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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所需要的具体知识而不是其规范知识的生成与供给是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活动中所要面临的难题。规范性的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知识属于政治系统的外部知识,只能一般性地指导和规范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方向,而决定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是其内部知识即发展什么创新什么的具体知识。对于政治变革的内部知识的生成与供给,对抗与冲突的方式较之常规的方式具有明显的潜在优势。政治性、制度化的对抗与冲突具有重要的知识论意义与功能,政治系统内的真实知识的制度性供给是一个有持续活力的政治领域存在的根本。
关键词:知识供给;政治发展;体制创新;对抗;冲突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131-05
关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如下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社会变迁必然需要政治发展的跟进,而政治发展的关键是体制创新。但问题是,关于社会变迁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诉求知识以及人们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体制创新的知识,人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①而它,往往就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关键。
一、政治乃对抗与冲突存在的合理场所
对于政治存在的正当性,一般认为是对安全、稳定和秩序需要的最大程度的供给与满足,因此产生了政治垄断暴力使用的合法性存在。对抗与冲突②一般被认为是政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政治的功能表现在通过自己垄断性的强制力把对抗与冲突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以法律的理性来疏通和消解对抗与冲突的破坏性,以使社会产生安全、稳定与秩序,人们获得自由的发展机会。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对抗与冲突之于政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政治不仅解决冲突而且政治本身也必须能够容纳对抗与冲突,政治是对抗与冲突存在的合理场所。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时,冲突的场所是战争、杀戮和暴力的争夺;而当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时候,政治就可以被确立为一个理性地对待人类冲突的文明场所。如果人类生活中对抗与冲突是不可消除的,那么人类必须为之寻找一个合适的场所。我们可以把对抗与冲突进行一个这样的划分,即社会性质的对抗与冲突和政治性质的对抗与冲突。社会性质的对抗与冲突在人类生活中是自然存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资源如果总是稀缺并且人们的价值选择总是不同的话,社会性对抗与冲突就是自然性存在的;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不是自然存在的,相反,它是人为的。政治性对抗与冲突是人们人为构设的,它可选择也可深思熟虑地设计。其功能就是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进行转换,通过政治理性的疏通和分解功能,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拟制③为政治性对抗与冲突,在政治理性的场域以制度化方式转换和消解社会性对抗与冲突的直接性和非理性。政治领域的立宪选择、一致同意的制度规则和普遍性的非歧视对待方式,为社会性对抗与冲突提供了一个“和”的平台。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就是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以制度化方式拟制为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从而使得社会性对抗与冲突得以缓解和疏通,政治因而成为对抗与冲突的合理场所。
二、政治如何就能成为容纳对抗与冲突的场所
问题是如何对抗与冲突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理性了呢?我们一般了解的因政治性冲突升级产生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战争和暴力,经常是现有的政治系统不能通过政治的制度化方式转换和分解社会性冲突的后果。政治领域的对抗与冲突与社会性对抗与冲突的不同在于,政治领域的冲突对抗是人为设置出来的,其目的就是对社会性冲突对抗的转换与缓解,其方式是制度化的,其基础是对制度具有共识。因此,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思考和探究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价值,即:冲突是有限的冲突,冲突需要在一个制度的框架内有限度地存在。冲突有制度内的冲突与制度外的冲突之分:制度外的冲突是指冲突不受制度的约束,它只受自然力的物理制约,冲突的终止更多的不是因为人为的理性的力量,而是一方的自然力战胜了另一方的自然力,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之间暴力的赢家出现后的自然结果。制度内的冲突受到人为的理性力量的影响,冲突是制度性表达的。它的意思不是制度已经完整地规定了冲突的内容或者是设计了冲突具体的发生方式,制度性表达是这样一种表示,即避免人们之间面对面的采用自然力的较量,而是把冲突诉诸于符号的争议,把本来源于利益的冲突通过符号层次进行的争议或者对抗转化为人类的一种符号冲突,以符号性争议或者对抗来消解冲突的非理性与暴力性。