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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就莫里森而言，她创作小说，完全是在证明自己的存在，她不仅要表达尚未表述过的黑人女性的独特体验，而且要发出未曾言说过的声音。在《宠儿》中，她大胆地借用了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充分汲取了黑人民间文学艺术的营养，有力地整合了欧美主流文化传统与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美国黑人文化传统，凸显了黑人对世界的领悟和表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有力地过渡到后现代小说创作情境之中，成为表达后现代的另一种声音。
关键词：《宠儿》；叙事手法；后现代主义
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黑人文学已成为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其中，1993年，由于托妮·莫里森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20世纪美国文学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也得到了批评家的青睐。托妮·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根植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之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叙事手法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发表于1987年的《宠儿》，可以说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的新起点。故事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整个创作，托妮·莫里森大胆地借用了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充分汲取了黑人民间文学艺术的营养，有力地整合了欧美主流文化传统与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美国黑人文化传统，凸显了黑人对世界的领悟和表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有效地过渡到后现代小说创作情境之中，成为“表达后现代的另一种声音”[2]。
一、历史真实的碎片叙事
“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复存在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一切都支离破碎，历史的定义是‘一件事接一件——没完没了’，没有什么逻辑和因果可言。”[3]（p5）莫里森在《宠儿》中没有线性展开故事情节，而是把不同的时间、地点发生的故事组织在一起，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不断穿越，其手法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拼贴。所谓拼贴，指的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齐性、条理性或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乱而沾沾自喜”[4]（p4）。
《宠儿》以保罗·D抵达124号开始。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当年的奴隶保罗·D来找赛丝，希望与她共同开始新的生活。保罗·D和赛丝分别整整18年后才相逢，小說这样安排，为追溯过去提供了契机，往事支离破碎地出现在故事当中，故事情节在时空的不断错置中更新变换，而宠儿作为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中体现，其阴魂显身几乎接踵而至。莫里森在小说中使用了“重现回忆”这一概念，其用意无外乎肯定过去的重构，通过动态性质的“重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些过去的故事时时出现在人物的回忆中，时而杂糅在现实的故事里，仿佛成了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过去与现在并置、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手法巧妙地增加了小说的维度与涵盖面，强调了主人公赛丝等昔日黑奴在获得人身自由后，心灵仍然被笼罩在过去奴隶制的阴影中。
