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上周，中国人民大学康晓光教授一篇檄文对南都基金会徐永光先生《公益向右 商业向左》这本书及观点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两位都是公益领域有极高江湖地位的前辈，且相交多年，这样公开争辩起来（并且感觉康老师的文章中有很多“扣帽子”的词汇），自然引起众人围观，有人站队、有人纯看热闹。
当时也有朋友问我做何感想。我当时在忙，所以也没看康老师的文章及徐老师的回应。另一个原因是看到文章标题和各朋友圈的讨论，我竟然没有点开文章阅读的欲望——主要是因为这场辩论实在是太“二元论”了，做辩论大赛题目可以，拿到现实中争辩意义并不是很大（作为学术讨论是有意义的）。因此，直到周日，我才认真读了二位老师的文章及各种评论（书还没来得及看）。又过一日，大概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借本周评论之机发出，纯属理论探讨。
首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立场。我认同徐老师所说的，公益可以更市场化，以便更有效率，并能引入更多资源，可以解决更多规模庞大的社会问题；但我对社会企业的信心不足，不是因为社会企业本质上不好（我觉得这不是康老师说的“兔鱼”问题），而是这个概念已经被国内的NGO掰弯了，要捋直的难度很大。我也认同康老师说的，人是有利他的一面，NGO和商业都有各自存在的道理，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商业，是很可悲的，但我不认为这样的论述必然导出“永光谬论”的结果，更谈不上说徐是资本代言人了。总之，我觉得两人说的不完全是一件事情。
从本源上说，公益组织与商业组织，其实都是广义上社会组织的一种，就像苹果和梨都是水果界的一员，两者没有可比性、没有高下之分。喜欢苹果的人会觉得梨没那么好，喜欢梨的人会觉得苹果没那么好。所以，当其他内外部条件完全一样的时候，公益组织和商业组织只是目的上的不同，一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一个是为了股东利益而存在，这两个目的，一个对应“左”，一个对应“右”。在上述假设前提“当其他内外部条件完全一样”下，“左”“右”除了目的以外是没有区别的。比方说，公益组织也好，商业组织也好，都可以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提升自身效率，因为科学管理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由人组成的组织；又比方说，公益组织也好，商业组织也好，都可以申请ISO14000的认证成为更环保的组织，因为很多ISO标准的适用对象是“组织”。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在多数人的眼中，公益与商业存在如此之大的距离呢？我觉得，这无关左右（组织的目的），而在竞争、资金和人才。
或许一些NGO朋友不认同，但我还是认为公益圈的竞争是不够充分的。虽然这几年已经有所改善，公益圈竞争也加大了，但到了商业圈，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残酷的现实。在现实的商业世界，公司绩效不好，就只好关门（除非你有钱一直烧着）；员工绩效不好，就只能收拾包袱走人（除非你有人罩着）；情怀和理想在这个商业圈里当个甜点可以，当主菜就等着饿死吧。但在公益圈，做不好主业却仍然能晃晃悠悠好些年的个人和组织并不罕见。优胜劣汰机制缺位的结果，便是NGO效率低下。至少，在平均意义上是如此。
深究一层，为何公益圈的竞争不够激烈？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NGO的绩效不好量化，难以评估，所以“公益市场”甄别和淘汰“懒人/烂人”的成本比较高。这有一点道理，但我觉得不是深层次原因。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资金和人才的问题。公益这个圈子的资金体量太少（或者说资源太少）。2017中国慈善蓝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约1346亿元，这点钱相当于余额宝这一个金融产品的资产规模的10%。更别说这1346亿元中还有7成是来自企业的捐款。钱少，愿意来争抢且有能力争抢的人也就相对少了，因为不值当。所以公益圈就像小马圈，草料不太丰盛，只养了些瘦马，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跑着玩，也不用背负太多KPIs；真正激烈的比赛在商业的赛场。每年9月9日，两个圈子也会交流一下，但多数商业圈的并不知道发生在公益圈的激烈赛事（上周末，我在清华经管给EMBA授课，几乎没有人知道99公益日，零星有人聽说过一元购画！我还是挺震惊的）。
再深究一层，为什么投入公益这个圈子的资金太少？这个是个历史问题。自打世界上有了重商主义，商人的地位提升了，社会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用以衡量身边组织、人和物件的一种价值准绳（国家的GDP体系亦是如此）。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钱主要还是跟着商业走，因此资金以及用资金衡量的资源自然也就向商业圈倾斜，公益圈的资金（或资源）太少。
