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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纳博科关看来。那个在1836-1842车间写了《钦誉大臣》、《死魂灵》和《外套》的果戈理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而那个最后十年误入歧途、江郎才尽的果戈理则是一个“假冒的布道士”。
《尼古拉·果戈理》——听上去像是一本传记。事实上，它是文学家纳博科夫怀着对果戈理的满腔爱意表演的一场“文学批评变形记”。透过纳博科夫的眼睛的曲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迥异于文学史教科书和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的果戈理：一位非理性文学的先驱，一位梦幻文学大师，一个迷恋镜中奇异世界的文坛怪客。读罢此书，那个我们熟悉的“俄国现实主义的部门主管”将彻底分崩离析。
像《洛丽塔》伪装成囚徒的自白书，《微暗的火》伪装成一首长诗和它的注疏，《阿达》伪装成家族史，《尼古拉·果戈理》是一部伪装成传记的文学讲稿，一部伪装成文学讲稿的“虚构传记”。从文体上看，它更像是《天赋》中包涵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不同的是，后者是戏谵俄国文学史的庸俗化始作俑者，而前者则是一位流亡俄国作家向自己母国的“文学父亲”的致敬。
《俄罗斯文学讲稿》显示，讲授俄国文学时，纳博科夫曾给俄国作家打过分：托尔斯泰，A＋；普希金和契诃夫，A；屠格涅夫，A-；果戈理不过是B-，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有C-或D＋。既然得分差强人意，为何独为果戈理著书?纳博科夫与果戈理有更隐微的亲缘关系吗?
《果戈理》是一个偶然。1942年，美苏两国正值蜜月期，初到美国不久的纳博科夫接到介绍俄国文学的活计，其中一桩就是写一本有关果戈理的批评著作。由于预支部分稿费，他便答应下来。半年后成书，命名为《镜子里的果戈理》。
《果戈理》是一次矫枉过正的平反。从作家的死开始，到作家的生结束。它是偏执的——开篇对果戈理被庸医的水蛭吸住鼻子的惨状的精细描写已经预示了一切。它一再重申这个词：posllost，庸俗。这是由纳博科夫隆重向英语世界推出的一个俄文词，中文可勉强译作“高雅迷”。这个时常闪现在纳博科夫讲稿与访谈录的词在果戈理的镜中世界里找到了形象：当果戈理旅居异国时，他看到旅馆楼下游泳池里一位浪漫的痴心男子抱着一只白天鹅下水，起舞，求婚，而那位泪光闪闪的女子则答应了他。这个媚雅肉麻的场景雷翻了果戈理。“Poshlost不仅是明显的低劣，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聪明，假迷人。”正如噩梦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它最接近现实生活的那部分一样，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庸俗就是它最接近高雅的那部分。
正是出于对Poshlost的厌恶，纳博科夫将果戈理描述成一个被Poshlost所迫害的人。庸俗的批评家与社会舆论迫害果戈理，让他从一个书写梦魇的天才变成一个失败的说教者；庸俗的神父与公共道德迫害果戈理，让他从一个文本裂隙中处处冒出魔鬼的现代派变成一个战战兢兢的僧侣；庸俗的医生迫害他，把他投入冷水中，用水蛭给他放血，残酷地夺走了他残存的生命与自尊。
他将果戈理那长而敏感的大鼻子看做他个性与魔力的象征。“当他试图成为一个说教者而毁了自己的天才时，他也就像科瓦廖夫(《鼻子》)一样失去了鼻子。”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个在1836—1842年间写了《钦差大臣》、《死魂灵》和《外套》的果戈理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而那个最后十年误入歧途、江郎才尽的果戈理则是一个“假冒的布道士”。
熟悉果戈理的读者知道，果戈理的名字总是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批判农奴制、谴责黑暗的官僚制度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泪的笑”联系在一起，鲁迅当年译《死魂灵》，是要以其不可见之泪水，振奋国人之精神。然而纳博科夫却说：“像一切伟大的文学成就一样，他的作品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观念现象。”他将围绕果戈理的公共观念驱逐殆尽，将一切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果戈理蒸馏殆尽，萃取出一个“镜子中的果戈理”，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你会觉得这面镜子更像是树立在纳博科夫本人面前：
