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家门前的电线杆上，绑着一个老头，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我找刘小手”五个大字。
　　
小区保安打电话问我，你是不是刘小手？我说，我要不是刘小手，你干嘛打我电话？保安说，别废话，你要是刘小手，就抓紧回来一趟，有人找你。我说，你让那孙子等着吧。刚挂断电话，保安便将一张照片发到小区的微信群里。点开照片后，我撂下手里的扳手就朝回赶。我知道，那是父亲进了城。
　　
见到父亲时，他依着电线杆睡得正香。他的头歪在一边，任凭我怎么掰，都直不起来。他的嘴有些歪，一半能合上、另一半合不上，合不上的那一半正垂着口水。与父亲一起绑在水泥柱子上的，是那床绣着牡丹和鸳鸯图案的棉被。棉被上的牡丹原有两朵、鸳鸯也有两只，可是一朵牡丹和一只鸳鸯，被我妈带走、化成灰了。留下的这一朵牡丹花和一只鸳鸯，父亲请人把它缝制在一张宽大的蓝布里，就像装裱一副残破的国画那样。接着，父亲用这块装裱好的残布，重新做了一床被子。
　　
我给父亲松绑。绑在棉被上的绳子，上下纵横、左右交错，足足有七、八道，尤其是脖子上的那一道，已经勒进了肉里。这种绑法，在我老家的林场叫做“捆野猪”。用这种方法捆的野猪，别说跑了，就连哼哼的力气也使不出来。解开棉被上的这一层绳索，我发现父亲贴身的棉袄上还捆了一层，用的是犯人行刑的五花大绑，绳子在每一个交叉处，都打了死结。看来，父亲是被人捆进城的，到了小区后，又再次被绑在树上。这两层捆绑，扎疼了我的心。
　　
我说：“他妈的，你这是捆人呢还是捆牲口呢？”
　　
我四顾无人，但见父亲面前的水泥地上，用红砖写了一串电话号码。那是送父亲进城的人留下的。我拨打过去，本想将那人臭骂一顿，可是一听到家乡的方言，心就软了下来。不知为何，我说了这样一句话：“让你费心了”。
　　
电话那头的声音，我小时候听过，好像是林场的李叔或者王叔。那位叔说：“小手，这次你爸病得不轻呀，他连人都认不清了。我们实在没有办法，就把他给你送去了。你爸他实在不能在林场呆了，他要呆在林场，我们这些人的饭碗都不保了。”接着，他列举了父亲在林场犯下的罪行。
　　
“半个月前，有人来林场偷黑松，偷的是那种长不成材的侏儒松，回去做盆景。林场对这些挖侏儒松的人，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反正，这样的松树也长不成材，长大了也是砍材烧火的料。你爸逮到了一个挖侏儒松的，将人绑在树上用荆条抽了一顿。抽完之后，他披着衣服就走了，却把人忘在了树上。虽然已经开春，可早晚还滴水成冰呀，要不是有人看见，那人就该活活冻死了。”
　　
这时，身边有人补刀。“上个礼拜，你爸在屋子里烤火，把自己搭在树上的房子给烧了。前天，他跑到仓库边烤火，又把仓库给烧着了，养在里面的三百多只鸡，一夜之间全变成烧鸡了。那对租房子养鸡的夫妇，也差点送了命。小手，你带你爸到大医院查查，是不是他的脑子不行了。”
　　
我上一次见父亲，是两年前，那次，也是林场打来的电话，说老头子八成是疯了，他把林场分给他的房子给拆了，谁劝都不听。我和老婆乔美玉带着女儿赶回林场，在宿舍区找了两圈也没有找到家。闻讯而来的邻居说：“小手，别找了，房子被你爸拆掉了。”这时，陆续有人围过来看热闹，其中就有我的父亲。我把他从人群中拽出来，喊了他几声“爸”。他揉了揉眼睛说：“原来是你们回来了，我以为是来林场收山货的呢。”
　　
父亲把从林场宿舍拆下来的材料，运到我妈定居的那面山坡上，搭建了一个新家。那个家建在几棵野板栗树上，离地有一米半高，像一个搭在树上的窝。说实话，那个窝虽然不大，但建得还是挺不错的，正面朝南，一年四季有阳光，房顶开设天窗，有一架简陋的木头梯子可穿过天窗直达屋顶。如果站在屋顶，边看风景边小便，真是再惬意不过的事了。这间屋子里最大的房间，是我和乔美玉的，大概有七、八个平方，呈椭圆形，就像过去大户人家盛粮食用的粮囤子。我将被子铺在地上，整间屋子就变成了一张椭圆形的床。女儿小楠还没睡过这么大、这么圆的床，她将鞋子一甩，就趴在上面打起滚来。
　　
我问父亲：“你怎么把房子建在了这里？”
　　
父亲打开那扇木板窗，朝外指了指说：“从这儿，看你妈方便。”
　　
就是这句话，让我觉得父亲没有疯。
　　
那天晚上，父亲说，你陪我喝一杯酒吧，好长时间没有人陪我喝酒了。他执意要跟我碰一杯。父亲端着酒杯，手抖个不停。父亲说：“我脑子坏了，记不住东西了，要是哪天连你也记不住了，你可不要怪我。”第二天，当我再次出现在父亲的面前时，他愣了好几秒，好像大脑正从别处风尘仆仆地赶来。他试探着问我：“你是不是昨天回来的？”父亲竟然把我昨天下午回来、晚上陪他喝酒的事都给忘了。
　　
那次离开林场，我许诺过年回来看他。临近年关，乔美玉所在的宾馆生意火爆了起来，从腊月初八到正月十五，所有的房间都被预定一空。乔美玉本打算跟别人调班，可是听说加班发两倍的工资，另外每天老板还要发红包，便改变了主意。
　　
乔美玉说：“等清明前再回去吧，既看爸了，也给妈送点钱花。”
　　
我觉得乔美玉讲得有道理，便打电话回去：“爸，今年春节不回去了，你一个人过吧。”
　　
父亲说：“鸡都杀一半了，怎么办？怎么办？”
　　
我听到鸡在叫，接着就是“哐当”一声，那应该是杀鸡的刀掉在了地上。
　　
想到这里，电话那边的叔已是急不可耐了，他大声喊道：“喂喂，小手，你还在不在？”
　　
我说，我还在。
　　
那边的叔接着说：“我们发现你爸不對劲，就开始打你的电话，可一直都打不通，不是关机，就是不在服务区。大家以为你混大发了，到国外发展了。后来访了很多人，才找到你家的地址。” 　　
我说：“我的确太忙，手机还经常不在服务区，你们要找我，肯定不容易。”
　　
我在自来水厂上班，干的是安装与维修的活，经常在地下作业，所以接不通电话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加之，今年乔美玉给我的手机办了一个八块钱的套餐，除了接听电话，其他所有功能都要出钱。为了省钱，乔美玉给我下了命令，除了那八块钱，手机不能多一分钱的费用。我说打不了重要电话怎么办？乔美玉说，你手机里一共就十来个联系人，能有狗屁的重要电话，除了我找你，还有鬼找你？
　　
我给电话那边的叔一个劲地道谢。我说：“给你们添麻烦了。你们大老远地来一趟，怎么不吃过饭再走？”“你就别跟我们客气了，天寒地冻的，快把老爷子弄进屋吧，千万给伺候好了。”那边的叔沉默了两秒钟，应该是抽了一口烟，然后喷出来一句呛人的话来，“最近林场正在改制，原来不是自收自支吗，现在政府要收回了，大家要变成铁饭碗了。你千万把你爸给看好了，别给大家添乱了。”
　　
挂了电话，我笨手笨脚地解起了绳子，解了十来分钟，连一个死结都没有解开。可见，这一路父亲肯定没少挣扎，要不然绳结也不会紧得像铁疙瘩。我想找人帮忙，可正是上午十点左右的光景，上班的还没有下班、上学的也没有放学，只有几只麻雀在仓库的屋檐上蹦跶。这时，我听到了保安室传来一串画眉鸟的叫声，那是早上打我电话的那个保安在学鸟叫。
　　
我冲保安室喊道：“魏保安，过来帮个忙。”
　　
魏保安便背着工具包走了出来，鸟叫仍然挂在嘴上，一副信心满满的样子。他有这个骄傲的资本：他开过这个小区里所有丢了钥匙的锁，拧开过所有生锈的螺丝，可以说，在这个小区没有能难倒他的事。魏保安用钳子夹住一股绳子，用牙咬住另一股绳子，像啃骨头那样啃了几分钟。他揉了揉腮帮子说，“不行，我去拿剪刀”。魏保安去了又回，扛来了一架巨大的修枝剪。他把剪子的一只把手按在地上，屁股坐在了另一只把手上，硬是把绳子给剪成了两截。
　　
魏保安在收拾工具时说：“早知道里面还有一层绳捆着，我就不让他们朝柱子上绑了。”
　　
我说：“怎么，你看到他们绑人了？”
　　
魏保安说：“不仅看到了，我还帮了忙呢。“
　　
我说：“有人在小区里绑人，为什么不报警？“
　　
魏保安说：“那几个人捆一道绳子就喊一声‘哥’，人家是在捆自己的哥呢，我报什么警？”
　　
我背着父亲进了屋。魏保安跟在我的身后，手里拎着父亲的帆布包。那个帆布包通过一根铁链子系在了父亲的裤腰上。我把客厅的沙发展开，把父亲安顿在上面，把帆布包临时放在沙发的边上。将父亲安顿好，我突然有些忐忑，便给乔美玉打去了电话。我说：“美玉，跟你说件事。”乔美玉说：”有屁快放，宾馆的马桶正在倒灌水呢，马上就要漫到大厅里了。”我说：“以前，你不是说要把我爸接进城的吗，你不用接了，今天他已经进了城。”
　　

2

母亲远行后，父亲像一件铁器慢慢生了锈。
　　
最初的锈蚀，还很轻，父亲的主要表现是忘事和丢东西。比如，他进山砍柴，不是忘了带绳子，就是忘了带斧头。可不久之后，父亲走在砍柴的路上，就把砍柴的事给忘了，他拿着斧头在林子里转了一天，天黑后便空手回了家。
　　
那些被父亲忘掉的事，有的便从此消失了，可是有的事，他还想给找回来。于是，父亲便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用力挠着自己的脑袋。几年下来，父亲把头顶两侧斜四十五度的地方，挠出了两块无毛区。父亲顶着两块无毛区的样子，看上去无比的喜感。有人便打趣道：“老刘，你这是要第二次发育，要长角呀？”
　　
说实在的，把这个生了锈的父亲丢在林场，我一直揪心不已。我和乔美玉商量，把父親接进城和我们一起住吧。乔美玉是一个知书达理的人，她想都没想就点头同意了。乔美玉说：“我同意，但有个条件，你起码得弄个两室一厅吧，没有两室一厅也行，你得弄个能放下两张床的地方，总不能一家人都挤在一张床上吧。”
　　
这个要求不高，但我满足不了。
　　
我和乔美玉住的房子，是啤酒厂工人宿舍改造的。原本只有一间，我用木板从中间给隔开，外面五、六个平方，用于安放日常生活，里面的七、八个平方，用于安放睡眠。前年，我家西侧的邻居搬走后，我便和西边第二户人家，合伙将他的房子买了下来，每家各分半间。我将我那半间改造成了厨房和卫生间。
　　
