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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审过去近十个月后，2010年8月31日，吉林省长春中级法院一审认定前“吉林首富”范日旭共五宗罪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虚报注册资本罪以及单位行贿罪，并判处其无期徒刑，处罚金357万元人民币。但检方指控的集资诈骗罪未获认定。
现年59岁的范日旭白手起家，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淘金潮”，凭“无本买卖”得第一桶金，后在资本市场上发迹。在市场混沌初开之时，其与地方政府的紧密瓜葛干系，既使之有所成，后来又成为定罪之源。
随同法槌击碎的还有辉煌一时的“泛亚系” 曾由范日旭实际控制的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及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泛亚信托)等近十家公司。
范日旭前妻孙健因犯合同诈骗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70万元。同时，泛亚信托总经理沈中民等四名“泛亚系”高管同案获刑两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单位被告泛亚信托则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处罚金950万元。
庭审时，范日旭登记名为Tom cliton。早年其在资本市场发迹后移民美国，之后案发。
往前回溯四年，2006年12月，记者在北京见到处于吉林警方通缉下的范日旭。此前“泛亚系”已在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早于“德隆系”成名，意气风发的范日旭曾一度给唐万新“抓药方”。此番落难之后，与记者会面时范氏冬日单衣，已然落魄。
果敢、赌性、豪情、理想化，这是他以及同时代资本玩家的特征。在资本史上，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有实业梦想，却陷入资本漩涡不能自拔。发迹于资本，又毁灭于资本之手，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他们被梦想带人政治与资本的夹缝之中，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要么远走他多，要么身陷囹圄。
随着“泛亚系”沉没，与范日旭一起远去的是一代资本玩家的背影。
“豪庄”往事
在“泛亚系”生死存亡之际的2006年12月，作为原本低调的幕后掌盘者，范日旭开始为翻盘寻找各种机会。
当月12日，在北京中关村，记者见到了落魄的“隐形豪庄”范日旭。这是他选定的惟一一位媒体记者，由于当时其尚处于被通缉状态，见面地点多次更换，最终的交谈在街边一个破败小饭馆完成。范日旭在促膝长谈之时回望其成败得失。
同年4月29日，唐万新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40万元罚款。德隆案因在当时造成170亿元的委托理财损失，被外界称为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
回到1973年，年轻的范日旭因感隋所误从部队退伍，后在长春缝纫机厂等单位任职。其间，范日旭在职工食堂墙角邂逅他的第一任妻子孙健。孙健颇有想法，家庭具一定背景，后来成为范日旭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为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山航空)、吉林北方民航机场设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范日旭乘风下海，开过酒楼和录像厅。因瞅准商机播放不雅录像带，其录像厅被警方突击检查，这位小老板被迫南下，后来坐船到海南，人生由此峰回路转。
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百万民众涌向海南“淘金”。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是与当地一名老妇笠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六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六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类似的无本买卖为他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开办出租车公司以及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时，延续了这种冒险精神与孤注一掷的风格。事实上，跟范日旭同时代的庄家，依靠炒作股票发家者比比皆是，其中“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为耀眼。他们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先知先觉者，以豪情去赌这个市场的未来。
