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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色的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1931年8月，中共湘赣省委在江西永新县成立，王首道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县城东门附近的肖家祠。省委成立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灰布红军服装、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出入肖家祠大门，他就是任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
这时的胡耀邦只有16岁，省委书记王首道在向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介绍时说：“他是我们省委里最年轻的省部门领导。”
胡耀邦1915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苍黄村一贫农家庭，幼时，他到学堂里读了7年书。胡耀邦聪颖好学，甚得师长喜爱。几年下来，他的诗、文写得不错，毛笔字也写得蛮好。后因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费，他便辍学在家。1929年，湘东一带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建立了儿童团，14岁的胡耀邦参加了儿童团，翌年当上了乡儿童团团长，不久，又担任浏阳县儿童团总团长。1931年初，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他奉命从家乡来到江西莲花县任少共湘东南特委常委。8月担任少共湘赣省委常委、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胡耀邦性格活泼爽朗，朝气蓬勃，工作既有魄力，又有吃苦精神。湘赣苏区的儿童工作在他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
走马上任，胡耀邦看到有些区、乡村儿童团组织尚不健全，即把儿童团组织建设作为首要的工作来抓。他主持制定了湘赣苏区发展儿童团组织的工作计划，强调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儿童团组织，扩大儿童团队伍。有家长对子女加入儿童团并不是很支持，认为细伢子参加儿童团是图好玩，参加儿童团要耽误做家务，因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胡耀邦了解到这种情况，要求儿童团干部要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动员，挨家挨户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各区、乡、村普遍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儿童团队伍迅速扩大，到1932年2月湘赣省有7万余名儿童加入了儿童团。
儿童团队伍扩大了，培训儿童团干部又成了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胡耀邦决定省儿童局不定期地举办儿童团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制定培训计划，编写有关教材，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怎样做儿童工作。他讲课时，声音洪亮，动作有力，又不时插上一些生动例子，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受教益。通过培训，儿童团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由于当时湘赣边区各县经济贫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儿童都上不了学。于是，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把动员和鼓励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全省儿童局书记会议上，强调“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和督促广大儿童入学”。他还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主办的刊物《列宁青年》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目前团在儿童运动中的一件中心工作——领导全体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对儿童加紧共产主义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并向各级共青团组织提出：1、团要领导广大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2、向儿童及其家长作广泛的宣传，启发儿童的求知热情；3、没有建立列宁小学的地方，团组织要负责发起并着手进行组织。这篇文章对苏区儿童入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耀邦每次下基层，都要把儿童入学问题列为检查内容，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次，胡耀邦来到永新厚田、三房乡一带检查工作，在村口，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路旁哭，他当即上去询问，原来是小孩没有钱买课本读书。胡耀邦把身上当月分伙食尾子得来的20个铜板给了这个孩子。回到省里后，他立即向省苏维埃政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村、乡政府从公田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来解决贫苦农民孩子无钱买书的困难。在胡耀邦和各级政府、儿童团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下，苏区儿童基本上进入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读书学习。
胡耀邦年龄不大，却很重视儿童的思想教育，懂得思想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他首先创办了《共产主义儿童报》。 这是一份对苏区少儿进行政治教育的四开页半月一期的小报，每一期的组稿、编写、油印工作，胡耀邦都注入了很大的精力，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小报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是苏区儿童的好朋友，对苏区儿童起到了增长知识、陶冶心灵、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作用。
针对少年儿童活泼好动、喜跳爱唱的特点，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作为儿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儿童团成立了娱乐部、列宁室，开展队列训练，以及踢毽子、做操、滚铁环等体育活动和唱歌、跳舞、演戏等文娱活动。
其次，胡耀邦经常组织儿童团员中的文艺骨干，排练节目。他亲自教唱《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这首歌很快就在苏区广泛传开了。只要一听见“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的歌声，红色少年就立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它激励了千百万少年走向战场。他参与编写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率领慰问队慰问伤病员和从前方作战胜利归来的红军指战员。有一次，胡耀邦还即兴表演了自己参与编写的湘赣军民喜爱的采茶剧——《大放马》。该剧以牧童与村姑对唱的形式，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工农运动。其中有一段歌词这样唱道：
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
十月里个革命什么人领导？
什么人呀在中国组织工农运动？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起草，
十月里个革命列宁来领导，
苏兆征是工人的首领，
彭湃那个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
这段歌词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寓教于乐，一时间在整个苏区广为流传。
1932年5月下旬，在胡耀邦主持下，省儿童局举办了全省儿童文娱体育活动总检阅，更推动了儿童文体活动的开展。
在当时战争环境里，胡耀邦特别注意发挥儿童在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他根据苏区斗争特点，确定了儿童在保卫和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任务，如：收集废铜破铁，支援前线；站岗放哨，警戒敌人，维持地方治安；为红军和政府机关送信；动员和支持哥哥当红军；慰劳红军，慰问、帮助红军家属等。在各级儿童局领导下，湘赣苏区儿童对这些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有一个故事在苏区内传为佳话：有一次，湘赣省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因事经过永新澧田，因未带通行证，被儿童团送交乡苏维埃政府。事后，他高兴地夸奖儿童团员说：“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很对呀!”
