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认为当下会出现新一轮突破性改革。我觉得，在这个事情上取得共识的可能性似乎呈递减之势，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甚至已经从一个正面词汇变成了一个负面词汇。有人甚至提出所谓“后改革时代”。
　　现在我们可能过了那个时代：只要把改革的大旗一树，大家就会觉得它具有天然正当性，它是我们可欲的东西。现在这个情景已不能再现了。当你提到改革，很多人会本能地问你是谁的改革、谁是赢家、谁是输家、动了谁的利益、切了谁的蛋糕、什么人会成为改革的被动受害者。他会问一系列问题。改革的正当性话语已经消失。当然不是全部消失，因为有人还会真诚地相信很多东西应该改革。也有人会怀念改革曾起的作用，比如吴敬琏这样的人，可能觉得否定改革就是否定他生命中很大的东西。但是我们完全没有办法避免有人以改革的名义来干其他的事情。
　　也存在另外状况，就是提不出更好的能够号令社会的东西，所以只好不断搬弄改革的老词，试图凝聚人心。这个凝聚过程非常困难。还有一些人认为改革这个词应该被抛弃，他们会把30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很多问题都归咎于改革。另外一些人会以其他名义说这个事情，像孙立平，就永远说转型，他觉得改革逻辑和转型逻辑已经形成对抗。朱学勤这样的人说，改革延续了30多年还叫改革，本来就是荒唐的，不可能有一个长达30多年的改革，必须找一个新的词汇来形容。我觉得，改革这个词已不具有纯粹性，而是具有多义性、歧义性，其感召力和合法性都要打大折扣。
　　早期一个比较大的影响，来自郎咸平挑起的国企改革争论。当时，他和张维迎这些经济学家有一个直接冲撞，张维迎们比较相信市场的力量，郎咸平认为市场改革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甚至某种程度上会造成贫富分化。我觉得郎咸平在那个事情上有民粹主义倾向，挟民粹的力量，在当时极大地削弱了那些主流经济学家的影响。
　　某种意义上讲，这使中国社会对改革产生了一个很大分歧。之前，可能很多人认为市场化是好的，对中国社会有利。但市场化本身的确造成了很多负面的东西，尤其中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化，它像吴敬琏抨击的，是权贵资本主义、国家主义在起作用，造成市场竞争不充分，人们就不分青红皂白地把这些东西归为是改革带来的结果。
　　一个社会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采取什么路径，要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应该交由社会全体成员讨论，本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顶层设计。事关所有人，不应该由少数精英决定。中国社会发展到现在，如果还由少数人决定社会发展方向，是不正常的，本来大家就应该讨论，哪怕在讨论中陷入分裂，也要承受，因为已经过了密室政治决定很多东西的时代了。
　　另外，自上而下的决定会产生非预期后果，就是你想我这么做，我有一二三四的针对性，但一到现实当中执行的时候，就会产生各种你始料未及的后果，这种后果完全不是你一个设计者在密室中能够把握的。
　　如果说1980年代时，邓小平说不争论，在一个意识形态会扼杀改革的情况下，可能有那个时代的进步意义，那今天就完全不是不争论了，就是要彻底放开争论，把所有大问题摆在桌面上，摆在全体公众面前，摆在不同利益群体面前——就是“利益相关者”面前——予以充分的争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