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内容提要】2018年，世界政党政治进一步分化组合。在民粹主义的冲击下，大党老党的地位作用持续弱化，新兴政党加速崛起，政治极化现象更为明显，政党的“个人化”“社会化”趋势加剧。这些变化反映出世界政党政治已经进入了新一轮的调整重塑期，并与当前的国际格局转型期相互叠加、相互作用，为世界增添了更多的不确定性。
【关键词】世界政党政治；重塑；调整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2.011
2018年，世界政党政治动荡、调整与重塑的特征更为明显。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失稳，主流政党控局能力进一步减弱。在民粹思潮影响下，新兴政党加速崛起，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政党政治仍将处于动荡重组之中，牵引国际关系发生更为复杂深刻变化。
2018年世界政党形势主要特点
第一，政党格局进一步失稳，大党老党政坛“稳定器”作用持续弱化。欧洲、拉美、亚洲一批主流政党影响力急剧下降。德国陷入二战后最大政治僵局，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经历169天漫长谈判并凭借总统帮助和强大社会压力，才迫使社会民主党与其组成大联合政府。意大利“老牌”中左翼大党民主党大选得票率仅为23%，失去政权。欧洲社会民主党最后的“旗帜”——瑞典社会民主党虽在大选中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所在阵营议席未能过半，连续三次组阁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地位堪忧。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大选中，传统政党鲜有作为，拉美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心不断走低。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一夜沦陷，连续执政61年后黯然下野，频遭议员“退党”打击。
第二，多国政治版图被改写，新兴政党加速崛起。民粹思潮持续蔓延，多国政党格局调整、重塑，许多中小政党或极端主义政党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反建制派“五星运动”成为意大利议会第一大党，牵头与极右翼联盟党组阁，使意大利出现了战后首个具有民粹和极右翼背景的政府，政治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墨西哥新兴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洛佩斯当选总统，由国家复兴运动党、墨西哥劳动党和全国汇合党组成的政治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成为该国近30年来首个在议会选举中获绝对多数的政党联盟，重塑墨政党政治版图。“巴西特朗普”、社会自由党极右翼政客博索纳罗赢得总统大选，成为世界政坛又一“黑天鹅”。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一举成为最大政党，打破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与人民党两党并雄的传统政治格局。斯洛文尼亚新兴中左翼政党“马里安·沙雷茨清单”首次参选即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牵头中左翼政党成立少数派政府，党首沙雷茨出任首相，成为欧洲又一颗年轻的“政治明星”。
第三，朝野缠斗对峙加剧，政治极化现象更为突出。美国民主党以反特朗普为己任，借“通俄门”等议题频频发难，在美国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并缩小地方控制权差距后，在重大议题和立法议程上加大掣肘力度，府院之争不断升级，传统跨党派合作精神所剩无几。特朗普政府在一年内三度“关门”，创下历史之最。英国工党就“脱欧”问题向保守党频频发难，旨在终结其连续执政态势，却无力提出任何建设性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雄心遭遇“黄马甲”运动强力阻击，全国性抗议活动持续“延烧”，主要反对党借机施压迫其让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借“腐败”问题向人民党“逼宫”，推动议会通过对拉霍伊政府不信任案并接掌政权，使拉霍伊成为西班牙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民选领导人。罗马尼亚、捷克、巴西、尼日利亚、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也频频上演激烈的朝野之争。
