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收益与风险对等”的角度看，明星既然分享了企业的利润，就理当分担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
　　
　　三鹿奶粉被查出三聚氰胺，曾为三鹿代言的明星邓婕、倪萍、花儿乐队也成了众矢之的。众多网友要求邓婕等人公开道歉，将代言费捐出来为患病婴幼儿治病。更有一位75岁的重庆老太太，去年喝了三鹿奶粉感到身体不适，现在打算将三鹿公司和邓婕告上法庭，向对方索赔一万元。
　　企业的产品（或服务）出了问题，为产品代言的明星陷入尴尬，类似的案例已有过多起。比如葛优为以“植树造林”之名行传销之实的亿霖木业代言，郭德纲为大搞虚假宣传的某减肥茶代言，都给自己惹了一身骚。与此前争论葛优、郭德纲代言案时的情形一样，这次围绕邓婕等人代言三鹿，人们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你明星既然为产品代言，且拿了高额代言费，就应该为产品的质量负责，为信赖你的消费者负责，你代言的产品曝出了丑闻，你岂能“独善其身”？
　　另一派认为，明星没有火眼金睛，也不是工商局和质监局，只要在代言之前尽到了必要的核查义务（如核查企业的工商登记、税务登记、产品的合格证等），能够证明自己不是明知产品有问题仍然为其代言，就无需对问题产品承担连带责任。明星们自然持后一种意见，对于自己遭到舆论的责难、网友的围攻，他们无不大呼冤枉，觉得受到了不公正对待。
　　明星是否要对所代言产品的质量承担法律责任，或者说要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需要在法理上进一步厘清，在法律规定上进一步明确，包括在必要的时候，最高人民法院可以出台有关司法解释予以界定。在探究法律责任之前，不妨换一个思路，从公平的角度、“收益与风险对等”的角度，看看身陷“代言门”的明星到底冤不冤。
　　明星为产品代言，代言费少则几十万，多则几百万上千万，收益堪称巨大。老百姓调侃说，“X等公民是演员，扭扭屁股就来钱”，就是说演员、明星挣钱比普通人更快、更容易，而相较之下，明星“扭扭屁股”拍广告，又要比“扭扭屁股”拍戏挣钱更快、更容易。
　　“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上天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表现之一就是创造了“炒股法则”——每个人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收益与风险成正比，收益越大，风险也越大。一个明星，今天“扭扭屁股”就把几百万代言费拿到手，假如明天他代言的产品出了问题，消费者痛骂他，受害者起诉他，舆论谴责他，使他的公众形象、社会声望一落千丈，就是他必须承担的风险——首先是道德风险，当产品出了问题，风险就转化成为明星必须承受的代价——首先是道德代价。
　　我理解，明星从企业那里获取的高额代言费，一部分可以视为劳务（主要是为拍广告付出的具体劳动）收入，另一部分则可以视为“分成收益”——他的代言提高了企业的知名度，扩大了产品的销路，给企业带来了滚滚利润，他从中进行了“提成”。前一部分有限，后一部分则十分可观。仍然从“收益与风险对等”的角度看，明星既然分享了企业的利润，就理当分担企业可能面临的风险，企业向明星支付高额代言费，原本就是要让明星和企业一起分担风险，如果代言产品出了问题，明星就要被拉出来给企业“垫背”。
　　企业愿意花高价请明星代言，是看中了明星知名度高，影响力强，能够给企业带来巨大效益；明星之所以知名度高、影响力强，则是因为他天资条件好，并且为学习、培训投入了巨大的成本，所以才有今天的身价。明星的身价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在演艺市场的身价（片酬），这主要是对明星天资条件及学习、培训成本的回报；另一部分是在广告市场的身价，这主要是针对明星为广告主创造的效益及分担的风险给予的回报。第一部分体现的是“投入与产出对等”的公平，第二部分体现的是“收益与风险对等”的公平。明星如果只兑现第一部分身价，谈不上有什么风险，如果还要兑现第二部分身价，则必然要承担风险。
　　这些道理并不高深，但很多明星在代言前并没有想清楚，对代言的风险估计不足，所以代言的产品出事后自己陷于不利，就觉得比窦娥还冤。
　　明星要洗清自己的“冤屈”也不难，像葛优那样把代言费统统“吐”出来就OK了。这样做好像是割了肉，其实不过是解除了代言产品压在自己身上的风险，就当拍广告没挣着钱，白忙活一场好了，但由此也挽回了自己的声誉，值得。反之，如果明星既要享用丰厚的收益，又不愿承担莫测的风险，只想占尽所有的便宜，从身上拔一根毛也坚决不干，试问，天底下总有这等好事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