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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鲁迅是中国历史上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文学家，也是一代语言大师。他的作品不仅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精确地运用语言的典范。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与心血于杂文创作中。他说杂文必须“生动、泼辣、有益，而且也能移人情。”又说杂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鲁迅把他充沛的才情、感兴与想象力融入杂文中，而且表现的比其他作品更加直截了当。因此探析鲁迅杂文的语言风格是了解他的思想、阅读理解他的其他作品的最好的参考资料。
关键词：鲁迅；杂文；语言风格
引言
鲁迅的杂文语言是具有独特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深刻性的话语方式。他在语言的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利用“陌生化”的语言策略激发语言的活力，创造出形象新颖的语言形式，同时善于抓取類型，刻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使议论和形象相结合，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的烛照下表现出犀利、刻毒的语言风格，并且善用反语、夸张等幽默讽刺手法，亦庄亦谐，庄谐并出，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刻画出敌人的“鬼脸”，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鲁迅是中国现代的语言艺术大师，为了发挥杂文的现实批判和艺术审美功能，他对杂文语言进行了一系列的创造，为中国文学创造了“杂文”这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范式。下面就鲁迅杂文语言风格上的特点，谈一下自己学习的点滴体会。
一、“陌生化”的语言策略
鲁迅杂文语言的创造，首先表现为“陌生化”语言策略的运用。在鲁迅那里，口语、欧化语、文言、方言成为其杂文语言的基本要素，这一特点不仅是创作者作为“历史中间物”所留下的历史印记，而且是他发挥主观创造性，对文学语言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陌生化”的策略。鲁迅认为，传统汉语中的许多东西意思十分难懂，语义又不够严密，这种语言经过几千年的运用，尤其是与传统文化中的没落腐朽部分相结合，极大的扼杀了语言的生命力。因此，要创造出新的、富有活力的语言形式，运用它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学创造，就必须对现有的语言进行创造和革新，大胆吸收中外语言中富有表现力的部分，同时经过自己的有机化合，在对传统语言的背离即“陌生化”中，创造出新的语言形式。
在杂文语言的创造上，鲁迅主张“博采口语”，“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1]，借用方言土语里意味深长的话，吸收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中“刚健、清新”的成分，“使文章更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使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因为“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对于文言文，尤其是对汉末晋初，鲁迅欣赏其“清俊、通脱”的语言风格和‘师心’、‘使气’的文章特色”，因此，他主张如果在创作中“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2]。古语使语言在原本上与汉语的语义取得联系，巩固了语义的根基，扩展了语义的空间。另外，鲁迅对话本小说有专门的研究，许多话本小说体现了良性的文白互补，既有文言的典雅省净，又有口语包括方言的新鲜活泼。鲁迅“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将其化为活的书面语，实现了雅与俗积极沟通。此外，对于外国语言，鲁迅认为应大胆借用“‘欧化’语文”的精密和日本语的“精悍的语气”。外国文章“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使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3]的特点更值得中国作家学习。
二、犀利、刻毒的语言风格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而匕首和投枪首要的是：“锋利而切实，并且投掷的迅速而准确。”这是鲁迅自己在当时所作杂文的一个确切说明，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写的许多杂文，语言犀利、刻毒，像匕首、像投枪，具有很强的战斗风格。《“友邦惊诧”论》是其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杂文。
《“友邦惊诧”论》以事实为依据，用锋利的语言单刀直入。首先抓住要点，揭露本质，摆出敌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以此作为批驳的靶子，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接着以犀利的语言先揭露“友邦人士，莫名惊诧”的险恶用心。文中写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4]鲁迅用了三个不惊诧和一个惊诧的排比重叠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应该惊诧的事情，友邦视而不见毫不惊异，但对学生的一点正义要求和行动，他们就莫名惊诧，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友邦惊诧的根据，彻底剥掉了“友邦”的画皮，将他们自相矛盾的狼子野心暴露出来。
鲁迅的杂文语言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连结在一起，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想通。在鲁迅的杂文中，几乎是俯拾皆是，构成了鲁迅杂文中的基本联想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拉扯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批判家”砍杀杂文的高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5]；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等等。在鲁迅的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的效果。“高贵”的“恶俗化”，这其实是揭示了更大的真实性，被嘲弄者一方越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追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自然视为“刻毒”之极。