瑟曼在《纽约人》杂志上撰文讨论莫里森的创作手法时说：作家如同将灾难性事件的场面画到一块黑色玻璃上，“她把这玻璃打碎，然后以互不相连、令人迷惑的现代形式将其重新组合”[5]（p175）。杀婴事件是《宠儿》核心情节。赛丝被迫杀死女儿这一惨痛事实是在人物的只言片语中闪现折射出来的。小说开头先提到124号有个被割断喉咙的婴儿鬼魂在作祟，提到“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但未点明原委；接下来是在“甜蜜之家”的“最后一个男人” 保罗·D和赛丝的谈话中，谈到了赛丝母女坐班房，但未点明原因；故事第九章丹芙的回忆中曾闪过童年伙伴的询问，但未确定事实的真相。直到小说的结尾，才让读者明白了一切。故事一、三、九章叙述内容是那样含蓄、委婉、巧妙，它是人物记忆的接龙，是故事碎片的粘贴。莫里森在接受BBC的一次采访中明确说明：“你得先让读者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观察恐怖事件，然后才能让他进入恐怖事件，或者是鼓励他从内部去体验恐怖事件。”因此，它有意地将事实的真相一点点地呈示给读者，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碎片化叙事从对过去的回忆、忘却、压抑、挖掘、拒绝、呈现中一点点恢复正常思维。
《宠儿》是对1856年发生在逃亡黑奴玛格丽特·加纳身上的真实故事的重新加工，在重写中，莫里森既否定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话语，也摒弃了废奴主义者的偏狭视角，重新赋予事件当事人的主体性，以展示“黑奴的内心生活”，从新的角度揭露了奴隶制对黑人民族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心灵的戕害。这种独特的构思，使得莫里森成功地运用了“碎片粘贴”这种后现代小说叙事策略，完成了作品对主题的深刻挖掘和人物的精彩塑造。可以这样讲，“碎片粘贴”的叙事表达，一是可以避免了读者对赛丝杀女过早做出判断，让这个充满复杂情感的行为与过去的故事交织叙述有了一种叙述功能的变化，使读者对故事产生的历史和人物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二是可以使整篇故事回荡着叙述与逃避叙述之间的张力，使小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悬念状态下，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品人物为什么极力回避过去的情感表达。三是可以使读者必须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中，依此来明确人物的关系，拼凑零碎的记忆片段，补充叙述的空白，重建事件的始末。整体下来，我们看到了莫里森在不断展示着她有关黑人民族自我追寻的历史性的宏大叙事。
二、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使人们不安的地方，是它的开放性的结构，它自由的、有时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对权威话语的破除，它对传统的兴趣、利用和颠覆。”[3]（p4-5）正是源于以上思维，“后现代把世界作为破碎、充满偶然和边缘、‘拼盘杂烩’等的集合体，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作品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6]（p471）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看一下《宠儿》的完成情况。赛丝本来有着明确的自我身份的定位，即她的母性、她的人格。然而，她所经历的一切，使她没有爱儿女的权利，这最终导致她异常痛苦，致使她的真实身份异常模糊甚至丧失殆尽。小说在处理赛丝自我身份定位上明显带有忧伤的意味，但这种写作情绪并不是作品唯一一种声音，作品还是希望将非裔美国人从罪恶和过去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以致在故事的结尾处，大家合力驱逐了代表黑人苦难的过去的宠儿，赛丝也重建了爱自己、爱生活和爱他人的信心。 问题是，赛丝的自我求证之路充满着苦楚。小说中，当保罗·D在明确她杀婴真相指责她的爱过浓时，赛丝明显表现出自己的痛苦。她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一位女性，能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何尝不是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发出的最强音？这同样也是莫里森本人对一个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民族的基本判断。她认为，种族歧视对歧视者的影响是“自我”遭到了不同形式的严重分裂，是“精神变态的原因”[7]。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她在创作《宠儿》时，有意让赛丝自己无法进行“自我”求证，并成功地设计了“宠儿”这一“鬼魂”形象，以此声讨奴隶制对健康人性的心理摧残。正是因为“宠儿”具有这种独特的表意功能，使得赛丝的身份认证有了转机：她再一次拥有了母性，重获了自由。