第四，政党“个人化”“运动化”倾向更为明显，政治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在2018年大选中，埃及总统塞西、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喀麦隆总统比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政治强人均成功连任，所在政党亦在选举中胜出。普京以76.69%的得票率连任俄罗斯总统，创下俄总统选举史上最高得票率记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绝对优势第三次蝉联自民党总裁，党内地位更加稳固。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政党的组织架构日趋扁平化，政治动员的方式更为直接、广泛、迅捷，呈现出较多社会运动的特征。意大利“五星运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巴西社会自由党、斯洛文尼亚“马里安·沙雷茨清单”等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博眼球”，与民众直接互动。不受任何政党领导的法国“黄马甲”运动更是展现了社会运动朝着“去政党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世界政党政治进入新一轮发展重塑期
第一，多国政党政治正在进入重塑期。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特别是西方政党政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重塑期。经济持续低迷使相当一部分国家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民众对主流政党和现有政党体制的失望感与日俱增，导致“直接民主”的诉求不断高涨、社会主流价值遭到撕裂，引发政党政治格局急剧分化组合。与此同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以经济地位为划分标准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日益被经济地位、意识形态双重标准的网格化社会结构所取代，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迁。这种政党政治的深度调整，实质上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政治秩序的重构，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动荡的进程。
第二，世界政党政治将进一步呈现“多速”发展态势。一直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并不同速，受本轮民粹思潮以及其他复杂因素影响，其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分化。在欧洲、北美、拉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式政党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将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传统政党陷入困境、反建制反精英思潮强劲、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遭受诘责、新兴政党不断涌现的局面。在亚洲、非洲大部分国家，由于民众主要诉求在于求稳定、求发展，对政党的期待集中于提升执政能力、治理腐败、改善民生，因此大党老党、主流政党乃至政治强人、政治家族仍将发挥主导性作用。但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面临的转型压力逐步加大，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政治理念、发展道路中犹疑徘徊，内部变化不容忽视。
第三，民粹主义成为多国政党政治重塑的“催化剂”。在此轮政党政治演進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冲击成为最为显著的特征。但应看到，与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似，民粹主义并未作为替代性力量颠覆现有的政党体制，而是成为打破政党格局、重塑政治力量的“催化剂”。一方面，民粹主义打破了传统政党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新兴政党成为一部分国家的主导性力量。但政党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民粹主义力量若想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必须完成主流化的政治转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某些民粹主义诉求也日益被社会和主流政党所吸纳，并体现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政党意识形态重塑中，有的甚至转化为国家政策。此外，在民粹主义力量的倒逼下，传统主流政党也在组织结构、动员方式等方面进行着调整。