1932年永新一县少年儿童就收集废铜18万斤。同时，儿童团员还被组织起来打扫战场，拾取弹壳。有的儿童团员一次就拾到六七十斤弹壳，交给苏维埃政府，受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通报表彰。
由于胡耀邦在湘赣省儿童局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多次受到省委和少共中央局的表彰。1932年11月，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冯文彬来湘赣苏区巡视工作，对湘赣少儿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湘赣苏区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苏区的模范”。而胡耀邦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那爽直开朗的性格和雷厉风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以及初步显露的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深刻地印记在苏区群众的心中。解放后，许多当年和胡耀邦一起战斗过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对此尚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勤勉好学、热情似火的红小鬼”
胡耀邦酷爱读书、虚心好学。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听说了胡耀邦刻苦读书的事迹，连声夸奖：“难得!难得!”胡耀邦这种良好的习惯就是在湘赣苏区开始养成的。
胡耀邦在参加革命前读了7年书，在湘赣省委机关里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外还算读书较多的。但在参加革命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后，他深深感到自己肚里那点墨水太不够了，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得很。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一次，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谭启龙(解放后曾历任中共浙江、山东、四川省委书记)问他：“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曾领导过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城市起义，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搞城市起义了，却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搞苏维埃运动？你学问大，跟我讲一讲吧。”
胡耀邦想了一阵，其中道理好像朦朦胧胧懂得一点，但总理不出头绪，更不能子丑寅的讲出道道来。只好红着脸说：“我也讲不清，我们一起去问王书记吧。”
省委书记王首道很高兴并详细地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年纪不大，都担任了省部门领导，今后要多读书，勤学习，勤思考，不断增进革命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这样才能胜任工作，挑起更重的革命担子。努力吧!”
胡耀邦和谭启龙连连点头。从此胡耀邦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文化水平。
当时，苏区读书的条件极为困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不要说食盐、药品、洋硝、铜、锡等物资进不了苏区，就连书报、杂志也很难进入苏区。而苏区只能石印或用钢板油印一些小报、通告之类的简单印刷品，尚不具备铅印出版书籍的条件，因此要找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但这难不倒读书心切的胡耀邦，他千方百计去找书来读。他的书源主要有三个：省委一些领导同志调来湘赣苏区时，随身带来的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籍(革命理论书、刊为多)；省委宣传部保存的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籍；从苏区群众手里借来的。每得到一本好书，胡耀邦都如获至宝，更如饥似渴地去阅读。白天工作忙，没时间，就晚上点个不太明亮的豆油灯读，经常读到半夜才休息。有时下到县、区去检查巡视工作，也随身带几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有些好书、好文章，他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
胡耀邦读书涉猎广泛，除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书刊外，中国古典名著，他也很爱读，《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四大名著，以及《史记》、《古文观止》、《昭明文选》，都是他经常读的书籍。唐宋诗词他也很喜欢读。