“那个时代的人很理想化。”范日旭的挚友告知记者，范发迹后就想着要回老家改变家多面貌。这一点在后来“德隆系”唐氏兄弟身上亦有所彰显。
1990年年初，范日旭回到长春。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下称吉林轻工)。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据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介绍，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
在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的牵头商定下，范日旭投资2亿元，长春市政府出5块地，以这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来支持建设体育场。这个签订于1993年6月18日的协议，后来被称为“6·18协议”。
米凤君可谓吉林最具实权的官员之一，其在副省级职位上任职长达17年。2008年4月28日，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米凤君被带走，后在2010年5月底被判处死缓，其被法院认定的682万余元贿赂来自16人，并不包括范日旭。但范与米的关系，在吉林可谓尽人皆知。
官商协议
“6·18协议”的签署双方分别是长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与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后更名为长春长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顺公司)。按协议，长顺公司应在1995年年底前建成体育馆，在1997年年底前建成游泳馆。
吉林省长春五环体育馆，这一位于长春亚泰大街的巨型建筑，留给吉林人深刻的记忆。该工程为范日旭带来声名、利益，亦使其陷于图圄，后来成为他幻想“翻盘”的最后稻草。
1993年5月，长顺公司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出资5193万元，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下称第一光学)等发起成立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方五环)。
2006年会面时，范日旭对记者称，“当时和政府商议后，让第一光学作为发起人，事实上就是为了做业绩，这个厂当时是亏损的，怎么可能达到上市标准?但是为了修建体育馆，为了从股市上融资，所有财务数据都要重做。”
“虚假上市当时比比皆是，哪个地方政府敢拍胸脯说没有包装过上市公司?”范日旭直言。而彼时与政府之间关系亲密，孰知最后仍不免一拍两散。
上述与之亲近的人士称，当时范日旭认定长春市政府不会违约，便把集团公司的资金用来盖体育场，而长春市亦在1998年完成了两块土地的置换。
范日旭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为完成这个项目，他支出达12亿元。这笔资金包括：以北方五环的股权和五环休闲中心做抵押，从当地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近3亿元；从自己关联企业和朋友的几十个企业中借款5亿～6亿元；此外还有2亿余元的债券，由其旗下的长顺公司、白山航空发行。 1998年夏天，体育馆已盖好，体育场还没完工。因为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下称联合置业)到期债券无力兑付，债权人集体上访，引发吉林省政府债券危机。此时，范日旭已因修建体育场而资金严重紧缺。吉林省政府原本希望引入范日旭，帮助解决这场风波，后者亦看中其中的发债机会，但不料自己也进入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债券危机。
债券危机
联合置业债券危机之后，吉林省政府求助银行无门，出于维稳考虑，由时任吉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处处长高应坤找到范日旭，请其帮助垫付资金以解决省联合置业到期债券无法兑付的问题。
联合置业的实际控制人杨彪，同时为新华证券实际控制人。据司法材料，高应坤建议，可以给长顺公司发行债券，但作为条件，长顺公司必须从发行债券中拿出一部分替杨彪的公司垫付到期债券，之后由杨彪在吉林省国投的部分股份做抵押，债权到期前，由政府解决长顺公司为杨彪垫付的债券。
