键词] 郭嵩焘；西方文化；维护皇权；本末兼顾；轻民抑武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47-04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文化”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努力思考和致力探索的一个基本问题。19世纪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郭嵩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西方文化的优劣”“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等命题。一方面，郭嵩焘精于办理洋务，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关注西洋器物、更触及器物之上的西洋精神文明，并由此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可行的主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郭嵩焘深怀忠君爱国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笔者以为，郭嵩焘对于西方文化的体认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郭嵩焘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为国人认识西方、观察世界开启一扇窗口。历史人物是认识时代特征的载体和媒介，当前探析和梳理郭嵩焘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维护皇权：郭嵩焘学习和借鉴西洋文化的前提和目的
在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绝大部分文人士子奉为圭臬的信条，郭嵩焘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郭嵩焘仕途坎坷，但他始终维护封建皇权，把为君主排忧解难视为读书之人的使命。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郭嵩焘开始担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亲身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更加坚定为国奋斗的理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皇帝去世，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变故让郭嵩焘始料不及。但当朝廷有危难之时，他亦不辞辛苦，奉命出使英国，认真学习西方，每天用毛笔记录见闻和感悟。他希望朝廷能够从天朝迷梦中警醒，悉心学习西方，寻求振兴富强之路。郭嵩焘曾经同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有过一次私人谈话，“而自天津定约至今二十年，并值圣躬幼弱，大臣无敢主事者。此须候至十余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愿巴大人深谅此等情形，稍俟之。皇上亲政之后，从容劝导”[1]。由此可以看出，在郭嵩焘的观念中，忠君与爱国是相等同的，维护封建皇权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使命。
郭嵩焘以“学而优则仕”“忠君爱国”等思想要求自己，也以此劝导别人。1852年底至1853年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清廷形势危急，命令曾国藩就地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当郭嵩焘得知曾国藩力辞朝廷之命后，力劝曾国藩出山：“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从戎，故制也。”[2]他又请曾父出面劝子出山，终于说服曾国藩筹办团练。由此，不难看出郭嵩焘维护最高统治集团权威和利益的坚定立场，他孜孜学习、借鉴西洋文化的前提和目的也正在于此。
二、本末兼顾：郭嵩焘考察西洋文化的创识所在