当小楠还是孩子时，我们一家三口都住在里间，挤在一张大床上。小楠五年级那年，有一天我进屋拿东西，撞见她正在偷偷地试穿她妈妈的衣服。我和女儿四目相对，接着她突然大叫一声。女儿这一声叫喊，把我惊醒：女儿已经长成大姑娘，开始有自己的隐私了。我从里屋搬了出来，睡到了外面的沙发上。乔美玉从宾馆带回来一张“请勿打扰”的牌子，挂在里屋的门把手上。我要到里屋拿东西，一定要先敲门，经过许可才能进入。如果此时把父亲接到城里，将他安放在哪里，这的确是一个难题。这期间，我怀着无比矛盾的心情打电话给父亲。
　　
我说：“爸，你一个人在林场行不行，不如搬到城里来吧。”
　　
父亲说：“行，几十年都行，现在还能不行？不去。”
　　
我说：“真的行？”
　　
父亲说：“真的行。”
　　
我和父亲的对话，就像两个路人在寒暄，一个是真心不想来，另一个没有真心请。时间一晃就是两年，我仍然没有给父亲找到容身之所，而父亲已经迫不得已进了城。
　　
我将父亲安置在沙发上。我勉强容身的沙发，他睡上去便打起折来。一处折打在脖子上，父亲的头向一侧歪着，像菜场里卖的那种大头、无根的豆芽菜。另一处折打在膝盖上，父亲的双膝弯曲，两条腿抱在胸前，整个人被折成了三段。我把乔美玉穿旧的几件棉衣，塞到一个盛面粉的白布口袋里，扎好了口，做成了一个巨大、松软的枕头。接着，再从厨房里翻出几只空罐头瓶，封闭不好的那只，给父亲当作水杯；封闭好的那只，灌满热水，用旧衣服包裹起来，塞在被窝里给父亲暖脚。还有一只容量超大的玻璃罐，我用软铁丝沿着罐口捆了几圈，再加上一个提手，塞在门后头备用。 　　
这期间，我喊了他几声爸。
　　
他不应。
　　
我问他要不要喝水。
　　
他还是不应。
　　
我问他抽不抽烟。
　　
他嘴角有几根皱纹动了动。
　　
我叼了两支烟，用打火机一并点燃，用力吸了两口，把抽出了火苗的那一根，塞到他张开的那一侧嘴里。父亲的嘴唇没有动，看不出来他到底抽还是没抽，但那支烟一直稳稳地站立在父亲的嘴上，就像一支插在香炉里的高香。等那支烟烧完，我把烟蒂从父亲的嘴里拔了下来，伏在他的脸前，把落在他脸颊、胡子，还有脖子里的烟灰给吹掉。
　　
乔美玉下班后，问父亲冷不冷、渴不渴，父亲也没有搭理。末了，乔美玉问了一句：“爸，你还认得我吗？”父亲缓缓睁开了眼睛。他眼里的黑色比以前少了，眼神飘忽不定，仿佛一阵风就能吹走。父亲没有说认识、也没有说不认识，他的眼睛睁了两分钟，又缓缓地闭上。
　　
乔美玉点了点自己的脑袋说：“我看爸这里病得不轻，还是送到医院，挂个专家号看看吧。”
　　
第二天一早，我借来轮椅把父亲推到了医院。几年不见，如今的医院像一颗恶性的肿瘤，向外扩张了三四倍，把附近的护校和毛纺厂都给吞并了。在门诊大厅里挂专家号的人，像葎草的藤蔓从大厅蔓延出来，围着花坛绕了一圈。我把父亲推到大厅里，把轮椅和铁椅子绑在一起，然后跑到门外排起队来。大约排了一个多小时，医院工作人员说，今天两百个专家号已经发完了，没领到的明天早上再来。这时，队伍的前头有人哭了起来，那人说，我都排三天了，我能等，可是病不能等呀！
　　
我把父亲推了回来，打算送进私立医院。那里随到随治，还有专车接送。乔美玉说，别急，我有一个叫“肋条”的初中同学，在医院当保安，我联系一下，看能不能帮上忙。乔美玉打通了电话，那边的人立着嗓子问，你谁呀，噢，美玉呀，有几年没通电话了，你怎么就想起我来了……乔美玉看了我一眼，拐到卫生间说话去了。大约五、六分钟后，乔美玉出来说，肋条说了，你将爸送去就行了，那边找医生的事他全包了。接着，乔美玉又小声嘀咕一声，“听口气，应该不像是吹牛”。
　　
我推着父亲再次来到了医院，与肋条安排的一个中年妇女接上了头。我递上父亲的身份证和两千块钱，那妇人沾着唾沫把钱数了两遍，才放心地装进口袋。
　　
那妇人说：“这是买号的钱，多退少补。治疗的钱，你还得自己付。”
　　
我问买什么号？
　　
那妇人说：“先买专家号，如果专家开的单子里有化验、CT什么的，再买化验、做CT的号。总之，看哪个科就要买哪个科的号。”
　　
我说那号不是排队领来的吗？
　　
那妇人说：“要是排队，估计这一套检查没有十天半个月都做不完。如果在大城市，光做一个CT就要等一个月，一套检查做完，没有小半年都不行。你看这号是买还是不买？”
　　
我想起上午排队的经历来，便咬着牙说：买。
　　
那妇人躲到墙角，打了一个电话，几分钟后就有人将专家号送来。专家检查后，我们陆续买了血检、尿检、CT等检查的号。在那妇人的引领下，我和父亲就像两只虫子，在医院迷宫一样的楼道里穿梭。花了两个半天，终于将父亲的检查做完。我将一叠检查报告放在了专家面前，专家挑出了一张脑部CT，挂在看片灯前。她用笔尖点了点一个地方说：“你看这里，有轻微出血痕迹，还好出血已经止住。”
　　
我把眼睛凑到父亲的大脑影像前，可我看到的是一幅比老城棚户区还要混乱的图片。
　　
那专家又用圆珠笔在父亲大脑的边缘敲了敲：“你看这里，有一个空腔，都能塞进去一根指头了。”
　　
我小心地问道，这是什么意思？
　　
专家说：“老爷子脑萎缩得厉害，大脑和颅骨都分开了。他是不是经常忘事？”
　　
我连忙说，是，连家人都认不识了，有没有治疗的办法？
　　
专家说：“这是人老的自然现象，没有好办法。平时多吃一些健脑的食物。记住，千万不能喝酒。”
　　
这让我为难了。父亲不吃饭、不喝水都行，但唯独不喝酒不行。在林场时，那里的冬天又湿又冷，父亲又没有暖脚的人，全指望酒与寒冬对抗。父亲喝酒不论顿、也不论杯，而是想喝就喝，见到酒瓶子就要灌两口。每当父亲灌下了酒，他僵硬的关節便开始松动，眼睛里便重新有了光，就像一个木头人变成了活人。如今要让他戒酒，难度可想而知。
　　
我把父亲推回了家，让他对着墙坐着。我把与酒有关的瓶子清理完毕，接着，又对沙发进行改造。我将沙发两头的扶手拆掉，用木板将沙发加长、加宽，这样，沙发就变成了一张单人床。我把父亲挪到上面，把他摆成了标准姿势，以试试床的宽窄。这个标准姿势是：两腿并拢，双臂伸直紧贴在身体两侧，头颅端端正正地摆在两肩的中央。摆好这个姿势后，我突然有种不详之感，便把父亲的头掰到一边，这样，父亲看上去就像自然入睡的样子，不至于那么庄严。
　　
沙发经过改造后，虽然不太宽大，但总体还算合身，左右还有可供翻身的空间，比我睡的时候条件改善很多。小楠放学后，也对我的作品赞不绝口。她在夸着这张沙发床的时候，突然问我：“爷爷的眼睛怎么一直睁着，一下都不眨呀？”
　　
不知何时，父亲的眼竟然睁开了，直定定地望着屋顶，眼珠子半天也不动一下。到了晚上，那双眼睛还睁着，对面水塔上的信号灯倒映在眼里，一闪一闪的，像是在呼叫与求救。乔美玉下班后，见到这两只闪着信号灯的眼睛，不由地吓了一跳。
　　
乔美玉说：“你给爸吃什么药了，他的眼睛怎么闭不上了。”
　　
我说：“什么药都没吃，也许他心里有冤屈吧。”
　　
我想，也许父亲在埋怨林场。他和我妈在林场工作、生活了几十年，一辈子的青春都消耗在里面，如今老了，却从原来的劳动模范变成了头号危险分子，被五花大绑清理出境。可是你们要撵人，就趁我妈活着两人一块撵呀，要不然就再等几年，等父亲把自己给折腾完了，事情就和平解决了。也许，父亲是在埋怨我们。他和我妈养老的钱、看病的钱，都支援我和乔美玉了。先是支持我俩求医问药、求神拜佛，请来这个叫“小楠”的孩子。后来，因为小楠有先天性心脏病，他们的钱又陆续用在了小楠的手术上。 　　
当然，也许父亲什么都没有想，谁也没有埋怨，他睁眼与任何人、任何事都不相干。
　　
我说：“爸，你把眼合上吧，要有什么想不开的，先睡一觉，明天再想。”小楠双手合十，在念着“芝麻关门、芝麻关门”。因为附近都是拆迁工地，每晚落在桌子上的灰尘，比一张纸币薄不了多少，这一层灰尘要是落在眼睛里，谁能受得了呢？最后，不得不对父亲动手了，我将他的上下眼皮捏在一起，就像捏饺子皮一样，可是一松手，那上下两瓣眼皮便如老蚌吐珠，又将昏黄的眼珠子吐了出来。后来，我用小楠修改作业的透明胶带，将父亲的上下眼皮给粘了起来。
　　
就这样，父亲住进了我的家，睡了我的沙发，我在靠近卫生间的地方铺下海绵垫子，算是有了卧处。一家四口人终于团圆了，我的心也安了下来。这天晚上，父亲的鼾声竟然把我带到二十年前的林场了。父亲和母亲睡在大床上，我睡在大床旁边的小床上。我梦到我憋着尿又不愿下床，把小鸡支得老高，把被窝顶出一个小小的蒙古包。这一夜，我还梦到了乔美玉，地点是在啤酒厂的灌装车间。乔美玉刚下班，她将工作帽摘下来，将头发在空气中抖了抖，再从手腕上撸下橡皮筋，将散开的头发束成一条流水。我问乔美玉：“你的辫子这么粗、这么长，是真的还是假的？”乔美玉说：“是真是假，你拽一下不就知道了。”我用力一拽，竟然把乔美玉给拽到了怀里……
　　
其实，梦里的场景就是当年发生的事情。那年，我大学毕业分配进啤酒厂干机修，我进厂时，厂子已经半死不活了，也多年没有进过大学生。我便被人稀罕地喊成“刘技术员”。那时，乔美玉所在的罐装车间，流水线严重老化，我隔三天差五便要去更换一批零件。我每次去，都是乔美玉和我接头。我那时还怯生，不敢抬眼看人，只记得乔美玉穿着一件鹅黄色羽绒服，包着屁股，还有就是她有一头长发，像瀑布一样漫过了屁股。我们林场里的女人，没有留这么长头发的，后来在大学里学机械制造，一班里就没有长头发那种性别的人。那天，乔美玉从流水线下来，把头发从帽子底下解放时，有一抹阳光在上面跳动。我不知哪里来的勇气，就提出了那个要求，更是没有想到，一下子就把乔美玉拉到了怀里。
　　
我正睡在地上做梦呢，乔美玉出来上厕所，踩到了我的胳膊。她的脚一崴，就倒在了我的身旁。接着，乔美玉也不去上厕所了，她拱了几拱，就贴在了我的身边。此时，我在梦中还没有完全醒来，以为自己刚进啤酒厂，还是二十来岁的身体呢，有个地方的火烧得正旺，呈现出朝气蓬勃的气象。
　　
乔美玉发现了我的不对劲。她贴在我耳边说：“你怎么了，病了吗？我来给你治治。”说着，她就翻到我的身上。
　　

3

吃早饭时，小楠说，昨天晚上听到屋里有鸟叫，问我们听到了没有？乔美玉说，你别瞎说，这屋子门窗都是关上的，哪来的鸟叫？小楠说，有鸟叫，千真万确。她从腕上取下智能手环说，我计时了，从四点五十叫到五点零五，足足有十五分钟。那个时间点，我和乔美玉已经分开。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说，也许是那个魏保安学的鸟叫吧。
　　