其时，范日旭提出，泛亚信托不承担代理发行责任，长顺公司也不承担垫付责任，这得到了吉林省计委的同意。需提及的是，时任长春市市委书记的米凤君此前担任吉林省计委主任，正是高应坤之直接上司。范日旭的另一层考虑是，“长顺公司建五环体育馆正需要用钱，在外面融资利息非常高，所以也要发行债券。”
第一次发行在1998年10月14日，共发行6000万元债券。这笔检方指控的欺诈发行债券在最终的法院判决中并未被认定。
随后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可，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四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1.9亿元人民币。长春市中级法院将此认定为欺诈发行债券。
范日旭发行这些债券，除了解决五环体育场的项目资金短缺，同时也为其在二级市场赢取利润。
“事实上是推着干，到期还不上时就考虑再发一笔，老百姓要求还，就找钱还点，老百姓同意延期就先延期。”范日旭后来供述称。
范日旭的辩护律师许兰亭提及，其时多位省计委主要领导也和范日旭谈过发新还旧，借名发债是政府安排的这一事实。
当时吉林省发债企业拖欠债民债券款的情况相当混乱。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处的报告，“仅围绕高应坤、王希义(吉林省计委金融处原副处长)从1994年到2000年8月六年司审批的19户非国有企业就发行企业债券121笔，发债总金额达22.0473亿元，合计其他人审批的共达60多亿元。相当一部分债券不能按期兑付。”
据司法材料，在发行债券过程中，高应坤曾表示，公司的运营状况不是考量批准发行债券的标准，批准发行债券的标准与企业的业绩没有必要的联系。
范日旭被认定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依据即与高应坤有关。1999年4月，范日旭为感谢高应坤为长顺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提供帮助，将价值32.69万元的北方五环公司职工内部股票以3万元价格卖给高应坤，使其获利29.69万元。
2001年，高应坤和其他公司之司的权力寻租行为败露，接受司法审查后，因犯受贿罪及滥用证券管理职权罪两项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而在此期司，1998年11月与2001年1月，“6·18协议”发生两次变动。第二次变动中，长春市体委与长春市规划局规定，长顺公司位于人民大街的土地20年内不宜开发。
此前的2000年，体育场已交付使用。长春市政府未能如约提供土地，被范日旭认为是长春市政府单方面终止协议，这“造成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导致历次发行的债券无法全额兑付”。
许兰亭认为，长春市政府尚无可供范日旭开发的具体的土地，这使得省政府以批准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范日旭提供的资金，也只能年年顺延，无法偿还。最终导致了数亿元债券的发行，并由此引发危机。
范日旭称：“我们企业发债的初衷是解决企业资金和政府的遗留，口]题，我从来没有让政府操心我企业债券兑付的事，如果不是中兴清算组单方面搞的局部审计，误认为我们欠他们的钱，引发吉林省政府成立泛亚工作组，因为布控使我出国后不能回国，才导致债券出现兑付问题。”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没有采纳此观点，而是认定长顺公司与政府终止协议系双方协商变更的结果，并非政府单方面终止协议履行，该协议未按原计划履行与范日旭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关。
“泛亚系”沉没
范日旭所称的“泛亚工作组”一事，是指2006年2月23日泛亚信托被全面接管，有关人员则被布控，不许出境。
吉林省政府出手源于收到银监会通报。该通报直指泛亚信托存在违法违规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违规挪用异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抽逃注册资本金等严重问题。并责令泛亚信托停业整顿一年，停业整顿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吉林省人民政府负责。
泛亚信托乱局由来已久。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有不良资产，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称，此时吉林省政府为帮助困难企业，已发行数十亿的债券，但归还情况并不乐观。这其中有近20亿元债券是通过泛亚信托代理发行。
上述人士称，为避免兑付风潮，吉林省政府责成泛亚信托务必注册成功，为此省政府七次进京协调。