胡耀邦读书很认真，特别是读革命理论书籍更不马虎。他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一些重要的书籍和文章，还要作摘录和写读书笔记。对一些弄不懂的地方，就大胆而虚心地向革命经验丰富，政治、文化水平高的同志请教，像省委书记王首道、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宣传部长甘泗淇、组织部长林瑞笙、红八军政委王震等，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良师。这些领导同志对胡耀邦的勤勉好学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赞许有加。
由于胡耀邦热爱读书，虚心好学，他在湘赣苏区工作这段时间里，理论修养得到了加强，政治、文化水平以及工作能力也都得到很大提高，为他以后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耀邦不仅自己热爱读书，还热忱地鼓励、帮助身边的同志读书、学习。谭启龙比胡耀邦大一岁，也是红军时期著名的“红小鬼”。他从小父母双亡，10岁给人家放牛，14岁丢掉牛鞭参加革命。他没有读过书，仅在儿童团里认识了一些字，因而工作起来有时显得吃力。胡耀邦就热情地鼓励他一定要攻克文化关，学好文化。他根据谭启龙的情况，为谭启龙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什么时候读哪些书、哪些文章，都订得很详细，到时还要检查。谭启龙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胡耀邦尽自己所能为他解答。谭启龙学习也勤奋、自觉，一年多下来，文化水平便有了很大长进，不仅能看多种报刊和文件，还能读懂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也能写简短的文章，工作起来顺手多了。
几十年后，谭启龙还动情地说：“我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文化知识、政治思想水平大有长进，确实与耀邦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还挤出时间满腔热情地为《湘赣红旗》、《红色湘赣》、《列宁青年》等湘赣省的报刊撰写文章、编写山歌。如1932年8月30日出版的第十三期《列宁青年》上就刊载了胡耀邦写的山歌《拥护红军》：
（一）男唱
山歌开口不骂人，告诉朋友两事情，讨婆要讨贫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
（二）女唱
一针一针又一针，做双鞋子送红军，先生老板我不想，不嫁红军不甘心。
（三）男唱
你我同意又合心，何不结成自由婚，自由婚姻结成后，你理家事我当兵。
（四）女唱
亲哥勇敢愿当兵，愿与亲哥就结婚，家中事情你莫念，望你努力杀敌人。
在第二十期《列宁青年》上又刊登了他写的《参战歌》。
他写的文章和山歌像春风吹旺了火焰，鼓动了苏区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
胡耀邦对读书、学习的热爱，对同志对革命的热情赢得苏区领导和群众一致好评，甘泗淇同志曾称赞胡耀邦是“勤勉好学、热情似火的红小鬼”。
险些被打成“AB团”分子
正当胡耀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一场厄运悄悄降临。
1932年底，湘赣苏区和其他苏区一样，肃反工作出现了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后来，湘赣省委对肃反工作逐渐产生了怀疑，对一些“左”的政策进行了纠正。但时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省委委员的刘士杰（后叛变）怀着个人私欲，向苏区中央局歪曲汇报湘赣省委的工作，对省委主要领导王首道、张启龙等进行诬告。苏区中央局轻信了刘士杰的汇报，指责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省委书记职务，改由刘士杰代理。
胡耀邦和谭启龙对此感到深深困惑，他们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肃反怎能这样搞？昨天还是一起冲锋陷阵，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敌人？省委书记王首道不遗余力地领导苏区军民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怎么竟被撤销职务，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省委常委、军区总指挥张启龙领导、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功劳卓著，怎么也被逮捕？他们对这一切想不通，有看法，有时不免议论起来。
常言道：隔墙有耳。胡耀邦和谭启龙的私下议论很快被省政治保卫局知悉，两人被列入了“AB团”分子名单，停止了工作，遭到关押和审讯。