我们这个小区的前身是啤酒厂，厂房和工人宿舍都在一个院子里。啤酒厂倒闭后，这里一度特别招贼。有一年，所有放在外头的自行车、电动车，竟然被人开着小货车给洗劫一空。于是，各家各户便把自行车、电动车收进屋里，可有一家的车子是三轮车，进不了门，只能放在屋外。那家的主人便给三轮车加了两把锁，上了双保险。可是第二天，那辆三轮车就有了四把锁，多出那两把是偷车贼加的。贼偷不了，你也骑不成。
　　
小区频发偷盗事件，引起管事部门的注意，为防止机器设备被盗，上头便找来了两个保安。这两个保安，一个年龄大一点，负责值夜班，另一个年龄和我相仿，负责值白班。这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就是魏保安。魏保安最初来时，还有些腰身，经过几年的消耗，身上囤积的脂肪越来越少，他居然变成一个细瘦文弱的人。魏保安只有一个爱好，就是学鸟叫，最初是跟着几张碟片学，后来就捧着手机学。这么多年下来，他竟然练成了百鸟朝凤的口技，还到市电视台参加过选秀节目。最为传奇的是，去年秋天他学母雁叫，竟然把从天上路过的一群大雁给勾引了下来。
　　
魏保安除了看门这一本职工作外，还是小区的勤杂工。每家每户遇到困难，他都乐意帮忙。前面说过的那个工具包，他是随身携带的，里面的螺丝刀和扳手有好几套，总有一套能满足你的需要。我之所以对魏保安反感，主要原因有两样。一样是他眼里有水，见到有男人开着豪车、女人牵着好狗进出小区，他便弯着腰、堆着笑跑去给人家开门。而像我这样骑电动车出入的，往往要喊三声“魏保安”，他才挪动屁股，好像那门是他家的。还有一样是因为乔美玉总爱拿我跟他比，言下之意，我混得还不如一个保安。
　　
乔美玉说：“你看人家魏保安，每天绕着小区跑步，身上一两肥肉都没有。你看你，整天把电动车夹在屁股底下，一步路都不多走。”
　　
我说：“我不是脚有问题，不能跑吗？我要是能跑，一天电动车都不骑。”
　　
乔美玉便不说话了。
　　
啤酒厂倒闭那年，仓库里的啤酒被抵押了出去。债主找人搬運啤酒，出价两百块一个人。乔美玉让我去挣那两百块钱。我坚决不同意。我说：“你让我去拆墙角，这种吃里扒外的活，我不能干。”乔美玉说：“你别糊涂了，现在已经没有啤酒厂了，哪还有拆墙角之说。你去干一个晚上，小楠的生日蛋糕和娃娃就都有了。”这么一说，我便不得不去了。干到下半夜，站在货车上接箱子的人打了瞌睡，手一软，一箱啤酒从高处摔了下来，爆炸飞出的玻璃，切断了我左脚的一根脚筋。虽然住院和治疗的钱全部报销了，可我的脚从此使不上劲了，不能登高，只能干钻在地下管道的活。
　　
这天小楠上学后，我找到了魏保安。我问他：“昨天晚上是不是你值班？”魏保安正在换保安服，他一边系着皮带，一边对着镜子说：“这么多年我值的都是白班，你看不到我正在换装吗？怎么，昨天晚上家被偷了？” 　　
我说：“没有。昨天晚上，不，应该是今天早上，我女儿小楠听到小区有十几种鸟叫，我还以为是你学的呢。”
　　
魏保安两眼放出光来：“能有这事？要是有十几种鸟叫，我怎么可能不知道？”
　　
我围着小区找起了鸟来。小区周边的果糖厂、酱油厂，都碎身为瓦砾了，打桩机正将一栋栋楼房的根基夯入大地。啤酒厂后方是一座丘陵状的小山包，那里曾是几个厂的工人谈情说爱的地方，类似于现在城市公园里的相亲角。十多年前栽植的水杉，已长出了顶天立地之感。有人刻在树上的“某某我爱你”几个字，被树木放大了好几倍，也不知，那刻字的人是否如愿以偿。这些水杉树，树形惊人的相似，如同实施粘贴复制的操作一般，整齐划一地站成两个队列。
　　
从水杉林看过去，正面对着的是那座废弃的水塔，塔顶上长满了杂树，如同顶着一头蓬乱的头发。有零零碎碎的鸟叫传来，那声音远远没有魏保安叫的好听。水塔的旁边是几排高大的厂房和仓库，房顶上还压着少许的积雪。据说，啤酒厂至今没有拆迁，就与这水塔、厂房和仓库有关。据管事部门说，要把啤酒厂打造成一座工业遗址公园，以此来纪念这座城市曾经轰轰烈烈过的食品工业。我觉得这个说法有些荒唐，这些一点生机都没有的厂房，怎么可能和公园联系在一起？
　　
我找了一个多小时的鸟，见到的大多是麻雀，也有几只喜鹊和鸽子。这些鸟的叫声都是单音节的，不是小楠所说的那种叫成串的鸟声。我跨过院墙进入小区时，身边突然传来一声巨响，我以为是厂房坍塌了，兀自跑了很远，才发现是房顶的积雪整体滑落下来。住在仓库里的麻雀，惊慌失措地尖叫着，空旷的厂房变成了一个硕大的音箱，把麻雀的叫声放大了很多倍。
　　
绕过厂房，我顶头遇到了魏保安。他正举着手机，朝四周收集什么。魏保安把食指压在嘴唇中间，示意我不要出声，他在录鸟的叫声。
　　
我说：“你别神经了，这里里外外我都找过了，根本就没有那种能叫成串的鸟。”
　　
魏保安说：“有，我刚才听到了，还录了一段呢。”
　　
魏保安回播了声音，可他录在手机里的只有“轰隆”声，那应该是雪块坠落的声音，不过听上去更像远处的雷声。
　　
季节已至雨水，虽然真正的降雨还没有到来，但空气却如同受孕的子宫，变得温暖、湿润起来。我家的水泥地面接通了地气，洇着一层水，像穿棉袄的人焐出的一层细汗。我睡的那张海绵床垫，早已吸饱了水分，变成一张适合植物生根发芽的温床了。加之，这张海绵床垫堵着卫生间的门，给生活带来了很大的不便。于是，我便有了建一张高低床的想法。我睡上铺，父亲睡下铺，把我跟父亲的位置关系改变一下。
　　
我在手机里搜了一番，网上卖的双人床多为“双子床”，是给两个孩子睡的，尺码小不说，价钱还不便宜。而我要的是“父子床”，需要专门定制，商家的报价远远高出我的预期。我对乔美玉说出，我想建一张高低床的想法。乔美玉说，去年商学院学生宿舍楼搬迁，扔了一批铁架子床在操场上，你去捡一张回来不就行了。我骑着电动车赶到商学院，别说那操场和铁架子床了，就连商学院的幾栋宿舍楼都被清理干净，连一块砖头也不剩。
　　
我想起原果糖厂拆迁时，有些木板被推土机推到了水沟里。我赶到原果糖厂，找了几块品相好的，朝小区里扛。魏保安见了我，冲我晃着手机，一脸洋洋得意的样子。
　　
我说：“快开门，没看到我正扛东西吗？”
　　
魏保安像没有听到我说话，他自说自的：“我录到鸟叫了，放一段给你听听。”
　　
魏保安的手机里传出两只鸟叫，听上去是两只鸟在对话，至于说的是什么，我就听不懂了。魏保安撅起嘴，学了一段鸟叫，然后问我：“这是什么鸟叫的，我以前怎么没有听过？”
　　
我觉得事情有些不对劲。魏保安学的这段鸟叫，是以前父亲在林场里喊我用的。那时，别人家的大人喊孩子，大多是“谁谁回家吃饭”，只有父亲用的是鸟叫。其实，就是把喊孩子回家吃饭，用鸟叫声给喊出来。所以，这一段声音准确地说是人叫、不应该算鸟叫。
　　
我问：“你怎么会这个？”
　　
魏保安说：“你猜。”
　　
我正扛着木头，腰就要被压断了，哪有心思猜。魏保安见我要发火，才慢吞吞地说：“那天早上，你不是问我有没有听到鸟叫吗？我真的没听到，但我不服气。在这块地盘，哪有鸟叫能瞒得过我的耳朵呢？我一边找鸟、一边学着鸟叫，走到啤酒厂宿舍前，听到了一只鸟跟我对答。我跟它一对一答，就来到了你家的门前。”
　　
我说：“果真有鸟躲在我家？”
　　
魏保安说：“没错，我到了你家门前，发现你家老爷子趴在窗台上，对着外面学鸟叫呢。别说，你家老爷子的口技还真不赖，他学的鸟叫竟然没有重茬的。”
　　
我说：“这怎么可能，老爸进城这么多天，还从来没有开过口呢。”
　　
魏保安坚持说，那鸟叫是父亲发出来的。我没有办法不信，因为这串鸟叫，只有父亲才能发得出来。在我的少年时代，也有过短暂的“父亲崇拜”，我也想学一嘴的鸟叫，可学了几年也没有学会。我实在没有那个天分。而这些复杂的声音，魏保安听了两遍就学会了，就能把那些叫声挂在嘴上。
　　
魏保安问：“这到底是什么鸟在叫？我在手机上也没有搜到。”
　　
我说：“这不是鸟叫，是老爸瞎编的。”
　　
魏保安不信：“这明明就是鸟叫，你怎么说不是呢？我非要见识见识这鸟不可。”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暗中留意父亲，试图找到他学鸟叫的证据，可是无果。我跟小楠商量，能不能给你爷爷嘴上装个什么装置，他一学鸟叫，我们这边的手机就报警。小楠说，好像没听说有这种发明。我暗中研究过父亲的嘴。他的嘴实在是再普通不过了，嘴唇干裂、起皱，与别人不同，就是朝一边歪斜得越来越厉害。反倒是父亲的胡子很有特点，颜色焦黄，末梢打着卷儿，还保留着在林场被火烧过的痕迹。这时，门外有女人喊狗回家吃饭，她的喊法很原始，就是学狗叫来喊狗。我突然想起了魏保安，如果让他学着鸟叫，说不定能把父亲嘴里的鸟叫给勾引出来。 　　
第二天，我去找魏保安，见保安室空空如也，对着小区的这面玻璃，贴着一张纸片，上面写着一行歪歪扭扭的大字：我到省城参加演出去了，三天后回来。看来，又有电视台邀请他去表演了。从保安室朝回走，我与早上的太阳打个照面，初春的太阳已经有了热力，照在身上，有一种猫抓之痒。到了中午，气温升到十度以上，我脚上的那根断筋，也开始痒了起来，像有种子要破土而出一般。
　　
我扶着父亲出门小解，前几天，他的身子还是硬梆梆的，像刚从冷库里取出来的，还没有化冻，可是今天，他的身体突然柔软、灵活了很多，僵直了一个冬天的关节可以打弯了。此外，父亲今天尿得也不错，不用我伸手去扶了。父亲尿成了一条直线，将躲在背阴处的一小撮积雪，冲出了一个黄色的窝窝。父亲正尿着，突然头顶落下来一声鸟叫，很响亮、也很尖锐，像掉下了一根冰锥子。父亲的身体猛然一哆嗦，他的尿在对面的墙上画出了一扇大大的拱门。
　　
这是父亲通往春天的大门吗？
　　

4

我请假的期限已到，自来水厂打来电话，问我还回不回去干了。我要是不回去，他们就要重新招人了。我不能没有这份“入地”的活，钱拿得不比乔美玉少，每月二十五号还能准时发放。我要了最新的施工地址，并保证下午准时到岗。
　　
自立春开始，大地逐渐苏醒，流水自我松绑，一个冬天自来水管道积累的病症，开始集中暴发。特别是老城区的自来水管网，在修补多年之后，如今就像一截截溃烂的盲肠，到处都在跑冒滴漏。水厂组织十个突击队，二十四小时轮班作业，哪里漏水，队伍就开到哪里，工人便吃住在哪里。
　　
我跟乔美玉简单分了一下工。中午，她在宾馆吃过饭后，抽十来分钟回家给父亲送饭，顺手把父亲吃的药喂下去。晚上，我回家负责做饭、洗衣、拖地等一切家务。我俩都不在家时，只好将父亲关在屋里，因为家里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便把房门虚掩着，这样，父亲不至于有坐牢或者被囚禁之感。
