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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白鹿原》对辛亥革命以来50年的农民生存状态进行了全面解读，描绘了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强悍的宗法制家族文化、以传宗接代为本的生殖文化、民俗风情的地域文化以及特定时代的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展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阶级斗争相互交织中的中国特定时期的历史，揭示了社会的本真，是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缩影，堪称民族史诗。
关键词：陈忠实 《白鹿原》 农民生存状态 农耕文化 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农村白鹿原为中心，展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阶级斗争交织中特定时期的历史，描写了宗法家族文化对农民的浸染以及辛亥革命以来半个世纪翻来覆去、如“鏊子”般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作者以此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民族史，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历史，把历史仅仅看作是阶级斗争，而是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斗争史、社会变迁史，引导人们思考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历史本真的丰富性、复杂性。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历史深度上，《白鹿原》都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白鹿原》有着较强的现实基础，地理背景是作者的家乡，陈忠实曾说：
“西安东部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所以《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郊，陈忠实以这一历史舞台浓缩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时代变迁，对50年来的农民生活进行了全面解读。小说《白鹿原》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缩影，堪称民族史诗。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农立国，西汉以来的统治者提出了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治国之道，尚农轻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农耕文化。《白鹿原》描写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情况，突出了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小说对播种、收割、脱粒等劳作场面不厌其烦地描述，写了夏收、麦客赶麦场、轧棉花等农事活动。白鹿原的村民无法脱离土地，根深蒂固的农耕观念形成了他们的处世哲学。重农重土的观念存在于农民身上，如白嘉轩、鹿子霖等对土地充满留恋，鹿子霖的祖上“勺勺客”马勺娃到城市谋生，忍辱负重，学到手艺赚了大钱。他知道“城里比原上好多了”，但还是回乡买地作地主。两个哥哥不再熬长工，反而雇起了长工，而马勺娃仍到城里耍勺子，把银元送回原上，扩大耕地，增添牲口，建筑房舍。
白秉德是典型的克勤克俭的农民，靠躬耕劳作发家致富。与父亲一样，白嘉轩也紧紧依附在土地上。他体恤长工、老实、勤劳、正直。他雇佣长工，也参加劳动。他对母亲说：
“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法儿，我爱受罪我由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好瞀知烦焦了……”