第四，政党政治的重塑期与国际格局转型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叠加并相互影响。从时间上看，这种叠加并不完全同步，但已经开始；从叠加效应上看，必将增加各国政府掌控内外政策的难度，为世界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发展格局和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考验着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当局的应变能力、治理能力，以及妥善处理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复杂利益关系的能力。但是，受竞争性政党体制影响，无论是传统政党还是新兴政党都将难以有效应对，这必然导致其借助民粹诉求转移国内压力，“祸水外引”不时成为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塑将引发各种政治力量对价值理念、内外政策进行调整，政坛动荡也将加剧政客的政治投机行为，导致一些国家内外政策多变，政策取向更加“内顾”，甚至动辄以对外示强迎合国内民意，使外交政策失去应有的连续性和弹性，为国际关系增添变数。
展望2019年，多数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将面临更大冲击与考验，西方社会民主党将进一步延续整体性走弱态势，更多新兴政党将成为政坛主导力量，部分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将进一步重塑。政治极化现象或将加剧，多国政策“右倾”“内顾”现象会进一步凸显。部分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的转型压力加大，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政治理念、发展道路中犹疑徘徊。世界政党政治仍将处于深度调整之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魏丹丹）
【关键词】世界政党政治；重塑；调整
【DOI】10.19422/j.cnki.ddsj.2019.02.011
2018年，世界政党政治动荡、调整与重塑的特征更为明显。传统政党政治格局失稳，主流政党控局能力进一步减弱。在民粹思潮影响下，新兴政党加速崛起，日益扮演重要角色。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政党政治仍将处于动荡重组之中，牵引国际关系发生更为复杂深刻变化。
2018年世界政党形势主要特点
第一，政党格局进一步失稳，大党老党政坛“稳定器”作用持续弱化。欧洲、拉美、亚洲一批主流政党影响力急剧下降。德国陷入二战后最大政治僵局，由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德国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经历169天漫长谈判并凭借总统帮助和强大社会压力，才迫使社会民主党与其组成大联合政府。意大利“老牌”中左翼大党民主党大选得票率仅为23%，失去政权。欧洲社会民主党最后的“旗帜”——瑞典社会民主党虽在大选中保住了议会第一大党地位，但所在阵营议席未能过半，连续三次组阁尝试均以失败告终，地位堪忧。墨西哥、巴西、哥伦比亚、秘鲁等国大选中，传统政党鲜有作为，拉美民众对主流政党的信心不断走低。马来西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一夜沦陷，连续执政61年后黯然下野，频遭议员“退党”打击。
第二，多国政治版图被改写，新兴政党加速崛起。民粹思潮持续蔓延，多国政党格局调整、重塑，许多中小政党或极端主义政党成为政坛举足轻重的力量。反建制派“五星运动”成为意大利议会第一大党，牵头与极右翼联盟党组阁，使意大利出现了战后首个具有民粹和极右翼背景的政府，政治格局发生历史性变化。墨西哥新兴左翼政党国家复兴运动党领导人洛佩斯当选总统，由国家复兴运动党、墨西哥劳动党和全国汇合党组成的政治联盟“我们一起创造历史”成为该国近30年来首个在议会选举中获绝对多数的政党联盟，重塑墨政党政治版图。“巴西特朗普”、社会自由党极右翼政客博索纳罗赢得总统大选，成为世界政坛又一“黑天鹅”。巴基斯坦正义运动党在大选中获胜并一举成为最大政党，打破巴基斯坦穆斯林联盟（谢里夫派）与人民党两党并雄的传统政治格局。斯洛文尼亚新兴中左翼政党“马里安·沙雷茨清单”首次参选即成为议会第二大党，并牵头中左翼政党成立少数派政府，党首沙雷茨出任首相，成为欧洲又一颗年轻的“政治明星”。
第三，朝野缠斗对峙加剧，政治极化现象更为突出。美国民主党以反特朗普为己任，借“通俄门”等议题频频发难，在美国中期选举重夺众议院并缩小地方控制权差距后，在重大议题和立法议程上加大掣肘力度，府院之争不断升级，传统跨党派合作精神所剩无几。特朗普政府在一年内三度“关门”，创下历史之最。英国工党就“脱欧”问题向保守党频频发难，旨在终结其连续执政态势，却无力提出任何建设性方案。法国总统马克龙改革雄心遭遇“黄马甲”运动强力阻击，全国性抗议活动持续“延烧”，主要反对党借机施压迫其让步。西班牙工人社会党借“腐败”问题向人民党“逼宫”，推动议会通过对拉霍伊政府不信任案并接掌政权，使拉霍伊成为西班牙历史上首位被弹劾下台的民选领导人。罗马尼亚、捷克、巴西、尼日利亚、亚美尼亚、印度尼西亚、尼泊尔、斯里兰卡、孟加拉等国也频频上演激烈的朝野之争。