由于胡耀邦和谭启龙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所以对他们的处理还需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刘士杰就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处理。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自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乱弹琴！”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任命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刘士杰露出窘相，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列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保一保。他看着刘士杰与谭余保在争论不休，便起身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刘士杰也觉得有台阶可下，便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无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避免了一场厄运。
1933年1月，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也没有进行什么审查，胡耀邦和谭启龙就重新分配了工作。胡耀邦先是到中央《青年实话》编辑部工作，后调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宣传部长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遇见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时，跟他开玩笑说：“你保了个‘总书记’。”冯文彬“呵呵”直笑。
胡耀邦对在湘赣苏区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始终难以忘怀。1988年，他在赠给谭启龙的一首诗里仍写道：“冤蒙AB双脱队，战处南北俱幸存。”也正是因为他曾有这段难忘的经历，因而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更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在“文革”结束后，不遗余力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
1931年8月，中共湘赣省委在江西永新县成立，王首道任省委书记，省委机关设在县城东门附近的肖家祠。省委成立后，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个身穿灰布红军服装、年纪不大、个子不高的年轻人出入肖家祠大门，他就是任省儿童局书记的胡耀邦。
这时的胡耀邦只有16岁，省委书记王首道在向中央巡视员冯文彬介绍时说：“他是我们省委里最年轻的省部门领导。”
胡耀邦1915年出生在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苍黄村一贫农家庭，幼时，他到学堂里读了7年书。胡耀邦聪颖好学，甚得师长喜爱。几年下来，他的诗、文写得不错，毛笔字也写得蛮好。后因家里实在负担不起学费，他便辍学在家。1929年，湘东一带苏维埃运动如火如荼，乡、村建立了儿童团，14岁的胡耀邦参加了儿童团，翌年当上了乡儿童团团长，不久，又担任浏阳县儿童团总团长。1931年初，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5月，他奉命从家乡来到江西莲花县任少共湘东南特委常委。8月担任少共湘赣省委常委、湘赣省儿童局书记。
胡耀邦性格活泼爽朗，朝气蓬勃，工作既有魄力，又有吃苦精神。湘赣苏区的儿童工作在他领导下，开展得有声有色。
走马上任，胡耀邦看到有些区、乡村儿童团组织尚不健全，即把儿童团组织建设作为首要的工作来抓。他主持制定了湘赣苏区发展儿童团组织的工作计划，强调应迅速建立和健全各级儿童团组织，扩大儿童团队伍。有家长对子女加入儿童团并不是很支持，认为细伢子参加儿童团是图好玩，参加儿童团要耽误做家务，因而不让自己的孩子参加。胡耀邦了解到这种情况，要求儿童团干部要利用各种场合进行宣传动员，挨家挨户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全省各区、乡、村普遍建立了儿童团组织，儿童团队伍迅速扩大，到1932年2月湘赣省有7万余名儿童加入了儿童团。
儿童团队伍扩大了，培训儿童团干部又成了面临的一项重要的任务。胡耀邦决定省儿童局不定期地举办儿童团干部训练班，他亲自制定培训计划，编写有关教材，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来讲怎样做儿童工作。他讲课时，声音洪亮，动作有力，又不时插上一些生动例子，学员们听得津津有味，很受教益。通过培训，儿童团干部的素质得到了很大提高。
