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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才刚刚开始，但各种迹象显示，这又将是不平静的一年。
在中国，就在跨年夜的晚上，一场踩踏事故夺去了30余人的生命，包括一名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媒体介入并报道后，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发文呼吁媒体尊重死者，“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是，年轻的歌手姚贝娜在1月16日因病去世，并捐献了她的眼角膜，但据报道，一家媒体的记者伪装成医生助手拍摄手术过程。这被视为侵犯了死者的隐私权，激起了公愤，并迫使该媒体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1月7日，一伙武装分子血洗巴黎《查理周刊》总部，打死12人，瞬间让整个法国沉浸于愤怒和同仇敌忾之中。不愿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查理周刊》在接下来出版的一期中，再次将穆罕默德的形象画上了封面，而此举又在从车臣到尼日利亚的广阔的伊斯兰世界里引发了抗议和示威，并继续造成流血和死亡。
所有这些事件都可归入广义上的社会冲突的范畴，它既会体现为肢体、暴力的冲突，也会体现为意识、想法的冲突。此处我们暂且不卷入那些关于“对与错”的纠葛与口舌，而是主要来探讨一下，隐藏在这些冲突背后的不同群体的社会观念。
在中国发生的涉及隐私权的争议中，我们都会主张，在现代社会里，公共与私人的领域应该截然分开，私人的信息不应受到像媒体这样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随意侵犯。但是，也须看到的是，将“公域”与“私域”截然两分的观念，在中国是一个新现象，它并没有植入很多人的内心。固然，传统社会的伦理也会强调尊重死者，尊重他人的秘密与名誉，不去“揭短”，但其思想基础并不像我们现在主张的这样，是首先确认一个“私人空间”的独立存在。事实上，中国是个多层社会，比如，只要我们一踏入农村那种传统的“熟人社会”，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城市人们已经习惯的认知，即“私人空间”的存在，马上就会遭到彻底的否定，比如，人们会毫无顾忌（并习以为常）地打听各种在你看来属于“隐私”的信息。
很明显，我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价值判断，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
在《查理周刊》事件中，在广大法国人看来，对媒体的袭击是在赤裸裸地威胁和侵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一项天赋权利，它植根于可溯及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漫长历史之中，保障言论自由是抵御专制与暴政的必需。然而，穆斯林世界则似乎生活在一套平行话语里：他们强调的只是神圣的先知不容亵渎，抗议者并不是针对言论自由这个一般性准则，他们的关注焦点根本没有放在有没有天赋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个问题上，他们只是主张具体的言论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和禁忌。因为伊斯兰世界没有一般性地确立起权利与权力二分的观念，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与背景之中，所以他们与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法国人无法有效沟通。
另一个基础性概念是“道德秩序”——现代性意味着新的道德秩序观念的产生。在一开始，这些观念可能只是少数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逐渐开始塑造很多人的社会想象，进而成为主宰性的认知。这些理念最终深入人心，乃至于在现代人看来，人有和平的天性、人有天赋的权利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并忘记了这些观念其实是在多种理念的竞争的历史过程之中脱颖而出的。
不过，道德秩序一旦确立，就大体上是明确的，而社会想象更加难以捉摸，它是人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理解。这些想象不一定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会在人们行为与言论的背后，默默地发挥作用。
所有这些秩序的普及和固化都经历了长期历史博弈。比如，市场交易的基础是平等，但平等理念取代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经历漫长的时间，其最终的确立不只是因为该理念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大众的社会想象出现了变迁。同时，报纸等媒体以及民间性组织的出现，让人越来越深信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个体与政府的“公共空间”，而“隐私”与“私人空间”的理念，则恰好是伴随着它的对应物的确立，才被确立起来的。