制度性表达实际上是一种缓冲机制,通过转换或者延缓冲突,使得人类理性得以在非理性的暴力使用之前被揭示出来,使有局限的人类能够在采取最后的行动前通过对话来预料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产生以理性遏止非理性冲突的可能。反对党与执政党在获取执政权这一点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但制度性的表达冲突的方式不是要它们之间直接诉诸战争以决定谁是冲突最后的赢家,而是体现在对民众选票的合法争夺上,“合法性”符号的竞争是它们冲突竞争的焦点。围绕这个合法性符号的竞争使得政治权力的角逐就像一个参赛双方都不知道结果的足球比赛,尽管比赛本身是“冲突性”的,但比赛双方却为观众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政权的竞争不是围绕武力而是在一个规则符号下的竞赛,人们关心的是在规则符号下获得更多的选票(类似于足球比赛中进更多的球)以赢得选举的胜利。存在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天然冲突实际上被一个符号所转换,这个符号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性”。
因此,政治能否合理地容纳对抗与冲突的关键在于究竟具有一个怎样的政治领域。如果政治领域是理性的开放的公共领域,那么这个公共领域就能够为人们共识的形成提供一个平台,人们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就可以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而产生符号性的规则共识,从而使冲突在符号性规则下被转换和分解。在这个公共领域,人类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差异可通过正义的制度得以表达。作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政治只是一个展示、转换和分解对抗与冲突的平台。
三、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保护性功能与建设性功能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一种基本功能是它的保护功能。其表现是对社会冲突的减压器作用。社会性冲突有两种典型的存在方式,分别是日常性冲突和集中性冲突。日常性冲突一般表现为零散和程度轻微的冲突,一般不被人们明显注意到;集中性冲突往往是巨大的程度剧烈的冲突,一般是火山喷发式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性事件是其典型表现。这两种冲突不是毫不相干的,实际上集中式冲突是日常性冲突累积而成的,一个个日常性冲突不能得到疏通和分解,其结果就是集中性冲突的爆发。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减压器功能就是对日常性冲突进行转换和化解,使其不朝集中性冲突方向发展。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还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它的建设性功能。其表现类似于造血的活细胞对政治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活力的建设性作用。这种功能与减压器功能不同,减压功能是政治系统对系统外部的社会的保护性功能,活血功能是针对政治系统内部而存在的建设性功能。政治系统作为一种权力系统本质上是封闭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开放是困难的,但巨大的外部压力往往又使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开放处于一种被动的应付状态,很难产生政治发展中的主动的建设性的制度功能。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存在实际上在政治系统内部就产生了自我更新的机能,机构与机构的相互对抗与制约、不同的政治权能在符号规则下的约束平衡以及不同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竞争,都是在为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发展生产宝贵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对抗与冲突非意图性地成为了政治系统更新和活力的造血活细胞。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性存在,实际上在政治系统内部就可以不断产生的政治发展和创新的源头活水,政治发展的原动力不是从系统外部产生而是体现于对抗与冲突的制度化安排的内部驱动,对抗与冲突明显具有制度建设的功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内在的并且是主动的。
四、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
知识在政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人类通过符号来创建文明的意义上,政治的基础是知识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人们获取政治知识的手段,那么,政治中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政治欲求、政治功能绩效、政治制度变迁信号以及人们对政治合法性产生新的诉求的特定信息符号。没有这一系列特定的信息符号,政治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毫无目标地进行权力的行动,权力在最危险地运行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政治发展更多是在对政治知识的掌握和过滤之后才得以展开自己的行动方向。尤其是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制度绩效的改善以及政治发展都需要政治行为过程中特定的政治知识的滋养,没有这种政治知识的滋养和更新,政治将变成一个封闭的日趋萎缩的系统。