土地是白嘉轩的命根子，为取得风水宝地，他施展计谋把鹿家的慢地买到手；为争李寡妇的地，他与鹿子霖大动干戈；朱先生预感到国民党的日子不会长了，劝他把种不了的地撂给穷人，白嘉轩也舍不得。
二强悍的宗法制家族文化
《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了家族文化，给家族以神圣的意义，完整地展示了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形态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秩序，抒写和赞美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忠孝仁义精神。剔除了一些迂腐的东西（如落后的婚姻观、妇女观），作者对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持肯定态度。正是这种精神才能保证民族长盛不衰，充满活力。
在小说中，左右白鹿原的力量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宗法家族势力。白嘉轩掌握着白、鹿两姓的族权，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代表。他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力量，坚守着仁义道德。他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和家族利益,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距离。作者写了民间宗法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距离和矛盾的状况，这与以往小说中将家族势力与统治阶级合二为一的描写迥然不同。白嘉轩多次拒绝田福贤、岳维山、鹿子霖让他出任乡约的请求，远离政治纷争。但他对民众利益并不冷漠，面对繁多的苛捐杂税，他曾发动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他“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即使被土匪打伤，佝偻着腰依然仰面看人；他俭朴勤劳，重义轻利；他言传身教，深夜秉烛为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强令幼子进山背粮，让他懂得“啥叫粮食”；他制定乡约，一丝不苟地维护着乡里的公理正义，他鞭笞违反族规的儿子。“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5000年的历史不再是“吃人”的，儒文化是使白鹿原稳稳运行的深层基石和精神后盾。陈忠实对白嘉轩和仁义精神的礼赞不加掩饰，白嘉轩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上从来没有萎靡过。小说对祠堂文化的非人道也有所揭示，如白嘉轩对儿女婚姻的粗暴干涉，对孝文与小娥通奸的严厉惩罚，鹿子霖、冷先生对鹿冷氏的间接残杀。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传统的农耕文化遭到城市文明、西方文化和革命斗争等多重冲击，但它仍然存在于中国人身上，存在于他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上，但它必然走向没落，这是无法挽回的。
三以传宗接代为本的生殖文化
白鹿村的妇女们笃信先人的道德准则，她们要做的事就是生孩子、伺候男人，埋头于家务劳动中。她们的婚姻常常建立在生殖、温饱的基础上。小农经济下的人们不仅关心发家致富，而且有着强烈的传宗接代思想。白嘉轩先后娶过七房女人，每一房女人去世后，白秉德夫妇便不遗余力地为儿子再娶奔忙，不惜倾家荡产。白赵氏说：
“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这是封建社会农民传宗接代观念的真实反映。父亲死后白嘉轩没有守孝三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也要娶妻生子，从而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的生殖文化。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是中国生殖文化的根本所在，为此他换地迁坟，以改变白家的风水来改变他的命运。
白嘉轩的小儿子孝义媳妇不能生育，为此去到庙里烧香祷告。白嘉轩想休了她，得知是儿子的问题后，便要想办法借种生子。
四充满民俗风情的地域文化