如何走向现代，是中国思考了一百多年的命题，现在，中国又走到了转型的节点。一种日益成型的共识是，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器物”（如科技、商品、生产与企业组织方式），也需要现代的制度，而同时也需要属于现代社会的共识性认知。现代性必然意味着一些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而在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和媒体正是在为此而努力。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旧的想象，旧的人与社会关系、人与政府关系的认知，仍然会顽强地长期存在，新的秩序替代旧的秩序，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也会充满冲突，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的例子中看到的，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秩序上的冲突，正在向着现代性一路狂奔的中国社会，与它那无法彻底摆脱的传统在想象上的冲突，都将一直伴随着我们。
无论如何，应该致力于新得秩序的成型，但也应直面旧得秩序的存在，并深入地考察这些秩序，或许，可以通过新得阐释，赋予它们新得意义，实现新旧融合、扬弃与新的道德秩序的确立。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是要走一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然而，西方的睿智之士不可能对我们的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这只能寄望于中国人自身的带有自主意识与使命感的实践。
在中国，就在跨年夜的晚上，一场踩踏事故夺去了30余人的生命，包括一名复旦大学的学生。在媒体介入并报道后，复旦大学官方微信发文呼吁媒体尊重死者，“不要再挖掘她的隐私”。一个与此相关的事件是，年轻的歌手姚贝娜在1月16日因病去世，并捐献了她的眼角膜，但据报道，一家媒体的记者伪装成医生助手拍摄手术过程。这被视为侵犯了死者的隐私权，激起了公愤，并迫使该媒体公开道歉。
与此同时，1月7日，一伙武装分子血洗巴黎《查理周刊》总部，打死12人，瞬间让整个法国沉浸于愤怒和同仇敌忾之中。不愿向“恐怖主义”屈服的《查理周刊》在接下来出版的一期中，再次将穆罕默德的形象画上了封面，而此举又在从车臣到尼日利亚的广阔的伊斯兰世界里引发了抗议和示威，并继续造成流血和死亡。
所有这些事件都可归入广义上的社会冲突的范畴，它既会体现为肢体、暴力的冲突，也会体现为意识、想法的冲突。此处我们暂且不卷入那些关于“对与错”的纠葛与口舌，而是主要来探讨一下，隐藏在这些冲突背后的不同群体的社会观念。
在中国发生的涉及隐私权的争议中，我们都会主张，在现代社会里，公共与私人的领域应该截然分开，私人的信息不应受到像媒体这样代表公共利益的机构随意侵犯。但是，也须看到的是，将“公域”与“私域”截然两分的观念，在中国是一个新现象，它并没有植入很多人的内心。固然，传统社会的伦理也会强调尊重死者，尊重他人的秘密与名誉，不去“揭短”，但其思想基础并不像我们现在主张的这样，是首先确认一个“私人空间”的独立存在。事实上，中国是个多层社会，比如，只要我们一踏入农村那种传统的“熟人社会”，我们就会发现，在大城市人们已经习惯的认知，即“私人空间”的存在，马上就会遭到彻底的否定，比如，人们会毫无顾忌（并习以为常）地打听各种在你看来属于“隐私”的信息。
很明显，我们对自己所处社会的认识，会直接影响我们的行为、价值判断，以及与其他社会成员的交往。
在《查理周刊》事件中，在广大法国人看来，对媒体的袭击是在赤裸裸地威胁和侵犯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是一项天赋权利，它植根于可溯及启蒙时代与法国大革命的漫长历史之中，保障言论自由是抵御专制与暴政的必需。然而，穆斯林世界则似乎生活在一套平行话语里：他们强调的只是神圣的先知不容亵渎，抗议者并不是针对言论自由这个一般性准则，他们的关注焦点根本没有放在有没有天赋的言论自由权利这个问题上，他们只是主张具体的言论要尊重他人的信仰和禁忌。因为伊斯兰世界没有一般性地确立起权利与权力二分的观念，因为他们生活在不同的历史与背景之中，所以他们与生活在现代世界的法国人无法有效沟通。
另一个基础性概念是“道德秩序”——现代性意味着新的道德秩序观念的产生。在一开始，这些观念可能只是少数有影响力的思想家的个人想法，但这些想法逐渐开始塑造很多人的社会想象，进而成为主宰性的认知。这些理念最终深入人心，乃至于在现代人看来，人有和平的天性、人有天赋的权利这些观念，已经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并忘记了这些观念其实是在多种理念的竞争的历史过程之中脱颖而出的。
不过，道德秩序一旦确立，就大体上是明确的，而社会想象更加难以捉摸，它是人对自身所处社会的理解。这些想象不一定会被明确地表达出来，但会在人们行为与言论的背后，默默地发挥作用。
所有这些秩序的普及和固化都经历了长期历史博弈。比如，市场交易的基础是平等，但平等理念取代传统社会中根深蒂固的等级观念，经历漫长的时间，其最终的确立不只是因为该理念本身的合理性，而是因为大众的社会想象出现了变迁。同时，报纸等媒体以及民间性组织的出现，让人越来越深信存在着一个独立于个体与政府的“公共空间”，而“隐私”与“私人空间”的理念，则恰好是伴随着它的对应物的确立，才被确立起来的。
如何走向现代，是中国思考了一百多年的命题，现在，中国又走到了转型的节点。一种日益成型的共识是，现代化不仅需要现代的“器物”（如科技、商品、生产与企业组织方式），也需要现代的制度，而同时也需要属于现代社会的共识性认知。现代性必然意味着一些新的社会秩序的确立，而在很多时候，知识分子和媒体正是在为此而努力。然而，不能忽视的一点是，旧的想象，旧的人与社会关系、人与政府关系的认知，仍然会顽强地长期存在，新的秩序替代旧的秩序，可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也会充满冲突，正如我们在本文开头的例子中看到的，西方世界与非西方世界在秩序上的冲突，正在向着现代性一路狂奔的中国社会，与它那无法彻底摆脱的传统在想象上的冲突，都将一直伴随着我们。
无论如何，应该致力于新得秩序的成型，但也应直面旧得秩序的存在，并深入地考察这些秩序，或许，可以通过新得阐释，赋予它们新得意义，实现新旧融合、扬弃与新的道德秩序的确立。中国的特殊性决定了它必然是要走一种不同的现代化路径，然而，西方的睿智之士不可能对我们的问题给出现成的答案，这只能寄望于中国人自身的带有自主意识与使命感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