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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安德思
1961年出生，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电影和传媒专业，曾在法兰克福德国电视一台文化编辑部工作。1990年起在歌德学院工作，从德国慕尼黑、喀麦隆、巴西萨尔瓦多港、保加利亚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工作经验丰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次到访中国，旅游了几个月，虽然当时有学过简单的中文，但他或许没想到二三十年后，他将来华工作，如今的他依旧不能用中文顺畅的交流，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到一个国家工作，他都会努力掌握当地的语言，这次也不例外，每天安德思都在坚持学习中文。安德思说，“文化工作永远是一种翻译工作，因为语言来自于文化语境的自身”。
25周年庆典推出的活动将围绕“连.知.信.”这一主题，该主题是如何确定的？
构建联系网络——所谓的“连”——是人们彼此接触、相互了解的前提。一旦身在其中，也就能感知到他人的视角，理想情况下还能达到理解，即“知”的效果。实现了这些，才真正具备了深入对话的前提。我们这句宣传标语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信”，这也是让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基础。在歌德学院来到中国25年之后，我们对目前的成绩感到满意。
歌德学院是民办非盈利性质的文化机构，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歌德学院与政府的关系是？
歌德学院是注册在案的协会，行使其与德国外交部框架协议内规定的职责，并为此从公共财政获得一定资助。尽管如此，歌德学院在双方达成一致的范围内依然具有自主权。我们也一直与外交部以及当地的大使馆保持对话，就特定的活动方案进行探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独立性。
能否举例说明这种“独立”？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受到外界的非议。我却恰恰认为，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值得信赖的一面。
歌德学院要传递给大家的是什么？是否会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能否真实反映德国的现状？
歌德学院希望很好地告诉大家，对陌生文化的好奇可以带来收获，我们特别支持那些处于商业利益和市场之外的艺术，并努力让人们明白，在现在这样一个被经济与政治决定的世界，艺术及其本身所表达的乌托邦色彩仍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艺术的创造性，我们的梦又将在哪里？我们还如何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理想，就是支持这种态度，这也就成为我们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观念。
这种乌托邦式的观念当然也适用于德国，而在理想的背后有待发掘的恰恰是现实。德国在评价自己的历史和自我批判性地消化过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从它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也有可圈可点的一面，德国明白，为了保证全球的利益要克服一些国家利益。德国社会具有越来越高的宽容度，能够接纳少数人的观点，尊重少数人的“固执”。如果进行讨论，这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交流中也讨论很多社会性的话题。
歌德学院是如何规划和选择推介到中国的文化艺术的？
歌德学院根据内容，或者说话题来策划项目，而不是从类型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它应该与双方的都的文化有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将它具体化成许多不同的形式：戏剧演出、电影、舞蹈等等。我们也很乐意为大家展现，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媒介和领域内会有哪些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如果我的话题是“回忆的源泉”，那我感兴趣的是，我将如何在编舞、绘画、表演和学术话语中处理这个话题。我觉得这种不同形式的整合才是我们的着手点，这也许也是我们的工作深受合作伙伴赞赏的原因。
在选择文化项目时，其与两种文化的相关性是决定性因素。我也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文化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应当是活跃的、互相渗透的。这是文化对话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文化对话就很容易失败。这也是我要为人类的好奇心辩护的原因。如果我们对别人如何看待一个新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只愿看到别人跟我们想法一样，那么成功对话的前提就不够完备。因此，在项目规划之初，对问题的分析才显得如此重要，它将影响我们对项目的决定。
是否也会引荐中国的文化艺术到德国？
一般不做，只有少数例外情况，比如我们会支持一些在中国创作的两国合作作品到德国展出。
您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艺术是什么？如果让您来选择，您最希望将什么介绍到德国？
我觉得，许多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会让德国观众大吃一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它们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视觉艺术方面，歌德学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是否存在统一的画面语言？当我们面对同一个画面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视觉？”我们引介了伯恩·贝歇和希拉·贝歇的作品，他们的“观念摄影”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颇受重视，对后辈的摄影师也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那些看过他们作品的人，今后也一定会长期借鉴它们。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性”，虽然我觉得这个词来自生态学和经济学，用在艺术上不是特别恰当。从艺术角度看，“可持续性”指的可能是“重要性”，一件作品让我爱不释手，也启发了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一件作品是否重要，历史会给出最好的答案。艺术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歌德学院到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在中国有没有什么障碍？
