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来阅读一些有关朝贡体系与晚清外交的论着，有一个深切的感受就是：晚清外交之所以被称为丧权辱国，朝贡体系之所以在近代西方条约体制的冲击下崩溃，表面上看是由於中国实力不济，而根本的原因却是由於中华文明走入近代後陷於停滞、丧失了领先现代文明的先进基因所致。文明是根基，实力是枝叶，当文明趋於败坏，实力自会逐渐凋亡，朝贡体系的崩溃因此而不可避免。
　　一、文明的衰落与
　　朝贡体系的崩溃
　　一种先进的文明，其核心在於有一种符合当时时空条件的先进制度，以整合政府社会层面的诸因素，创造出其所在国家与民族所能有的最大实力。中华文明之所以在世界上能够称雄几千年，源於当时农业社会这一特定时空条件。儒家的等级制社会在将农民束缚於土地发挥其最大生产力的同时，又通过郡县制而非分封制避免了地方专权。所以，中国历代王朝只要不是因为外族入侵和末代的朝政腐败，大体上总能保持比较高的统治效能，从而为周边各国所称羡。朝贡体系很大一部分原因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多数的中国皇帝并不喜领土扩张，许多藩属确实是主动内附，而其原因就是看到了当时中华文明的先进性。特别是其中的统治效能，这是各藩属国君主最为看重的。如朝鲜、越南，在官制甚至文字等方面一依中华，确实是因为这在当时都是比较先进的东西。
　　但进入近代，农业社会开始向工业社会转型，中华文明的弊端日益明显。在工业社会，一个国家的财富与实力主要不再来自於土地，而是源於各种新产品的创造与生产，来源於不同地域、国家之间的贸易。而要促成新产品创造与贸易的繁盛，必须要有对於创新、冒险精神的鼓励，要有对於产权与财富的保护，更进一步则是要有对於个体尊严与权利的充分保证。而基於农业社会的中华文明恰恰是一个集体文明、等级制文明，个权权益不受重视，创新意识受到压抑，蕴藏於其中的创新与财富也就无法发挥。後虽有洋务运动带来了一些实物层面的变化，但由於作为核心的制度没有改良，整个中国仍然缺乏自我创造财富与实力的“驱动器”。整个中国的实力虽由於地大物博而仍能在晚清以量胜（国内生产总值仍居世界前列），但在质的方面如工业发展水平则远落後於西方，被动挨打是迟早的事。
　　所以，朝贡体系的崩溃表面上看是实力的不济，天朝上国再也无法保护周边藩属受西方的入侵，但就深层次而论，根本上还是因为文明的衰落，中华文明再也无法成为维系一种体系的强大力量。中国人在分析朝贡体系的崩溃时，可能很容易忽略的一点是，即传统上一贯恭顺的藩属已露出对中华的不屑，至少是其统治阶级的一部分开始策划在内政上向西方（包括日本这个二传手）学习、外交上向西方靠拢。这种核心文明衰落下的离心力与西方入侵导致的分割力，共同推动了朝贡体系走向崩溃。例如，一般认为朝贡体系终结於1895年中日《马关条约》中规定“中国认明朝鲜国确为完全无缺之独立自立，故凡有亏损独立自主体制，即如该国向中国所修贡献典礼等，嗣後全行废绝。”但早在1884年，朝鲜国内开化党人在国王的支持下就发动甲申政变，杀死亲华的事大党人，宣布十四条政纲，其中第一条就是废除对中国的朝贡关系。只是在当时驻朝袁世凯军队的直接干预下，此次政变才未成功。否则，朝贡体系的终结要提前十余年。
　　文明除了关键的制度之外，还代表着一种社会习俗与生活方式。中华文明之所以能够在古代东亚大行其道，那是因为其核心儒家文明是一种精英文明，与之相应的是复杂的文字、宽大的华服、优雅的诗歌和脱离实际生产生活的休闲方式，这种生活方式虽然大多数人都无缘享受，却满足了农业社会中上层精英的特点与需要。然而工业社会的到来与个人意识的普遍觉醒，大众成为文明的载体，仅仅适用於精英的儒家文明自然就变得不合时宜。它虽然看起来仍然精致典雅，但逐渐变成了一种舞台上的文明、书本上的文明，不再为现代社会中的人所亲身接受与实践，自然也就不再具备那种对内对外万众来归的吸引力。近代东亚诸国尤其是日本无论在服饰、饮食甚至生活起居方面均大量引进西方方式，仍然奠基於儒家精英文明的朝贡体系的崩溃，在大众化的工业生活方式中崩溃是迟早的事。
　　二、文明再造与当代中国外交
　　这种文明衰落对内政外交的制约一直影响着清末以来的中国，中国此後的外交一直是一种没有文明底蕴的外交。对内没有找到最大程度产生并发挥实力的制度，对外缺乏使他国人民钦慕的吸引力与向心力。这种没有文明底蕴的外交，是不可能取得真正成功的。民国时期，蒋介石对内力图恢复传统，对外学习西方。但两种文明实有诸多不同之处，调和虽不是不可能，但可能必有传统文明的现代化与西方文明的中国化为前提。这点，蒋介石没有能力做到，也没有时间实现。没有文明的再造，所以民国外交也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共产主义的引进与胜利曾为这种文明探索带来一丝生机，但由於列宁斯大林创立的社会主义模式仍以扼制个体权益与创造力为特徵，所以终究不能适应现代社会的根本需要。苏联解体後，以共产主义取代传统儒家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梦想终於完全破碎，中国外交仍然处在一个没有文明底蕴的时期。
　　由於没有文明底蕴上的制度建构，虽然中国国内生产总值已高居世界第二，但从发展质量与水平等方面来说，其与西方的差距较晚清洋务运动时期并不见得要好多少。由於没有文明再造所透射出来的吸引力，当前中国的绝大多数邻国，都对中国抱有一种不信任甚至疑虑，许多甚至主动投向美国。作为世界霸权，美国的国际形象其实是不佳的，尤其是在伊斯兰世界，世人对美国的观感并不好。但在中国周边国家，美国却是难得的顺遂，以至於希拉里任职之初访问东南亚时，一句“美国回来了”竟然得到不少东盟国家的鼓掌欢迎。我们不妨试想一下，如果中国外长在东盟会议上说一句“中国回来了”，其他与会国有什麽反应。其中原因，与其用利益一词去解释，不如透过文明的消长来比较中美的处境。就利益而论，固然一些周边与中国存在领土等方面的争端，但如看贸易，他们对中国的依赖可能要大大超出对美国的依赖。而他们之所以倾向美国，不但有美国的霸权使然，还在於美国背後制度与生活方式对於他们的强大吸引。
　　所以，笔者以为，中国之所以还没有成为一个周边仰慕与亲近的国家，还没有成为一个真正朋友遍天下的国家，更没有成为走出了周边麻烦与战略困境相纠结的国家，根本原因还是中国远未完成文明的更新与再造。文明不但能够产生硬实力，还能产生一种吸引他人追随、认同的向心力与亲和力。单纯的物质实力只会让人恐惧，只有源於先进制度的实力以及制度本身才会让人钦服。以前中国做到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有朝贡体系，当前中国没有做到这一点，所以才在外交中反陷入美国与周边国家共同编就的包围圈中。展望未来，真正成功的中国外交必须有一种先进的文明作为内核与支撑，没有这种文明再造，中国外交即使再成功也只会是短暂的、局部的，而不可能像历史上的朝贡体系一样，以一个体系领导者的身份稳居在世界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