第四，政党“个人化”“运动化”倾向更为明显，政治领袖的地位和作用凸显。在2018年大选中，埃及总统塞西、阿塞拜疆总统阿利耶夫、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喀麦隆总统比亚、匈牙利总理欧尔班等政治强人均成功连任，所在政党亦在选举中胜出。普京以76.69%的得票率连任俄罗斯总统，创下俄总统选举史上最高得票率记录。日本首相安倍晋三以绝对优势第三次蝉联自民党总裁，党内地位更加稳固。在互联网的作用下，政党的组织架构日趋扁平化，政治动员的方式更为直接、广泛、迅捷，呈现出较多社会运动的特征。意大利“五星运动”、匈牙利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青民盟）、墨西哥国家复兴运动党、巴西社会自由党、斯洛文尼亚“马里安·沙雷茨清单”等充分利用互联网手段“博眼球”，与民众直接互动。不受任何政党领导的法国“黄马甲”运动更是展现了社会运动朝着“去政党化”方向发展的倾向。
世界政党政治进入新一轮发展重塑期
第一，多国政党政治正在进入重塑期。自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外特别是西方政党政治处于深度调整之中，进入新一轮的发展重塑期。经济持续低迷使相当一部分国家长期累积的社会矛盾不断凸显，民众对主流政党和现有政党体制的失望感与日俱增，导致“直接民主”的诉求不断高涨、社会主流价值遭到撕裂，引发政党政治格局急剧分化组合。与此同时，社会生产方式的变化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技术的发展，使传统以经济地位为划分标准的金字塔式社会结构日益被经济地位、意识形态双重标准的网格化社会结构所取代，政党的社会基础发生重大变迁。这种政党政治的深度调整，实质上是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政治秩序的重构，不仅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甚至动荡的进程。
第二，世界政党政治将进一步呈现“多速”发展态势。一直以来，世界政党政治的发展并不同速，受本轮民粹思潮以及其他复杂因素影响，其发展态势将进一步分化。在欧洲、北美、拉美、澳大利亚等西方式政党政治较为成熟的国家和地区，将在一定时期内延续传统政党陷入困境、反建制反精英思潮强劲、政治体制和主流政党遭受诘责、新兴政党不断涌现的局面。在亚洲、非洲大部分国家，由于民众主要诉求在于求稳定、求发展，对政党的期待集中于提升执政能力、治理腐败、改善民生，因此大党老党、主流政党乃至政治强人、政治家族仍将发挥主导性作用。但发展中国家长期执政的大党老党面临的转型压力逐步加大，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政治理念、发展道路中犹疑徘徊，内部变化不容忽视。
第三，民粹主义成为多国政党政治重塑的“催化剂”。在此轮政党政治演進的过程中，民粹主义的冲击成为最为显著的特征。但应看到，与20世纪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相似，民粹主义并未作为替代性力量颠覆现有的政党体制，而是成为打破政党格局、重塑政治力量的“催化剂”。一方面，民粹主义打破了传统政党政治结构的稳定性，新兴政党成为一部分国家的主导性力量。但政党体制没有发生实质性改变，民粹主义力量若想成为政治舞台的主角，必须完成主流化的政治转型，如意大利“五星运动”、法国“国民阵线”、德国“另类选择党”等均发生了不同程度的转变。另一方面，某些民粹主义诉求也日益被社会和主流政党所吸纳，并体现在社会主流价值体系和政党意识形态重塑中，有的甚至转化为国家政策。此外，在民粹主义力量的倒逼下，传统主流政党也在组织结构、动员方式等方面进行着调整。
第四，政党政治的重塑期与国际格局转型期将出现一定程度的叠加并相互影响。从时间上看，这种叠加并不完全同步，但已经开始；从叠加效应上看，必将增加各国政府掌控内外政策的难度，为世界增添更多不确定性。一方面，国际发展格局和国际力量格局的深刻调整，考验着各国政党特别是执政当局的应变能力、治理能力，以及妥善处理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复杂利益关系的能力。但是，受竞争性政党体制影响，无论是传统政党还是新兴政党都将难以有效应对，这必然导致其借助民粹诉求转移国内压力，“祸水外引”不时成为一些国家的政策选择。另一方面，政党政治格局的重塑将引发各种政治力量对价值理念、内外政策进行调整，政坛动荡也将加剧政客的政治投机行为，导致一些国家内外政策多变，政策取向更加“内顾”，甚至动辄以对外示强迎合国内民意，使外交政策失去应有的连续性和弹性，为国际关系增添变数。
展望2019年，多数主流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将面临更大冲击与考验，西方社会民主党将进一步延续整体性走弱态势，更多新兴政党将成为政坛主导力量，部分国家政党政治格局将进一步重塑。政治极化现象或将加剧，多国政策“右倾”“内顾”现象会进一步凸显。部分长期执政的发展中国家大党老党的转型压力加大，在东西方两种不同政治理念、发展道路中犹疑徘徊。世界政党政治仍将处于深度调整之中。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
（责任编辑：魏丹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