为达到对注册资本的新要求，2002年9月，由泛亚信托总经理沈中民操作，泛亚信托从北京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下辖的营业部两次借款2.28亿元，分别转入其控制的长春创世实业有限公司、长春恒顺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泰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1.81亿元，作为三家公司投资泛亚信托的出资款。
但一审宣判时，长春中级法院认定：“被告人范日旭、沈中民向工商机关虚报注册资本1.81亿元，虚报比例达60.13％。”
时值信托行业频繁整顿，2003年泛亚信托重新注册后，信托公司不能有债券业务，债券发新还旧也不再获审批。
范日旭为收拾白山航空、长顺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到期兑付资金的烂摊子，采用将债券转化为债券信托的方法，利用发信托产品解决债券兑付问题。
在未经银监局批准的情况下，2003年9月，泛亚信托公开推销一个5.1％年收益率的信托计划。在这复杂巧妙的资本布局中，泛亚信托收益8700多万元。长春市中级法院由此认定范日旭及其同案公司高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同一时期，范日旭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三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
范日旭这一设想既为收益，又为解决三家信托公司的问题，所以初步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但筹建银通证券最终夭折。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 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六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上述六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而2005年之后的三年是债券兑付高潮期。2005年新一届吉林省政府上台，范日旭曾前往要求土地兑付，其在庭审时称，“过去他们找我，我躲起来，现在我找他们，他们躲起来。”
2005年年底，因母亲病重，范日旭前往美国，外界传言其携1.5亿元外逃。在“泛亚工作组”进驻泛亚信托的2006年10月，相关到期债券开始无法兑付。为澄清自己未携款潜逃，也为解决债券到期兑付问题，范日旭回国。
2007年10月25日，范日旭被吉林省公安厅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因涉嫌欺诈发行公司债券、单位行贿罪，被执行逮捕。随后经过漫长的侦查羁押期，2009年10月14日，范日旭案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目前，范日旭早年的泛亚信托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其关联企业则全部瘫痪停止运转。
那一波资本玩家
2010年8月31日，一审判决后，范日旭当庭表示将上诉。在宣判日，范日旭留给旁听席的是一个落寞的背影。 其辩护律师许兰亭正在着手上诉事宜，他认为范日旭一审量刑太重，罪名并不成立，终审仍将为其作无罪辩护。
可资映照的是，在范日被审查起诉的2008年底，于武汉市蔡句监狱服刑已达四年的唐万新，获准在北京保外就医。据《财经》采访获知，唐万新因帮助监狱所属服装厂扭亏为盈，年盈利达到200万元，有“立功”表现。此后，在唐万新保外就医期间，又传出其与旧部联系组建投资团队进行运作的消息。
由于舆论高度关注，2009年3月左右，有关部门找到正在北京养病的唐万新，向他了解媒体所关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为监狱创收的情况；二是服刑期司做投资的情况，并再次“请”他回监狱服刑。
同时代中，还有两人“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一是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姜继增，一是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两人均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其中姜继增案于2003年11月11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阚治东于2006年3月被逮捕，次年检察院撤诉。未判实刑的姜继增低调复出，现任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而阚治东已高调转向PE。
对照这些资本玩家，本已移民海外的范日旭命运多桀，不仅量刑畸重，且上诉前景并不乐观。