由于当时湘赣边区各县经济贫困，文化教育十分落后，绝大多数儿童都上不了学。于是，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组织把动员和鼓励儿童学习文化知识当作义不容辞的责任，他在全省儿童局书记会议上，强调“必须用最大的力量动员和督促广大儿童入学”。他还在共青团湘赣省委主办的刊物《列宁青年》上撰写了一篇题为《目前团在儿童运动中的一件中心工作——领导全体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的文章，文章阐述了对儿童加紧共产主义教育和学习的重要性，并向各级共青团组织提出：1、团要领导广大学龄儿童到列宁学校去读书；2、向儿童及其家长作广泛的宣传，启发儿童的求知热情；3、没有建立列宁小学的地方，团组织要负责发起并着手进行组织。这篇文章对苏区儿童入学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胡耀邦每次下基层，都要把儿童入学问题列为检查内容，并帮助解决一些实际问题。一次，胡耀邦来到永新厚田、三房乡一带检查工作，在村口，看到一个八九岁的小孩在路旁哭，他当即上去询问，原来是小孩没有钱买课本读书。胡耀邦把身上当月分伙食尾子得来的20个铜板给了这个孩子。回到省里后，他立即向省苏维埃政府反映了这个情况，并建议村、乡政府从公田收入中拿出一些钱来解决贫苦农民孩子无钱买书的困难。在胡耀邦和各级政府、儿童团组织的重视和关心下，苏区儿童基本上进入了列宁小学和识字班读书学习。
胡耀邦年龄不大，却很重视儿童的思想教育，懂得思想教育必须“从娃娃抓起”。
他首先创办了《共产主义儿童报》。 这是一份对苏区少儿进行政治教育的四开页半月一期的小报，每一期的组稿、编写、油印工作，胡耀邦都注入了很大的精力，做了许多实际工作。小报办得通俗易懂，生动活泼，是苏区儿童的好朋友，对苏区儿童起到了增长知识、陶冶心灵、培养共产主义世界观的作用。
针对少年儿童活泼好动、喜跳爱唱的特点，胡耀邦要求各级儿童团把开展文娱体育活动作为儿童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各级儿童团成立了娱乐部、列宁室，开展队列训练，以及踢毽子、做操、滚铁环等体育活动和唱歌、跳舞、演戏等文娱活动。
其次，胡耀邦经常组织儿童团员中的文艺骨干，排练节目。他亲自教唱《共产主义儿童团团歌》，这首歌很快就在苏区广泛传开了。只要一听见“准备好了么？时刻准备着，我们都是共产儿童团……”的歌声，红色少年就立刻精神抖擞，斗志昂扬，它激励了千百万少年走向战场。他参与编写短小精悍的文艺节目，并率领慰问队慰问伤病员和从前方作战胜利归来的红军指战员。有一次，胡耀邦还即兴表演了自己参与编写的湘赣军民喜爱的采茶剧——《大放马》。该剧以牧童与村姑对唱的形式，歌颂了十月革命和工农运动。其中有一段歌词这样唱道：
共产党宣言什么人起草？
十月里个革命什么人领导？
什么人呀在中国组织工农运动？
共产党宣言马克思起草，
十月里个革命列宁来领导，
苏兆征是工人的首领，
彭湃那个毛泽东组织农民运动。
这段歌词通俗易懂、琅琅上口，寓教于乐，一时间在整个苏区广为流传。
1932年5月下旬，在胡耀邦主持下，省儿童局举办了全省儿童文娱体育活动总检阅，更推动了儿童文体活动的开展。
在当时战争环境里，胡耀邦特别注意发挥儿童在根据地斗争中的作用。他根据苏区斗争特点，确定了儿童在保卫和建设根据地斗争中的任务，如：收集废铜破铁，支援前线；站岗放哨，警戒敌人，维持地方治安；为红军和政府机关送信；动员和支持哥哥当红军；慰劳红军，慰问、帮助红军家属等。在各级儿童局领导下，湘赣苏区儿童对这些任务都完成得很好。有一个故事在苏区内传为佳话：有一次，湘赣省军区总指挥蔡会文因事经过永新澧田，因未带通行证，被儿童团送交乡苏维埃政府。事后，他高兴地夸奖儿童团员说：“小朋友，你们做得很好、很对呀!”
1932年永新一县少年儿童就收集废铜18万斤。同时，儿童团员还被组织起来打扫战场，拾取弹壳。有的儿童团员一次就拾到六七十斤弹壳，交给苏维埃政府，受到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通报表彰。
由于胡耀邦在湘赣省儿童局的工作搞得有声有色，成绩显著，多次受到省委和少共中央局的表彰。1932年11月，少共苏区中央局书记冯文彬来湘赣苏区巡视工作，对湘赣少儿工作给予了很高评价，称湘赣苏区儿童“是革命的小英雄，是全国苏区的模范”。而胡耀邦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那爽直开朗的性格和雷厉风行、踏实肯干的工作作风以及初步显露的卓越的领导和组织才能深刻地印记在苏区群众的心中。解放后，许多当年和胡耀邦一起战斗过的少先队员和儿童团员对此尚记忆犹新、津津乐道。
“勤勉好学、热情似火的红小鬼”
胡耀邦酷爱读书、虚心好学。据说，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听说了胡耀邦刻苦读书的事迹，连声夸奖：“难得!难得!”胡耀邦这种良好的习惯就是在湘赣苏区开始养成的。
胡耀邦在参加革命前读了7年书，在湘赣省委机关里除了几位主要领导外还算读书较多的。但在参加革命后特别是担任领导职务后，他深深感到自己肚里那点墨水太不够了，尤其是革命理论方面的知识欠缺得很。有一件事对他触动很大：一次，湘赣省少先队总队长谭启龙(解放后曾历任中共浙江、山东、四川省委书记)问他：“大革命失败后，我们党曾领导过几次武装暴动，都是城市起义，像南昌起义、广州起义。为什么我们现在不搞城市起义了，却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搞苏维埃运动？你学问大，跟我讲一讲吧。”
胡耀邦想了一阵，其中道理好像朦朦胧胧懂得一点，但总理不出头绪，更不能子丑寅的讲出道道来。只好红着脸说：“我也讲不清，我们一起去问王书记吧。”
省委书记王首道很高兴并详细地解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最后，语重心长地对他们说：“你们年纪不大，都担任了省部门领导，今后要多读书，勤学习，勤思考，不断增进革命理论知识和文化知识，提高自己的政治、文化水平。这样才能胜任工作，挑起更重的革命担子。努力吧!”