“郭嵩焘精于办理洋务”，不管是从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主流认知来看还是从今天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一认知都毋庸置疑。但笔者以为，如仅将郭嵩焘简单归入洋务派，是不合情理的。郭嵩焘思想中有若干超越器物层面，触及西方制度、精神层面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郭嵩焘认为学习西洋要勤求西法。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这一段话充分体现出郭嵩焘的前瞻视野。与同时代的洋务派代表如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等相比，郭嵩焘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在郭嵩焘看来，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局限于学习枪炮、铁甲船是舍本逐末。如1877年，沈葆桢毁弃吴淞铁路，郭嵩焘指出西报“论吴淞铁路段，诮中国之愚，感慨系之”，同时他痛感“而以幼丹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幼丹非不知西法之宜勤求，而‘从俗’之一念中之，委弃其生平而不顾”[3]。并且，郭嵩焘对“日本向西方学习不限于机器一门”深感忧虑，并洞悉“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3]。与国内一般士大夫不以为然的态度相比，郭嵩焘可谓具有超人的洞察力。
其次，郭嵩焘隐约看到人治的局限性。他指出“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3]，进而，郭嵩焘推崇“以公之臣庶”的西洋制度，思考更多民意基础和民主参与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制度“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4]。换言之，郭嵩焘察觉到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也看到西洋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对于民主参与也带有些许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这是郭嵩焘思想中极具超前性的部分。由于传统束缚和阶级局限，这种意识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和发展。
再次，郭嵩焘主张商贾并重。郭嵩焘认为，商贾和士大夫能够共同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抑商轻利的思想应予以摒弃。郭嵩焘的重商求富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他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3]。由此可见，郭嵩焘认为商贾和士大夫都对国家有重要的作用，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因支持商业发展而使自身得到发展。
郭嵩焘对于西洋文化相对超前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郭嵩焘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为其认识西洋社会提供一个比较视野。在郭嵩焘出使英法后，他全面考察西洋文明的各个方面，认识到西洋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福利事业等是一个体用结合的整体，中国取其用而舍其体是行不通的。这种对比认识是一般洋务官员和传统士大夫所难以体认的。另一方面，郭嵩焘也十分重视考察西洋精神文明。在西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后，士大夫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即使和外国有接触的开明官员也只是向西方寻求器物文明，对于西方精神文明则不予承认。郭嵩焘看到西洋文明中也包含着政治制度、文化历史、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轻民抑武：郭嵩焘认识西方文化的局限之处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其思想难免带有局限性，这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一是忽略人民力量，轻视人民权益。曾国藩曾主张“借民拒外”，郭嵩焘对这种办法并不赞同，他认为“中国小民，何知远计哉？洋人弄而玩之，夺其利而歆之；稍厚其资，受其雇役，靡然以从”[1]。另外，他所赞赏的西式民主、所主张的“通民情”也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言，而不涉及普通民众。当得知俄国总理巡捕提督被刺时，郭嵩焘评论道：“西洋犯上作乱视为固常，由民气太骄故也。”