地域民俗是农民生存的物化形态，《白鹿原》展示了关中的民情、民俗、民间文化，多方面涉及了民间原生文化形态，从山川走势到俚语土话，从民居建筑到婚丧嫁娶，从乡村戏剧到阴间鬼魂，无不涉猎，从而给我们提供了直观的民族社会风情和生活经验。
小说反复写了白嘉轩娶妻葬妻，多次写了婚丧嫁娶这类农村头等大事，写了说媒、聘礼等细节。如：白嘉轩娶的第五房妻子是白家卖掉一头骡驹、高额聘礼娶进来的；第六房妻子是赌输家产的人家，是“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元”换回的。
《白鹿原》展示了丧葬风俗，写了白秉德死后报丧、箍墓、定穴位、请乐人、磨面、下葬等细节：
“派出四个近门子的族里人，按东南西北四路分头去给亲戚友好报丧；派八个远门子的族里人日夜换班去打墓，在阴阳先生为定准穴位之前先给坟地推砖做箍墓的准备事项；再派三四个帮忙的乡党到水磨上去磨面……派一个人到临近村里去找乐人班主，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个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就行了。”
小说还写了鹿三女人、白嘉轩的第五房妻子卫家三姑娘、仙草、嘉轩母亲、朱先生以及鹿兆海的死和葬礼：卫家三姑娘“用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穿了五件衣服”；小娥死后坟上修了镇妖塔；鹿兆海死后举行了国葬。
小说也写了关中饮食文化。关中以面食为主，主要吃蒸馍和面条。黑娃在郭举人家当长工，小娥给他端饭，一碟辣椒、一碟蒜泥、腌渍蒜薹、四五个馍馍、小米稀饭；黑娃到吝啬的黄老五家当长工，黄老五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是杂粮，包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白孝文被逐出家门后，过年到馍铺买了十个罐罐馍，在小娥那里吃了臊子面。
《白鹿原》还展示了关中人的鬼神观念。小说不但写了迁坟、鬼附体、桃木棒子避邪等民间俗信。还描写了梦境中阴阳两界的心灵感应、人鬼相通，以及描绘了各种幻觉和梦境。白嘉轩的第六个妻子胡氏梦见了他的前五房女人：
“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了”。
于是，白嘉轩请了法官驱鬼禳灾，此后不再闹鬼。《白鹿原》还写了预兆和托梦，白灵出生时，一只百灵在梧桐树上叫着，预示白鹿般的精灵的降生。她在根据地受诬陷被活埋时，父亲、祖母和母亲不约而同梦见一只白鹿委屈地流泪，白鹿化成白灵。白灵死亡当夜，朱夫人梦见白鹿栽进地缝里。鹿三秘密杀死小娥后，鹿三之妻和仙草先后梦见小娥被杀的情景，与事实一致。陈忠实还写了鬼魂附体，小娥横死后魂附鹿三，托梦于鹿惠氏和白吴氏，化成飞蛾，引发了白鹿原上的瘟疫。作者还写了面相、预言等奇异事象，朱先生告诉白灵：“你的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跷过黑洞，你就一路春风了。”预言应验了。先知先觉者朱先生以超常之举预知身后事，他死后留下“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要求。“文革”期间，朱先生的墓被挖开，只有一块阴阳卯合的砖头，写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
五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写照
在白鹿原的各种政治势力你争我斗、你死我活，充满暴力。作品写了革命军加强旅的覆灭，红三十六军的溃亡，土匪死鹿泰恒、打断白嘉轩的腰，白灵被活埋，鹿三刺死小娥，土匪“大姆指”暴死，黑娃被白孝文害死等，以及农民运动和国民党势力的报复及各种力量在白鹿原的交相出现。
黑娃对地主有着本能的仇恨，在鹿兆鹏的鼓动下，黑娃放火烧粮台，到“农讲所”受训，结拜革命十兄弟，掀起了“风搅雪”的农民运动。黑娃斩了恶霸碗客、骚棒和尚而名声大振，揪出总乡约并抓来九个乡约陪斗。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各色各样，并不是纯粹的革命者。在白鹿村开始响应黑娃的只有“风流女子”小娥、赌徒白兴儿。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以往革命者形象往往高尚而纯净，但现实中他们只是有着反抗意识的人。陈忠实描绘了白鹿原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各个村子的农协便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村子里的财东恶绅牵着拽着到白鹿镇游街示众，花样不断翻新，纸糊的尖顶帽子扣在被游斗者的头上，红红绿绿的寿衣强迫他们穿到身上，脸上涂抹着锅底黑灰又点缀着白色浆糊，有的别出心裁把稀粪劈头盖脸往下浇。”