在每一个政治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特有的政治知识。在20世纪30年代,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过度发展之后,美国政治中的知识开始向分配正义的欲求倾斜,政治发展的方向是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过度竞争”所带来的分配正义问题,罗斯福新政是政治知识转向的结果。同样,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知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向:在经过30年的改革政治和发展政治之后,人们的政治知识倾向于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追求和谐社会是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明确的新诉求。
如果我们对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已经达成共识,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进行政治发展和怎样进行体制创新。这时我们需要关心的就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知识是什么,即我们究竟要进行怎样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一般性的政治发展理论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政治民主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描述政治民主化的一般价值和一般的制度形态,即使这个价值和制度是一般普适的,也不等于我们可以把这个一般的价值和制度形态用来作为具体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模板,只要把它们复制到我们具体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中去便可。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尽管价值与制度是普适的,但那只是一个制度的外部知识,而制度的绩效是和具体的地方性知识相联系的,地方性知识④ 是一个制度存在的内部知识,它决定了制度可能的实际表现。因而我们相信某些制度的普适特征,但具体的制度需要有地方性的制度的内部知识的支持才能存在。因此,对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而言,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只是它需要的外部知识,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外部知识往往可以为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提供一个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指导,这种外部知识是在政治系统外部通过交往与学习即可以获得的,比如政治民主的政治发展诉求就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和与其他政治体的交往和比照而产生,但政治民主该如何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得以存在和发展却需要政治系统内部的地方性知识的支持。外部知识只是告诉我们要干什么,但我们该如何干却要对我们的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具体的政治欲求、民情以及政治系统的现有问题和矛盾等知识,这才是政治发展更为需要的来自政治系统的内部知识。对于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而言,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更为具体的有关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内部知识。
五、知识供给的两个管道
对于具体的政治欲求等政治的内部知识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一种是常规的获取方式,另一种是对抗与冲突的获取方式。常规的方式一般是非竞争性非冲突性的制度内安排的方式,当权者通过一个原有的制度管道来获取人们的各种政治欲求、政治功能绩效反馈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内部知识。政治的内部知识是在平和的情况下以常规的方式获取的,如专家的政治调查报告、国会议员的提案、选民对政治候选人政治方案的投票、公民通过新闻媒体表达的愿望包括公民与政治家的私人通信等等。其优势就是常规化产生的政治稳定,以避免政治的秩序失衡,它的劣势是经常产生类似“问卷遮蔽症”和“检查信息虚假症”的缺陷。“问卷遮蔽症”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发问卷的方式从人们那里获取一个特定知识的人,其实自己的问卷设计本身就是倾向于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当他认真地询问被调查者时,问卷本身以及问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卷将不可能获取本来真实的新的信息,问卷的方式产生了对真实的新的信息的遮蔽,问卷的方式是“自闭的”。常规性的获取政治知识的途径即类似于这种问卷遮蔽的方式,政治知识多是原来的系统内存在的旧知识,在政治中潜在的将对未来政治发展起作用的知识却不能得到。“检查信息虚假症”反映的是在一个上级对下级的检查行动中,由于下级具有隐藏真实信息而提供能够迎合上级的虚假信息的动机和条件,因此,一个例行公事的检查一般获取的将是上级希望的信息但不是真实的信息。在常规性的政治知识的获取中,常规性的表达可能隐藏的问题和上级检查下级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常规化方式所产生的知识可能就是原有制度能够接受的旧的知识,常规性的知识管道难以接纳一个对政治发展有利的潜在的新知识。