[3]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责郭嵩焘，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仍是先进的，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二是笃信西式文明，反对武力抗争。郭嵩焘较为全面地考察西方强国先进文明的一面，却较少注意到列强侵略中国的一面。如1878年，郭嵩焘与巴兰德谈论中国洋务时说道：“旧岁函致总署：中国两三千年皆与外国争强弱，西洋局面却是不同，其国势皆极强，而无争强之心，一意推行其长处，使天下皆知效仿。一切可以取益，而不必存猜嫌”[3]。这一段话的措辞虽然包含其对巴兰德恭维客气的成分，但既然将它写进日记，也说明郭嵩焘心里的确存有这样的想法。1879年，自英归国的郭嵩焘仍坚定地认为“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5]。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反对用武力处理中外争端，他甚至说过“喀什噶尔宜割与雅谷刊”[1]这样的错话。但是，这并不是说郭嵩焘在中西关系上没有立场，相反，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在主权问题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2]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M].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3]熊月之.郭嵩焘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郭嵩燾.郭嵩焘日记：卷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曾 菡]
[关键词] 郭嵩焘；西方文化；维护皇权；本末兼顾；轻民抑武
[中图分类号] K25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8129（2017）02-0047-04
自近代西学东渐以来，“如何认识和对待西方文化”是一代代知识分子努力思考和致力探索的一个基本问题。19世纪的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郭嵩焘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思考“西方文化的优劣”“如何对待西方文化”等命题。一方面，郭嵩焘精于办理洋务，且难能可贵的是，他不仅关注西洋器物、更触及器物之上的西洋精神文明，并由此提出许多独到的见解和可行的主张；另一方面，作为一个传统的儒家知识分子，郭嵩焘深怀忠君爱国观念，这在一定程度上阻碍其对西方世界的进一步认识。笔者以为，郭嵩焘对于西方文化的体认带有一定的局限性，但不可否认，郭嵩焘是向西方寻求真理的先进人物，为国人认识西方、观察世界开启一扇窗口。历史人物是认识时代特征的载体和媒介，当前探析和梳理郭嵩焘对近代西方文化的认识具有重要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维护皇权：郭嵩焘学习和借鉴西洋文化的前提和目的
在古代中国，“学而优则仕”是绝大部分文人士子奉为圭臬的信条，郭嵩焘深受这一理念的影响。郭嵩焘仕途坎坷，但他始终维护封建皇权，把为君主排忧解难视为读书之人的使命。
道光二十年（1840年）九月，郭嵩焘开始担任浙江学政罗文俊的幕僚。亲身经历第一次鸦片战争之后，郭嵩焘更加坚定为国奋斗的理想。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咸丰皇帝去世，慈禧、慈安两太后垂帘听政，朝廷变故让郭嵩焘始料不及。但当朝廷有危难之时，他亦不辞辛苦，奉命出使英国，认真学习西方，每天用毛笔记录见闻和感悟。他希望朝廷能够从天朝迷梦中警醒，悉心学习西方，寻求振兴富强之路。郭嵩焘曾经同德国驻华公使巴兰德有过一次私人谈话，“而自天津定约至今二十年，并值圣躬幼弱，大臣无敢主事者。此须候至十余年亲政后，能考求变通，始可望有前进之机”“愿巴大人深谅此等情形，稍俟之。皇上亲政之后，从容劝导”[1]。由此可以看出，在郭嵩焘的观念中，忠君与爱国是相等同的，维护封建皇权是士大夫义不容辞的使命。
郭嵩焘以“学而优则仕”“忠君爱国”等思想要求自己，也以此劝导别人。1852年底至1853年初，太平军围攻长沙，清廷形势危急，命令曾国藩就地办团练以镇压太平军，当郭嵩焘得知曾国藩力辞朝廷之命后，力劝曾国藩出山：“公素具澄清之抱，今不乘时自效，如君王何？且墨絰从戎，故制也。”[2]他又请曾父出面劝子出山，终于说服曾国藩筹办团练。由此，不难看出郭嵩焘维护最高统治集团权威和利益的坚定立场，他孜孜学习、借鉴西洋文化的前提和目的也正在于此。
二、本末兼顾：郭嵩焘考察西洋文化的创识所在
“郭嵩焘精于办理洋务”，不管是从19世纪中叶的社会主流认知来看还是从今天的历史视角来看，这一认知都毋庸置疑。但笔者以为，如仅将郭嵩焘简单归入洋务派，是不合情理的。郭嵩焘思想中有若干超越器物层面，触及西方制度、精神层面的部分，这主要体现在如下三方面。