说到鬼魂，我们不得不提非洲的宗教。非洲的宗教认为，生死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人死了之后，灵魂可以转世投胎。就连莫里森本人也承认，活人与死者的鸿沟不存在，现在与过去的鸿沟不存在。[8]（P234）因此，她在《宠儿》中讲述鬼魂的故事，完全符合非洲的宗教思想。莫里森有意把宠儿刻画成既像鬼又似人的形象，完成的仍然是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创作思维。于是，宠儿兼有了“人”“鬼”两重性，其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被放大，在作品中，她的话语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如她说自己是从“黑暗处”来，“我在那儿很小”就颇具玩味：“黑暗处”既可理解为黑黢黢的船舱或房间，也可解读为一座坟墓，而作为奴隶，其生与死概念不大。这种身份界定方式，无疑是对“大一统叙述”的颠覆。有了象征过去的鬼魂的出入无常，必然扰动现在的生活常态。随着作品的深入，揭露鬼魂的真实面目的过程逐渐演变为呈示历史的过程。为此，莫里森设计了两种回忆方式，一种是不由自主的回忆，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回忆，其作为在于揉传说与历史于一体，融虚构与写实于一炉，形成过去与现在共时并存状态：“现实与虚幻、真相与回忆的界限模糊不清，无法分辨。”[9]（p C24页）莫里森这种委婉和模糊的处理方式无疑是对“全民记忆缺失症”[8]（P257）的真情告知。
莫里森有意采用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这一后现代小说表达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消解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历史的叙述，补上缺失的黑人话语，尤其是黑人妇女话语。作品中，只有当赛丝打破“全民记忆缺失症”的沉默，直面惨痛的过去，参与叙述时，这个故事才能获得完整的叙述，其目的就是让被压抑的黑人话语，特别是黑人妇女的话语，重新参与到对历史的建构中。
三、文本与文化的互文性处理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其宏大的文化文本，所有的文学文本的背后都蕴涵着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等社会因素。文学文本的效果往往与其所处的历史、社會及政治等文化文本或其他文学文本相互指涉。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吸收和转化”，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关联[10]。所谓的文化文本就是指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根据互文性理论，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撷取和反映。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等语境之间的映射。因此，我们看到，托妮·莫里森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奴隶制，还包括奴隶制被废除后的黑人生存状况及黑人的精神世界。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精神力量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从而构成了作品与文化的互文性，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状况，警醒了参与运动的各方力量。
《宠儿》与黑人叙事的历史性转换构成文化互文已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发展的关注。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是要改变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新强调”过去以便发掘存在于经典奴隶故事中的新的意义。《宠儿》以现实为背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创作的领域由物质世界拓展到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引领读者回到曾被压制、忽视、忘却的过去，重温历史，以避免在建立文化身份中或误入歧途，或以偏概全。
除此之外，《宠儿》还从内容、传统等方面与其他文本构成互文。《宠儿》中杀婴者的主题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的母题，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其神话原型是古希腊的美狄亚与伊阿宋的故事。美狄亚是科奇斯岛会施法术的公主，她与到岛上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见钟情。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并与伊阿宋结婚。为了私奔，她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利用父亲收尸之机赢得时间与伊阿宋逃回希腊。后来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杀死。如果说美狄亚杀婴是为了报复以宣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宠儿》中的杀婴更多是基于无奈的救赎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莫里森笔下的杀婴惨剧 是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大多数与《黑人之书》等历史文献或黑人叙事作品相关。