另一种方式就是对抗与冲突的获取政治知识的管道。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一书中写道:“古以色列人在获得一种对他们自己及对他们生活世界的较深理解时重视斗争的重要性。信奉上帝作为一种先验秩序的努力要求易犯错误的人们必须相互斗争及与他们对宇宙中秩序性质的理解斗争。那种斗争不是控制和征服他人,而是致力于努力促进人类知识和理解的探索过程。”⑤奥斯特罗姆提醒我们,需要对人类的冲突进行更多维度的探究,对于有局限易犯错误的人类而言,冲突(作者表述为“斗争”)是更为潜在更为深刻的联系方式,人们在常规性交流与对话中甚至自己都不能意识到的真实的欲求,在冲突中常常能被激活并表达出来。冲突成为人们相互获取各自真实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或者可以成为一种人们获取新知识的机制。还可以拿“问卷遮蔽症”来进行比较,冲突与问卷获取知识的方式不同。问卷方式是在人们处于常规状态时对人们发出的信息询问,它经常获取的信息或知识是人们表面的存量的信息或知识。不仅问卷形式是封闭的,并且问问题的人也是在问一个他们早已预定了答案的问题,被问的人成为一个道具,他们不可能主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信息或知识。冲突获取信息或知识的方式是开放的,冲突各方“自由”地表述他们的欲求,尽管欲求是带有冲突性质的,但可以毫不怀疑的是它们都是真实的,冲突各方不可能隐藏他们强烈需要表达的东西,甚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欲求也可能因为冲突机制而被激发出来。并且,与问卷方式不同的还有,问卷方式是以第三方的角色进入一个信息或知识的收集过程的,信息是通过局外人为主导而提取和表达的,而冲突的方式是当事各方直接表达,信息和知识不是被揭示而是直接表达出来,这也支持了冲突的知识获取方式的开放性。非“常规”的对抗和冲突的知识获取方式具有潜在的优势,对抗与冲突应作为制度要求体制性地存在于政治系统中。
六、对抗与冲突的政治知识供给原理
可以看到,对抗与冲突的知识管道具有明显获取政治知识的潜在优势,只有真实的知识才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虚假的知识只会使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走向歧途。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需要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支持,外部知识是一般性的原则知识,其获取并不是难题;内部知识很难在政治系统之外获得,除非进入到政治系统内部,并且能够找到一个发现知识的管道与机能。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难题不是人们要不要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而是人们对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内部知识掌握不足,因此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进行政治的发展和体制的创新。知识问题始终是制约人们进行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瓶颈。不仅政治发展的知识问题是个难题,其实人类的政治治理行为始终都存在知识难题。人类生活于局限之中,知识的匮乏是其主要面临的局限。道德圣人可以广施“善”但不能广施“正义”,因为道德圣人具有良知的优势但没有知识的优势,他不知道人们具体需要的正义是什么,尽管他有善的意愿,因此,他就不可能实现正义。正义和具体的知识相关联,所谓“好心办坏事”正说明一个善的意愿可能因为没有对正义的具体需要的知识的了解而做了与正义相反的事,这使我们又想到荷尔德林那句警世的政治箴言:“使人们走向地狱的正是意欲使他们进入天堂”⑥。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构设,可作一个政治科学的理解,即这种体制构设可以理解为一种解决政治知识匮乏局限的人为制度努力。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限制权力和反对权力的专断,而应该作一种建设性的理解,即它既是在建设性地配置权力,以激活权力的封闭与僵化,使得权力系统在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造血的更新功能,同时,对抗与冲突更有一种解决政治知识难题的作用,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存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在政治系统内部产生政治知识的机能安排。比如三权分立的体制设计就可以作政治知识论意义的理解:国会的权力受到总统行政权的对抗式制约,总统行政权也受到国会权力的对抗式制约;司法权包括违宪审查的权力,但是,司法权是受到总统提名权和国会批准权以及弹劾权对抗的。这种体制性的对抗与冲突的制度安排是激活权力系统的一种科学构设,也具有一种产生政治的内部知识的知识供给功能。在相互对抗的权力体制安排下,人们在对抗中表达自己的欲求和了解对方的欲求,对抗的过程使得政治体中的各个政治权能获取了它们各自需要改进和发展的知识,竞争性权力关系激活了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潜在知识。在这里,对抗性的制度构设实际上成为政治系统造血的活细胞,不断从政治系统内部输出政治更新的知识和政治发展的信息。而单一性的权力安排在表面的秩序后面可能损害更大的是失去对政治系统可能的危机与问题的敏锐把握,单一性的权力体制往往缺少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新知识的供给,而政治发展的活力恰恰来自政治领域所出现的新的欲求知识的刺激与挑战。
七、余论
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动力来自对社会变迁诉求的回应,在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都是在人民欲求的推动下通过向政治系统发出更新和发展的信号开始的。政治系统的源头活水是政治系统中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供给,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活力之源可能恰恰不是和谐与秩序而是政治中的对抗与冲突的有序性制度表达。在对抗性的体制下,政治的不同机制和权能被用来制度化地接纳人民的诉求,不同的政治机构实际上就是人民各种欲求的传声筒,体制内各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实际上是其各自所代表的人民的各种不同欲求之间的对话,并且通过理性争论来获取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潜在的真实的信息和知识,对抗与冲突成为政治系统活力所不可缺少的养料。对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供给而言,它的作用是建设性的。