三、丰富、生动的修辞手法
（一）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道理
如国粹派在吹捧古代文化糟粕为国宝时，鲁迅说，“这种宝贝实是无名肿毒，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6]这比喻，形象地说出了“国粹”的荒谬可笑，已达到批判的目的。 鲁迅有时以形象的比喻，揭示某些典型的实质。如“媚态的猫”、“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7]等，这些绝妙的比喻，真实地攫取了被比拟对象的精髓，既能阐明道理，又能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二）运用反语，增强批驳效果
如《王化》一文中写到：“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数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降而不战自降。”文中以尖锐的反语揭露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付瑶民的血腥镇压政策是极端残酷的。
又如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为了讽刺和揭露反动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就运用了反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個惊心动魄的伟大呀！中国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在这里“文明人”发明的枪弹，攒射着三个女子，而且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作为中国军人，来屠杀妇婴，却创造了“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在显示着“武功”，这些反语的运用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反动派统治者的残忍和无耻，更是表达了作者的愤怒和悲痛。
除此之外，还运用了排比、反复、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四、讽刺、幽默的修辞语言
恩格斯说：“幽默是革命者对自己事业充满自信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证明。”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他深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深信只有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从个人气质来说，鲁迅先生似有一种幽默的天性，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青年，都对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极富有幽默感。然而，在鲁迅所处的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单纯的幽默是无聊和不健康的。所以，鲁迅的幽默是倾向于社会的讽刺的，是借笑的幌子去揭露反动派的本质与丑恶嘴脸的。正如郑振铎先生所指出的“鲁迅先生有一种作家视为至宝的品格——这就是他所向披靡的幽默，说得确切一些，是幽默之中含有讽刺的犀利的力量。”鲁迅杂文语言的幽默，单从词语运用的角度看，有以下几种：
（一）大词小用
如《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规模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8]引文中的“勒令”本是风格郑重的公文用语，这里却用来说明妇女缠足的作法。风格郑重的词语与它所表示的愚昧落后的现象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搭配，造成幽默感。
（二）褒词贬用
如《纪念刘和珍君》：“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9]“伟绩”、“武功”本来都是赞颂功绩的好字眼儿，这里却用来描写“屠戮”“惩创”的惨暴，反义正说，形褒实贬，具有明显的嘲讽意味。
（三）词语翻造
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是，‘疾恶如仇’，‘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10]。鲁迅在这里仿“疾恶如仇”造出“疾善如仇”，一针见血地指明，反动派自己从来都不“费厄泼赖”的，而是“疾善如仇”的。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还仿“公理”造出“婆理”，仿“落水狗”造出“落水人”，仿“直道”造出“枉道”，利用翻造词语的修辞手段，对反动势力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
结语
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鲁迅的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总之，杂文创作在鲁迅作品中具有极高的独特价值。可以说它是鲁迅爱憎立场和写作水平的集中体现。鲁迅杂文语言表现的高超技法，极大地增强了其战斗性与表现力，很好的发挥了杂文批判人、教育人“匕首”、“投枪”和“苦口良药”的作用，值得我们在今天对写作实践中去学习和发扬。
注释：
[1]引自《坟·写在后面》.
[2]引自《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3]引自《华盖集·忽然想到》.
[4]引自《“友邦惊诧”论》.
[5]引自《商贾的批评》.
[6]引自《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7]引自《华盖集·夏三虫》.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鲁迅全集》北京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七版.
[3]黄伯荣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六版.
[5]《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鲁迅杂文全集·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725.
[7]《鲁迅杂文全集·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81.
[8]鲁迅著，朱晴选编，《梦醒了的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版.
