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其义不用饰”和“信达雅”翻译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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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对赛珍珠《水浒传》英文翻译本,学术界有贬斥、吹捧等不同观点。本文从翻译学角度出发,对赛珍珠“依其义不用饰”的翻译理念与严复“信达雅”的翻译标准之间的冲突,进行分析比较研究,指出“信、达、雅”并不是翻译的唯一标准;认为赛译本“All Men Are Brothers”有其特色和价值;赞扬了赛珍珠积极进行跨文化交流的实践精神。
  关键词:翻译标准 特色 跨文化交流
  中图分类号:H059 文献标识码:A
  
  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赛珍珠(Pearl.S.Buck),于1929-1933年在金陵大学(现南京大学)教学期间,利用业余时间,将中国古典小说《水浒传》翻译成第一个英译本,并易名为《四海之内皆兄弟》(All Men Are Brothers)在西方出版,书籍畅销,影响较广。“All Men Are Brothers”自出版至今,无论在西方还是在东方,都引起了不同学派的不少争议。赞扬的一派,譬如林语堂就对赛译本赞不绝口,说她“译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精髓”。在美国,赛珍珠的《水浒传》英译本大约占同类全译本发行量的百分之九十以上,是美国各大院校中国文学课指定的教科书,俄勒冈大学还把赛译本做成免费电子版放在了互联网上。批评的一派,亦歌先生可称代表人物,他发表了一篇文章,指斥赛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翻译不准确,提出要努力制止赛译本的流传,要求把它“撤下来”。亦歌的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一时议论纷纷。我们研究了相关资料,并认真研读了赛译本,觉得亦歌先生的一些观点虽有一些道理,但还有一些观点值得商榷。
  一 “信达雅”翻译标准不是唯一的翻译标准
  亦歌先生指斥赛珍珠的文章标题是:“透瓶香”和“进门倒”——谈赛珍珠和沙博理的《水浒》。文章的中心思想是贬斥赛译本翻译水平极差,鼓吹沙博理(Sidney Shapiro)的《水浒传》英译本《沼泽地上的亡命徒》(OUTLAWS OF THE MARSH)翻译水平极高。一高一低,亦歌先生的衡量依据是什么呢?据他自己说,是运用了严复的“信、达、雅”翻译标准,从人物绰号翻译对比、小段落翻译对比和部分短语对比三方面,找出了赛译本翻译上的一些不恰切之处。但是,使亦歌自己也感到困惑的是:当他用严复的“信”(忠信、忠实)、“达”(通顺、流畅)、“雅”(优雅、有文采)的标准来衡量沙译本《沼泽地上的亡命徒》时,发现该译本也有许多翻译不恰切之处。譬如在人物绰号翻译中,武松的绰号是“行者”,其本意是出家未剃度的佛教徒。武松“行者”绰号的来由是他杀人逃难,母夜叉孙二娘将他打扮成“行者”模样。沙博里翻译为“pilgrim”(旅行者)便不准确。还有,沙博里将井木犴郝思文翻译成“Wild Dog Hao”(郝野狗)也是错误的,因为“井木犴”是中国道教天上“二十八星宿”中的一个凶神的名号,意思是说郝思文像“井木犴”一样恶煞,谁遇到他谁倒霉。“井木犴”绝对不是“野狗”的意思。在短语翻译方面,林冲发配前要休妻,沙译的“annulment of marriage”是男女双方平等地解除婚约,而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休妻只是单向的:只能男休女,而不能女休男。再有就是“江湖”一词,沙译为“among the fraternity”(侠士兄弟会),译得也不准确,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凡江湖者必有是非恩怨、弱肉强食和斗争杀戮,并不是单指什么“帮会”。还有“吃爆栗”,中文意思是大人惩罚小孩时屈起指头敲小孩的脑壳,沙译为“pound on my noggin”(敲小杯)也是错译,这是中国人习以为常的做法,而西方人并无这一习惯。
