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国焘一直没有忘记1932年12月11日在陕西城固以北的小河口会议。如果说他在四方面军尚未于川北站稳脚跟之前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那么现在，川陕根据地已获得空前大发展，中央对他的信任也重新巩固，他就要动手剪除“异己”了。
　　他要除掉的是邝继勋、曾中生、余笃三等一大批人。
　　红军进驻通江后，一天，张国焘把邝继勋喊到了自己在城内天主教堂里的临时住所。
　　“继勋同志，红军初到川北，势单力弱，四面受敌，形势不妙啊。”他一边说着，一边客气地给邝继勋让座，“一旦全四川的军阀都来打我们，那可受不了。为了分化敌人，我写了一些‘说帖’，准备派人送给杨森、刘存厚，争取和他们达成不战协议。听说你与杨森有旧谊，想请您去江口走一遭，与杨森的代表直接谈判。能不能稳住我军的南线，就看老兄你了!”
　　邝继勋出自川军，曾任旅长，与杨森等各路军阀自然并不陌生，但他对张国焘并不十分信任。
　　“国焘同志，与杨森谈判是件大事，我想请军委会正式做个决议!”
　　张国焘听出了他的弦外之音。
　　“继勋同志，你不要想得太多嘛!军委当然是讨论了这件事，才决定让你出使江口的。此事非常机密，不能让太多人知道。……对了，从杨森那边看也一样，他就是愿意同我军达成协议，也不愿意让别人知道此事。”张国焘说，一边拍拍邝继勋的肩膀，“好了，我们就谈到这里。你要以党籍保证，不对任何人谈这件事。”
　　邝继勋虽不大信任张国焘，但与杨森谈判、稳住南线毕竟是大局。他是个性情耿直的人，根本没想到张国焘会用这件大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
　　几天后，邝继勋带领一支红军小分队，来到江口，与杨森派来的代表进行了接触。杨森正欲自保，红军主动来谈判，他当然求之不得。但他又害怕与红军单独“媾和”的事传出去，会在川军中陷于独立。因此江口会谈虽进行得十分顺利，杨森却没有马上响应张国焘的呼吁，与红军签订互不作战的秘密协定。
　　邝继勋回到通江复命。
　　“杨森是有顾虑呀，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继勋同志，你何不以个人名义写封信给杨森，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劝其相信我军诚意，与我签订不战协定呢?我们可以答应为他保密嘛!”张国焘说。
　　“国焘同志认为我应当这样做，我就写这封信!”邝继勋简洁地回答。
　　张国焘道：“继勋同志，我当然觉得你应当写这封信了!”
　　邝继勋回到住处，以个人名义写了一封给杨森的信，交给交通员送到江口去。交通员刚刚出发，张国焘突然让人将这封信“截获”，随即下令逮捕邝继勋，罪名是“勾结杨森”，“准备投敌叛变”!
　　被关进牢房的邝继勋面对一脸杀气的张国焘，哈哈大笑。
　　“张国焘，你是一个无耻小人!老子早想到你要杀老子，你杀就是了，干嘛还要设下这么一个圈套!”
　　张国焘翻脸不认人。
　　“邝继勋，你这个国民党改组派!我让你与杨森谈判，原来你竟借机与敌勾结!证据已在我手里，你还有什么话说?快给我一五一十地招来!”
　　邝继勋怒目叱责张国焘：“你这是血口喷人!你说我是改组派，我倒怀疑你才是改组派!像你这样陷害无辜，杀戮共产党人，不是国民党改组派，谁能干得出来?!”
　　“给我打!”张国焘恼羞成怒，“邝继勋不认罪，休想过关!”