注释:
① 哈耶克说:“对于一个自由人组成的大社会来说,一个政府能够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否定性的;而最美好的东西之所以都是否定性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能够指导人之行动的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对于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之中。”在本文中对知识的相关阐述,接受哈耶克这里把“特定事实”当作是一种“知识”的表述,即知识有一般的理论知识或抽象的知识,也有特定的具体事实的知识,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即指这种对特定事实与特定情势的无知状态。在本文中,也把前一种知识称为外部知识,而把特定事实与特定情势的知识称为内部知识。引文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
② 对抗与冲突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词。因为对抗与冲突可以指社会性的对抗冲突,也可以指政治性的对抗冲突;可以是竞争性对抗冲突,也可以是战争性质的对抗冲突。在本文中,除社会性对抗冲突外,我都是在政治性的制度化对抗冲突的意义上使用对抗冲突这些词。政治性的制度化对抗与冲突的特点是对抗与冲突往往都是符号性的非直接的对抗冲突,人们是在对规则具有原则共识的情况下,围绕规则而展开符号性对抗与冲突,对抗冲突是有限度的,同时对抗与冲突也不是在真正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是代理人之间作为角色的对抗冲突,因而是一种人为拟制的符号性对抗与冲突。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版,第101页。
③ 拟制乃是人类文明的技艺。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或机能就是拟制:语言拟制为文字、人类情感的悲喜拟制为艺术形式的悲喜以及直接的冲突拟制为符号的冲突等,后者就是政治和法律作为文明存在的一种技艺表现。
④ 吉尔兹认为知识大多是以特定的、地方性方式存在的。与吉尔兹不同,我在这里把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作为两种同样重要的知识存在方式。对于构设一个制度而言,同时需要这两种知识,普适性知识作为指导,地方性知识作为制度的个体性特征而被强调。地方性知识是更难获取的一种知识,因此往往是制度构设更为关注的知识。参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983),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96页。
⑤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王建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⑥ 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作者简介:刘海涛,男,1967年生,江西永修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31。
(责任编辑 刘龙伏)
关键词:知识供给;政治发展;体制创新;对抗;冲突
中图分类号:D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854X(2010)02-0131-05
关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如下的表述无疑是正确的:社会变迁必然需要政治发展的跟进,而政治发展的关键是体制创新。但问题是,关于社会变迁对政治发展的具体诉求知识以及人们到底需要一种怎样的体制创新的知识,人们实际上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①而它,往往就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关键。
一、政治乃对抗与冲突存在的合理场所
对于政治存在的正当性,一般认为是对安全、稳定和秩序需要的最大程度的供给与满足,因此产生了政治垄断暴力使用的合法性存在。对抗与冲突②一般被认为是政治要面对和解决的问题。政治的功能表现在通过自己垄断性的强制力把对抗与冲突纳入法律的控制之中,以法律的理性来疏通和消解对抗与冲突的破坏性,以使社会产生安全、稳定与秩序,人们获得自由的发展机会。不过,从另一方面看,对抗与冲突之于政治还有另一层意义,那就是政治不仅解决冲突而且政治本身也必须能够容纳对抗与冲突,政治是对抗与冲突存在的合理场所。在人类还没有进入文明时代时,冲突的场所是战争、杀戮和暴力的争夺;而当人类进入了文明时代的时候,政治就可以被确立为一个理性地对待人类冲突的文明场所。如果人类生活中对抗与冲突是不可消除的,那么人类必须为之寻找一个合适的场所。我们可以把对抗与冲突进行一个这样的划分,即社会性质的对抗与冲突和政治性质的对抗与冲突。社会性质的对抗与冲突在人类生活中是自然存在的,我们生活的世界资源如果总是稀缺并且人们的价值选择总是不同的话,社会性对抗与冲突就是自然性存在的;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不是自然存在的,相反,它是人为的。政治性对抗与冲突是人们人为构设的,它可选择也可深思熟虑地设计。其功能就是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进行转换,通过政治理性的疏通和分解功能,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拟制③为政治性对抗与冲突,在政治理性的场域以制度化方式转换和消解社会性对抗与冲突的直接性和非理性。政治领域的立宪选择、一致同意的制度规则和普遍性的非歧视对待方式,为社会性对抗与冲突提供了一个“和”的平台。一个优良的政治制度所体现的就是把社会性对抗与冲突以制度化方式拟制为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从而使得社会性对抗与冲突得以缓解和疏通,政治因而成为对抗与冲突的合理场所。