　　
以前，乔美玉的午饭通常是一份盖浇饭，有时就是一个鸡蛋煎饼，草草对付了事。自打给父亲带饭后，她提高了伙食标准，开始在宾馆对面的排档里炒起菜来。乔美玉吃一半，另一半装在保温桶里带回家。父亲爱吃荤，吃饭时先把菜里的肉挑出来，堆在米饭上，肉吃完了才开始吃饭。饭吃完了，素菜便剩在碗里，一根都不动了。汤是用来服药的。乔美玉像剥豆子一样，剥了一把药片放到父亲的嘴里，看他就着那碗汤把药片吞下去。之后，乔美玉还要父亲张嘴接受检查，防止他把药片压在舌头底下，或转运到两个腮帮子里，趁人不备给吐掉。我在水厂听一个整天吃羊球的人说，吃物可以补物，便给父亲买了一回猪脑子。好在现在补下身的人比补脑子的人多，我只花了十块钱，便从猪头肉的作坊里买了一方便袋猪脑子。先是原汁原味地煮，煮出了一屋子令人作呕的土腥味儿。我用勺子给父亲灌下去半碗，剩下的倒了可惜，便捏着鼻子全部给自己灌了下去。现在没有时间弄猪脑子了，听说核桃也可以补脑，便去超市买核桃。我捏着一颗摇了摇，里面“哗啦啦”地响，空旷的程度跟父亲的大脑差不多。我买了两包回来，把核桃仁剥出来，放在一只棕色的药瓶里，让父亲和药片一起吞服。
　　
这段时间，我在干完家务活、伺候父亲吞下核桃仁和药片后，便加班加点地打造那张高低床来。
　　
我看到一些古建筑，仅用四根柱子便能撑起几层楼阁，而且能站立好几百年不倒，便想借鉴这样的结构，打造这张双人床。毕竟这张双人床不同于儿童床，我和父亲两人加起来该有三百来斤，用上这种结构不仅床更牢固，而且还有更强的仪式感。我从魏保安那里借来了锯子、斧头和凿子，然后对着手机里的教程，制作起榫卯结构来。几天过后，整间屋子里摆满了木棍和木板儿，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
　　
我将锯好的床腿、床架和床板分门别类地排好。小楠放学后，我让她用红色的记号笔给这些木头编号。比如，在床腿写上“左前”与“左后”、“右前”与“右后”，將床板写上“上肋一”与“上肋二”、“下肋一”与“下肋二”等。乔美玉说：“你这哪是在做床，分明是肉联厂卖猪骨头呀。你要是再不整理，我非把这些东西都给扔了。你信不信？”
　　
大约花了半个月的时间，我终于做齐了所有零部件，开始总装了。第一步是将床腿的榫卯和床框的榫卯扣在一起，可找床腿时，才发现少了两条。我问父亲，白天就你一个人在家，你看到那两条床腿了吗？父亲不说话，眼睛一直朝斜上方瞅着。我顺着他的眼神看过去，确认父亲是在看墙。可是那面墙上空空的，连一根钉子也没有。我们都猜不出父亲究竟是在看什么。
　　
小楠开玩笑说：“不会是那两条腿自己跑了吧？”
　　
我说：“要跑，也该四条腿一起跑才对，怎么只跑了两条？”
　　
我怀疑那两条床腿是被乔美玉扔了。等乔美玉回家，我先试探地问她看到我的床腿没有？这一问，还真的问到了下落。乔美玉说，门外的小花坛里，有两根树棍插在那里，挺突兀的，你去看看是不是你要找的床腿。我打开手机的电筒功能，跑出去一照，果真见那两条床腿插在花坛里。我将两条床腿从花坛里拔了出来，它们的下端还沾着泥水，像是被人浇过。
　　
第二天，我从地下管道里爬上来时，手机里的短信如果能摞起来，该有一尺多高了。这些短信竟然全是乔美玉的未接来电提醒。乔美玉和我平时只发微信，打电话必定是有要事、急事，而且这一次就打了十来个，事情肯定不小。我打电话过去，问乔美玉发生什么事，是不是宾馆的马桶又喷水了，要我去帮忙。
　　
乔美玉说：“不好了，家里进贼了。还有，爸也不见了！”
　　
我初步分析，乔美玉说的是两件事，进贼是一件事，我爸不见了是另外一件事。不可能是贼偷东西，顺便把我爸也给偷了去，做贼，没有这么眼瞎的。我问乔美玉报警了没有？乔美玉说光顾找东西了，忘了报警了。我说，你快报警呀，你在屋里还能把贼给翻出来不成？ 　　
我赶到家后，见屋里被翻得七零八落的，所有带门的衣橱都被打开，所有带抽屉的柜子都被翻了个底朝天，还有，所有带“肚子”的容器，都被集中在卫生间，并且装满了水，甚至，连以前盛馒头用的竹篓子，也湿漉漉地放在地上。乔美玉蹲在屋子里，将零乱的东西一一归位，可是越整理，越觉得不对劲。
　　
乔美玉说：“这贼到底是来干嘛的，难道是来玩的、练胆的？你看这金耳环、金戒指都在，还有这五百多块钱都翻出来了，也没有拿走。你说这事怪不怪？”
　　
我把那只竹篓子提到外面时说：“难道是偷水的不成？”
　　
乔美玉将家里物品清点完毕，确定她的东西一样也没有少。可我这边却少了两样，一样还是床腿，与昨天不同，这次一下丢了四条。还丢了一样，就是准备给父亲做夜壶用的那个带提手的罐子。
　　
我去找魏保安，想问他有没有看到有贼进来，可转而一想，话没有这么问的，便问他有没有看到我家老头子去哪了。魏保安刚演出归来，看样子是拿了奖，笑容堆得脸上都盛不下了，已经漫溢到头顶和下巴上。保安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红彤彤的奖状，上面的字是金色的，兀自发着光芒。
　　
魏保安说：“今天小区出奇安静，别说没有人进出了，连鸟都没有飞过一只。”
　　
我在小区附近找起父亲来，找到那片杉树林时，见父亲提着那只夜壶，正颤颤巍巍地给树木浇水。父亲的裤子自膝盖以下全是湿的，鞋子丢了一只。我顺着他踩在地上的湿印子，来到那个小水塘边。他的一只鞋子掉在塘里，塘边还有他爬上来的痕迹。我猜，父亲是想把家里那些盆盆罐罐盛满水，然后背过来浇树。可是，他看到了这个水塘后，便改变了主意，就地取起了水来。我把那只鞋子捞了出来，拎在手里，返回杉树林时，看到那四条床腿整整齐齐地站在杉树林的尽头，与那些树木保持步調一致。原来，父亲把它们当成了树苗，给栽下了地。
　　
已经到了栽树的季节了。虽然大多数树木仍然睡意惺忪，但一些早醒的树木，已吐出半个指甲大小的新芽了。每年的这个时节，林场便开始大面积栽树了。以往是将山头分到各家各户，分片包干。今年林场像一个弃子又重新被母亲抱在了怀里，这树是怎么栽的，我就不知道了。将任务分包到户时，林场为防止树苗外流，便将树苗用红色油漆给码上记号，这样，如果在林场外看到这些带着红色油漆的树苗，就知道是从林场流出去的了。想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为什么父亲会对床腿情有独钟了。那四条床腿上，被小楠用红笔写下了记号，这让父亲误以为是林场里发放的树苗了。
　　
至此，家里失窃的原因，已基本查明。我让乔美玉再打个电话，把报的警给撤了。乔美玉打电话过去，问警察来了没有，要是没来，就不要来了，这个案子我们自己破了。我本想把那四条床腿扛回家，看在父亲为它们挖坑、浇水的份子上，便把它们留在地里，虽然不能生根发芽，但说不定夏天还能长出木耳、蘑菇呢。我重新找来四根木头，简单地去皮，用手指头粗的钉子给钉了起来。只用半天的功夫，便把高低床给做好了。
　　
第二天，我从地下爬上来时，又收到乔美玉的一串短信。果然，家里又有了状况。原来，父亲斜着眼睛瞅过的那个地方，被凿出了一个碗口大的窟窿。乔美玉发来一张照片：父亲蹲在高低床的高层，正在凿第二个窟窿呢。我对乔美玉说：“不要管他，让他凿吧。我倒是想看看，这老家伙整天不理人、不说话，脑子里到底装的是什么鬼。”
　　
我晚上到家后，父亲的工程已经完工。他在离地三米多高的位置凿了两个洞，把两根做床腿截下来的木棍塞进去，把一块木板横担在两根木棍上。而那块木板上，放着他从林场带来的那个帆布包。我爬上了高低床，连夜把父亲的工程给拆了。我把手机从窟窿里伸进去，拍了两张照片。还好，对方的屋子里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有一台“大屁股”电视被砸中了，摔在地上。
　　
次日，我从附近的工地，要了一方便袋的水泥，从小区里找了几块砖头，便开始补起墙来。刚补第一个窟窿，魏保安领了两个人进来，说要找我谈谈。我以为是邻居回来了，便说砸坏的东西我全部据实赔偿。可低头一看，进来的是两个肩上扛着徽章的人。
　　
我问乔美玉：“你报的警不是已经撤过了吗？”
　　
乔美玉说：“撤过了，我的手机还有通话记录呢。”
　　
民警说：“你还是下来说吧，我们还要做笔录呢。”
　　
我说：“事实我们自己调查清楚了，我家东西也没丢，没有什么笔录可做的。”
　　
民警说：“不是这事，我们是来调查你是否虐待老人的。”
　　
我一时半会摸不着头脑。我家生活水平虽然不高，给父亲提供的条件，远远没有他在林场好，睡的地方就不说了，吃的也差了很多。我妈在的时候，每天早上要给父亲煮两个鸡蛋、中午和晚上都要为他煨一壶酒，父亲到我家之后，这些待遇都没有了。不过，自父亲到来之后，我家每天都有一到两样荤菜，生活水平已经提高了不少。
　　
我说：“我家就这个生活水平，我和乔美玉吃的还不如老爸呢，哪里虐待他了？”
　　
民警说：“你们有没有强行关人，限制老人的人身自由？”
　　
我说：“我和老婆白天出去上班，的确把老爸关在屋子里，不让他出门。可是，不关他行吗？他以前在林场，路就两条路，人都是熟人，跑到哪都能找到家，可是现在进了城，路多、人多、车更多，要是跑丢了怎么办？”
　　
民警说：“那你们经常给老人下药，这又是怎么一回事？”
　　
这时，已经到了吃药的点了。乔美玉又从锡箔纸里剥出了一把药片，塞到父亲的嘴里。喂他一杯水后，便让父亲张嘴检查，果然，父亲又把几粒药片压在了舌头底下。民警了解了大概情况后，拨通了举报人的电话。“是不是你举报有人虐待老人，每天都给老人下药的？我们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这时，我听到魏保安躲在门外说，对，是我，调查清楚就好，我这边没有什么要了解的。 　　

5

我突然同情林场的人了。这个老头不言不语，貌似老实巴交，可满脑子净是馊主意。在过去的那几年，他在林场肯定干了不少捣蛋的事。
　　
我对他的态度急转直下。我将他重新关在屋子里，限他上午不许出门，中午上厕所时，可以在小区里溜达两圈，但绝对不能走出小区。我指着那片杉树林连吓带骗地说：“那里刚拴了几条狼狗，见到带骨头的就咬，你要不怕就去试试。”我还领他到了小区的铁门前，敲着那扇铁门警告他：“看到上面那些尖钉没有，那里可是戳死过人的。”这倒是真事，几年前有一个小偷抱着一台电视机翻铁门，电视机翻过去了，可人却被串在了上面。