《黑人之书》是莫里森所编辑的有关美国黑人的纪实作品，该书记叙了美国黑人300年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生活记录，还揭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黑人文化。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为读者提供了现实的背景，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更为有力地吸引着现代读者。《宠儿》等文学作品还与当时流行的“黑人叙事”作品形成互文。“黑人叙事”是由获释奴隶讲述亲身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的美国黑人文学体裁。经典的黑人奴隶叙事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记忆以独白的形式机械地再现出来。莫里森的作品将黑人叙事形式与魔幻的背景结合起来，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使机械的独白跨越时空，交织穿插于繁复多变的情节中。通过这些文学手段，莫里森将似曾相识的传统文本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使被边缘化的内容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中心化文学文本。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文化发展的状况。
总的来看，《宠儿》叙述的事件是痛苦的，作者正是通过创作这种骇人心魄的美感故事，履行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她汲取了黑人民间文学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叙述风格。她用这种叙事风格来表现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文化，这就是莫里森为她的群体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薛玉秀.艰辛的身份求证之旅——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2]杨仁敬.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嬗变[J].山东外语教学，2001（2）
[3]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5]瑟曼.分裂的家庭[J].纽约人，1987.11.2
[6]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Toni Morrison，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z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terly Review 28，1989.
[8]泰勒-格思里 .托妮·莫里森访谈录[M]. 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
[9]角谷道子. 评《爱娃》[J].纽约时报书评，1987.9.2
[10]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
关键词：《宠儿》；叙事手法；后现代主义
20世纪美国黑人作家对美国文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黑人文学已成为美国文学及美国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这其中，1993年，由于托妮·莫里森荣获了诺贝尔文学奖，使得20世纪美国文学作品受到了人们的广泛喜爱，也得到了批评家的青睐。托妮·莫里森的作品深深根植于美国黑人独特的历史、传统和现实生活之中，跳动着时代的脉搏，无论是在思想内容方面，还是在叙事手法的运用上，都将黑人小说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
发表于1987年的《宠儿》，可以说是托妮·莫里森创作的新起点。故事的主要情节取材于一个真实的历史事件[1]。整个创作，托妮·莫里森大胆地借用了后现代主义艺术技巧，充分汲取了黑人民间文学艺术的营养，有力地整合了欧美主流文化传统与处于边缘文化地位的美国黑人文化传统，凸显了黑人对世界的领悟和表达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差异性，从而有效地过渡到后现代小说创作情境之中，成为“表达后现代的另一种声音”[2]。
一、历史真实的碎片叙事
“后现代主义时代不复存在大的历史叙事框架，一切都支离破碎，历史的定义是‘一件事接一件——没完没了’，没有什么逻辑和因果可言。”[3]（p5）莫里森在《宠儿》中没有线性展开故事情节，而是把不同的时间、地点发生的故事组织在一起，在现在与过去之间不断穿越，其手法就是典型的后现代主义艺术手法之一——拼贴。所谓拼贴，指的是“一种关于观念或意识的自由流动的、由碎片构成的、互不相干的大杂烩似的拼凑物，它包容了诸如新与旧之类的对应环节。它否认整齐性、条理性或对称性；它以矛盾和混乱而沾沾自喜”[4]（p4）。