  东西方文化,文不同源,字不同形。亦歌也承认要将《水浒传》译成信、达、雅的外文是难上加难的事;“且不说像‘杀威棒’、‘投名状’、‘善哉善哉’、‘驴儿大的行货’等让人头大的词,就连一句好汉们常挂在嘴边的简简单单的‘敢到太岁头上动土’,就足以让任何一个有责任心的翻译家一夜为之无眠。”
  因此翻译界有人认为:中国古典名著文体有不可译性,认为“东方就是东方,西方就是西方,两者永不交汇”,他们的观点都是受了所谓“信、达、雅”标准的束缚,采用“绝对对应”的教条主义思想来对待翻译工作,因此常常作茧自缚,论述自相矛盾。其实东西方文化是“东方中有西方,西方中有东方,两者相对交流”。南京师范大学姚君伟教授提出的“文化相对主义”观点,科学辩证地阐明了翻译工作的方针。好的翻译,好比对对子,作者出的是漂亮的中文,译者对以本土通俗化的英文,文字虽然不同,意义却很相合,品味这样巧妙的翻译,如同欣赏绝妙的对联一样,让人获得一种极大的精神享受。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说,翻译的标准是有多种的,如:“翻译的动态对等”、“交际翻译”、“翻译的文化功能”等。因此,“信、达、雅”标准只是诸多翻译标准中的一个罢了。
  二 中国小说能否采用“依其义不用饰”的理念进行翻译
  从翻译学的角度来说,翻译的标准是多样的。对于中国小说的翻译,应该采用何种标准来要求,是翻译界正在争论的课题。我们注意到赛珍珠在诺贝尔文学奖授奖仪式上发表的题为《中国小说》的演讲中的一段话:
  The preface of Fah Shu Ching,one of the most famous of Buddhist books,says, “When giving the words of gods,these words should be given forth simply.”This might be taken as the sole literary creed of the Chinese novelist,indeed,gods were men and men were gods.
  最著名的佛教经典之一《法句经》的序言中说:“佛言,依其义不用饰”,“其传经者,令易晓”。
  也就是说:翻译工作只要达到内容情节合乎本意,文字语言的修饰就不必太计较。这句佛教对佛经翻译的原则,也许对赛珍珠从事翻译工作有着重要的影响。
  “依其义不用饰”本来是佛教对佛经翻译的原则。佛教是自印度传入中国的,梵文的佛经译成中文后,中国本土的很多百姓都看不懂这种跨国文化的教义。曾经发生了一个“六祖破经”的故事;唐朝时期,佛教禅宗的第五代祖师弘忍年事已高,急于传付衣法,命弟子们作偈评比。大弟子神秀作偈云:“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惹尘埃。”干杂活的“行者”惠能作偈云:“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惠能用中国通俗的本土语言表达了禅宗佛学的中心内涵,弘忍就把衣钵传给了他。因为佛学的主意是“空”,惠能用通俗的话反映出佛学的本意,使禅宗的中心教义更容易让中国本土人民接受,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影响。因此,惠能的“南宗”理所当然地战胜了神秀的“北宗”,惠能因此成了禅宗的第六代祖师。
  中国小说能否采用“依其义不用饰”的理念进行翻译,首先要对中国小说进行研讨。鲁迅先生对中国小说是有研究的,1920—1926年他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讲授中国小说史,并写出了专著《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描画出一条脉络清晰的数千年中国小说的发展线索,分析了历代小说的思想、艺术,对《水浒传》亦有评叙,言简意赅,评断允当。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过:“中国人向来以小说为无足轻重,不似经书,所以多喜欢随便改动它。”的确,《水浒传》的故事,最早出现在宋朝,宋江是实有其人的,为盗亦是事实,关于他的事迹,从南宋以来就成为社会上的传说,也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当时流传的宋江集团只有36位头领,成员的姓名和绰号也不尽相同。譬如:吴用的名字叫吴加亮,卢俊义叫李进义,关胜叫关必胜,穆弘叫穆横,阮小二叫阮进等。人物绰号也有变化:双鞭呼延灼叫铁鞭呼延绰,双枪将董平叫一直撞董平,船伙儿张横叫火船工张岑,病关索杨雄叫赛关索王雄等。元末明初,除了施耐庵对《水浒传》重写外,罗贯中、金圣叹等人也写过不同版本的《水浒传》,其中各有许多的变化,也都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应该说赛译本基本上保留了施耐庵、罗贯中原著的内容,第一个向西方世界传播了中国古典小说波澜壮阔的故事,在东西方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先驱者的积极作用。