　　
此后几天，父亲果然老实了很多。他在高低床的下铺躺着，我经过时，看他正在练习翻白眼，也不知道是不是翻给我看的。中午，乔美玉送饭时，父亲低着头扒着米饭，从嘴边逃逸出来的饭粒，粘在胸前和腿上。他吃完饭后，便将那些掉下的饭粒一粒一粒捏起来，放到碗里，聚少成多，再用勺子扒进嘴里。在这过程中又有米粒掉到了地上，父亲便将它们重新捡起来放进碗里。所以，父亲吃饭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是在捡米粒儿。可父亲在朝嘴里扒着米粒时，眼睛并不看碗，而是从碗沿上方飞了出去，飞到了窗户外头的天空上。
　　
这是初春的天空，天又蓝又深，像一潭湖水。云块像广场上暴走队的成员，从天的一端暴走到另一端，不在天顶做片刻停留。已过雨水节气多日，现实中的雨水仍然没有降落下来，春天奔跑至中途，后勤补给却出了问题，树木将叶片收拢起来，一副要打道回府的样子。远处有几团绿烟，那应该是几棵柳树，绿得没有精神，更像是几团绿色的雾霾。
　　
在这让人提心吊胆的春天里，小楠十四岁的生日到来了。
　　
乔美玉说，今年爸也进城了，我下功夫做几道菜，咱家好好吃顿团圆饭。接著，我和乔美玉又分了工。她负责买菜做饭，我负责接小楠放学。平时，我很少接小楠放学，一是下班不准时，二是没有固定的工作地点。此外，还有一点是我最为顾忌的。小楠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肯定是爱面子的，如果我穿着工作服，一身泥水去接她，我怕我会给她丢人。有一次，乔美玉所在的宾馆临时有事，让我代她参加家长会。我穿着齐膝高的胶鞋，踩着一串黄色脚印来到了小楠的教室，坐在迟到家长席。那天，偏偏有一个神经质的老师要求家长自报家门，说自己是谁谁的家长。快轮到我了，我赶紧起身走了出去，我说走错教室了，我是隔壁班孩子的家长。
　　
今天，我花了两个多小时，将自己从头到脚打扮了一新。其实，就是洗澡、理发、光脸，将身上多余的毛发和死皮刮了下来。我还用抹布沾水，将一双多年没穿过的皮鞋擦了擦。经过一番打扮，我感到整个人都变薄、变轻了，体会到了久违的春风扑面之感。我和小楠一起朝回走，走到一处窖井前，见里面冒出一个戴着黄色安全帽的人来。小楠便凑过去，一看究竟。我问小楠，你在看什么？小楠回过神来说：“爸，我忘了，今天你接我来了。”
　　
原来，小楠养成了一个习惯，看到地下窖井有人出来，她就要去看那个上来的人，是不是她的爸爸。我俩路过大塘公园，看到有人在举行婚礼庆典。一对新人相互搀扶着，在红毯上款款而行，即将穿过一道缀满鲜花和彩色气球的拱门。这时，婚礼司仪说：“记住这神圣的时刻吧，当你们携手走过这扇拱门，你们将不再是你们自己。你，将成了一个人的丈夫；而你，将成为一个人的妻子。你们的生活将会重新书写……”
　　
小楠说：“走过那个门，人生就会重新书写吗？”
　　
我说：“差不多吧，要不然怎么会有这么多的人说，又有这么多的人信呢？”
　　
生日晚餐果然丰盛，连消失多年的东坡肘子和松鼠桂鱼都神奇复现。乔美玉提议道：“不如，我们喝一杯，虽然没有喜事，但也没有坏事，就为这一年的平安干杯。”我给父亲倒酒时，跟他说：“就一杯，重在参与。”我刚把父亲的杯子放下，转身给乔美玉倒酒时，发现父亲又把杯子伸了过来。他竟然将刚刚倒下的酒，一口给喝干了。
　　
乔美玉说：“沾小寿星的光，就让爸喝两杯吧。”
　　
两杯之后，父亲突然清醒了一些，他低声说了一句“田彩霞呢”？小楠问谁是田彩霞？我说是你奶奶。这时，父亲又说“喊田彩霞一块吃饭”。我走到门外，把双手合拢在嘴前，就像对着山林那样对着空荡荡的夜空喊：“田彩霞，你老公喊你回家吃饭。”进屋后，我说：“田彩霞八成上街卖山货去了，没有听到，我们先吃吧。”
　　
父亲说：“不会是迷路了吧，怎么天黑了还没回来，我去找找。”
　　
我又给父亲倒了一杯。我说：“爸，你喝酒吧，我去找。”我不能说田彩霞在林场呢，我要是这么说，父亲一定要去林场。我佯装出去找田彩霞，来到小区里，依着一棵树抽烟。那是一棵白玉兰，在月光下开出一树白色的花苞，像点亮了一树灯盏。春天还是悄然在枝头登陆了。
　　
回屋后，我说，田彩霞在镇上吃了，今天不回来了。父亲说，不回来吃，怎么不讲一声。父亲表情失落，像一个被抛弃了的孩子。我趁热打铁，问父亲我是谁，你认不认识我？父亲看了一眼说，在哪里见过。我沉不住气了，对他大声说道，爸，我是你的儿子刘小手呀。父亲盯着我看了一会，摇了摇头说，你不是。我突然鼻子酸酸的，也有被人遗弃之感。我想不明白我怎么不是刘小手了，我不是刘小手，那我现在是谁？还有，父亲心中的刘小手又会是谁呢？
　　
之后，父亲在小区里活动，见到人就问：“你看到田彩霞没有？”他以为自己还在林场呢，谁都认识田彩霞呢。我想你找就找吧，反正也找不到，等你找死了心就不找了。果真如此，父亲找了几天的田彩霞之后，就不再提这事了。可是父亲却变得更加古怪。他把我的被褥从上铺抱下来，把他的帆布包放在了上面。他和他的帆布包睡着那张高低床。还有，乔美玉送的午饭，他趁家里没人时才吃，也不知道他到底吃了没有。
　　
这天，小区便利店的女老板找到了我：“你爸来我家买东西，拿着东西就走，根本不提钱的事。我问他要钱，他还要发脾气、要打人。” 　　
我赶紧给她赔不是。我说：“你不要生气，我家老爷子脑子不好，他还以为自己在林场呢，拿东西不要付现钱，可以从养老金里抵呢。一共少你多少钱，我付给你。”我要过账单一看，里面竟然有两瓶酒。难怪这段时间他吃饭也躲着人，原来是把饭菜端出去喝酒了。
　　
我找到父亲，让他立刻把酒交出来。我说：“我喊到三，你要是不交，今天会有你‘好果子’吃的。”这一套，是小时候父亲用来吓我的。那时，我和林场的孩子们玩到半夜还不想回家，父亲就对着林子说：我喊到三，你再不回来，准有你“好果子”吃。这句话对我来说，比那些红眼绿鼻子、专逮小孩子去焐炕的鬼怪还要吓人。别说，这一招还真管用，父亲老老实实地把埋在花坛里的酒给刨了出来。我当着父亲的面，把酒给倒进了下水道。
　　
这件事平息没有几天，魏保安又找上门来了，把左边半个脸伸给我看。魏保安说：“你看这边半个脸是不是肿了一点？”
　　
我说：“何止是肿了一点，都够一盘菜了。你被马蜂蜇了？”
　　
“被你家老爷子打的。”说着，他把手机递给了我，“你看这张照片，是上午刚打过时拍的，五个手指头印子都陷到了肉里，现在又肿了出来。”
　　
我说：“为什么不打别人，偏偏跟你过不去？”
　　
魏保安说：“说来话长，我就长话短说吧。上午，我正在学鸟叫呢，你家老爷子找到我，非要我把嘴里的鸟吐出来给它。我张嘴给他看，说里面没有鸟。可老爷子看到我嘴里是空的，就说我把鸟给吞下去了，轮起胳膊就给了我一巴掌。”
　　
我还是问那个问题：“为什么那么多人不找，偏偏找你要鸟呢？”
　　
魏保安说：“这事还得再朝前说。几天前，老爷子来找我，问我是不是刘小手？我说我不是刘小手。老爷子不信，非一口咬定我是他儿子刘小手。我想当儿子就当儿子吧，反正我也有二十多年没有爸了，我就承认了我是刘小手。接着，老爷子说有人要害他，把他给关起来不让出屋，还整天下药要将他给毒死。今天上午，老爷子又来找我，见我在学鸟叫，非说我嘴里的鸟是他的。我张开嘴巴给他看，他就给了我一巴掌。我马上要参加达人秀的淘汰赛了，你说我嘴肿成这样，还怎么参加比赛？”
　　
我说：“谁叫你是他儿子呢，老子打儿子，不是天经地义吗？”
　　
玩笑归玩笑，我还是发去两百块钱的红包，让他赶紧去治嘴，千万别耽误了比赛。事情至此，仍然没有完结。这个迟来的春天，已经偷偷潜入父亲身体里，一些不可知的变化，正在他的身体里酝酿。每天晚上，父亲不是学鸟叫，就是指挥别人种树，睡熟之后，鼾声打得比锯木头的油锯还要响。我找来木板和硬纸板，将中间的隔墙做厚了几层，可是还隔不住父亲的噪音。
　　
父亲的夜间活动，对小楠的影响最大。小楠晚上睡不好觉，醒来就说自己胸闷，脑子里像被灌了猪油一样，而这几天更是如此。乔美玉问我，你说这可怎么办？我说，小楠这次会不会跟上次一样？乔美玉问，上次是哪一次？我说，你怎么忘了，上次小楠也说胸口难受，你带她去医院检查的那次。
　　
乔美玉想起来，那次小楠说胸口疼，我和乔美玉吓得不轻，怕她从娘胎里带出来的病又不安分了，便带她去医院检查。可检查结果却让人喜不自禁：小楠要长成大姑娘了，一些变化在胸部悄然发生。我对乔美玉说，这次会不会和上次一样，也是身体在发育？
　　
乔美玉说：“晚上我捏捏看。”
　　
晚上，小楠放学回来，乔美玉带她去澡堂洗澡，给她搓澡时，偷偷捏了捏。回来后，乔美玉的脸色很不好看。她说：“我看这次跟上次不一样，不是发育的问题。”我的心一沉，双腿一软，差一点要摔倒。乔美玉问我怎么办，别把小问题闹成了大麻烦。
　　
我说：“要不租一间房子出去住吧。”
　　
乔美玉说：“谁出去？”
　　
我说：“你和小楠。”
　　
乔美玉说：“不行，小楠在家里住惯了，搬出去住肯定不适应。”
　　
我说：“那就让我爸出去住吧。”
　　
乔美玉说：“那也不行。”
　　
乔美玉给我算了一笔账，无论谁搬出去住，一个月都要多开支几百块钱，这几百块钱，她在宾馆里不知要擦多少个马桶才能赚回来。所以租房子是万万不行的。乔美玉开导我说，你再想想，办法肯定会有的。我能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在父亲的身上打主意了。
　　

6

我跟父亲商量一件事，想让他换个地方临时住一段时间，等小楠考上了高中，在学校寄宿之后，再把他给接回来。说是商量，其实没有商量的余地，可我还是想征求一下他的意见，这样我会心安一些。
　　
我递给父亲一个板凳，用手拍了拍，示意他坐下来。父亲没有坐，而是蹲在板凳边，垂着双手，一副受审的样子。我也陪他蹲了下来。我和父亲有很长时间没这么蹲过了，以前在林场，我俩经常晚上结伴去野板栗树下蹲半个小时。我手捧着下巴，望着缀满宝石的星空，臆想着林场之外的事情。今天这么一蹲，我又找回当年的情怀与便意。
　　