歌德学院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近150个分院。不难想象，许多国家的情况是与德国和欧洲迥然相异的，差异在气候、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上都可能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欧洲不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遵循当地的规则，尽管它与我们在全球的规划相斥。我准备好随时质疑自己的立场，但同时也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最后想请你谈谈在中国的工作感受。
中国人对于与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取经验的兴趣之大，常常令我感到惊讶。有时候我也希望，他们能同样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如果说有什么期待，我有时也希望在这里被更从容地对待，并获得更多信任。
1961年出生，毕业于德国柏林自由大学戏剧、电影和传媒专业，曾在法兰克福德国电视一台文化编辑部工作。1990年起在歌德学院工作，从德国慕尼黑、喀麦隆、巴西萨尔瓦多港、保加利亚到南非约翰内斯堡，工作经验丰富。
上世纪80年代初次到访中国，旅游了几个月，虽然当时有学过简单的中文，但他或许没想到二三十年后，他将来华工作，如今的他依旧不能用中文顺畅的交流，按照以往的经验，每到一个国家工作，他都会努力掌握当地的语言，这次也不例外，每天安德思都在坚持学习中文。安德思说，“文化工作永远是一种翻译工作，因为语言来自于文化语境的自身”。
25周年庆典推出的活动将围绕“连.知.信.”这一主题，该主题是如何确定的？
构建联系网络——所谓的“连”——是人们彼此接触、相互了解的前提。一旦身在其中，也就能感知到他人的视角，理想情况下还能达到理解，即“知”的效果。实现了这些，才真正具备了深入对话的前提。我们这句宣传标语的理想目标，是实现人们之间的相互信任——“信”，这也是让世界朝着更美好的方向发展的基础。在歌德学院来到中国25年之后，我们对目前的成绩感到满意。
歌德学院是民办非盈利性质的文化机构，独立于政治之外，那么歌德学院与政府的关系是？
歌德学院是注册在案的协会，行使其与德国外交部框架协议内规定的职责，并为此从公共财政获得一定资助。尽管如此，歌德学院在双方达成一致的范围内依然具有自主权。我们也一直与外交部以及当地的大使馆保持对话，就特定的活动方案进行探讨，但这并不影响我们的独立性。
能否举例说明这种“独立”？
有时候，我们会因为自己的选择受到外界的非议。我却恰恰认为，这正是我们的工作值得信赖的一面。
歌德学院要传递给大家的是什么？是否会从国家形象的角度出发？能否真实反映德国的现状？
歌德学院希望很好地告诉大家，对陌生文化的好奇可以带来收获，我们特别支持那些处于商业利益和市场之外的艺术，并努力让人们明白，在现在这样一个被经济与政治决定的世界，艺术及其本身所表达的乌托邦色彩仍是非常必要的。如果没有艺术的创造性，我们的梦又将在哪里？我们还如何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的观点？我们的理想，就是支持这种态度，这也就成为我们想要传递给大家的观念。
这种乌托邦式的观念当然也适用于德国，而在理想的背后有待发掘的恰恰是现实。德国在评价自己的历史和自我批判性地消化过去方面取得了许多成就，从它今天在世界上的地位来看，也有可圈可点的一面，德国明白，为了保证全球的利益要克服一些国家利益。德国社会具有越来越高的宽容度，能够接纳少数人的观点，尊重少数人的“固执”。如果进行讨论，这也将会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们在交流中也讨论很多社会性的话题。
歌德学院是如何规划和选择推介到中国的文化艺术的？
歌德学院根据内容，或者说话题来策划项目，而不是从类型出发。我们首先关注的是“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它应该与双方的都的文化有有关系。然后我们再来将它具体化成许多不同的形式：戏剧演出、电影、舞蹈等等。我们也很乐意为大家展现，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媒介和领域内会有哪些不同的解读。比如说，如果我的话题是“回忆的源泉”，那我感兴趣的是，我将如何在编舞、绘画、表演和学术话语中处理这个话题。我觉得这种不同形式的整合才是我们的着手点，这也许也是我们的工作深受合作伙伴赞赏的原因。
在选择文化项目时，其与两种文化的相关性是决定性因素。我也想借此机会强调一下，文化并不是封闭的体系，它应当是活跃的、互相渗透的。这是文化对话能够取得成功的前提。如果不能看到这一点，文化对话就很容易失败。这也是我要为人类的好奇心辩护的原因。如果我们对别人如何看待一个新问题根本不感兴趣，如果我们只愿看到别人跟我们想法一样，那么成功对话的前提就不够完备。因此，在项目规划之初，对问题的分析才显得如此重要，它将影响我们对项目的决定。
是否也会引荐中国的文化艺术到德国？
一般不做，只有少数例外情况，比如我们会支持一些在中国创作的两国合作作品到德国展出。
您认为最能代表中国的文化艺术是什么？如果让您来选择，您最希望将什么介绍到德国？
我觉得，许多当代中国青年艺术家的作品会让德国观众大吃一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形式上，它们都比人们通常理解的要复杂得多。
视觉艺术方面，歌德学院主要做了哪些工作？
我们提出的问题是：“世界范围内是否存在统一的画面语言？当我们面对同一个画面时，不同的文化背景又会如何影响我们的视觉？”我们引介了伯恩·贝歇和希拉·贝歇的作品，他们的“观念摄影”在德国乃至全世界都颇受重视，对后辈的摄影师也起到了很强的示范作用。那些看过他们作品的人，今后也一定会长期借鉴它们。这就是人们所说的“可持续性”，虽然我觉得这个词来自生态学和经济学，用在艺术上不是特别恰当。从艺术角度看，“可持续性”指的可能是“重要性”，一件作品让我爱不释手，也启发了我自己的艺术实践。一件作品是否重要，历史会给出最好的答案。艺术史上有许多这样的案例。
由于各国国情的不同，歌德学院到每一个国家可能都会遇到不同的困难，在中国有没有什么障碍？
歌德学院在全球90多个国家拥有近150个分院。不难想象，许多国家的情况是与德国和欧洲迥然相异的，差异在气候、社会结构和政治体系上都可能存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与欧洲不同，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是否要遵循当地的规则，尽管它与我们在全球的规划相斥。我准备好随时质疑自己的立场，但同时也认为，文化相对主义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最后想请你谈谈在中国的工作感受。
中国人对于与国际建立联系并获取经验的兴趣之大，常常令我感到惊讶。有时候我也希望，他们能同样认识到自身的价值所在。如果说有什么期待，我有时也希望在这里被更从容地对待，并获得更多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