二、政治如何就能成为容纳对抗与冲突的场所
问题是如何对抗与冲突到了政治领域就变得理性了呢?我们一般了解的因政治性冲突升级产生的具有巨大破坏性的战争和暴力,经常是现有的政治系统不能通过政治的制度化方式转换和分解社会性冲突的后果。政治领域的对抗与冲突与社会性对抗与冲突的不同在于,政治领域的冲突对抗是人为设置出来的,其目的就是对社会性冲突对抗的转换与缓解,其方式是制度化的,其基础是对制度具有共识。因此,我们是在这样一种意义上思考和探究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价值,即:冲突是有限的冲突,冲突需要在一个制度的框架内有限度地存在。冲突有制度内的冲突与制度外的冲突之分:制度外的冲突是指冲突不受制度的约束,它只受自然力的物理制约,冲突的终止更多的不是因为人为的理性的力量,而是一方的自然力战胜了另一方的自然力,可以把它看作是人类之间暴力的赢家出现后的自然结果。制度内的冲突受到人为的理性力量的影响,冲突是制度性表达的。它的意思不是制度已经完整地规定了冲突的内容或者是设计了冲突具体的发生方式,制度性表达是这样一种表示,即避免人们之间面对面的采用自然力的较量,而是把冲突诉诸于符号的争议,把本来源于利益的冲突通过符号层次进行的争议或者对抗转化为人类的一种符号冲突,以符号性争议或者对抗来消解冲突的非理性与暴力性。制度性表达实际上是一种缓冲机制,通过转换或者延缓冲突,使得人类理性得以在非理性的暴力使用之前被揭示出来,使有局限的人类能够在采取最后的行动前通过对话来预料自己的行为对别人可能产生的后果,从而产生以理性遏止非理性冲突的可能。反对党与执政党在获取执政权这一点上存在着天然的冲突,但制度性的表达冲突的方式不是要它们之间直接诉诸战争以决定谁是冲突最后的赢家,而是体现在对民众选票的合法争夺上,“合法性”符号的竞争是它们冲突竞争的焦点。围绕这个合法性符号的竞争使得政治权力的角逐就像一个参赛双方都不知道结果的足球比赛,尽管比赛本身是“冲突性”的,但比赛双方却为观众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政权的竞争不是围绕武力而是在一个规则符号下的竞赛,人们关心的是在规则符号下获得更多的选票(类似于足球比赛中进更多的球)以赢得选举的胜利。存在于执政党与反对党之间的天然冲突实际上被一个符号所转换,这个符号的功能就是我们所说的“制度性”。
因此,政治能否合理地容纳对抗与冲突的关键在于究竟具有一个怎样的政治领域。如果政治领域是理性的开放的公共领域,那么这个公共领域就能够为人们共识的形成提供一个平台,人们之间不同的利益诉求和价值追求就可以通过理性的交流和对话而产生符号性的规则共识,从而使冲突在符号性规则下被转换和分解。在这个公共领域,人类的利益诉求和价值差异可通过正义的制度得以表达。作为一个理性的公共领域,政治只是一个展示、转换和分解对抗与冲突的平台。
三、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保护性功能与建设性功能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一种基本功能是它的保护功能。其表现是对社会冲突的减压器作用。社会性冲突有两种典型的存在方式,分别是日常性冲突和集中性冲突。日常性冲突一般表现为零散和程度轻微的冲突,一般不被人们明显注意到;集中性冲突往往是巨大的程度剧烈的冲突,一般是火山喷发式的,巨大的社会动荡和革命性事件是其典型表现。这两种冲突不是毫不相干的,实际上集中式冲突是日常性冲突累积而成的,一个个日常性冲突不能得到疏通和分解,其结果就是集中性冲突的爆发。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减压器功能就是对日常性冲突进行转换和化解,使其不朝集中性冲突方向发展。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还有另一种功能,那就是它的建设性功能。其表现类似于造血的活细胞对政治系统的自我更新和发展活力的建设性作用。这种功能与减压器功能不同,减压功能是政治系统对系统外部的社会的保护性功能,活血功能是针对政治系统内部而存在的建设性功能。政治系统作为一种权力系统本质上是封闭的,如果没有巨大的外部压力,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开放是困难的,但巨大的外部压力往往又使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开放处于一种被动的应付状态,很难产生政治发展中的主动的建设性的制度功能。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存在实际上在政治系统内部就产生了自我更新的机能,机构与机构的相互对抗与制约、不同的政治权能在符号规则下的约束平衡以及不同的政治团体之间的竞争,都是在为政治系统的更新和发展生产宝贵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知识,对抗与冲突非意图性地成为了政治系统更新和活力的造血活细胞。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性存在,实际上在政治系统内部就可以不断产生的政治发展和创新的源头活水,政治发展的原动力不是从系统外部产生而是体现于对抗与冲突的制度化安排的内部驱动,对抗与冲突明显具有制度建设的功能,政治发展的动力是内在的并且是主动的。
四、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
知识在政治中具有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人类通过符号来创建文明的意义上,政治的基础是知识而不是权力。权力是人们获取政治知识的手段,那么,政治中的知识是什么呢?就是有关政治欲求、政治功能绩效、政治制度变迁信号以及人们对政治合法性产生新的诉求的特定信息符号。没有这一系列特定的信息符号,政治就像一只无头苍蝇,毫无目标地进行权力的行动,权力在最危险地运行而自己却浑然不知。政治发展更多是在对政治知识的掌握和过滤之后才得以展开自己的行动方向。尤其是政治功能的发挥、政治制度绩效的改善以及政治发展都需要政治行为过程中特定的政治知识的滋养,没有这种政治知识的滋养和更新,政治将变成一个封闭的日趋萎缩的系统。
在每一个政治时代都有自己时代特有的政治知识。在20世纪30年代,当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经历了过度发展之后,美国政治中的知识开始向分配正义的欲求倾斜,政治发展的方向是通过政治方式来解决“过度竞争”所带来的分配正义问题,罗斯福新政是政治知识转向的结果。同样,在当下的中国,政治知识也发生了明显转向:在经过30年的改革政治和发展政治之后,人们的政治知识倾向于更为根本的制度变革——追求和谐社会是人们对政治合法性的一个明确的新诉求。