胡耀邦和谭启龙连连点头。从此胡耀邦暗下决心，今后一定要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努力提高自己的理论修养和政治、文化水平。
当时，苏区读书的条件极为困难。由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实行经济封锁，不要说食盐、药品、洋硝、铜、锡等物资进不了苏区，就连书报、杂志也很难进入苏区。而苏区只能石印或用钢板油印一些小报、通告之类的简单印刷品，尚不具备铅印出版书籍的条件，因此要找到一本书非常不容易。但这难不倒读书心切的胡耀邦，他千方百计去找书来读。他的书源主要有三个：省委一些领导同志调来湘赣苏区时，随身带来的一些自己喜爱的书籍(革命理论书、刊为多)；省委宣传部保存的红军从敌人那里缴获的书籍；从苏区群众手里借来的。每得到一本好书，胡耀邦都如获至宝，更如饥似渴地去阅读。白天工作忙，没时间，就晚上点个不太明亮的豆油灯读，经常读到半夜才休息。有时下到县、区去检查巡视工作，也随身带几本书，一有时间就拿出来读。有些好书、好文章，他爱不释手，读了一遍又一遍。
胡耀邦读书涉猎广泛，除革命理论书籍和进步书刊外，中国古典名著，他也很爱读，《三国演义》、《水浒》、《红楼梦》、《西游记》四大名著，以及《史记》、《古文观止》、《昭明文选》，都是他经常读的书籍。唐宋诗词他也很喜欢读。
胡耀邦读书很认真，特别是读革命理论书籍更不马虎。他勤于思考、刻苦钻研，对一些重要的书籍和文章，还要作摘录和写读书笔记。对一些弄不懂的地方，就大胆而虚心地向革命经验丰富，政治、文化水平高的同志请教，像省委书记王首道、省苏维埃主席袁德生、省委宣传部长甘泗淇、组织部长林瑞笙、红八军政委王震等，既是他的领导，也是他的良师。这些领导同志对胡耀邦的勤勉好学都留下了深刻印象，并赞许有加。
由于胡耀邦热爱读书，虚心好学，他在湘赣苏区工作这段时间里，理论修养得到了加强，政治、文化水平以及工作能力也都得到很大提高，为他以后担任更重要的领导职务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胡耀邦不仅自己热爱读书，还热忱地鼓励、帮助身边的同志读书、学习。谭启龙比胡耀邦大一岁，也是红军时期著名的“红小鬼”。他从小父母双亡，10岁给人家放牛，14岁丢掉牛鞭参加革命。他没有读过书，仅在儿童团里认识了一些字，因而工作起来有时显得吃力。胡耀邦就热情地鼓励他一定要攻克文化关，学好文化。他根据谭启龙的情况，为谭启龙制定了一个学习计划，什么时候读哪些书、哪些文章，都订得很详细，到时还要检查。谭启龙在学习中遇到疑难问题，胡耀邦尽自己所能为他解答。谭启龙学习也勤奋、自觉，一年多下来，文化水平便有了很大长进，不仅能看多种报刊和文件，还能读懂一些革命理论书籍，也能写简短的文章，工作起来顺手多了。
几十年后，谭启龙还动情地说：“我在湘赣苏区工作期间，文化知识、政治思想水平大有长进，确实与耀邦同志的帮助是分不开的。”
胡耀邦还挤出时间满腔热情地为《湘赣红旗》、《红色湘赣》、《列宁青年》等湘赣省的报刊撰写文章、编写山歌。如1932年8月30日出版的第十三期《列宁青年》上就刊载了胡耀邦写的山歌《拥护红军》：
（一）男唱
山歌开口不骂人，告诉朋友两事情，讨婆要讨贫家女，当兵要当我红军。
（二）女唱
一针一针又一针，做双鞋子送红军，先生老板我不想，不嫁红军不甘心。
（三）男唱
你我同意又合心，何不结成自由婚，自由婚姻结成后，你理家事我当兵。
（四）女唱
亲哥勇敢愿当兵，愿与亲哥就结婚，家中事情你莫念，望你努力杀敌人。
在第二十期《列宁青年》上又刊登了他写的《参战歌》。
他写的文章和山歌像春风吹旺了火焰，鼓动了苏区群众不断高涨的革命热情。
胡耀邦对读书、学习的热爱，对同志对革命的热情赢得苏区领导和群众一致好评，甘泗淇同志曾称赞胡耀邦是“勤勉好学、热情似火的红小鬼”。
险些被打成“AB团”分子
正当胡耀邦全身心地投入工作时，一场厄运悄悄降临。
1932年底，湘赣苏区和其他苏区一样，肃反工作出现了扩大化，一大批干部被当成“AB团”反革命分子抓了起来，甚至惨遭杀害。后来，湘赣省委对肃反工作逐渐产生了怀疑，对一些“左”的政策进行了纠正。但时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省委委员的刘士杰（后叛变）怀着个人私欲，向苏区中央局歪曲汇报湘赣省委的工作，对省委主要领导王首道、张启龙等进行诬告。苏区中央局轻信了刘士杰的汇报，指责湘赣省委犯了严重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决定改组省委，撤销王首道省委书记职务，改由刘士杰代理。