“伟大的文学盘桓在非理性的周围。果戈理的《外套》是一个怪诞、森严的梦魇，它在迷蒙的生活花样上留下了一些黑洞。……对果戈理来说，这样的变焦恰恰是他艺术的基础。因此每当他想用文学传统的正楷圆体写作，想用逻辑的方法处理理性的概念时，他就失去了任何才能的任何痕迹。……果戈理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错，所有人都有点儿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在这个徒然谦卑、徒然统治、一切都是徒然的世界，热情、欲望、创造性冲动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就是一件新的外套，裁缝与顾客都屈膝以求。”
《果戈理》是一场操练。它忠实于它的材料：果戈理作品集、果戈理书信集、果戈理传记。又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它们。它从果戈理身上剔除了那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那个投身农场劳作的开明地主，那个爱上公爵女儿的不幸的忧郁症患者，那个“喜剧天才”……一切不利于萃取纯度的因素，都被纳博科夫的镜子屏蔽了。留下的是一个鬼影幢幢的梦幻世界，一个由“次级人物”构成的“次级世界”，一个充满活力四射的明喻的精确丰饶的视觉空间，一个通过“颠与滑”的诗性动作使理性和逻辑失效的装置。在果戈理的世界，第一幕中挂在墙上的那支枪自始至终不曾打响，被详细描写过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如浮云般不复出现，这个不讲道理僭越规则的世界就是果戈理为世人呈现的真实——而在“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前，俄国文学始终处于半盲状态”。
如果说《死魂灵》的第一部乃是出自果戈理的原始的混沌的造梦天才，那么，经过真理部研讨和指导下创作的《死魂灵》第二部就出自果戈理那被活活扼死的魂灵。在他笔下，伴随果戈理一生的不安、挣扎、反复与不自信被削弱了，宗教法庭和社会舆论仿佛是果戈理生命最后十年中突然出现的一场浩劫，使得果戈理的生命与创作呈现出巨大的断裂。
对于那个受难基督般的果戈理的隐遁，纳博科夫免不了要被指责为“唯美主义者”，彼时《洛丽塔》尚未出世，他不必为自己辩白，因此毫不讳言：“在超尘绝俗的艺术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诉诸人类灵魂的隐秘深处，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名又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
当我们习惯于阐释与过度阐释的批评，习惯于用“阅读即误读”、“强力作家生出自己的父亲”，“六经注我”之类的解释来看待“作家论作家”的文本时，《果戈理》依然是一个异类。首先，纳博科夫否认自己的创作与果戈理的亲缘关系；再者，倘若将《果戈理》看做作家论的话，它未免过于精致，过于专注了。事实上，它更像是一部“虚构传记”，致力于发现和证明“作家的命运与他的作品的同质同构性”，就像《果戈理》成书前的两年里完稿的那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就像半个世纪后的《福楼拜的鹦鹉》。萃取，剔除，重构，通过将果戈理纳博科夫化，我们看到那个熟悉的果戈理金蝉脱壳，我们跟随这位“强势读者”曲径通幽一番回旋，发现自己正直视着现代文学先驱的寂寞灵魂，那个长久被捉襟见肘的外套所包裹的果戈理的真身：
“果戈理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说与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如‘褶裥宇宙’或‘爆炸宇宙’相关。就像空间有曲度一样，文学风格也有曲度。……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他也许可以与他的同时代人、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相比，后者摧毁了欧几里得……《外套》所揭示的果戈理的艺术表明，平行线不但可以相交，而且可以蜿蜒前进，甚至纠缠不休，就像倒映在水中的两根柱子，如果有了必要的涟漪，就会沉浸于最晃悠的扭曲之中。果戈理的天才就是那一池涟漪。”
在文学的曲面上，两条平行线最大限度地背离，也最大限度地贴近。果戈理的《外套》如是，纳博科夫的《果戈理》也如是。
《尼古拉·果戈理》——听上去像是一本传记。事实上，它是文学家纳博科夫怀着对果戈理的满腔爱意表演的一场“文学批评变形记”。透过纳博科夫的眼睛的曲面，我们看到了一个迥异于文学史教科书和我们自己的阅读经验的果戈理：一位非理性文学的先驱，一位梦幻文学大师，一个迷恋镜中奇异世界的文坛怪客。读罢此书，那个我们熟悉的“俄国现实主义的部门主管”将彻底分崩离析。
像《洛丽塔》伪装成囚徒的自白书，《微暗的火》伪装成一首长诗和它的注疏，《阿达》伪装成家族史，《尼古拉·果戈理》是一部伪装成传记的文学讲稿，一部伪装成文学讲稿的“虚构传记”。从文体上看，它更像是《天赋》中包涵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传记”，不同的是，后者是戏谵俄国文学史的庸俗化始作俑者，而前者则是一位流亡俄国作家向自己母国的“文学父亲”的致敬。
《俄罗斯文学讲稿》显示，讲授俄国文学时，纳博科夫曾给俄国作家打过分：托尔斯泰，A＋；普希金和契诃夫，A；屠格涅夫，A-；果戈理不过是B-，陀思妥耶夫斯基则只有C-或D＋。既然得分差强人意，为何独为果戈理著书?纳博科夫与果戈理有更隐微的亲缘关系吗?