《宠儿》以保罗·D抵达124号开始。在现实主义层面上，当年的奴隶保罗·D来找赛丝，希望与她共同开始新的生活。保罗·D和赛丝分别整整18年后才相逢，小說这样安排，为追溯过去提供了契机，往事支离破碎地出现在故事当中，故事情节在时空的不断错置中更新变换，而宠儿作为过去奴隶制惨痛经历的集中体现，其阴魂显身几乎接踵而至。莫里森在小说中使用了“重现回忆”这一概念，其用意无外乎肯定过去的重构，通过动态性质的“重现回忆”，当事人最终得以摆脱过去事件的阴影，治愈心理创伤。于是，我们会看到，一些过去的故事时时出现在人物的回忆中，时而杂糅在现实的故事里，仿佛成了正在发生的故事。这种过去与现在并置、现实与回忆交织的叙述手法巧妙地增加了小说的维度与涵盖面，强调了主人公赛丝等昔日黑奴在获得人身自由后，心灵仍然被笼罩在过去奴隶制的阴影中。
瑟曼在《纽约人》杂志上撰文讨论莫里森的创作手法时说：作家如同将灾难性事件的场面画到一块黑色玻璃上，“她把这玻璃打碎，然后以互不相连、令人迷惑的现代形式将其重新组合”[5]（p175）。杀婴事件是《宠儿》核心情节。赛丝被迫杀死女儿这一惨痛事实是在人物的只言片语中闪现折射出来的。小说开头先提到124号有个被割断喉咙的婴儿鬼魂在作祟，提到“油一般浸透手指的婴儿的鲜血”，但未点明原委；接下来是在“甜蜜之家”的“最后一个男人” 保罗·D和赛丝的谈话中，谈到了赛丝母女坐班房，但未点明原因；故事第九章丹芙的回忆中曾闪过童年伙伴的询问，但未确定事实的真相。直到小说的结尾，才让读者明白了一切。故事一、三、九章叙述内容是那样含蓄、委婉、巧妙，它是人物记忆的接龙，是故事碎片的粘贴。莫里森在接受BBC的一次采访中明确说明：“你得先让读者作为一个局外人来观察恐怖事件，然后才能让他进入恐怖事件，或者是鼓励他从内部去体验恐怖事件。”因此，它有意地将事实的真相一点点地呈示给读者，让读者随着作者的碎片化叙事从对过去的回忆、忘却、压抑、挖掘、拒绝、呈现中一点点恢复正常思维。
《宠儿》是对1856年发生在逃亡黑奴玛格丽特·加纳身上的真实故事的重新加工，在重写中，莫里森既否定了白人种族主义者的话语，也摒弃了废奴主义者的偏狭视角，重新赋予事件当事人的主体性，以展示“黑奴的内心生活”，从新的角度揭露了奴隶制对黑人民族尤其是黑人女性的心灵的戕害。这种独特的构思，使得莫里森成功地运用了“碎片粘贴”这种后现代小说叙事策略，完成了作品对主题的深刻挖掘和人物的精彩塑造。可以这样讲，“碎片粘贴”的叙事表达，一是可以避免了读者对赛丝杀女过早做出判断，让这个充满复杂情感的行为与过去的故事交织叙述有了一种叙述功能的变化，使读者对故事产生的历史和人物背景有了更深的了解。二是可以使整篇故事回荡着叙述与逃避叙述之间的张力，使小说始终处于一种充满悬念状态下，使读者真切地感受到作品人物为什么极力回避过去的情感表达。三是可以使读者必须参与到故事的建构中，依此来明确人物的关系，拼凑零碎的记忆片段，补充叙述的空白，重建事件的始末。整体下来，我们看到了莫里森在不断展示着她有关黑人民族自我追寻的历史性的宏大叙事。
二、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
“后现代主义的最大优点，也是它最使人们不安的地方，是它的开放性的结构，它自由的、有时甚至是游戏的思想方式，它对权威话语的破除，它对传统的兴趣、利用和颠覆。”[3]（p4-5）正是源于以上思维，“后现代把世界作为破碎、充满偶然和边缘、‘拼盘杂烩’等的集合体，认为世界是不确定的，作品的意义也是不确定的。”[6]（p471）基于以上认识，我们看一下《宠儿》的完成情况。赛丝本来有着明确的自我身份的定位，即她的母性、她的人格。然而，她所经历的一切，使她没有爱儿女的权利，这最终导致她异常痛苦，致使她的真实身份异常模糊甚至丧失殆尽。小说在处理赛丝自我身份定位上明显带有忧伤的意味，但这种写作情绪并不是作品唯一一种声音，作品还是希望将非裔美国人从罪恶和过去的苦难中解放出来。以致在故事的结尾处，大家合力驱逐了代表黑人苦难的过去的宠儿，赛丝也重建了爱自己、爱生活和爱他人的信心。 问题是，赛丝的自我求证之路充满着苦楚。小说中，当保罗·D在明确她杀婴真相指责她的爱过浓时，赛丝明显表现出自己的痛苦。她作为种族和性别双重压迫下的一位女性，能大胆地发出自己的“声音”，这何尝不是一个长期“失语”的民族发出的最强音？这同样也是莫里森本人对一个长期面临身份危机的民族的基本判断。她认为，种族歧视对歧视者的影响是“自我”遭到了不同形式的严重分裂，是“精神变态的原因”[7]。正是基于这样的判断，她在创作《宠儿》时，有意让赛丝自己无法进行“自我”求证，并成功地设计了“宠儿”这一“鬼魂”形象，以此声讨奴隶制对健康人性的心理摧残。正是因为“宠儿”具有这种独特的表意功能，使得赛丝的身份认证有了转机：她再一次拥有了母性，重获了自由。
说到鬼魂，我们不得不提非洲的宗教。非洲的宗教认为，生死之间的鸿沟并非不可逾越，人死了之后，灵魂可以转世投胎。就连莫里森本人也承认，活人与死者的鸿沟不存在，现在与过去的鸿沟不存在。[8]（P234）因此，她在《宠儿》中讲述鬼魂的故事，完全符合非洲的宗教思想。莫里森有意把宠儿刻画成既像鬼又似人的形象，完成的仍然是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创作思维。于是，宠儿兼有了“人”“鬼”两重性，其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被放大，在作品中，她的话语常常表现为模棱两可，似是而非，如她说自己是从“黑暗处”来，“我在那儿很小”就颇具玩味：“黑暗处”既可理解为黑黢黢的船舱或房间，也可解读为一座坟墓，而作为奴隶，其生与死概念不大。这种身份界定方式，无疑是对“大一统叙述”的颠覆。有了象征过去的鬼魂的出入无常，必然扰动现在的生活常态。随着作品的深入，揭露鬼魂的真实面目的过程逐渐演变为呈示历史的过程。为此，莫里森设计了两种回忆方式，一种是不由自主的回忆，另一种是有意识的回忆，其作为在于揉传说与历史于一体，融虚构与写实于一炉，形成过去与现在共时并存状态：“现实与虚幻、真相与回忆的界限模糊不清，无法分辨。”[9]（p C24页）莫里森这种委婉和模糊的处理方式无疑是对“全民记忆缺失症”[8]（P257）的真情告知。