我说：“爸，你看我们一家四口人挤在三十个平方里，实在不方便。尤其是小楠，她打小身体就不好，晚上睡得又特别浅，跟浮在水面上似的，扔个石头子下去就能惊醒。还有，她已经长成了大姑娘，有自己的隐私了，我们得给她腾出地方来。你说是不是？”说这句话时，我不知不觉把“你”说成了“我们”，言下之意，是我和他一起搬出去。我说：“爸，你要是不同意，就点一下头，要是同意，就不用点头了。”
　　
果不其然，父亲没有点头。
　　
乔美玉说：“太好了，爸同意了。我俩赶紧给爸找一个合適的地方。”
　　
乔美玉所说的“合适的地方”，主要是指不要花钱的地方。在这个坐车、喝水，到公园呼吸几口新鲜空气都要花钱的城市，去哪找到一个住房不要钱的地方呢？就连火车站和医院旁边，那些像鸽子笼一样的小旅馆，睡一晚还要三十块钱呢。 　　
这天傍晚，我在小区里绕圈，把乔美玉安排给我的五千步给走完，迎面遇到了巡逻归来的魏保安。魏保安将手里的一串麻雀扬了扬说：“刚才有人在仓库里打鸟，被我报警给抓了去。”
　　
魏保安把那串麻雀挂在树枝上，从口袋里掏出一只通体鹅黄的鸟：“这是画眉鸟，小区叫得最好听的就是它，也不知还能不能救活。”魏保安两只手掌合起一个“凸”形的空间，把那只鸟捂在手心。在跟我说话时，他通过手指间的缝隙，不断地朝里面吹气。我想起我妈养鸡时，把生病的小鸡扣在葫芦瓢里敲，像是为小鸡超度，有的小鸡竟然被敲了回来。我跟魏保安讲了这个起死回生术，魏保安说，我把它扣在饭盒里敲敲看。說罢，魏保安便朝保安室走，走到一个水泥椅子前，突然刹住了车。魏保安把我喊了过去，让我坐在椅子上，身体靠紧椅背，脑袋微微上仰。接着，他又帮我调整一番姿势和角度。
　　
魏保安说：“这两天，你家老爷子又不对劲了，喜欢坐在这个椅子上，就是你这个姿势，一坐就是半天，一嘴乱七八糟的鸟叫。我估计他的脑子里又有什么馊主意了。”
　　
我的眼神越过仓库，落在小区外的那片水杉林上。树梢上有一个鸟巢正在搭建，从建设进度看，工程已经过半。可两只喜鹊却发生了争执，在树梢上激烈地争吵着。我想，也许父亲在劝树上的那两只喜鹊吧，要不，就是想念林场的那个家了。
　　
这几天，我和乔美玉在为父亲寻找一个合适的安身之地。也找到一些地方，比如，水厂取水口旁边几条搁浅的渔船、城乡接合处的排灌站，但这些地方都不合适。一是距离较远，一个单程就需要花上四十来分钟，根本没有办法照顾父亲的生活。二是位置都在水边，要是父亲失足摔进了水里，以他现在的身体情况，肯定爬不上来。此外，我还打过小区里那几栋厂房的主意，想借用内部的一角，搭个简易的木板房，把那张高低床搬进去。可当我爬进其中的一栋厂房后，便放弃了这种想法。因为厂房过于浩大、过于空旷，人站在里面，身上的热量很快便被空旷的厂房给吸干。
　　
实在没有办法，还是回到租房子这条路上。我在老城区租了一间老房子，并预交了一个月的押金。可我和父亲搬去那天，女房东看到搬进来的是一个憨老头和他的瘸腿儿子，便不干了。女房东说：“你是把我这里当成养老院了吧？房子不租了，押金全退给你。”
　　
乔美玉说：“实在不行，我再找老同学‘肋条’，听说他现在保安的事情做大了，干起了好几个小区的物业，说不定他会有办法的。”
　　
乔美玉联系过肋条后，脸像被春风吹过，颜色红润了不说，双颊还泛出光来。乔美玉说：“还真有一个能临时住的地方，离我们这里近不说，还不要爬楼。肋条说，他马上就给看工地的人打招呼。但那地方有一点不好，就是几年前死过人。”
　　
我说：“城里哪个地方没死过人，医院里死的人要是摞起来，肯定比门诊大楼还要高呢，可那里不还住得满满的，不预约还住不进去呢。要是住重症监护室，一天还要花好几万呢。”
　　
事不宜迟，我和乔美玉赶过去一探究竟。
　　
这是位于老城区的一处拆迁工地，四周被高大漂亮的广告围挡包围着。几年前，因为有几户人家的赔偿没有谈拢，又有人为了拆迁的事跳了楼，拆迁就此搁浅了下来。至今，这里仍保留着几栋未拆完的小楼。我和乔美玉选中了一栋两层小楼。这是一栋西式洋楼：走廊砌的是罗马柱，门窗都带着西式斗拱。它的西半边被拆掉了，还剩下东边的一半，残存的墙面上还有半个红色的“拆”字。进入小楼后，见头上有吊顶，地面有大理石，还有一架设在屋内的楼梯，通到二楼的小平台上。说实在的，这里的条件比我们住的房子要好上很多倍。
　　
我对这半栋小楼进行简单的维修。先是找来几块木板，将窗户给钉上，再抬进去几张门板，用砖头支起两张床。用木板铺的那张，是父亲的床。用一扇大铁门铺的那张，是我的床。因为没有电，我用铁丝拧成一个类似于医院挂吊瓶那样的架子，挂在原来吊灯的位置上。接着，我将电瓶灯吊在了灯架上，用报纸和乔美玉的一条旧丝巾做成灯罩，这样，屋里的光线就变得柔软了起来。
　　
一切安排妥当后，我邀请乔美玉来体验生活。因为仅有的家具就是床，我请乔美玉来试试我的那张床。乔美玉刚坐到床沿上，那扇铁门就像被火烤似的噪响起来，一副满是拒绝的样子。乔美玉索性一个“大”字压在上面，她又朝四周伸了伸腿，去试探床的边界，之后，她还翻了翻身，很舒服地哼了几声。
　　
我说：“怎么样，够大吧，怎么翻都掉不下来。”
　　
乔美玉说：“够大，宾馆的床也没有这么宽。”
　　
乔美玉将身体朝床内侧挪了挪，给我空出一块地方来。我和乔美玉就躺在了这阔大的门板床上。我俩有很长时间没有这么躺在一起了，睡在一起的感觉，既熟悉、又陌生。我们干睁着眼睛，没有说话。过了几分钟，乔美玉问我，你在想什么？
　　
我说我在想我俩第一次睡在一起的事情。
　　
那年，我和乔美玉刚处对象，季节是比现在迟一点的暮春，树木吐露出一年中最葱郁的绿色，百花开出了一年中最美丽的色彩。我俩躺在啤酒厂后面的林子里，空空地望着蓝得缺氧的天空，谁都没有说话。我从余光中，看到乔美玉的胸脯像海水涨潮退潮一般大起大落着。我问乔美玉，你怎么了，是不是不舒服？乔美玉说，我心跳得厉害。我去试探乔美玉的心跳时，摸到的是她心脏之上那只正在发烧的乳房。那是半个圆润、柔软的球体，胜过我以前接触过的任何工业材料。也就在那一刻，有一股类似暖流、电流之类的流体，从乔美玉的身体出发，将我重重地击倒……
　　
想到此时，我的手已经按在了乔美玉的乳房上了。我俩很久没有这么躺在一起了，也有很长时间没有那个过了。这么多年，我俩虽然生活在一个屋子里，但一直睡在两处，有时突然有了兴趣，往往都是短平快的配合，点对点的接触、沟通是不充分的，更不要说大开大合了。而干那事的意义，更多地体现在对彼此的关怀与问候上，几乎没有了性爱的成分。 　　
今天在灯光的映照下，乔美玉的脸白中泛红，眼睛里也起了雾。她的声音没有了白天的棱角，听上去又软又糯，刚好入口。乔美玉说：“你去看看门窗关好了没有。”我跳下床，把窗户的木板缝隙合了合，将门栓重新销住。回来后，却见乔美玉已经下了床，正在紧裤腰带呢。我像被浇了一瓢冷水，有点摸不着头脑。
　　
我问：“怎么了，不那个了？”
　　
乔美玉肯定地说：“不那个了。”
　　
我说：“刚才还要那个呢，怎么突然就不那个了？”
　　
乔美玉说：“哪有在别人家那个的，改天回家再说吧。”
　　
我和乔美玉把那事放下后，便顺着楼梯，来到二楼的露台上。我俩席地而坐，看着废墟和废墟之外的灯火。我给乔美玉说起那天接小楠放学的事情来。我说，那天有一对新人在公园里结婚，那对新人从缀满鲜花和气球的拱门下经过时，婚礼司仪说，从那扇门下走过的人，人生就会重新书写，不知是不是真的？
　　
乔美玉说：“哄人的把戏，你也相信？”
　　
我说：“我相信。”
　　
乔美玉说：“等女儿结婚时，我带你从下面走一回。”
　　
通过试睡，乔美玉对这个新家很满意。没过多久，我和父亲便一起搬了过来。我对父亲说，这就是咱俩的家，不比你建在树上的那个家差吧。这房子楼上有一个露台，那地方离太阳近一些，你要是怕冷就上去晒晒太阳，也补补钙。我指著周围的广告围挡说：“看到这个圈子了没有，在这里，你想栽树就栽树，要浇水就浇水，只要不犯法，干什么都行，都没有人管你。但一定不能出了这个圈圈。”
　　
我们住进来这天，有两台挖掘机也跟着开了进来，我的心一下子悬了起来。我问乔美玉，工地怎么出现两台挖掘机，不会是要拆楼吧？乔美玉说，你问我，我问谁去。我说，你问问肋条，看看他知不知道？乔美玉说，总不能遇到屁大的事就问肋条吧？再说，这几栋破楼几年都没人拆没人问了，哪能我们前脚刚搬进来，后脚就要拆，世上哪有这么巧的事。
　　
我觉得乔美玉讲得对，我俩一辈子都没有赶过巧，这样的巧事应该不会落到我们的头上。可挖掘机不走，我心里的石头便落不了地。为了提醒那两台挖掘机，这栋小楼里还有人居住。我到五金店买了两罐油漆，在墙上那个大红“拆”字前，加了一个“勿”字。可是，你叫人不拆，人家就不拆了吗？房子又不是你的。于是，我又在“勿拆”两个字前面，喷上“有人”两个字。喷完之后，油漆还有剩余，我便围着小楼，在四面墙上都喷上了“有人”两个字。为了强调这两个字，我还在字的周围画上了重重的圆圈。
　　

7

住进小楼没几天，门前一丛油菜花便热热闹闹地开了起来。我和父亲以油菜花为中心，开辟了一块小小的菜地。记得当年我妈最喜欢种攀爬的植物，有一种开着紫色小花的茶豆，每年都会将我家的墙面爬满。我也想把那种茶豆种出来，埋下种子的同时，便为它搭好了“脚手架”，算是替它们谋划好了未来。
　　
乔美玉也被这一片油菜花吸引住了，她自拍了一组照片，通过微信发给了我，随后语音就追了过来，问拍得怎么样，好不好看？我正在菜市买鱼呢，匆匆扫了一眼说，好看。乔美玉说，你认真看了没有？我把照片放大两倍，仔细看了起来。别说，今天乔美玉还真是好看，颧骨上的雀斑变淡了，眼角的细纹也没有了，就像一件蒙尘多年的瓷器，被清水擦洗后，重新发出光泽来。
　　
我问乔美玉：“你是不是开了美颜滤镜了？”
　　
乔美玉说：“你怎么这么扫兴，不过，我是化了淡妆了。”
　　
的确，乔美玉的眉毛浓了一些，在眉梢处人造了一个弯儿，有点勾人的意思。她的嘴唇比以前红了一些，像是刚刚喝过热茶或者是用力咬过。乔美玉一年也画不了几次妆，用她的话说，一个整天在宾馆里擦马桶的人，化妆干什么，难道给马桶看？乔美玉有一支口红，已用了十来年了，至今仍然没有擦完。每次想用那只口红，先要将它在温水里泡上半个小时，待那凝固的红色有所松动才能使用。这只口红的红色，也由原来的桃红越变越暗，从今天乔美玉嘴上的颜色来看，这支口红已变成了红褐色。
　　
我问乔美玉：“这不过年不过节的，家里貌似也没有什么喜事可以庆祝，你怎么想起来化妆了？”
　　
