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见到吴亮把硕大的、沉重的头颅埋在他零乱的办公桌上，那一定是他激越的思想，他充满活力的知性，从他慵懒的肉体中飞出窗外，翻动一页页街道、楼房和广场，去阅读他居住的那个城市。这是我阔别多年之后见到他的最初印象。
　　
　　吴亮的批评关注从许多年之前就从文学领域转移到他自己生存的城市环境，成为城市文化批评的先驱者。正如吴亮自己早已意识到的那样，城市也可以看成是一本书；但我们都知道，它的文字不是媒介，而是更直接的生存境遇本身。这样，解读城市就比解读文学更为复杂，因为这种解读的距离感是双重的。如果说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吴亮仅仅是一个旁观者，那么作为城市文化批评家的吴亮同时也是一个参与者；或者说，作为文学批评家所无法体验的是：文化批评家作为也是城市文化的一员，他在旁观的时候将看见自己正出现在他的观察中。这就是吴亮的《城市伊甸园：漫游者的行踪》一书所描绘的：以第三人称出现的漫游者所见到的另外一些角色可能就是他自身的映象，尽管漫游者从一开始就竭力否认他对城市生活的卷入。比如，漫游者描述了商场中的“真正意义上的”或“审美意义上的”漫游者(第7页)，这的确是一次自我观照。这个漫游者当然可以理解为吴亮本人：flneur，被瓦尔特·本亚明勾勒出来的波德莱尔式的城市游民，无所事事，被现代文明的不断的新奇所痛击。最重要的是，这个对城市一直抱有乌托邦幻想的人，不断地目睹着乌托邦的扭曲和灾变，从而不愿承认在这个世界中的尴尬的生存。这类人就是吴亮在另一本题为《思想的季节》的书中所描绘的“城市里的波西米亚人”，被城市文明裹挟又在精神上游离城市的人，同他巨大的环境形成了永恒的张力。
　　《漫游者的行踪》就是吴亮对城市的一次随意而又敏锐的阅读。其中涉及的大多是那些公共场所，包括商场、剧院、餐馆、街道等，这些场所同大众的关系构成了吴亮追踪的焦点。的确，每一个场所都是一本可以打开的书，在已经安排好的场景里看见各种人物和情节。但那里的人物是变换的而非固定的，那里的情节是片段的而非连贯的。这也使吴亮的叙述不同于一般的小说叙述：一个城市中的人物正是如此没有身份地出现在某一场所，一次城市生活中的事件正是如此不知前因后果地呈现出来。这样，城市被冠以的“伊甸园”之名便具有了一种反讽的意味：城市的“乐园”不再提供原初的、典范的人的生存境遇，城市人类是一个失去个人名姓的族群，他们所进入的叙述过程必然缺乏独特的事件，所有的事件都是一般的、同样发生在别人那里的、无需被具体确认的。我们可以看到在吴亮的叙述中所出现的人物往往是符号性的：顾客、侍者、导游、游客、演员、观众、食客、情侣、学生、儿童，诸如此类。而书中的事件则在一种缺乏细节的状态中被描述，这些事件不再有个别的意义，它们是共享的，仅仅作为一种粗略的状态被勾勒出来：这些似乎是每一个城市居民都已经或将要表演的生活戏剧。
　　
　　这种城市的生活戏剧在吴亮的描述中被神话化了，或者说，被赋予了宿命的、体系化的色彩。这是吴亮近著中城市文化批判的基点。也就是说，当吴亮把城市人类看做是一种个体性不断消失的动物时，他的内在的(而不是简易的)理想主义才焕发出激愤的光彩。但吴亮不是一个道德主义者。这使他对历史的应有的指向避免了简单的价值判断：正是一种相对超然的描述排斥了任何历史指向的有效性。尽管如此，这种吴亮式的描述并不丧失它的知性倾向，或者说，我们从中捕捉了作者所赋予的美学和历史意味，尽管这种意味的价值性在多数情况下并不是单向度的。
　　吴亮对城市生存的基本概念出现在他更早的《城市笔记》一书中，其中最初的文字形成于大约一九八五年。这些概念包括“瞬间性”、“无背景”、“面具”、“角色更替”、“隐名状态”、“组织化”等等。吴亮对城市生活的解读往往引向了这样一类从价值论上来看多少有点可疑的概念，这样的概念由于同传统生存常态的差异而成为城市文明的“症状”。那么，总起来看，吴亮对城市文明的判断可以说是基于这种文明同人的“本真”存在的冲突的观察上的。吴亮的批判激情在这里同那些社会后现代论者的普遍的乐观主义保持了距离：他不但感受到古老文化的衰微，也洞察了“新兴”文明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是大多数社会／文化进化论者所刻意规避的话题。吴亮的文化批评和他的文学批评所具有的共同之处是他思想和文字的锋芒，一种对事物的洞察，穿透了或纷繁或单一的表象世界，往往达到了一种更深的疑惑，一种浩大的惊愕，一种对当代人生存困境的叹息。当然，吴亮绝不是一个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恰恰相反，正是他对生存的热爱使他的修辞充满了机智，这种机智避免了绝对的愤怒和纯粹的虚无。
