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都知道腐败的消极作用，自不待言。但腐败不只具有消极作用。郑也夫先生在《腐败的正负功能》(见《读书》一九九三年第五期)一文中认为，腐败有积极作用，并进而指出：“以为腐败只有消极的作用，将是肤浅的。”
　　说腐败有积极功能，不无道理。你要原材料，要机器运转，正当手段不行，规章制度无效，于是，通过腐败与行贿，条子批了，原材料到手了，机器运转了，解决了大问题。不行贿，不运用腐败手段，机器只得停止运转，几百人甚至几千人发不起工资，只有饿饭。
　　所谓腐败的积极功能，是从结果上看的。有好的结果，就说腐败有积极作用。但结果不一定就具有自明性，可能见仁见智。退一步说，即令具有正面结果，也不就只是唯一的结果，只看见腐败的积极功能产生的有形的好结果，看不见其无形的后患，同样是肤浅的。
　　之所以这样说，道理很简单。机器总是要运转的，原材料都是一批一批，一次一次交易的。第一次行贿，就难免第二次行贿，因为你总有求于别人。更有甚者，第一次，可能送点礼，请吃顿饭，就达到目的；第二次，第三次或许就不行了，要你大把大把的票子送。于是，张三送，李四送，谁送得多，原材料就批给谁。久而久之，人们发现，大家是在进行行贿竞争，看谁更敢行贿，看谁行贿最多。
　　行贿构成腐败，是腐败的一种，受贿亦如此。但在腐败交易中，两者不可分割，构成腐败的两极，有资格接受别人贿赂，通常情况下，必须有个前提，手中有权。权力再小，七品芝麻官，甚至等而下之者，只要能控制一个部门，一个科室，能说上话，能做成事，就行。既受了别人的贿赂，就自然要满足别人的要求，用自己手中的权力为别人服务。上述一次次的行贿过程，其实就是一次次的滥用权力的过程。
　　最为险恶的是，政策上的灵活性，可解释性刺激了腐败的想象力，成为腐败滥用权力的护身符。一个不得人心的政策，可能源于理想目标的需要，可能纯粹出于决策上技术上的失误，不一定就与腐败有关。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就是一例。但可实行的政策，好的政策，腐败可以让它在正常情况下行不通。因为手握权柄的人可以任意曲解政策，故意设陷阱让别人钻——把政策变为勒索、敲诈的尚方宝剑，非要你就范不可。你有苦说不出，说出来也没有用。因为腐败必然滥用权力，并且，被滥用的权力可以畅通无阻。这种现象，在各种权力部门已司空见惯：政策不允许时，可以开绿灯；政策明文规定的，又以种种借口拒不执行。耍滑头，卖官子，装糊涂，算是客气的。当然，这已经是腐败横行的结果。不然，纵然解释权使用权在手中，也不敢如此胆大狂妄。
　　权力的滥用，就其具体功能而言，既可能是消极的，也可能是积极的。但它必然产生一个可怕的观念：“有权就有一切”。而这个观念的流行，既是滥用权力的结果，又是滥用权力的原因。
　　人们越运用腐败手段，腐败就越强大。以行贿等不得已的各种腐败手段达到一个有效的目的，其可悲而严峻的恶果在于：由对腐败的认可而助长腐败，最终到凡与利益有关的领域，都可能不得不使用行贿(当然，权贵们可以滥用权力，或依赖权力符号的暗示)这个行之有效的武器。人们通过腐败实现各自的目的和利益，却共同铸成了超越这些各各不同的目的和利益的客观实在——腐败的庞大阴影。其阴影之大，足以笼罩一切。于是，恶性循环不可避免：腐败越强大，人们越运用腐败手段，越争相效尤。住院开刀要行贿，上个户口结束夫妻两地分居要行贿，如此等等，凡事必须经过腐败的鬼门关。而所谓腐败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在数以亿万计的腐败现象面前，又如何分得清，分得清又有何意义。
　　因此，我们可以说，腐败功能的自然结果，是更大的腐败；而腐败本身，则是超越功能的。换言之，腐败的一次次功能可以消逝，而腐败却昂首阔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