《果戈理》是一个偶然。1942年，美苏两国正值蜜月期，初到美国不久的纳博科夫接到介绍俄国文学的活计，其中一桩就是写一本有关果戈理的批评著作。由于预支部分稿费，他便答应下来。半年后成书，命名为《镜子里的果戈理》。
《果戈理》是一次矫枉过正的平反。从作家的死开始，到作家的生结束。它是偏执的——开篇对果戈理被庸医的水蛭吸住鼻子的惨状的精细描写已经预示了一切。它一再重申这个词：posllost，庸俗。这是由纳博科夫隆重向英语世界推出的一个俄文词，中文可勉强译作“高雅迷”。这个时常闪现在纳博科夫讲稿与访谈录的词在果戈理的镜中世界里找到了形象：当果戈理旅居异国时，他看到旅馆楼下游泳池里一位浪漫的痴心男子抱着一只白天鹅下水，起舞，求婚，而那位泪光闪闪的女子则答应了他。这个媚雅肉麻的场景雷翻了果戈理。“Poshlost不仅是明显的低劣，还是假重要，假漂亮，假聪明，假迷人。”正如噩梦中最可怕的部分就是它最接近现实生活的那部分一样，最让人无法忍受的庸俗就是它最接近高雅的那部分。
正是出于对Poshlost的厌恶，纳博科夫将果戈理描述成一个被Poshlost所迫害的人。庸俗的批评家与社会舆论迫害果戈理，让他从一个书写梦魇的天才变成一个失败的说教者；庸俗的神父与公共道德迫害果戈理，让他从一个文本裂隙中处处冒出魔鬼的现代派变成一个战战兢兢的僧侣；庸俗的医生迫害他，把他投入冷水中，用水蛭给他放血，残酷地夺走了他残存的生命与自尊。
他将果戈理那长而敏感的大鼻子看做他个性与魔力的象征。“当他试图成为一个说教者而毁了自己的天才时，他也就像科瓦廖夫(《鼻子》)一样失去了鼻子。”在纳博科夫看来，那个在1836—1842年间写了《钦差大臣》、《死魂灵》和《外套》的果戈理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而那个最后十年误入歧途、江郎才尽的果戈理则是一个“假冒的布道士”。
熟悉果戈理的读者知道，果戈理的名字总是与俄罗斯现实主义、批判农奴制、谴责黑暗的官僚制度和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含泪的笑”联系在一起，鲁迅当年译《死魂灵》，是要以其不可见之泪水，振奋国人之精神。然而纳博科夫却说：“像一切伟大的文学成就一样，他的作品是一种语言现象而不是观念现象。”他将围绕果戈理的公共观念驱逐殆尽，将一切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果戈理蒸馏殆尽，萃取出一个“镜子中的果戈理”，当你读到这些文字时，你会觉得这面镜子更像是树立在纳博科夫本人面前：
“伟大的文学盘桓在非理性的周围。果戈理的《外套》是一个怪诞、森严的梦魇，它在迷蒙的生活花样上留下了一些黑洞。……对果戈理来说，这样的变焦恰恰是他艺术的基础。因此每当他想用文学传统的正楷圆体写作，想用逻辑的方法处理理性的概念时，他就失去了任何才能的任何痕迹。……果戈理文体组织上的豁口与黑洞暗示了生活组织本身的裂缝。某些东西出了大错，所有人都有点儿疯狂，他们蝇营狗苟，却以为性命攸关，荒谬的逻辑力量迫使他们继续徒劳地挣扎下去——这就是这个故事的真正信息。在这个徒然谦卑、徒然统治、一切都是徒然的世界，热情、欲望、创造性冲动所能得到的最高地位就是一件新的外套，裁缝与顾客都屈膝以求。”