这说明群体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会演变为一种过激行为，会剥夺正常人或有罪的人起码的生命和尊严。与农民运动针锋相对的是田福贤带领“还乡团”疯狂的报复，他他死了农协骨干贺老大，把农协委员吊在滑杆上当猴耍，给他们嘴里塞辣子。《白鹿原》真实地展示了农民对地主以及“还乡团”对农民的彼此残杀，充满了血腥的现实，隐含着陈忠实对暴力的否定和批判。“白鹿原成了鏊子”，你烙来、我烤去，民不聊生。阶级之间的腥风血雨对宗法家族制度和社会秩序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要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就必须突破狭隘的功利主义，对历史负责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品格”。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忧患精神关注民族命运和走向，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多难的行进历程，给读者以多维的启迪。《白鹿原》不愧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的秘史”！
参考文献：
[1] 何西来：《文章千古事——关于〈白鹿原〉评论的评论》，《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四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
[3] 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兆虹，女，1966—，山西闻喜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
关键词：陈忠实 《白鹿原》 农民生存状态 农耕文化 地域文化
中图分类号：I207.4文献标识码：A
陈忠实的《白鹿原》以陕西关中农村白鹿原为中心，展现了传统农耕文化与现代阶级斗争交织中特定时期的历史，描写了宗法家族文化对农民的浸染以及辛亥革命以来半个世纪翻来覆去、如“鏊子”般变幻莫测的社会风云。作者以此建构自己心目中的民族史，不再以政治意识形态规范历史，把历史仅仅看作是阶级斗争，而是在更真实的层面上展现民族的文化史、心灵史、斗争史、社会变迁史，引导人们思考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揭示出历史本真的丰富性、复杂性。无论在艺术上还是在历史深度上，《白鹿原》都是当代不可多得的优秀作品。
《白鹿原》有着较强的现实基础，地理背景是作者的家乡，陈忠实曾说：
“西安东部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所以《白鹿原》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
白鹿原位于西安东郊，陈忠实以这一历史舞台浓缩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和时代变迁，对50年来的农民生活进行了全面解读。小说《白鹿原》可以视为民族历史发展的缩影，堪称民族史诗。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
中国历代统治者以农立国，西汉以来的统治者提出了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治国之道，尚农轻商的思想根深蒂固，并由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特有的农耕文化。《白鹿原》描写了小农经济的生产、生活情况，突出了尚农重土的农耕文化。小说对播种、收割、脱粒等劳作场面不厌其烦地描述，写了夏收、麦客赶麦场、轧棉花等农事活动。白鹿原的村民无法脱离土地，根深蒂固的农耕观念形成了他们的处世哲学。重农重土的观念存在于农民身上，如白嘉轩、鹿子霖等对土地充满留恋，鹿子霖的祖上“勺勺客”马勺娃到城市谋生，忍辱负重，学到手艺赚了大钱。他知道“城里比原上好多了”，但还是回乡买地作地主。两个哥哥不再熬长工，反而雇起了长工，而马勺娃仍到城里耍勺子，把银元送回原上，扩大耕地，增添牲口，建筑房舍。
白秉德是典型的克勤克俭的农民，靠躬耕劳作发家致富。与父亲一样，白嘉轩也紧紧依附在土地上。他体恤长工、老实、勤劳、正直。他雇佣长工，也参加劳动。他对母亲说：