现年59岁的范日旭白手起家，起于20世纪80年代末的海南“淘金潮”，凭“无本买卖”得第一桶金，后在资本市场上发迹。在市场混沌初开之时，其与地方政府的紧密瓜葛干系，既使之有所成，后来又成为定罪之源。
随同法槌击碎的还有辉煌一时的“泛亚系” 曾由范日旭实际控制的吉林轻工、北方五环、厦门国泰三家上市公司及吉林泛亚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下称泛亚信托)等近十家公司。
范日旭前妻孙健因犯合同诈骗罪、欺诈发行债券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处罚金170万元。同时，泛亚信托总经理沈中民等四名“泛亚系”高管同案获刑两年六个月至三年不等；单位被告泛亚信托则因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虚报注册资本罪，被处罚金950万元。
庭审时，范日旭登记名为Tom cliton。早年其在资本市场发迹后移民美国，之后案发。
往前回溯四年，2006年12月，记者在北京见到处于吉林警方通缉下的范日旭。此前“泛亚系”已在资本市场风起云涌，早于“德隆系”成名，意气风发的范日旭曾一度给唐万新“抓药方”。此番落难之后，与记者会面时范氏冬日单衣，已然落魄。
果敢、赌性、豪情、理想化，这是他以及同时代资本玩家的特征。在资本史上，他们是承上启下的一代。他们有实业梦想，却陷入资本漩涡不能自拔。发迹于资本，又毁灭于资本之手，这是他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他们被梦想带人政治与资本的夹缝之中，在夹缝中生存的他们，要么远走他多，要么身陷囹圄。
随着“泛亚系”沉没，与范日旭一起远去的是一代资本玩家的背影。
“豪庄”往事
在“泛亚系”生死存亡之际的2006年12月，作为原本低调的幕后掌盘者，范日旭开始为翻盘寻找各种机会。
当月12日，在北京中关村，记者见到了落魄的“隐形豪庄”范日旭。这是他选定的惟一一位媒体记者，由于当时其尚处于被通缉状态，见面地点多次更换，最终的交谈在街边一个破败小饭馆完成。范日旭在促膝长谈之时回望其成败得失。
同年4月29日，唐万新被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判处有期徒刑八年，并处40万元罚款。德隆案因在当时造成170亿元的委托理财损失，被外界称为是“建国以来最大的金融证券案件”。
回到1973年，年轻的范日旭因感隋所误从部队退伍，后在长春缝纫机厂等单位任职。其间，范日旭在职工食堂墙角邂逅他的第一任妻子孙健。孙健颇有想法，家庭具一定背景，后来成为范日旭事业上的得力助手，为吉林白山航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白山航空)、吉林北方民航机场设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的法人代表。
改革开放初期，范日旭乘风下海，开过酒楼和录像厅。因瞅准商机播放不雅录像带，其录像厅被警方突击检查，这位小老板被迫南下，后来坐船到海南，人生由此峰回路转。
1988年，海南正式设省，百万民众涌向海南“淘金”。范日旭的第一笔生意，是与当地一名老妇笠下无本协议。租下6间平房但是不支付租金，六年后归还24间房。拿到租房合同后，范日旭在平房上面加盖三层，房子变成24间，六年收租金80万元，这是他人生的第一桶金。
类似的无本买卖为他带来数百万元的收入，其后他在海南开办出租车公司以及坐庄炒作深市纺织板块时，延续了这种冒险精神与孤注一掷的风格。事实上，跟范日旭同时代的庄家，依靠炒作股票发家者比比皆是，其中“德隆系”的唐氏兄弟最为耀眼。他们成为中国资本市场的先知先觉者，以豪情去赌这个市场的未来。
“那个时代的人很理想化。”范日旭的挚友告知记者，范发迹后就想着要回老家改变家多面貌。这一点在后来“德隆系”唐氏兄弟身上亦有所彰显。
1990年年初，范日旭回到长春。当时许多企业对上市并不了解，范日旭选择的第一个出手对象是自己的第一个工作单位缝纫机厂，该厂后来归属于吉林省轻工业进出口公司(下称吉林轻工)。后者经改造于1993年年底上市，并由范日旭实际控制。
据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介绍，1992年，长春市政府到海南招商引资，找到了范日旭。当时的吉林省体育馆修建于建国前日据时期，已经破败。吉林为在1999年召开第九届全国冬运会，硬件设施必须达标。
在时任长春市市长米凤君的牵头商定下，范日旭投资2亿元，长春市政府出5块地，以这5块地开发的滚动利润来支持建设体育场。这个签订于1993年6月18日的协议，后来被称为“6·18协议”。
米凤君可谓吉林最具实权的官员之一，其在副省级职位上任职长达17年。2008年4月28日，时任吉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米凤君被带走，后在2010年5月底被判处死缓，其被法院认定的682万余元贿赂来自16人，并不包括范日旭。但范与米的关系，在吉林可谓尽人皆知。
官商协议
“6·18协议”的签署双方分别是长春市体育运动委员会与长顺体育综合开发集团公司(后更名为长春长顺实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长顺公司)。按协议，长顺公司应在1995年年底前建成体育馆，在1997年年底前建成游泳馆。