  其次,应读一读赛珍珠的一篇专论“Sources of Early Chinese Novel”(《中国早期小说源流》)(Pearl S.Buck Translated by ZHANG Dan-li)。在这篇专论中,赛珍珠也同意鲁迅先生的观点,她认为,“作家只要成竹在胸,掌握了丰富的故事内容情节素材,加上精湛的技巧,幽默的风格,哀婉或激情的表达,就可以凭习惯用词说(或译)中国小说。中国小说最迷人的特点就是自发性。”这也许是赛珍珠在翻译《水浒传》遇到困难时,为自己找到的一条理由。
  “五四运动”倡导用“白话文”对“文言文”进行革新。目前香港双语区的“流行歌曲”、金庸的新武侠小说等,都有一种追求本土通俗化的倾向,而且还逐步被人们接受。小说不似法律文件或公函要求字字斟酌,不能出一丝错误。当前,对于非法理性文本的翻译,是否能放宽“信、达、雅”的标准,是一个亟待讨论的问题。
  三 “All Men Are Brothers”仅是一部赛珍珠特色的《水浒传》英文翻译本
  赛珍珠作为20世纪跨文化交流的先驱者,其所付出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她毕竟是第一个将中国小说《水浒传》翻译成英文版的人,是付出了巨大的艰辛的。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评语:“赛珍珠的作品‘为西方世界打开了一条路,使西方人用更深的人性和洞察力,去了解一个陌生而遥远的世界’”,指出了她获奖的理由。赛珍珠的世界观是建立在基督教所谓的“博爱”的教义上的,她把《水浒传》译成《四海之内皆兄弟》,她获奖后收养孤儿的善举,都“与艾尔弗雷德·诺贝尔憧憬未来的目标和谐一致”。
  当然,赛珍珠的“All Men Are Brothers”英文翻译本,也仅是一本具有赛珍珠个人特色的英文翻译本,该译本诞生于特殊的历史背景下,有其自身的特点和魅力。因此,它对于跨文化交流具有一定的学术研究价值。
  
   注:本研究受江苏省2009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09SJB74000)及江苏大学高级人才启动基金项目资助。
  
   参考文献:
   [1] 赛珍珠:《All Men Are Brothers》,约翰·戴公司,1933年版。
   [2] 沙博里:《Outlaws of the Marsh》,外文出版社,1999年版。
   [3] 亦歌:《“透瓶香”和“进门倒”——谈赛珍珠和沙博理的〈水浒〉》,《新语丝》,2003年第2期。
   [4] 姚君伟:《文化相对主义:赛珍珠的中西文化观》,东南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5] 裴伟:《Fah Shu Ching——赛珍珠受奖演说中提到的一部佛经》,东北网,2008年6月17日。
   http://publish.dbw.cn/system/2008/06/17/051320896.shtml
   [6]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北京大学新潮社,1923年版。
   [7] 赛珍珠:《中国早期小说源流》,《镇江师专学报》,2001年第2期。
   [8] 许晓霞、赵珏:《赛珍珠纪念文集第二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作者简介:
   邱玉琳,女,1984—,江苏镇江人,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2008级在读研究生,研究方向:翻译。
   任晓霏,女,1968—,山西人,博士,教授,研究方向:翻译,工作单位:江苏大学外国语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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