《果戈理》是一场操练。它忠实于它的材料：果戈理作品集、果戈理书信集、果戈理传记。又在某种程度上背叛了它们。它从果戈理身上剔除了那个虔诚的东正教教徒，那个投身农场劳作的开明地主，那个爱上公爵女儿的不幸的忧郁症患者，那个“喜剧天才”……一切不利于萃取纯度的因素，都被纳博科夫的镜子屏蔽了。留下的是一个鬼影幢幢的梦幻世界，一个由“次级人物”构成的“次级世界”，一个充满活力四射的明喻的精确丰饶的视觉空间，一个通过“颠与滑”的诗性动作使理性和逻辑失效的装置。在果戈理的世界，第一幕中挂在墙上的那支枪自始至终不曾打响，被详细描写过的有名有姓的人物如浮云般不复出现，这个不讲道理僭越规则的世界就是果戈理为世人呈现的真实——而在“普希金和果戈理之前，俄国文学始终处于半盲状态”。
如果说《死魂灵》的第一部乃是出自果戈理的原始的混沌的造梦天才，那么，经过真理部研讨和指导下创作的《死魂灵》第二部就出自果戈理那被活活扼死的魂灵。在他笔下，伴随果戈理一生的不安、挣扎、反复与不自信被削弱了，宗教法庭和社会舆论仿佛是果戈理生命最后十年中突然出现的一场浩劫，使得果戈理的生命与创作呈现出巨大的断裂。
对于那个受难基督般的果戈理的隐遁，纳博科夫免不了要被指责为“唯美主义者”，彼时《洛丽塔》尚未出世，他不必为自己辩白，因此毫不讳言：“在超尘绝俗的艺术层面，文学当然不关心同情弱者或谴责强者之类的事，它诉诸人类灵魂的隐秘深处，彼岸世界的影子仿佛无名又无声的航船的影子一样从那里驶过。”
当我们习惯于阐释与过度阐释的批评，习惯于用“阅读即误读”、“强力作家生出自己的父亲”，“六经注我”之类的解释来看待“作家论作家”的文本时，《果戈理》依然是一个异类。首先，纳博科夫否认自己的创作与果戈理的亲缘关系；再者，倘若将《果戈理》看做作家论的话，它未免过于精致，过于专注了。事实上，它更像是一部“虚构传记”，致力于发现和证明“作家的命运与他的作品的同质同构性”，就像《果戈理》成书前的两年里完稿的那部《塞巴斯蒂安奈特的真实生活》，就像半个世纪后的《福楼拜的鹦鹉》。萃取，剔除，重构，通过将果戈理纳博科夫化，我们看到那个熟悉的果戈理金蝉脱壳，我们跟随这位“强势读者”曲径通幽一番回旋，发现自己正直视着现代文学先驱的寂寞灵魂，那个长久被捉襟见肘的外套所包裹的果戈理的真身：
“果戈理的世界某种意义上说与现代物理学的一些概念如‘褶裥宇宙’或‘爆炸宇宙’相关。就像空间有曲度一样，文学风格也有曲度。……普希金的散文是三维的，果戈理的散文至少是四维的。他也许可以与他的同时代人、数学家罗巴切夫斯基相比，后者摧毁了欧几里得……《外套》所揭示的果戈理的艺术表明，平行线不但可以相交，而且可以蜿蜒前进，甚至纠缠不休，就像倒映在水中的两根柱子，如果有了必要的涟漪，就会沉浸于最晃悠的扭曲之中。果戈理的天才就是那一池涟漪。”
在文学的曲面上，两条平行线最大限度地背离，也最大限度地贴近。果戈理的《外套》如是，纳博科夫的《果戈理》也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