吉林省长春五环体育馆，这一位于长春亚泰大街的巨型建筑，留给吉林人深刻的记忆。该工程为范日旭带来声名、利益，亦使其陷于图圄，后来成为他幻想“翻盘”的最后稻草。
1993年5月，长顺公司以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出资5193万元，与长春第一光学仪器厂(下称第一光学)等发起成立长春北方五环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北方五环)。
2006年会面时，范日旭对记者称，“当时和政府商议后，让第一光学作为发起人，事实上就是为了做业绩，这个厂当时是亏损的，怎么可能达到上市标准?但是为了修建体育馆，为了从股市上融资，所有财务数据都要重做。”
“虚假上市当时比比皆是，哪个地方政府敢拍胸脯说没有包装过上市公司?”范日旭直言。而彼时与政府之间关系亲密，孰知最后仍不免一拍两散。
上述与之亲近的人士称，当时范日旭认定长春市政府不会违约，便把集团公司的资金用来盖体育场，而长春市亦在1998年完成了两块土地的置换。
范日旭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为完成这个项目，他支出达12亿元。这笔资金包括：以北方五环的股权和五环休闲中心做抵押，从当地四大国有银行贷款近3亿元；从自己关联企业和朋友的几十个企业中借款5亿～6亿元；此外还有2亿余元的债券，由其旗下的长顺公司、白山航空发行。 1998年夏天，体育馆已盖好，体育场还没完工。因为吉林省联合置业公司(下称联合置业)到期债券无力兑付，债权人集体上访，引发吉林省政府债券危机。此时，范日旭已因修建体育场而资金严重紧缺。吉林省政府原本希望引入范日旭，帮助解决这场风波，后者亦看中其中的发债机会，但不料自己也进入了一场更为深重的债券危机。
债券危机
联合置业债券危机之后，吉林省政府求助银行无门，出于维稳考虑，由时任吉林省发展计划委员会(下称计委)经济政策协调处处长高应坤找到范日旭，请其帮助垫付资金以解决省联合置业到期债券无法兑付的问题。
联合置业的实际控制人杨彪，同时为新华证券实际控制人。据司法材料，高应坤建议，可以给长顺公司发行债券，但作为条件，长顺公司必须从发行债券中拿出一部分替杨彪的公司垫付到期债券，之后由杨彪在吉林省国投的部分股份做抵押，债权到期前，由政府解决长顺公司为杨彪垫付的债券。
其时，范日旭提出，泛亚信托不承担代理发行责任，长顺公司也不承担垫付责任，这得到了吉林省计委的同意。需提及的是，时任长春市市委书记的米凤君此前担任吉林省计委主任，正是高应坤之直接上司。范日旭的另一层考虑是，“长顺公司建五环体育馆正需要用钱，在外面融资利息非常高，所以也要发行债券。”
第一次发行在1998年10月14日，共发行6000万元债券。这笔检方指控的欺诈发行债券在最终的法院判决中并未被认定。
随后1999年3月至2001年4月可，范日旭利用白山航空为发债主体，由泛亚信托代理发行，四次发行企业债券，共计1.9亿元人民币。长春市中级法院将此认定为欺诈发行债券。
范日旭发行这些债券，除了解决五环体育场的项目资金短缺，同时也为其在二级市场赢取利润。
“事实上是推着干，到期还不上时就考虑再发一笔，老百姓要求还，就找钱还点，老百姓同意延期就先延期。”范日旭后来供述称。
范日旭的辩护律师许兰亭提及，其时多位省计委主要领导也和范日旭谈过发新还旧，借名发债是政府安排的这一事实。
当时吉林省发债企业拖欠债民债券款的情况相当混乱。据吉林省人民检察院渎职侵权检察处的报告，“仅围绕高应坤、王希义(吉林省计委金融处原副处长)从1994年到2000年8月六年司审批的19户非国有企业就发行企业债券121笔，发债总金额达22.0473亿元，合计其他人审批的共达60多亿元。相当一部分债券不能按期兑付。”
据司法材料，在发行债券过程中，高应坤曾表示，公司的运营状况不是考量批准发行债券的标准，批准发行债券的标准与企业的业绩没有必要的联系。
范日旭被认定犯单位行贿罪的事实依据即与高应坤有关。1999年4月，范日旭为感谢高应坤为长顺公司发行企业债券提供帮助，将价值32.69万元的北方五环公司职工内部股票以3万元价格卖给高应坤，使其获利29.69万元。
2001年，高应坤和其他公司之司的权力寻租行为败露，接受司法审查后，因犯受贿罪及滥用证券管理职权罪两项罪名，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
而在此期司，1998年11月与2001年1月，“6·18协议”发生两次变动。第二次变动中，长春市体委与长春市规划局规定，长顺公司位于人民大街的土地20年内不宜开发。
此前的2000年，体育场已交付使用。长春市政府未能如约提供土地，被范日旭认为是长春市政府单方面终止协议，这“造成企业的资金链断裂，并最终导致历次发行的债券无法全额兑付”。
许兰亭认为，长春市政府尚无可供范日旭开发的具体的土地，这使得省政府以批准发行债券的方式为范日旭提供的资金，也只能年年顺延，无法偿还。最终导致了数亿元债券的发行，并由此引发危机。
范日旭称：“我们企业发债的初衷是解决企业资金和政府的遗留，口]题，我从来没有让政府操心我企业债券兑付的事，如果不是中兴清算组单方面搞的局部审计，误认为我们欠他们的钱，引发吉林省政府成立泛亚工作组，因为布控使我出国后不能回国，才导致债券出现兑付问题。”