如果我们对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已经达成共识,那么进一步的问题就是:我们该如何进行政治发展和怎样进行体制创新。这时我们需要关心的就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知识是什么,即我们究竟要进行怎样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一般性的政治发展理论不可能提供这方面的知识。政治民主的理论可以为我们描述政治民主化的一般价值和一般的制度形态,即使这个价值和制度是一般普适的,也不等于我们可以把这个一般的价值和制度形态用来作为具体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模板,只要把它们复制到我们具体的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中去便可。事实上这样做的结果是不可能成功的。因为尽管价值与制度是普适的,但那只是一个制度的外部知识,而制度的绩效是和具体的地方性知识相联系的,地方性知识④ 是一个制度存在的内部知识,它决定了制度可能的实际表现。因而我们相信某些制度的普适特征,但具体的制度需要有地方性的制度的内部知识的支持才能存在。因此,对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而言,一般性的理论知识只是它需要的外部知识,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外部知识往往可以为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提供一个方向性和原则性的指导,这种外部知识是在政治系统外部通过交往与学习即可以获得的,比如政治民主的政治发展诉求就可以通过理论学习和与其他政治体的交往和比照而产生,但政治民主该如何在一个政治系统内部得以存在和发展却需要政治系统内部的地方性知识的支持。外部知识只是告诉我们要干什么,但我们该如何干却要对我们的需要做进一步的了解,我们要知道的是我们具体的政治欲求、民情以及政治系统的现有问题和矛盾等知识,这才是政治发展更为需要的来自政治系统的内部知识。对于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而言,真正需要的恰恰是更为具体的有关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内部知识。
五、知识供给的两个管道
对于具体的政治欲求等政治的内部知识一般通过两种方式来获取,一种是常规的获取方式,另一种是对抗与冲突的获取方式。常规的方式一般是非竞争性非冲突性的制度内安排的方式,当权者通过一个原有的制度管道来获取人们的各种政治欲求、政治功能绩效反馈以及政治合法性的内部知识。政治的内部知识是在平和的情况下以常规的方式获取的,如专家的政治调查报告、国会议员的提案、选民对政治候选人政治方案的投票、公民通过新闻媒体表达的愿望包括公民与政治家的私人通信等等。其优势就是常规化产生的政治稳定,以避免政治的秩序失衡,它的劣势是经常产生类似“问卷遮蔽症”和“检查信息虚假症”的缺陷。“问卷遮蔽症”反映了这样一种情况,就是以发问卷的方式从人们那里获取一个特定知识的人,其实自己的问卷设计本身就是倾向于证实自己已经形成的观念,当他认真地询问被调查者时,问卷本身以及问问题的方式决定了问卷将不可能获取本来真实的新的信息,问卷的方式产生了对真实的新的信息的遮蔽,问卷的方式是“自闭的”。常规性的获取政治知识的途径即类似于这种问卷遮蔽的方式,政治知识多是原来的系统内存在的旧知识,在政治中潜在的将对未来政治发展起作用的知识却不能得到。“检查信息虚假症”反映的是在一个上级对下级的检查行动中,由于下级具有隐藏真实信息而提供能够迎合上级的虚假信息的动机和条件,因此,一个例行公事的检查一般获取的将是上级希望的信息但不是真实的信息。在常规性的政治知识的获取中,常规性的表达可能隐藏的问题和上级检查下级存在的问题是一样的,常规化方式所产生的知识可能就是原有制度能够接受的旧的知识,常规性的知识管道难以接纳一个对政治发展有利的潜在的新知识。
另一种方式就是对抗与冲突的获取政治知识的管道。奥斯特罗姆在《美国联邦主义》一书中写道:“古以色列人在获得一种对他们自己及对他们生活世界的较深理解时重视斗争的重要性。信奉上帝作为一种先验秩序的努力要求易犯错误的人们必须相互斗争及与他们对宇宙中秩序性质的理解斗争。那种斗争不是控制和征服他人,而是致力于努力促进人类知识和理解的探索过程。”⑤奥斯特罗姆提醒我们,需要对人类的冲突进行更多维度的探究,对于有局限易犯错误的人类而言,冲突(作者表述为“斗争”)是更为潜在更为深刻的联系方式,人们在常规性交流与对话中甚至自己都不能意识到的真实的欲求,在冲突中常常能被激活并表达出来。冲突成为人们相互获取各自真实信息的一个重要管道或者可以成为一种人们获取新知识的机制。还可以拿“问卷遮蔽症”来进行比较,冲突与问卷获取知识的方式不同。问卷方式是在人们处于常规状态时对人们发出的信息询问,它经常获取的信息或知识是人们表面的存量的信息或知识。不仅问卷形式是封闭的,并且问问题的人也是在问一个他们早已预定了答案的问题,被问的人成为一个道具,他们不可能主动地表达自己的真实信息或知识。冲突获取信息或知识的方式是开放的,冲突各方“自由”地表述他们的欲求,尽管欲求是带有冲突性质的,但可以毫不怀疑的是它们都是真实的,冲突各方不可能隐藏他们强烈需要表达的东西,甚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欲求也可能因为冲突机制而被激发出来。并且,与问卷方式不同的还有,问卷方式是以第三方的角色进入一个信息或知识的收集过程的,信息是通过局外人为主导而提取和表达的,而冲突的方式是当事各方直接表达,信息和知识不是被揭示而是直接表达出来,这也支持了冲突的知识获取方式的开放性。非“常规”的对抗和冲突的知识获取方式具有潜在的优势,对抗与冲突应作为制度要求体制性地存在于政治系统中。
六、对抗与冲突的政治知识供给原理