胡耀邦和谭启龙对此感到深深困惑，他们不能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肃反怎能这样搞？昨天还是一起冲锋陷阵，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敌人？省委书记王首道不遗余力地领导苏区军民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怎么竟被撤销职务，遭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省委常委、军区总指挥张启龙领导、指挥红军粉碎敌人多次“围剿”，功劳卓著，怎么也被逮捕？他们对这一切想不通，有看法，有时不免议论起来。
常言道：隔墙有耳。胡耀邦和谭启龙的私下议论很快被省政治保卫局知悉，两人被列入了“AB团”分子名单，停止了工作，遭到关押和审讯。
由于胡耀邦和谭启龙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所以对他们的处理还需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刘士杰就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处理。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自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乱弹琴！”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任命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刘士杰露出窘相，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列席这次会议的中央巡视员冯文彬，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保一保。他看着刘士杰与谭余保在争论不休，便起身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刘士杰也觉得有台阶可下，便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无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避免了一场厄运。
1933年1月，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也没有进行什么审查，胡耀邦和谭启龙就重新分配了工作。胡耀邦先是到中央《青年实话》编辑部工作，后调任反帝拥苏总同盟青年部长、宣传部长和共青团苏区中央局秘书长。谭启龙被任命为中华苏维埃少年先锋队中央总部巡视员。两人后来得知，他们走后，被打成“AB团”分子的一些干部，如袁德生（省苏维埃主席）、易心平（团省委书记）、张槐荪(省委秘书长)等都被错杀了。
1982年9月，在党的十二大上，胡耀邦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时任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的谭启龙遇见时任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冯文彬时，跟他开玩笑说：“你保了个‘总书记’。”冯文彬“呵呵”直笑。
胡耀邦对在湘赣苏区的这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始终难以忘怀。1988年，他在赠给谭启龙的一首诗里仍写道：“冤蒙AB双脱队，战处南北俱幸存。”也正是因为他曾有这段难忘的经历，因而对“左”倾思想的严重危害更有切肤之痛，他才能在“文革”结束后，不遗余力地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