[9]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楼通夷、朱正编，《鲁迅读本》开明出版社，1991年版.
关键词：鲁迅；杂文；语言风格
引言
鲁迅的杂文语言是具有独特艺术审美性和思想深刻性的话语方式。他在语言的创作中主要体现为利用“陌生化”的语言策略激发语言的活力，创造出形象新颖的语言形式，同时善于抓取類型，刻画出富有典型意义的形象，使议论和形象相结合，在“反常规”的“多疑”思维的烛照下表现出犀利、刻毒的语言风格，并且善用反语、夸张等幽默讽刺手法，亦庄亦谐，庄谐并出，往往三言两语就能刻画出敌人的“鬼脸”，语言简洁峭拔，充满幽默感。鲁迅是中国现代的语言艺术大师，为了发挥杂文的现实批判和艺术审美功能，他对杂文语言进行了一系列的创造，为中国文学创造了“杂文”这一富有生命力的文体范式。下面就鲁迅杂文语言风格上的特点，谈一下自己学习的点滴体会。
一、“陌生化”的语言策略
鲁迅杂文语言的创造，首先表现为“陌生化”语言策略的运用。在鲁迅那里，口语、欧化语、文言、方言成为其杂文语言的基本要素，这一特点不仅是创作者作为“历史中间物”所留下的历史印记，而且是他发挥主观创造性，对文学语言所采取的一种积极、主动的“陌生化”的策略。鲁迅认为，传统汉语中的许多东西意思十分难懂，语义又不够严密，这种语言经过几千年的运用，尤其是与传统文化中的没落腐朽部分相结合，极大的扼杀了语言的生命力。因此，要创造出新的、富有活力的语言形式，运用它进行社会批判和文学创造，就必须对现有的语言进行创造和革新，大胆吸收中外语言中富有表现力的部分，同时经过自己的有机化合，在对传统语言的背离即“陌生化”中，创造出新的语言形式。
在杂文语言的创造上，鲁迅主张“博采口语”，“将活人的唇舌作为源泉”[1]，借用方言土语里意味深长的话，吸收民间文学和大众文学中“刚健、清新”的成分，“使文章更接近语言，更加有生气”，“使听者也觉得趣味津津”，因为“这于文学，是很有益处的，它可以做得比仅用泛泛的话头的文章更加有意思”。对于文言文，尤其是对汉末晋初，鲁迅欣赏其“清俊、通脱”的语言风格和‘师心’、‘使气’的文章特色”，因此，他主张如果在创作中“没有相宜的白话，宁可引古语”[2]。古语使语言在原本上与汉语的语义取得联系，巩固了语义的根基，扩展了语义的空间。另外，鲁迅对话本小说有专门的研究，许多话本小说体现了良性的文白互补，既有文言的典雅省净，又有口语包括方言的新鲜活泼。鲁迅“采说书而去其油滑”，将其化为活的书面语，实现了雅与俗积极沟通。此外，对于外国语言，鲁迅认为应大胆借用“‘欧化’语文”的精密和日本语的“精悍的语气”。外国文章“往往夹杂些闲话或笑谈，使文章增添活气，使读者感到格外的兴趣，不易于疲倦”[3]的特点更值得中国作家学习。
二、犀利、刻毒的语言风格
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一文中曾指出“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和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血路的东西。”而匕首和投枪首要的是：“锋利而切实，并且投掷的迅速而准确。”这是鲁迅自己在当时所作杂文的一个确切说明，他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写的许多杂文，语言犀利、刻毒，像匕首、像投枪，具有很强的战斗风格。《“友邦惊诧”论》是其最能体现这一特色的杂文。
《“友邦惊诧”论》以事实为依据，用锋利的语言单刀直入。首先抓住要点，揭露本质，摆出敌论“友邦人士，莫名惊诧，长此以往，国将不国。”以此作为批驳的靶子，一针见血，痛快淋漓。接着以犀利的语言先揭露“友邦人士，莫名惊诧”的险恶用心。文中写道：“‘好个友邦人士！’日本帝国主义的兵队强占辽吉，炮轰机关，他们不惊诧；阻断铁路，追炸客车，捕禁官吏，枪毙人民，他们不惊诧；中国国民党治下的连年内战，空前水灾、卖儿救穷，砍头示众，秘密杀戮，电刑逼供，他们也不惊诧。在学生的请愿中有一点纷扰，他们就惊诧了！”[4]鲁迅用了三个不惊诧和一个惊诧的排比重叠句式，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对应该惊诧的事情，友邦视而不见毫不惊异，但对学生的一点正义要求和行动，他们就莫名惊诧，这样就从根本上推翻了“友邦惊诧的根据，彻底剥掉了“友邦”的画皮，将他们自相矛盾的狼子野心暴露出来。