“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法儿，我爱受罪我由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好瞀知烦焦了……”
土地是白嘉轩的命根子，为取得风水宝地，他施展计谋把鹿家的慢地买到手；为争李寡妇的地，他与鹿子霖大动干戈；朱先生预感到国民党的日子不会长了，劝他把种不了的地撂给穷人，白嘉轩也舍不得。
二强悍的宗法制家族文化
《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第一次正面描写了家族文化，给家族以神圣的意义，完整地展示了家国同构的宗法社会形态和以孝悌为核心的家族伦理秩序，抒写和赞美了民族文化的精髓——忠孝仁义精神。剔除了一些迂腐的东西（如落后的婚姻观、妇女观），作者对以忠孝仁义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精神持肯定态度。正是这种精神才能保证民族长盛不衰，充满活力。
在小说中，左右白鹿原的力量既不是共产党，也不是国民党，而是宗法家族势力。白嘉轩掌握着白、鹿两姓的族权，是宗法家族文化的代表。他身上凝聚着传统文化的力量，坚守着仁义道德。他竭力维护宗法制度和家族利益,与现实政治势力保持距离。作者写了民间宗法文化与政治文化之间的距离和矛盾的状况，这与以往小说中将家族势力与统治阶级合二为一的描写迥然不同。白嘉轩多次拒绝田福贤、岳维山、鹿子霖让他出任乡约的请求，远离政治纷争。但他对民众利益并不冷漠，面对繁多的苛捐杂税，他曾发动鸡毛传贴和交农事件；他“腰板挺得太直太硬”，即使被土匪打伤，佝偻着腰依然仰面看人；他俭朴勤劳，重义轻利；他言传身教，深夜秉烛为儿子讲解“耕读传家”的匾额；强令幼子进山背粮，让他懂得“啥叫粮食”；他制定乡约，一丝不苟地维护着乡里的公理正义，他鞭笞违反族规的儿子。“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5000年的历史不再是“吃人”的，儒文化是使白鹿原稳稳运行的深层基石和精神后盾。陈忠实对白嘉轩和仁义精神的礼赞不加掩饰，白嘉轩充满了旺盛的生命力，精神上从来没有萎靡过。小说对祠堂文化的非人道也有所揭示，如白嘉轩对儿女婚姻的粗暴干涉，对孝文与小娥通奸的严厉惩罚，鹿子霖、冷先生对鹿冷氏的间接残杀。
20世纪是中华民族从农耕文明向现代工业文明转化的时期，充满了新与旧的冲突。传统的农耕文化遭到城市文明、西方文化和革命斗争等多重冲击，但它仍然存在于中国人身上，存在于他们生活的细枝末节上，但它必然走向没落，这是无法挽回的。
三以传宗接代为本的生殖文化
白鹿村的妇女们笃信先人的道德准则，她们要做的事就是生孩子、伺候男人，埋头于家务劳动中。她们的婚姻常常建立在生殖、温饱的基础上。小农经济下的人们不仅关心发家致富，而且有着强烈的传宗接代思想。白嘉轩先后娶过七房女人，每一房女人去世后，白秉德夫妇便不遗余力地为儿子再娶奔忙，不惜倾家荡产。白赵氏说：
“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
这是封建社会农民传宗接代观念的真实反映。父亲死后白嘉轩没有守孝三年，因为“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也要娶妻生子，从而向世人昭示了中国人的生殖文化。传宗接代的使命感是中国生殖文化的根本所在，为此他换地迁坟，以改变白家的风水来改变他的命运。
白嘉轩的小儿子孝义媳妇不能生育，为此去到庙里烧香祷告。白嘉轩想休了她，得知是儿子的问题后，便要想办法借种生子。
四充满民俗风情的地域文化
地域民俗是农民生存的物化形态，《白鹿原》展示了关中的民情、民俗、民间文化，多方面涉及了民间原生文化形态，从山川走势到俚语土话，从民居建筑到婚丧嫁娶，从乡村戏剧到阴间鬼魂，无不涉猎，从而给我们提供了直观的民族社会风情和生活经验。
小说反复写了白嘉轩娶妻葬妻，多次写了婚丧嫁娶这类农村头等大事，写了说媒、聘礼等细节。如：白嘉轩娶的第五房妻子是白家卖掉一头骡驹、高额聘礼娶进来的；第六房妻子是赌输家产的人家，是“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元”换回的。
《白鹿原》展示了丧葬风俗，写了白秉德死后报丧、箍墓、定穴位、请乐人、磨面、下葬等细节：
“派出四个近门子的族里人，按东南西北四路分头去给亲戚友好报丧；派八个远门子的族里人日夜换班去打墓，在阴阳先生为定准穴位之前先给坟地推砖做箍墓的准备事项；再派三四个帮忙的乡党到水磨上去磨面……派一个人到临近村里去找乐人班主，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个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就行了。”
小说还写了鹿三女人、白嘉轩的第五房妻子卫家三姑娘、仙草、嘉轩母亲、朱先生以及鹿兆海的死和葬礼：卫家三姑娘“用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穿了五件衣服”；小娥死后坟上修了镇妖塔；鹿兆海死后举行了国葬。