首先，郭嵩焘认为学习西洋要勤求西法。郭嵩焘在《条议海防事宜》中指出：“西洋立國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教，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欲先通商贾之气以立循用西法之基，所谓其本末遑而姑务其末者。” 这一段话充分体现出郭嵩焘的前瞻视野。与同时代的洋务派代表如曾国藩、沈葆桢、李鸿章等相比，郭嵩焘对于西洋文化的认识更为深刻。在郭嵩焘看来，李鸿章、沈葆桢等人局限于学习枪炮、铁甲船是舍本逐末。如1877年，沈葆桢毁弃吴淞铁路，郭嵩焘指出西报“论吴淞铁路段，诮中国之愚，感慨系之”，同时他痛感“而以幼丹一意毁弃铁路，致中国永无振兴之望，则亦有气数存乎其间”，“幼丹非不知西法之宜勤求，而‘从俗’之一念中之，委弃其生平而不顾”[3]。并且，郭嵩焘对“日本向西方学习不限于机器一门”深感忧虑，并洞悉“日本仿行西法，尤务使商情与其国家息息相通，君民上下，同心以求利益，此中国所不能及也”[3]。与国内一般士大夫不以为然的态度相比，郭嵩焘可谓具有超人的洞察力。
其次，郭嵩焘隐约看到人治的局限性。他指出“圣人之治民以德。德有盛衰，天下随之以治乱”[3]，进而，郭嵩焘推崇“以公之臣庶”的西洋制度，思考更多民意基础和民主参与的可能性，他认为这种制度“推衍无穷，愈久而人文愈盛”[4]。换言之，郭嵩焘察觉到封建君主专制的弊端，也看到西洋制度的某些优越性，对于民主参与也带有些许肯定和赞赏的态度。这是郭嵩焘思想中极具超前性的部分。由于传统束缚和阶级局限，这种意识并没有也不可能进一步向前推进和发展。
再次，郭嵩焘主张商贾并重。郭嵩焘认为，商贾和士大夫能够共同促进国家繁荣富强，抑商轻利的思想应予以摒弃。郭嵩焘的重商求富的观念，主要体现在《条议海防事宜》一折中，他指出“西洋立国，在广开口岸，资商贾转运，因收其税以济国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3]。由此可见，郭嵩焘认为商贾和士大夫都对国家有重要的作用，商业的发展和国家的富强是相辅相成的关系，国家因支持商业发展而使自身得到发展。
郭嵩焘对于西洋文化相对超前的认识有着深刻的原因。一方面，郭嵩焘有着深厚的传统文化底蕴，这为其认识西洋社会提供一个比较视野。在郭嵩焘出使英法后，他全面考察西洋文明的各个方面，认识到西洋社会的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福利事业等是一个体用结合的整体，中国取其用而舍其体是行不通的。这种对比认识是一般洋务官员和传统士大夫所难以体认的。另一方面，郭嵩焘也十分重视考察西洋精神文明。在西方利炮轰开中国国门后，士大夫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即使和外国有接触的开明官员也只是向西方寻求器物文明，对于西方精神文明则不予承认。郭嵩焘看到西洋文明中也包含着政治制度、文化历史、哲学思想等各个方面，这是难能可贵的。
三、轻民抑武：郭嵩焘认识西方文化的局限之处
郭嵩焘出身封建士大夫的旧营垒中，其思想难免带有局限性，这主要体现于以下两点。一是忽略人民力量，轻视人民权益。曾国藩曾主张“借民拒外”，郭嵩焘对这种办法并不赞同，他认为“中国小民，何知远计哉？洋人弄而玩之，夺其利而歆之；稍厚其资，受其雇役，靡然以从”[1]。另外，他所赞赏的西式民主、所主张的“通民情”也只是针对特权阶级而言，而不涉及普通民众。当得知俄国总理巡捕提督被刺时，郭嵩焘评论道：“西洋犯上作乱视为固常，由民气太骄故也。”[3]但是，我们不能用今天的眼光来苛责郭嵩焘，在那个时代，他的思想仍是先进的，是常人难以企及的；二是笃信西式文明，反对武力抗争。郭嵩焘较为全面地考察西方强国先进文明的一面，却较少注意到列强侵略中国的一面。如1878年，郭嵩焘与巴兰德谈论中国洋务时说道：“旧岁函致总署：中国两三千年皆与外国争强弱，西洋局面却是不同，其国势皆极强，而无争强之心，一意推行其长处，使天下皆知效仿。一切可以取益，而不必存猜嫌”[3]。这一段话的措辞虽然包含其对巴兰德恭维客气的成分，但既然将它写进日记，也说明郭嵩焘心里的确存有这样的想法。1879年，自英归国的郭嵩焘仍坚定地认为“亦实见洋人无为害中国之心，所得富强之效，且倾心以输之中国，相为赞助，以乐其有成。吾何为拒之”[5]。基于这样的认识，郭嵩焘反对用武力处理中外争端，他甚至说过“喀什噶尔宜割与雅谷刊”[1]这样的错话。但是，这并不是说郭嵩焘在中西关系上没有立场，相反，郭嵩焘在对外交往中不卑不亢、在主权问题上据理力争，维护国家利益和尊严。
[参考文献]
[1]郭嵩焘.伦敦与巴黎日记[M].长沙：岳麓书社，1984.
[2]郭廷以.郭嵩焘先生年谱[M].台湾“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1.
[3]熊月之.郭嵩焘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
[4]孟泽.洋务先知—郭嵩焘[M].南京：凤凰出版社，2009.
[5]郭嵩燾.郭嵩焘日记：卷三[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
[责任编辑：曾 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