可以看到,对抗与冲突的知识管道具有明显获取政治知识的潜在优势,只有真实的知识才是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虚假的知识只会使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走向歧途。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需要外部知识与内部知识的支持,外部知识是一般性的原则知识,其获取并不是难题;内部知识很难在政治系统之外获得,除非进入到政治系统内部,并且能够找到一个发现知识的管道与机能。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难题不是人们要不要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而是人们对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所需要的内部知识掌握不足,因此不知道该从何入手进行政治的发展和体制的创新。知识问题始终是制约人们进行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的关键和瓶颈。不仅政治发展的知识问题是个难题,其实人类的政治治理行为始终都存在知识难题。人类生活于局限之中,知识的匮乏是其主要面临的局限。道德圣人可以广施“善”但不能广施“正义”,因为道德圣人具有良知的优势但没有知识的优势,他不知道人们具体需要的正义是什么,尽管他有善的意愿,因此,他就不可能实现正义。正义和具体的知识相关联,所谓“好心办坏事”正说明一个善的意愿可能因为没有对正义的具体需要的知识的了解而做了与正义相反的事,这使我们又想到荷尔德林那句警世的政治箴言:“使人们走向地狱的正是意欲使他们进入天堂”⑥。
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构设,可作一个政治科学的理解,即这种体制构设可以理解为一种解决政治知识匮乏局限的人为制度努力。政治性对抗与冲突不能简单地理解为限制权力和反对权力的专断,而应该作一种建设性的理解,即它既是在建设性地配置权力,以激活权力的封闭与僵化,使得权力系统在自己内部就可以产生造血的更新功能,同时,对抗与冲突更有一种解决政治知识难题的作用,政治性对抗与冲突的体制存在实际上可以理解为一种在政治系统内部产生政治知识的机能安排。比如三权分立的体制设计就可以作政治知识论意义的理解:国会的权力受到总统行政权的对抗式制约,总统行政权也受到国会权力的对抗式制约;司法权包括违宪审查的权力,但是,司法权是受到总统提名权和国会批准权以及弹劾权对抗的。这种体制性的对抗与冲突的制度安排是激活权力系统的一种科学构设,也具有一种产生政治的内部知识的知识供给功能。在相互对抗的权力体制安排下,人们在对抗中表达自己的欲求和了解对方的欲求,对抗的过程使得政治体中的各个政治权能获取了它们各自需要改进和发展的知识,竞争性权力关系激活了政治发展所需要的潜在知识。在这里,对抗性的制度构设实际上成为政治系统造血的活细胞,不断从政治系统内部输出政治更新的知识和政治发展的信息。而单一性的权力安排在表面的秩序后面可能损害更大的是失去对政治系统可能的危机与问题的敏锐把握,单一性的权力体制往往缺少政治发展所必需的新知识的供给,而政治发展的活力恰恰来自政治领域所出现的新的欲求知识的刺激与挑战。
七、余论
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动力来自对社会变迁诉求的回应,在任何一个时代,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都是在人民欲求的推动下通过向政治系统发出更新和发展的信号开始的。政治系统的源头活水是政治系统中的知识生产和知识供给,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的活力之源可能恰恰不是和谐与秩序而是政治中的对抗与冲突的有序性制度表达。在对抗性的体制下,政治的不同机制和权能被用来制度化地接纳人民的诉求,不同的政治机构实际上就是人民各种欲求的传声筒,体制内各个政治机构之间的对抗和冲突实际上是其各自所代表的人民的各种不同欲求之间的对话,并且通过理性争论来获取政治发展和体制创新潜在的真实的信息和知识,对抗与冲突成为政治系统活力所不可缺少的养料。对于政治发展与体制创新所不可或缺的知识供给而言,它的作用是建设性的。
注释:
① 哈耶克说:“对于一个自由人组成的大社会来说,一个政府能够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都是否定性的;而最美好的东西之所以都是否定性的,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能够指导人之行动的任何个人或任何组织,对于那些决定人之活动秩序的无限多样的特定事实,都处于一种无可变更的无知状态之中。”在本文中对知识的相关阐述,接受哈耶克这里把“特定事实”当作是一种“知识”的表述,即知识有一般的理论知识或抽象的知识,也有特定的具体事实的知识,我们经常处于一种不可避免的“无知状态”即指这种对特定事实与特定情势的无知状态。在本文中,也把前一种知识称为外部知识,而把特定事实与特定情势的知识称为内部知识。引文见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第二、三卷,邓正来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年版,第460页。
② 对抗与冲突都是容易产生误解的词。因为对抗与冲突可以指社会性的对抗冲突,也可以指政治性的对抗冲突;可以是竞争性对抗冲突,也可以是战争性质的对抗冲突。在本文中,除社会性对抗冲突外,我都是在政治性的制度化对抗冲突的意义上使用对抗冲突这些词。政治性的制度化对抗与冲突的特点是对抗与冲突往往都是符号性的非直接的对抗冲突,人们是在对规则具有原则共识的情况下,围绕规则而展开符号性对抗与冲突,对抗冲突是有限度的,同时对抗与冲突也不是在真正的“当事人”之间的对抗与冲突,而是代理人之间作为角色的对抗冲突,因而是一种人为拟制的符号性对抗与冲突。参见萨托利《民主新论》,阎克文译,东方出版社1998版,第101页。
③ 拟制乃是人类文明的技艺。文明的一种表现方式或机能就是拟制:语言拟制为文字、人类情感的悲喜拟制为艺术形式的悲喜以及直接的冲突拟制为符号的冲突等,后者就是政治和法律作为文明存在的一种技艺表现。
④ 吉尔兹认为知识大多是以特定的、地方性方式存在的。与吉尔兹不同,我在这里把普适性知识与地方性知识作为两种同样重要的知识存在方式。对于构设一个制度而言,同时需要这两种知识,普适性知识作为指导,地方性知识作为制度的个体性特征而被强调。地方性知识是更难获取的一种知识,因此往往是制度构设更为关注的知识。参见吉尔兹《地方性知识——阐释人类学论文集》(1983),王海龙、张家宣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296页。
⑤ 文森特·奥斯特罗姆:《美国联邦主义》,王建勋译,上海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66页。
⑥ 转引自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王明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9页。
作者简介:刘海涛,男,1967年生,江西永修人,南昌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江西南昌,330031。
(责任编辑 刘龙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