　　在相当一部分段落里，吴亮显示出当代知识分子对现存的不妥协精神。在谈到城市大众文化的时候，吴亮犀利地揭示了它的媚俗、平庸和无聊，它的潜在的意识形态“既是一种温柔的灌输，又是一种强迫的灌输”(《思想的季节》，164页)。这样的思考在《漫游者的行踪》里更加具体。比如在论及“娱乐场”的段落中，吴亮敏锐地指出：“娱乐场是先于人们存在的，它不是符合人们的事先要求，而是人们必须迎合(或学习和适应)它的规定项目和程序(换句话说，它教会人们怎样去娱乐，怎样塑造自己的欲望和感性)，这等于再次剥夺了人们的自由。”(《漫游者的行踪》，59页)对吴亮来说，没有比丧失个体性更可悲的城市现实了。就连爱的倾吐也变成批量生产的情人卡上“预先准备好”的“现成的台词”。(《思想的季节》，142页)与此相对，吴亮对城市中具有反抗性的先锋文化抱以热切的希望，尽管他看到先锋文化也正因城市商业的弥漫而面临“伪化”的危险。
　　在这些文字最精要的部分，吴亮所着意强调的是历史和现实自身的悖论，这种悖论是当代人面临的根本困境。比如在谈到城市的“神话和奇迹”时，吴亮写道，那些巨型的建筑物“既鼓舞起我们的自信，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又极大地削弱了我们的自信——城市的庞大物群如此地膨胀，以致使我们变得愈来愈渺小，成为自己造物的臣仆。”(《思想的季节》，126页)在《漫游者的行踪》里，吴亮采用了一种更具自我解构性质的描述方式。比如，在有关“广场”的段落里，吴亮这样论及空旷中的距离感的功能：“这种距离感是我们所期待的(它有利于抒情、感慨、缅怀、追思或者凭吊，并可以舒畅地呼吸)，或者是所恐惧的(同人群远离、孤独、渺小、没有依赖和行单影只)。”(82页)对“或者”的使用表明了一种不确定性。在书的后记中，吴亮坦然地告知我们：“《漫游者的行踪》不希望提供更多的结论，或者，它的结论经常是相互抵消的。……它努力发出各种矛盾的、语焉不详和缺乏上下文的声音。”(207页)同波德莱尔式的漫游者一样，吴亮的漫游者在城市的似是而非的乌托邦里看到城市原有的价值取向不断变质，偏离“历史”赋予的“意义”，因为在城市中似乎任何确定的意义都暗含着相悖的可能。在吴亮看来，城市乌托邦里现出一种“幻象和奇观”，这种人工造物营造了超现实的世界，而现实和真实变成了疑问。(《思想的季节》，226页)城市的幻象和多变使主体在客体前无法保持整体性。我们可以看到吴亮正是在这点上表达了后现代写作对主体一元性的消解，因为主体的观察也处在自我怀疑的境地。例如，吴亮这样写到咖啡馆里的情侣：“人们永远不知道这两个人的戏剧中的台词，它可能娓娓动听(或者谎话连篇)、幽默有趣(或者乏味冗赘)，也可能是一种试探(无望的等待)、倾诉(引起同情)、埋怨(撒娇)、讲述(真实的或者经过篡改的)和回答(山盟海誓或者对一件小事的解释)。”(《城市伊甸园》，151页)吴亮用不断增殖的括号来显示主体话语的内在的可变性：似乎没有任何一种话语是不能打断的，不容置疑的。这种话语的自我质疑正是吴亮用以对抗城市文明一体化的策略，它同时通过这种含混的指认把作为文明结晶的城市置于历史的迷津。由此，城市不再是线性历史的巅峰，它当前的和未来的轨迹都不可逆料地错综和自我缠绕，它的理想性很可能正是对理想的背离。
　　
　　(《城市伊甸园：漫游者的行踪》，吴亮著，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三年九月版，5元；《思想的季节》，吴亮著，海天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十二月版，6.50元；《城市笔记》，吴亮著，浙江文艺出版社一九九○年十月版，2.8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