法院在一审判决中并没有采纳此观点，而是认定长顺公司与政府终止协议系双方协商变更的结果，并非政府单方面终止协议履行，该协议未按原计划履行与范日旭企业资金链断裂无关。
“泛亚系”沉没
范日旭所称的“泛亚工作组”一事，是指2006年2月23日泛亚信托被全面接管，有关人员则被布控，不许出境。
吉林省政府出手源于收到银监会通报。该通报直指泛亚信托存在违法违规挪用客户交易结算资金、违规挪用异地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抽逃注册资本金等严重问题。并责令泛亚信托停业整顿一年，停业整顿工作的组织领导由吉林省人民政府负责。
泛亚信托乱局由来已久。2001年，中国人民银行下发《关于信托投资公司重新登记工作有关问题的通知》中规定：“重新登记的信托投资公司不能有不良资产，注册资本不少于3亿元人民币。”
与范日旭亲近的人士称，此时吉林省政府为帮助困难企业，已发行数十亿的债券，但归还情况并不乐观。这其中有近20亿元债券是通过泛亚信托代理发行。
上述人士称，为避免兑付风潮，吉林省政府责成泛亚信托务必注册成功，为此省政府七次进京协调。
为达到对注册资本的新要求，2002年9月，由泛亚信托总经理沈中民操作，泛亚信托从北京中兴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下辖的营业部两次借款2.28亿元，分别转入其控制的长春创世实业有限公司、长春恒顺新技术开发有限公司、海南泰海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共1.81亿元，作为三家公司投资泛亚信托的出资款。
但一审宣判时，长春中级法院认定：“被告人范日旭、沈中民向工商机关虚报注册资本1.81亿元，虚报比例达60.13％。”
时值信托行业频繁整顿，2003年泛亚信托重新注册后，信托公司不能有债券业务，债券发新还旧也不再获审批。
范日旭为收拾白山航空、长顺公司发行企业债券到期兑付资金的烂摊子，采用将债券转化为债券信托的方法，利用发信托产品解决债券兑付问题。
在未经银监局批准的情况下，2003年9月，泛亚信托公开推销一个5.1％年收益率的信托计划。在这复杂巧妙的资本布局中，泛亚信托收益8700多万元。长春市中级法院由此认定范日旭及其同案公司高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同一时期，范日旭提出“中兴信托、焦作信托需要关闭，泛亚信托的证券部存在遗留问题，可将三家公司捆在一起，设立银通证券”。
范日旭这一设想既为收益，又为解决三家信托公司的问题，所以初步得到相关部门的认可，但筹建银通证券最终夭折。2005年12月17日，泛亚信托正式提出不再进行银通证券的组建工作， 也不要中兴信托下面的六家营业部，并要求对银通证券筹建中的财务情况进行全面审计。审计结果表明，上述六家证券部亏空2.6亿元。
而2005年之后的三年是债券兑付高潮期。2005年新一届吉林省政府上台，范日旭曾前往要求土地兑付，其在庭审时称，“过去他们找我，我躲起来，现在我找他们，他们躲起来。”
2005年年底，因母亲病重，范日旭前往美国，外界传言其携1.5亿元外逃。在“泛亚工作组”进驻泛亚信托的2006年10月，相关到期债券开始无法兑付。为澄清自己未携款潜逃，也为解决债券到期兑付问题，范日旭回国。
2007年10月25日，范日旭被吉林省公安厅刑事拘留，一个月后因涉嫌欺诈发行公司债券、单位行贿罪，被执行逮捕。随后经过漫长的侦查羁押期，2009年10月14日，范日旭案由吉林省长春市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目前，范日旭早年的泛亚信托由中国东方资产管理公司托管，其关联企业则全部瘫痪停止运转。
那一波资本玩家
2010年8月31日，一审判决后，范日旭当庭表示将上诉。在宣判日，范日旭留给旁听席的是一个落寞的背影。 其辩护律师许兰亭正在着手上诉事宜，他认为范日旭一审量刑太重，罪名并不成立，终审仍将为其作无罪辩护。
可资映照的是，在范日被审查起诉的2008年底，于武汉市蔡句监狱服刑已达四年的唐万新，获准在北京保外就医。据《财经》采访获知，唐万新因帮助监狱所属服装厂扭亏为盈，年盈利达到200万元，有“立功”表现。此后，在唐万新保外就医期间，又传出其与旧部联系组建投资团队进行运作的消息。
由于舆论高度关注，2009年3月左右，有关部门找到正在北京养病的唐万新，向他了解媒体所关注的两方面问题：一是为监狱创收的情况；二是服刑期司做投资的情况，并再次“请”他回监狱服刑。
同时代中，还有两人“依照刑法规定不需要判处刑罚或者免除刑罚”，一是原中国经济开发信托投资公司总经理姜继增，一是原南方证券总裁阚治东。两人均涉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其中姜继增案于2003年11月11日在北京市一中院开庭审理，阚治东于2006年3月被逮捕，次年检察院撤诉。未判实刑的姜继增低调复出，现任北京利德华福电气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而阚治东已高调转向PE。
对照这些资本玩家，本已移民海外的范日旭命运多桀，不仅量刑畸重，且上诉前景并不乐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