莫里森有意采用身份的模糊性与不确定性这一后现代小说表达方式，其目的是为了消解白人主流话语对黑人历史的叙述，补上缺失的黑人话语，尤其是黑人妇女话语。作品中，只有当赛丝打破“全民记忆缺失症”的沉默，直面惨痛的过去，参与叙述时，这个故事才能获得完整的叙述，其目的就是让被压抑的黑人话语，特别是黑人妇女的话语，重新参与到对历史的建构中。
三、文本与文化的互文性处理
互文性理论强调文学文本不能脱离其宏大的文化文本，所有的文学文本的背后都蕴涵着意识形态和阶级性等社会因素。文学文本的效果往往与其所处的历史、社會及政治等文化文本或其他文学文本相互指涉。克里斯蒂娃提出的互文性不仅指文本和其他文本之间的“吸收和转化”，还包括文学文本与文化文本的关联[10]。所谓的文化文本就是指言语所存在的社会、历史环境。因此，根据互文性理论，文本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处于文化文本的意识形态中，是对社会、历史文本的撷取和反映。互文性既可以是文本与文本之间的相互指涉，也可以指文本与社会、历史等语境之间的映射。因此，我们看到，托妮·莫里森所关注的不仅仅是奴隶制，还包括奴隶制被废除后的黑人生存状况及黑人的精神世界。莫里森的所有作品都带有这种精神力量及其所蕴涵的文化特质，从而构成了作品与文化的互文性，深刻地再现了时代的政治特征和精神状况，警醒了参与运动的各方力量。
《宠儿》与黑人叙事的历史性转换构成文化互文已引起人们对意识形态发展的关注。文化意识形态中的叙事模式的转变不是要改变历史事实而是要“重新强调”过去以便发掘存在于经典奴隶故事中的新的意义。《宠儿》以现实为背景，运用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法将创作的领域由物质世界拓展到人的精神世界。这种叙事风格的转变引领读者回到曾被压制、忽视、忘却的过去，重温历史，以避免在建立文化身份中或误入歧途，或以偏概全。
除此之外，《宠儿》还从内容、传统等方面与其他文本构成互文。《宠儿》中杀婴者的主题可以说是西方文学中的母题，并得到广泛的关注，其神话原型是古希腊的美狄亚与伊阿宋的故事。美狄亚是科奇斯岛会施法术的公主，她与到岛上寻找金羊毛的伊阿宋王子一见钟情。美狄亚用自己的法术帮助伊阿宋取得了金羊毛，并与伊阿宋结婚。为了私奔，她杀死了自己的弟弟，利用父亲收尸之机赢得时间与伊阿宋逃回希腊。后来伊阿宋移情别恋，美狄亚由爱生恨，将自己亲生的两个孩子杀死。如果说美狄亚杀婴是为了报复以宣泄心中的愤怒，那么《宠儿》中的杀婴更多是基于无奈的救赎行为。正如前文所述，莫里森笔下的杀婴惨剧 是根据真实故事创作的。莫里森的文学作品大多数与《黑人之书》等历史文献或黑人叙事作品相关。《黑人之书》是莫里森所编辑的有关美国黑人的纪实作品，该书记叙了美国黑人300年的历史，不仅包括美国黑人从奴隶到自由人的生活记录，还揭示了在这样的环境中所产生的黑人文化。历史文献与文学作品的互文性为读者提供了现实的背景，同时后现代主义的叙事手段更为有力地吸引着现代读者。《宠儿》等文学作品还与当时流行的“黑人叙事”作品形成互文。“黑人叙事”是由获释奴隶讲述亲身经历的一种散文形式的美国黑人文学体裁。经典的黑人奴隶叙事以线性叙事为主，将记忆以独白的形式机械地再现出来。莫里森的作品将黑人叙事形式与魔幻的背景结合起来，采用非线性叙事策略使机械的独白跨越时空，交织穿插于繁复多变的情节中。通过这些文学手段，莫里森将似曾相识的传统文本置于后现代的语境中，使被边缘化的内容成为主流文化中的中心化文学文本。这种意识形态中的文学中心位移的成功代表了整个阶级的文化发展的状况。
总的来看，《宠儿》叙述的事件是痛苦的，作者正是通过创作这种骇人心魄的美感故事，履行其艺术家的社会责任。她汲取了黑人民间文学的营养，形成了自己独具特色的叙述风格。她用这种叙事风格来表现美国黑人的历史与文化，这就是莫里森为她的群体所做的一切。
[参考文献]
[1]薛玉秀.艰辛的身份求证之旅——解读托妮·莫里森的《宠儿》[J].沙洋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4（1）.
[2]杨仁敬.论美国后现代派小说的嬗变[J].山东外语教学，2001（2）
[3]安吉拉·默克罗比.后现代主义与大众文化[M].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
[4]波林·玛丽·罗斯诺.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5]瑟曼.分裂的家庭[J].纽约人，1987.11.2
[6]张首映.西方二十世纪文论史[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7]Toni Morrison，Unspeakable Things Unspoken：The Afro-American Presence in zAmerican Literature ，Michigan Quaterly Review 28，1989.
[8]泰勒-格思里 .托妮·莫里森访谈录[M]. 杰克逊：密西西比大学出版社，1994.
[9]角谷道子. 评《爱娃》[J].纽约时报书评，1987.9.2
[10]朱丽娅·克里斯蒂娃. 符号学：意义分析研究[M].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