鲁迅的杂文语言的犀利、刻毒，令人难以接受，还在于他违反“常规”的联想力。人们最感惊异的是，鲁迅能够把外观形式上离异最远，似乎不可能有任何联系的人和事连结在一起，他总是在“形”的巨大反差中发现“神”的想通。在鲁迅的杂文中，几乎是俯拾皆是，构成了鲁迅杂文中的基本联想模式。例如，文人雅士的小品文“遍满小报的摊子上”，与“烟花女子，已经不能在弄堂里拉拉扯扯她的生意，只好涂脂抹粉，在夜里到马路上来”；“批判家”砍杀杂文的高论与孔雀翘尾巴露出的屁眼[5]；失势的党国元老与宫女泄欲余下的“药渣”；文坛高士的“归隐”与官场俗子的“瞰饭之道”；庄严的现代史与骗人的“变戏法”等等。在鲁迅的联想的两端，一端是高贵者及其殿堂，一端全是地上“最不干净的地方”。经鲁迅妙笔牵连，就达到了“神圣”的“戏谑化”的效果。“高贵”的“恶俗化”，这其实是揭示了更大的真实性，被嘲弄者一方越不齿于此，越是仿佛被追慑其魂一般，摆脱不掉，自然视为“刻毒”之极。
三、丰富、生动的修辞手法
（一）用形象的比喻阐明道理
如国粹派在吹捧古代文化糟粕为国宝时，鲁迅说，“这种宝贝实是无名肿毒，红肿之处，艳若桃花；溃烂之时，美如乳酪。”[6]这比喻，形象地说出了“国粹”的荒谬可笑，已达到批判的目的。 鲁迅有时以形象的比喻，揭示某些典型的实质。如“媚态的猫”、“比他主人更严厉的狗”、“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篇大议论的蚊子”[7]等，这些绝妙的比喻，真实地攫取了被比拟对象的精髓，既能阐明道理，又能使文章更加生动、形象。
（二）运用反语，增强批驳效果
如《王化》一文中写到：“而最宽仁的王化政策，要数广西对付瑶民的办法。据《大晚报》载，这种‘宽仁政策’是在三万瑶民之中杀死三千人，派了三架飞机到瑶洞里去‘下蛋’，使他们惊诧为天神天降而不战自降。”文中以尖锐的反语揭露了广西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付瑶民的血腥镇压政策是极端残酷的。
又如在《纪念刘和珍君》中，鲁迅为了讽刺和揭露反动政府屠杀学生的罪行，就运用了反语。“当三个女子从容地辗转于文明人所发明的枪弹的攒射中的时候，这是怎样的一個惊心动魄的伟大呀！中国人的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的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在这里“文明人”发明的枪弹，攒射着三个女子，而且是一个惊心动魄的“伟大”，作为中国军人，来屠杀妇婴，却创造了“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在显示着“武功”，这些反语的运用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反动派统治者的残忍和无耻，更是表达了作者的愤怒和悲痛。
除此之外，还运用了排比、反复、对比等多种修辞手法，使语言丰富、生动，具有鲜明的感情色彩。
四、讽刺、幽默的修辞语言
恩格斯说：“幽默是革命者对自己事业充满自信和了解自己优越性的最好证明。”鲁迅先生就是这样的一个革命者，他深信“惟新兴的无产者，才有将来”，他深信只有在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寄托着中国和人类的希望。从个人气质来说，鲁迅先生似有一种幽默的天性，凡是和他接触过的青年，都对他有这样一种印象：极富有幽默感。然而，在鲁迅所处的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单纯的幽默是无聊和不健康的。所以，鲁迅的幽默是倾向于社会的讽刺的，是借笑的幌子去揭露反动派的本质与丑恶嘴脸的。正如郑振铎先生所指出的“鲁迅先生有一种作家视为至宝的品格——这就是他所向披靡的幽默，说得确切一些，是幽默之中含有讽刺的犀利的力量。”鲁迅杂文语言的幽默，单从词语运用的角度看，有以下几种：