乔美玉说：“忘了对你说了，今天初中同学毕业二十年聚会。”
　　
我说：“那你中午还回不回来吃了，今天买了一条鲤鱼。”
　　
乔美玉说：“当然不回来吃，哪有同学会不吃饭的？我早晨就留着肚子，打算放开肚皮吃一顿呢。”
　　
我提着鱼回到小区，魏保安好像知道我要回来似的，早在大门前等候了。魏保安身边站着一个人，一脸的皮肉都拧成了笑的模样。魏保安向那人介绍我：这就是刘小手，那个会爬树的老头是他爸。那人便握住我的手，开始夸起我的父亲来。
　　
那人说：“你家老爷子真是好身手，这么大年纪还身轻如燕，爬起树来灵活得像只猴子似的。”魏保安接话说：“可不是吗，你看他胳臂又细又长，垂下来跟刘备一样足以过膝。有一天，我在健身路径那儿遇到他，他双手吊在双杠上跟我说话。结果，我的脖子都仰酸了，可他还是那么吊着呢。”
　　
我不知道这两人一唱一和想干什么，尤其是这个陌生人，第一次和我见面，就拿出这么一大堆不友好的笑脸，还没头没脑地夸我的父亲。一般陌生人头次见面，不是说今天的天气怎么样，就是夸孩子的，从来没有遇到过夸对方老爸的。还有，我是一个自来水厂的合同工，老婆在宾馆给人家刷马桶，别人也没有必要来拍我的马屁呀。
　　
我问魏保安：“你们是什么意思，是想拜师学艺，跟着老爷子学爬树吗？”
　　
那人听出我的不悦，便把话接了过去。那人说：“忘了自我介绍了，我是大塘公园的管理员，今天来找你，的确不是拜师学艺的，我是来找你赔钱的。” 　　
我更是摸不到头脑了。我至少有十年没有进过那个公园了，上次看到一对新人在那里举办婚礼，也只是远远地看看，没有迈进去一步。难道多看几眼也要收费？那人见我一脸的迷茫，便解释道：“看来，这事你还不知道。你家老爷子看上我们那里的一片林子，想在树上建房子。”说着，他把手机打开，把里面的照片调出来。那是一片板栗林，在几棵挨得比较近的树上，绑着七八根木棍。那应该是一栋房子的基座。
　　
我说：“不就在树上搭了架子吗，我晚上去给拆了。”
　　
那人说：“架子我们已经拆掉了，来找你，是让你赔这几棵被砍掉的树。”
　　
原来，绑在板栗树上的那些木棍，竟然是父亲砍的树。那些树只有手臂粗细，估计也值不了几个钱，我便问道要赔多少钱，我给。那人说，这些树还没长成材，你就按小树赔吧，一棵四百块，一共是八棵三千二百块。你是付现金，还是扫码？
　　
我用小拇指抠了抠耳朵，以为听错了，又问了一遍：要赔多少？
　　
那人说：“一棵四百，一共是八棵，要赔三千二，你给三千就行了。”
　　
我说：“你这是金树银树还是摇钱树，哪里值这么多钱？”
　　
那人说：“你家老爷子有眼力，砍的都是银杏树，而且专挑直溜的砍。现在这么粗的银杏树就是这个价位。”
　　
我反悔了。我以为是几十块钱的事，最多也不会超过两百，权当花钱买平安了。可是现在要赔三千多，这远远超出了我的心理预期。我跟那人商量道，现在正是栽树的季节，老爸砍了你们多少树，我们就给你栽多少。见那人不同意，我又做了退让。“不行的话，我按一比二来栽，不是砍你们八棵吗，我们栽十六棵，也是这么粗的，包栽包活，死一棵，来年再罚三棵。”
　　
那人说：“不要这么麻烦，你赔钱就行，栽树的事我们已经安排好了。”
　　
那人坚持要赔钱，我坚持要栽树，彼此都不同意退让，于是事情便僵持了下来。回家后，我把鱼腹剖开，抠出肚肠、肝胆和双腮，正在鱼身上码花刀、放盐时，有人来敲门。我满手血腥地去开门，见来者是一男一女，那女的一脸的苦相，像刚刚吞下过鱼胆。两人见我拿着菜刀，而且是满手血污，不由地后退两步。
　　
我说：“又是来要钱的，对不对？”
　　
男人看了女人一眼说，“对，是来要钱的。”
　　
我说：“不是说过了吗，只賠树不赔钱。”
　　
两人又互相看了一眼后，男人说，你不欠我什么树呀？
　　
待仔细一盘问，原来这两人是从林场赶来的。父亲在进城之前，不是在林场烤火点着了仓库还烧死了几百只鸡吗？仓库的账，林场买了单，这一对夫妇是来要鸡钱的。两人明显是有备而来，他们也掏出手机，把里面的照片调了出来，其中有一张是父亲和那些鸡的合影。接着，两人给我算了一笔账。
　　
“按三百五十只鸡、每只五十块钱来算，就是一万七千五。如果加上生蛋的损失，怎么也得有三四万块。我们自认倒霉，蛋的钱不要了，你赔一万七千五的鸡钱算了。”
　　
我觉得他们算得合情合理。可我家的钱都在乔美玉手里，前面已经说过，我的手机多出一块钱话费，就要向乔美玉说明原因，这上万块的赔偿，哪是我能做主的呢？可是，我又不想让乔美玉知道这件事。女人嘛，都是爱财如命的，要把一万多块钱白白送人，还不等于要了她的半条命。
　　
我说：“你们把手机号码给我，人先回去吧，等我考虑好之后，给你们打电话。”
　　
那对夫妇说：“这事和理都明摆着，还有什么考虑的。我们还等着这笔钱买鸡再生产呢。”
　　
我说：“事和理都没有问题，是钱有问题。你们给我几天时间，让我想想这个钱怎么赔。不过你们放心，这个账我认了。”
　　
我没有一点做鱼的心思了，满手的血污也懒得去洗，便骑着电动车去找父亲算账。此时，父亲并不在小楼里，我对着周边的废墟喊话。我说，我喊到三，你赶紧给我出来。我从一喊到了三，废墟里一点动静都没有。我说，再给你一次机会，要是再不出来，肯定会有你好果子吃的。我又喊到了三，父亲还是没有出来，看来，他是跑到拆迁区围挡以外的地方去了。
　　
我正在找父亲，乔美玉却打电话找我。她说：“有一个天大的好消息，看你能不能猜出来。”
　　
我说：“自打小楠出生后，我家就没有好消息了。我猜不出来。”
　　
乔美玉说：“小区马上要被征收了，要建什么工业公园。我们住的房子也要被征收，据说按一比一点二赔偿。”
　　
这真是一个好消息。可因为等得太久了，我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我问乔美玉，你是从哪听说的，消息可不可靠？乔美玉说，肋条也参加了同学会，是他亲口告诉我的。对了，你帮我算个账，如果我们的房子按一比一点二赔偿，能不能赔到五十个平方？我说差不多吧。乔美玉说，那我们再加一点钱，换个两室一厅应该没有问题了。
　　
我跑去找魏保安，想问他有没有听说小区要征收的事。他是这里看门的，小区里飞进来一只鸟他都知道，别说小区被征收这么大的事了。我在仓库后面找到了魏保安。他正伏在花墙的后头，观察水杉树上两只喜鹊筑巢。魏保安应该伏在那里很长时间了，见到我之后，揉了好一会才把腰直起来。接着，他又揉着脖子，我听到里面类似于齿轮咬合发出的“咯吱”声。
　　
我问：“小区是不是要被征收了？”
　　
魏保安说：“差不多吧，最近来了几批人，用手点着那些厂房、仓库和水塔，你家的那排房子他们也是点过的。”
　　
我说：“你有没有听到那些人说了什么？”
　　
魏保安说：“没有，我是保安，哪能随便离开岗位呢。我要站好最后一班岗。”
　　
我问：“什么意思，你被开除了？” 　　
魏保安说：“不是开除，是我不想在这干了，人哪能一辈子都当保安呢。我在工地上找了个活，工资比看大门高一倍，这不，我正在观察怎么建房子呢。”
　　
说着，魏保安把身子朝墙靠了靠，拉开了裤子的拉链，从里面掏出一泡尿来。他切过包皮，龟头酷似一只缩头乌龟，看上去无比的喜感。魏保安尿得很直，把墙面上风化的红色砖末都冲了下来，像是尿出了血。魏保安一边尿、一边摇晃着身子，让这泡尿尽可能在墙上铺展开。这让我想起那些为了证明自身强大，绕着地盘撒尿的动物来。魏保安尿在墙上的拱门，也比父亲尿的那个要大上两三倍。
　　
这天，乔美玉聚会回来，明显呈现出醉态。她进了小区便开始解腰带，进屋时裤子已经褪到了屁股上，刚进卫生间便传来开闸泄洪的声音，听上去比歌星唱“滚滚长江东逝水”还要有气势。完事后，乔美玉提着裤子走了出来，她一边系着裤腰带一边说：“我还有一个好消息。”
　　
我不由地打了个冷战。不知为何，这些接踵而来的好消息，让我感到不安。我把身子依到了墙上，等待着乔美玉抛来的好消息。
　　
乔美玉说：“我们班的几个老姑娘跟肋条谈成了一笔生意，要是做成了，一个人能挣三万多块钱，能抵我俩半年的工资了。”
　　
我说：“你们跟肋条能谈什么生意。你们也不是一路的人呀？”
　　
乔美玉说：“这个小区的改造工程就是肋条承包的，我们从肋条那里分包了刷墙的活，就是把这些厂房、仓库和水塔用涂料刷白，就跟化妆打粉底差不多。我们把这些建筑刷白之后，肋条再请工艺学校的学生在上面作画。”
　　
我说：“你在宾馆的活不干了？”
　　
乔美玉说：“当然干，我临时雇了一个人替我干呢。”
　　
我说：“你要求那么严，标准比国家标准还高，雇人干，你能放心吗？”
　　
我说这话一点都没夸张。有一年，我去宾馆找乔美玉，见她蹲在大厅的卫生间里，拿着钢丝球擦马桶里的水垢。我问她为什么不用刷子。乔美玉说，刷子刷得不干净。我帮乔美玉刷了几个，竟然没有一个合格的。按照乔美玉刷马桶的标准，马桶上不能留下水渍、也不能留下手印，甚至连冲过马桶的水也要清澈见底，要符合饮用水的标准。
　　
“我有检查的办法呀，”她扬了扬手机说，“我用手机视频检查，检查合格一个，给她发一个红包。”
　　
接着，乔美玉自然而然地说到了肋条。
　　
乔美玉说，你知道“肋条”为什么叫“肋條”吗？他一共兄弟姊妹八个，他排行老七，从小被当成猫狗来养，上初中时瘦得像根竹竿，胸前的肋骨都是一条一条的，大家便叫他“肋条”了。想不到这家伙现在咸鱼翻身了，人胖得像换了个人似的，还长了一身的本事，听说，我们这个地方的头头脑脑他都能认得。
　　
我敷衍了一句，是吗？
　　
乔美玉说，怎么，你不信？
　　
接着，乔美玉开始夸起肋条来，说他为人仗义、出手大方之类的。乔美玉正在兴头上，我不忍打扰她的兴致，更不忍将赔钱的事告诉她，便想办法把话题岔开。我说，中午老爸从拆迁区跑了出去，不知现在有没有回来，我去找找。
　　
来到了小楼前，我给林场那对夫妇打去电话。我说，跟你们商量一下，赔鸡的钱能不能分期付款，就像买房按揭那样。我一个月还你们五百，要不了三年就能全部还清。我还说，要是你们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了，鸡是我爸烧的，赔鸡的钱你们问他要吧。这时，里屋突然传来“哐当”一声声响。我踹开了门，快步赶到里屋，见父亲已翻到窗外，正朝砖头堆里埋着什么东西。
　　
我说：“我喊到三，你赶快把东西交出来。”
　　