小说也写了关中饮食文化。关中以面食为主，主要吃蒸馍和面条。黑娃在郭举人家当长工，小娥给他端饭，一碟辣椒、一碟蒜泥、腌渍蒜薹、四五个馍馍、小米稀饭；黑娃到吝啬的黄老五家当长工，黄老五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是杂粮，包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白孝文被逐出家门后，过年到馍铺买了十个罐罐馍，在小娥那里吃了臊子面。
《白鹿原》还展示了关中人的鬼神观念。小说不但写了迁坟、鬼附体、桃木棒子避邪等民间俗信。还描写了梦境中阴阳两界的心灵感应、人鬼相通，以及描绘了各种幻觉和梦境。白嘉轩的第六个妻子胡氏梦见了他的前五房女人：
“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了”。
于是，白嘉轩请了法官驱鬼禳灾，此后不再闹鬼。《白鹿原》还写了预兆和托梦，白灵出生时，一只百灵在梧桐树上叫着，预示白鹿般的精灵的降生。她在根据地受诬陷被活埋时，父亲、祖母和母亲不约而同梦见一只白鹿委屈地流泪，白鹿化成白灵。白灵死亡当夜，朱夫人梦见白鹿栽进地缝里。鹿三秘密杀死小娥后，鹿三之妻和仙草先后梦见小娥被杀的情景，与事实一致。陈忠实还写了鬼魂附体，小娥横死后魂附鹿三，托梦于鹿惠氏和白吴氏，化成飞蛾，引发了白鹿原上的瘟疫。作者还写了面相、预言等奇异事象，朱先生告诉白灵：“你的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跷过黑洞，你就一路春风了。”预言应验了。先知先觉者朱先生以超常之举预知身后事，他死后留下“不用棺材”、“不用砖箍墓穴”的要求。“文革”期间，朱先生的墓被挖开，只有一块阴阳卯合的砖头，写着：“天作孽犹可为，人作孽不可活，折腾到何时为止。”
五农民运动和革命斗争的写照
在白鹿原的各种政治势力你争我斗、你死我活，充满暴力。作品写了革命军加强旅的覆灭，红三十六军的溃亡，土匪死鹿泰恒、打断白嘉轩的腰，白灵被活埋，鹿三刺死小娥，土匪“大姆指”暴死，黑娃被白孝文害死等，以及农民运动和国民党势力的报复及各种力量在白鹿原的交相出现。
黑娃对地主有着本能的仇恨，在鹿兆鹏的鼓动下，黑娃放火烧粮台，到“农讲所”受训，结拜革命十兄弟，掀起了“风搅雪”的农民运动。黑娃斩了恶霸碗客、骚棒和尚而名声大振，揪出总乡约并抓来九个乡约陪斗。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各色各样，并不是纯粹的革命者。在白鹿村开始响应黑娃的只有“风流女子”小娥、赌徒白兴儿。这是一种历史的真实，以往革命者形象往往高尚而纯净，但现实中他们只是有着反抗意识的人。陈忠实描绘了白鹿原农民运动中的过火行为：
“各个村子的农协便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村子里的财东恶绅牵着拽着到白鹿镇游街示众，花样不断翻新，纸糊的尖顶帽子扣在被游斗者的头上，红红绿绿的寿衣强迫他们穿到身上，脸上涂抹着锅底黑灰又点缀着白色浆糊，有的别出心裁把稀粪劈头盖脸往下浇。”
这说明群体行为有时是非理性的，会演变为一种过激行为，会剥夺正常人或有罪的人起码的生命和尊严。与农民运动针锋相对的是田福贤带领“还乡团”疯狂的报复，他他死了农协骨干贺老大，把农协委员吊在滑杆上当猴耍，给他们嘴里塞辣子。《白鹿原》真实地展示了农民对地主以及“还乡团”对农民的彼此残杀，充满了血腥的现实，隐含着陈忠实对暴力的否定和批判。“白鹿原成了鏊子”，你烙来、我烤去，民不聊生。阶级之间的腥风血雨对宗法家族制度和社会秩序具有明显的破坏作用。
“要获得现实主义的胜利就必须突破狭隘的功利主义，对历史负责是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的基本品格”。陈忠实在《白鹿原》中自觉地运用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从文化视角审视中国农民的命运和他们的生存状态，以现代人的思想意识和忧患精神关注民族命运和走向，还原了历史的本来面目，为人们展示了中华民族多难的行进历程，给读者以多维的启迪。《白鹿原》不愧是一部真正的“民族的秘史”！
参考文献：
[1] 何西来：《文章千古事——关于〈白鹿原〉评论的评论》，《中国文学研究》，2000年第3期。
[2] 陈忠实：《陈忠实文集》（第四卷），广州出版社，2004年版。
[3] 畅广元：《〈白鹿原〉与社会审美心理》，《小说评论》，1998年第1期。
作者简介：李兆虹，女，1966—，山西闻喜人，本科，副教授，研究方向：现当代文学，工作单位：西安文理学院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