（一）大词小用
如《南腔北调集·由中国女人的脚》：“女士们之对于脚尖还不够，并且勒令它‘小’起来了，最高规模还竟至于以三寸为度。”[8]引文中的“勒令”本是风格郑重的公文用语，这里却用来说明妇女缠足的作法。风格郑重的词语与它所表示的愚昧落后的现象之间产生了一种不协调的搭配，造成幽默感。
（二）褒词贬用
如《纪念刘和珍君》：“中国军人屠戮妇婴的伟绩，八国联军惩创学生的武功，不幸全被这几缕血痕抹杀了。”[9]“伟绩”、“武功”本来都是赞颂功绩的好字眼儿，这里却用来描写“屠戮”“惩创”的惨暴，反义正说，形褒实贬，具有明显的嘲讽意味。
（三）词语翻造
如《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但是，‘疾恶如仇’，‘操之过急’，汉的清流和明的东林，却正以这点倾败，论者也常常这样责备他们。殊不知那一面，何尝不‘疾善如仇’呢？人们却不说一句话”[10]。鲁迅在这里仿“疾恶如仇”造出“疾善如仇”，一针见血地指明，反动派自己从来都不“费厄泼赖”的，而是“疾善如仇”的。在这篇杂文中，鲁迅还仿“公理”造出“婆理”，仿“落水狗”造出“落水人”，仿“直道”造出“枉道”，利用翻造词语的修辞手段，对反动势力极尽嘲弄讽刺之能事。
结语
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这除了思想内容的先进、深刻，有助于他在艺术上的发现以外，还因为他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和体验，有一座用之不竭的知识宝库。此外，他在写作过程中的认真构思和锤炼，也是十分重要的条件。就算三五百字的短评，也不是摊开纸就动笔。鲁迅的这种艰苦劳动、精益求精的态度，是非常值得大家学习的。总之，杂文创作在鲁迅作品中具有极高的独特价值。可以说它是鲁迅爱憎立场和写作水平的集中体现。鲁迅杂文语言表现的高超技法，极大地增强了其战斗性与表现力，很好的发挥了杂文批判人、教育人“匕首”、“投枪”和“苦口良药”的作用，值得我们在今天对写作实践中去学习和发扬。
注释：
[1]引自《坟·写在后面》.
[2]引自《我怎样做起小说来》.
[3]引自《华盖集·忽然想到》.
[4]引自《“友邦惊诧”论》.
[5]引自《商贾的批评》.
[6]引自《热风·随感录三十九》.
[7]引自《华盖集·夏三虫》.
参考文献：
[1]《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2]《鲁迅全集》北京文学出版社，2003年第七版.
[3]黄伯荣著，《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吴中杰评点鲁迅杂文》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六版.
[5]《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6]《鲁迅杂文全集·且介亭杂文·答曹聚仁先生信》，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725.
[7]《鲁迅杂文全集·花边文学·玩笑只当它玩笑（上）》，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681.
[8]鲁迅著，朱晴选编，《梦醒了的人生》湖南文艺出版社，1994版.
[9]周作人著、止庵编，《关于鲁迅》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0]楼通夷、朱正编，《鲁迅读本》开明出版社，1991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