　　邝继勋被打得死去活来。每次醒来，他都仰天冷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1933年5月，反田颂尧三路围攻进入第二阶段，红军收紧阵地，放弃通江。张国焘借口部队转移其间邝继勋“容易逃脱”，下令将其处决。邝继勋，这位昔日令川、湘、鄂各省白军闻之色变的红色骁将，铁骨铮铮的汉子，至死也没承认张国焘加在自己头上的罪名。直到在通江洪口走上刑场，他仍然放声大笑，毫无惧色。临刑前，他让行刑者松开自己手脚上的镣铐，坐在地下，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工农革命万岁!”然后含笑闭上眼睛。邝继勋牺牲时，年方38岁。
　　像在鄂豫皖时期一样，张国焘规定：新的川陕苏区的全部“肃反”工作仍由“军委主席和方面军政委”负责，别人一律不得过问。大“肃反”的标准也一如鄂豫皖苏区，除去确有通敌证据及参与小河口会议反张国焘者，地富家庭出身、文化程度稍高、从国民党军队起义或投诚过来的军官、临战畏缩者，后来又加上四川省委根据中央指示派来的干部，统统被列入“审查”对象之列。在根据地后方，直接被张国焘以“右派”和“托陈取消派”的罪名，逮捕和杀害的就有原红四军政委、现任方面军总经理处(后勤部)主任余笃三、方面军宣传科长王振华等许多人。余笃三牺牲时46岁，王振华牺牲时只有27岁。
　　张国焘真正要“剪除”的是他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最大“反对派首领”曾中生。在“解决”了邝继勋、余笃三等人之后，1933年7月末，反田颂尧三路围攻战役刚刚结束，张国焘即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命令”的形式，免除了曾中生的西北军委参谋长职务，“另行分配工作”。8月初，他又以“托陈取消派”的罪名，将其秘密逮捕。
　　红四方面军中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曾中生，就此身陷囹圄。
　　不过，张国焘没有能够马上把曾中生杀掉。被捕之前，曾中生已被撤了西北军委会参谋长之职，处境十分困难，但这个光明磊落的革命家并不介意。他相信自己是清白无辜的，也知道张国焘并没有什么证据可定死自己的“罪名”。
　　张国焘亲自主持了对曾中生的审讯。面对皮鞭、棍棒和其他各种惨无人道的刑具，曾中生表现得坚强而且镇定。曾中生拒不承认张国焘给自己定下的罪名，不承认向张国焘“提过意见”就是“反党”。
　　没有一个可杀的罪名，张国焘他就不能杀曾中生。曾中生毕竟不是余笃三、邝继勋，杀邝继勋还要一个罪名，杀曾中生就更需要一个罪名了。从此，曾中生被长期监禁。
　　张国焘率领四方面军于1935年放弃川陕根据地时，并没有忘记一直被他囚禁的原西北军委会参谋长曾中生。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曾中生热泪盈眶，写信给中央，要求接受党的审查，听候中央处理，重新参加工作。周恩来听到消息，向张国焘明确提出要见曾中生。张国焘不愿让曾中生与中央领导人见面，杀心顿起，竟将中央来信扣留，于当年8月的一天夜晚，让人用绳索将曾勒死于川西北阿坝卓克基的森林里，造谣说“曾中生通敌逃跑，半路掉进河里淹死了!”一代红军名将曾中生就此牺牲，年仅35岁。
　　张国焘在后方大“肃反”，陈昌浩也在红军中展开大“肃反”。在这一新的“肃反”浪潮中，以“右派”、“AB团”、“第三党”、“改组派”为名被杀害的红军将领有：红四方面军总部参谋主任舒玉章，率“川北民军”于南江阵前起义的红军“川北独立师”师长任伟章，“川北独立师”政委刘杞，“川北独立师”参谋长、南江起义的策划者之一张逸民，该师政治部主任李戴溥，红十师参谋主任吴展，红七十三师参谋主任杨白及政治部主任赵箴吾，红二一七团政委闻盛世；红二一八团政委陈少卿。原“川北民军”排以上的军官被全部处决。红军内部的又一次大“肃反”，使一大批矢志革命的共产党人成了张国焘军阀主义路线的牺牲品。
　　1933年6月底，反三路围攻胜利结束，红四方面军在南江木门召开战役总结会，全军100多名干部参加。这本来是一次军事会议，却开成了愤怒批判“肃反”扩大化的会。战斗进行其间，张国焘、陈昌浩一边打仗，一边抓人，全军上下早就憋了一肚子气，这时一起迸发出来了。大家纷纷发言，列举许多例子，说明保卫局抓人都是错的。他们不好直接声讨张国焘和陈昌浩，就把一个积极执行“肃反”指令的师政治部主任弄到会场上狠狠批斗了一通，认为他才是“第三党”，拉出去枪毙。会议开成这种群情激愤的局面，陈昌浩的头脑清楚了一些，他虽然坚持认为“肃反”是“必要的”，却也承认了前段“肃反”中“错抓了人”，同意停止“肃反”，把抓走的人放回来。
　　会场上一片欢腾。
　　木门会议，在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是第一次成功地中止了张国焘“肃反”扩大化的会议，它为中国革命，为这支英勇善战的红军保住了一大批干部。
　　木门会议的另一功绩是完成了红四方面军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扩编。反田颂尧三次围攻后，根据地面积扩大，红军威望提高，地方武装大发展，苏区青年积极要求参军。在这种形势下，根据下一步红军保卫苏区发展苏区的需要，西北军委会决定“猛烈发展红军”。扩编后的红四方面军设总指挥部和总政治部，徐向前任总指挥，王树声任副总指挥，参谋长曾中生(曾中生7月被免职后由倪志亮接任)；陈昌浩任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傅钟、曾传六任副主任。原来的4个主力师分别扩编为4个师8个团；红十二师扩编为红九军，军长何畏，政委詹才芳，辖3个师8个团；红七十三师扩编为红三十一军，除军和政治部外，还设有军医院、修械所、担架营、特务营和迫击炮连。红四方面军总部直辖参谋处、总经理处(后勤部)、总医院、2个警卫团、1个妇女独立营。西北军委另辖彭杨军校，校长政委由倪志亮、傅钟兼任。全军共有31个建制团，4万余人，比入川时增加了近3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