我还没喊到三呢，父亲就把东西翻了出来，揣在怀里便朝围挡的外面跑。我也从窗户翻了出去，三步并成两步撵上了父亲，擒住他的胳膊，将他按在地上。父亲浑身发抖，头发在阳光下白得刺眼，像刚堆上去的一蓬雪。我从来没有见过父亲这么怕过人。
　　
父亲怀里揣着两瓶酒。我要过来一瓶，把瓶塞子咬开，灌下去一大口。接着，我把另外一瓶也给咬开了，把瓶嘴塞到了父亲的嘴里。我说：“爸，不就是酒吗？你想喝就痛快地喝吧，我再也不想管你了。”
　　

8

天气转暖后，水厂抢修的活少了很多，大家便躲在材料仓库里掼起蛋来。队长有言在先，可以打牌但绝对不能赌钱。于是大伙儿便赌起了“明天”——谁输了牌，谁就要把对方明天的活给承包下来。有的人输了牌又不想干活，就出七十块一天，把赢来的活给卖掉。这给我提供了生财的机会。
　　
只用了十来天，我便挣够了第一笔按揭赔鸡的钱。我把钱通过手机转账给那对夫妇后，心中竟无比的释然。在从水厂回家的路上，春风投怀送抱，麦苗揭竿而起，一丛丛花树已经开出了疲惫之态。这一路，始终有鸟叫从头顶落下来。我驻足朝深空张望，看到云块正以快进的速度流淌着，一些呆头呆脑的风筝在低空里盘旋，反倒觅不到那些鸟的踪迹。这些来自深空的鸟声，让我想起了魏保安来——不知他搬走了没有，我突然很想去见见他。
　　
到了保安室，我将头贴着玻璃朝里面看，见魏保安正站在椅子上，用一把美工刀小心翼翼地揭那张奖状。我敲了敲玻璃问道：“你还没走吗，我还以为你已经走了呢？”魏保安把头转了过来，也许是因为逆光，他用力地揉了揉眼睛。我又问：“有什么要帮忙的吗？”
　　
魏保安从椅子上跳了下来，拉开了门，示意让我到保安室坐坐。这间保安室只有三、四个平方，除了魏保安和那个值夜班的老保安外，很少有他人进去过，也许是别人不屑进去，也许是他们不让别人进去。总之，那间小屋对我来说，既陌生又熟悉，甚至还有一些神秘感。
　　
魏保安大部分东西已经收拾好，盛放在一只拉杆箱里，放在最上面的是一本“百鸟图谱”。我拿起这本书随手翻了翻。严格来说，这不算是一本书，是小孩看图识物的卡片，用剪刀剪开后，再用针线缝钉成的册。这书本里的鸟，不过二、三十种吧，远远没有一百种。在黄鹂等一些叫得复杂的鸟旁边，还被他用文字、拼音和符号标注上一串长长的鸟语。 　　
我将书本合上，才注意“百鸟图谱”四个大字是手写的。在这四个字的旁边，还有几个小字“褚建国的书”。
　　
我问：“‘建国’前面的那个字怎么念？是不是念‘猪’。”
　　
魏保安说：“这个字用在姓氏上念‘楚’，楚霸王的‘楚’。”
　　
我表示怀疑：“有姓这个的人吗？”
　　
魏保安说：“我就是姓这个的，褚建国就是我。”
　　
我說：“你别开玩笑了，你不是姓魏吗？”
　　
魏保安说：“谁说我姓魏了，别人喊我‘喂，保安’，只有你一个喊我‘魏保安’。”这个弯拐得有点急，我费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我说：“真的对不起，把你喊错了这么多年，你怎么不说一声，我好给改过来？”魏保安说：“你不觉得‘魏保安’要比‘喂，保安’好听吗？其实，该说对不起的是我。你不是叫刘小手吗？‘小手’这个名字喊上去跟“小溲”差不多。小溲在我们老家是小便、撒尿的意思。我在背地里一直喊你‘刘小便’呢。”
　　
我忍不住笑了起来。我说：“我活了四十多年，还是第一次听人喊我刘小便，也好，这样我俩就扯平了。”
　　
魏保安又跳到那只椅子上，费了老大的功夫，才把那张奖状给揭了下来。奖状撕掉了一个角，魏保安心痛得如同掉了一块肉。魏保安把奖状折叠好，夹到了那本百鸟图谱里，这才把箱子给盖上，将拉链给拉上。
　　
我说：“我送你去公交车站吧。”
　　
魏保安说：“不用，所有东西加起来就这一箱子，不费劲就拉走了。”
　　
我说：“你要没有要帮忙的，那我就走了。”说完这句话，我突然感觉很奇怪，明明是魏保安要走，要离开这里，可我这话说的，就像走的人是我。
　　
魏保安想了想说：“你帮我给你家老爷子带个话吧，就说我走了，褚建国去建设国家去了，让他不要找我了。”说着，魏保安又揉了揉眼睛：“你可记得你家老爷子打我的事了，你知道他为什么打我吗？他是把我当成你了，他是在打他的儿子呢。”说着，魏保安把那只箱子拉开，掏出一个布袋子递给了我。魏保安接着说：“这个袋子是老爷子交给我的，如果没有猜错，里面应该是一卷纸钞。老爷子把我当成他的儿子后，就把这个交给我保管。本来我是想把这个袋子带走的，反正我也被打了，也给他当儿子了，就算是他给我的补偿。现在，还是物归原主吧。”
　　
我说：“你跟他真有缘分，认识你没有几天就把你当成儿子了。也许，这是老爷子专门送给你的呢。”
　　
魏保安说：“他是送给儿子的，我这个儿子是假的，假的真不了，真的假不了。”
　　
我和魏保安就此别过。我骑着电动车去找父亲，魏保安拉着箱子去等公交车。在拐过一个路口，彼此看不到对方时，魏保安打电话过来：“有一件事，当面不好意思跟你说，只能在电话里说了。你还记得那个用铁链子锁着的帆布包吗？当时，老爷子把那个包也交给了我。我以为里面装的是什么值钱的宝贝，就起了私心，偷偷将锁给撬开了。那里面的东西，是你爸的命根子，你一定要给保护好呀。”
　　
我想起那个帆布包来。最初，它是系在父亲的裤腰上的；后来，父亲把它放在离地有三米高的架子上；再后来，帆布包又抢了我的位置，占据了高低床的上层。我们搬家后，帆布包去了哪里，我却想不起来了。
　　
我把那只布袋子交给乔美玉时，问她看到那个帆布包没有？
　　
乔美玉反问道，不是跟你们一起搬到小楼里了吗？
　　
乔美玉找来剪刀，把我带回来的布袋子剪开，里面果真装的是钱。大概有鸡蛋粗细的一卷儿，从一百到五十、再到十块，从大到小，有规律地排成一排、卷成一卷，最外面用我妈用过的一段红绳子扎着。乔美玉数了数说，一共四百多，刚好够给爸做一套春装了。
　　
父亲身体的比例跟常人不一样，他的手和脚比人长一截，在市场上买不到合身的衣服，只有到裁缝铺量身定做。可现在要把父亲拽到裁缝铺里，肯定是不可能的事，只好在家量好尺寸，再到裁缝铺里做了。我和乔美玉来到了小楼前，喊来了父亲。见他有一只眼是青的，有半个脸是肿的，一看就是在外面被别人打了。我问他是在哪被打的、因为什么原因、被谁打的。父亲只言不发。我给父亲检查身体，发现他除了几处挫伤和抓伤之外，并没严重的伤情，这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我叫父亲立正，双腿并拢，双臂伸直，像一副“十字架”那样贴墙站着，然后用手拃起他的长短来。我从父亲的脚底拃到了头顶，再从左手拃到了右手。我觉得父亲的尺寸，好像比以往缩小了很多，于是，又在他的身上重新拃了一个来回。
　　
乔美玉说：“你拃出来的尺寸怎么用，裁缝的手跟你的手又不一样大，要用尺子量才行。”说着，乔美玉从一棵老树上拽下一根新枝，折成手臂长短的一根棍子，然后拿着这根棍子去丈量父亲。我蹲在菜园里，将茶豆的触角小心搀扶到架子上，这时，突然听到乔美玉见鬼般地尖叫：“小手小手，你快进来。”
　　
我跑进屋，见父亲抓住乔美玉的胳膊不放。
　　
父亲说：“你是田彩霞对不对？对不对？”
　　
我将父亲的手掰开，大声呵斥道：“这是乔美玉，是我老婆。”
　　
父亲说：“不对，是田彩霞，是我老婆。”
　　
我说：“田彩霞在林场呢。林场不是有座山叫女山吗，在向阳的那面山坡不是有片板栗林吗？你老婆田彩霞在那呢，你怎么给忘了？”
　　
父亲好像突然开了窍，他放开了乔美玉，双手捂着脸，像个孩子似的“嘤嘤”哭了起来。父亲把这个每天给他送饭，喂他吃药，今天又要给他做衣服的女人，当成田彩霞了。父亲要去找田彩霞，我把他给大声吓住。我说：“你要再胡闹，我也把你给绑起来。”
　　
乔美玉的手臂被捏出了几块淤青，她正揉着胳膊呢，手机响了起来。乔美玉把那根木棍扔给了我，出去接电话去了。我对父亲扬了扬棍子，示意他站好不要动。父亲又把自己撑成了一副“十字架”，紧紧地贴在墙上，身上多处骨头从原来的位置凸了出来，使他看上去显得坑洼不平。
　　
我在丈量父亲时，有几股旋风把乔美玉围在了里面，把她的头发都拽到了空中。乔美玉和她的同学在大声通话，我零星听到一些与“刷墙”有关的字眼。乔美玉突破旋风的包围，理着头发走到我的跟前。
　　
乔美玉问：“结婚前，我那件鹅黄色的羽绒服放在哪了？我想试试还能不能穿。”
　　
我说：“这些年，咱家没搬过家，也没有换过家具、扔过东西，那件衣服肯定还在大衣柜里，你回去找找看。”
　　
乔美玉说：“我都把家里翻一遍了，也没有找到。那件衣服不会被你扔了吧？”
　　
我突然想起父亲的那个枕头来。我将那件鹅黄色的羽绒服从枕头里掏了出来，它的颜色仍然那么明亮、那么醒目，仿佛时间将它遗忘了似的。
　　
乔美玉走后，我在杂物堆里翻到了那个帆布包。包里塞着父亲的一件旧棉袄。棉袄的怀里，抱着一只木头匣子。木头匣子里面，几层棉布包着父亲的至爱之物：一张我妈年轻时的黑白照片。我的心里突然一热：父亲还有希望，明天，我还应该带他去医院看看。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我被楼外的轰鸣声惊醒，原来，那两台挖掘机已经开到了楼前。一台挖掘机盘踞在菜园里，正在铲除那里的篱笆和“脚手架”，另一台正挥着手臂向小楼驶来。我跑到里屋喊父亲，可里面已是人去床空。那个帆布包扔在床上，包的拉链被拉开了，如同剖腹一般敞开着。那只木头匣子不见了，看来，父亲是带着我妈的照片连夜出逃了。
　　
我在城里漫无目的地寻找着父亲，找到那片水杉林时，见两排树木已在空中撑起一道巨大的拱门。我又想起那位婚礼司仪的话来：跨过这道拱门之后，你们的人生将会重新书写。我将纽扣重新排序，扣到了最上头。我还把零乱的头发理了理，把皮鞋在裤角上蹭了蹭，让它们重新发出光来。我想，如果乔美玉在，那该多好呀，我可以挽着她的手臂，从这道春天的拱门里幸福地跨过。
　　
想到乔美玉时，林外风声大作起来。对面水塔的半腰处，有一抹醒目的鹅黄色，正被旋风纠缠不放。风力加大后，我仿佛听到空中传来一声凄厉的尖叫……我跌坐在春天的拱门外，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瞬间突破了我的眼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