釜底抽薪的办法，自然是改变社会的价值准绳。当社会以办NGO为荣、非以首富（包括国民老公之类）为荣时，公益圈的大繁荣时代就会到来。前几天学习中央反腐败精神，读到一篇文章《"五假副部"卢恩光的神奇升迁之路》，文章提到，卢恩光“本是小有名气的私营企业主，攒下上亿身家。但他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1992年卢恩光看到乡里有的企业老板名片上印着公司党委书记的头衔，深感羡慕，萌生了混入党内的念头”。如果卢当年看到名片上印着的是“公司基金会理事长”的头衔，深感羡慕，萌生了混入NGO的念头，社会的价值准绳就变了，结局很可能会不同。但很显然，也很无奈，这只能是个玩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大面积发生。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可行的方法应该是引入更多资金，做大公益圈的盘子，吸引更多人才，制造充分竞争，提高组织效率。公益向右多挣钱、商业向左多花钱（或解决社会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给公益圈带来更多资金，这一点我赞同徐永光老师。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趋势，大企业确实有从“问题制造者（Problem makers）”转向“解决方案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s）”，但这是因为“利他”还是因为“利己”？说不清楚，见仁见智。
然而，我也必须要提醒公益伙伴和商业同仁，无论是公益向右还是商业向左，都不容易，绝不是换个招牌就万事大吉。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想把自己一手创建的NGO改为企业。我问为什么？答曰改为企业可以多发钱、就会效率高。我说，这不是改个名字就能自动实现的，要改基因。要改的基因包括：商业模式、组织文化、管理制度、人事任免等。若是这些基因不变，改成什么名字都没有用；若是这些基因变了，就算是NGO也无妨。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却是很多标榜社会企业的机构没有搞明白的。
如果按康老师说的，公益不向右，商业不向左，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出路呢？我觉得也不会。社会各类组织能各行其道，做好自己也是不错的。若按马斯洛理论分析的人性，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些溢出到公益领域。公益圈这个盘子也会逐步扩大，只是这样的有机增长，时间会慢一些。过去一两百年间，资本主义的公益和商业也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发展壮大，各显其能的。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情况在改变，公益和商业的边界在模糊化，不仅是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有时还是公益把商业控制了，让商业服务于公益目标（如德国博世的基金会）。固守公益和商业原有的定义和边界一点不放松，就好像认为只有烧汽油才是汽车一样，太古板了。
总之，从宏观角度看，全行业要想方设法将更多资金（资源）引入公益圈，把盘子做大；从微观角度看，公益组织要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商业思维，把专业做好，不必天天想“我是谁”的问题。哲学家才会天天问自己“我是谁”，普通人问多了，会变傻的。
当时也有朋友问我做何感想。我当时在忙，所以也没看康老师的文章及徐老师的回应。另一个原因是看到文章标题和各朋友圈的讨论，我竟然没有点开文章阅读的欲望——主要是因为这场辩论实在是太“二元论”了，做辩论大赛题目可以，拿到现实中争辩意义并不是很大（作为学术讨论是有意义的）。因此，直到周日，我才认真读了二位老师的文章及各种评论（书还没来得及看）。又过一日，大概梳理了一下自己的观点，借本周评论之机发出，纯属理论探讨。
首先说一下我的基本立场。我认同徐老师所说的，公益可以更市场化，以便更有效率，并能引入更多资源，可以解决更多规模庞大的社会问题；但我对社会企业的信心不足，不是因为社会企业本质上不好（我觉得这不是康老师说的“兔鱼”问题），而是这个概念已经被国内的NGO掰弯了，要捋直的难度很大。我也认同康老师说的，人是有利他的一面，NGO和商业都有各自存在的道理，如果世界上只剩下商业，是很可悲的，但我不认为这样的论述必然导出“永光谬论”的结果，更谈不上说徐是资本代言人了。总之，我觉得两人说的不完全是一件事情。
从本源上说，公益组织与商业组织，其实都是广义上社会组织的一种，就像苹果和梨都是水果界的一员，两者没有可比性、没有高下之分。喜欢苹果的人会觉得梨没那么好，喜欢梨的人会觉得苹果没那么好。所以，当其他内外部条件完全一样的时候，公益组织和商业组织只是目的上的不同，一个是为了公共利益而存在，一个是为了股东利益而存在，这两个目的，一个对应“左”，一个对应“右”。在上述假设前提“当其他内外部条件完全一样”下，“左”“右”除了目的以外是没有区别的。比方说，公益组织也好，商业组织也好，都可以运用科学管理的方法提升自身效率，因为科学管理的方法可以适用于任何由人组成的组织；又比方说，公益组织也好，商业组织也好，都可以申请ISO14000的认证成为更环保的组织，因为很多ISO标准的适用对象是“组织”。
那么，为什么在现实社会中，在多数人的眼中，公益与商业存在如此之大的距离呢？我觉得，这无关左右（组织的目的），而在竞争、资金和人才。
或许一些NGO朋友不认同，但我还是认为公益圈的竞争是不够充分的。虽然这几年已经有所改善，公益圈竞争也加大了，但到了商业圈，你才能真正体会到什么叫残酷的现实。在现实的商业世界，公司绩效不好，就只好关门（除非你有钱一直烧着）；员工绩效不好，就只能收拾包袱走人（除非你有人罩着）；情怀和理想在这个商业圈里当个甜点可以，当主菜就等着饿死吧。但在公益圈，做不好主业却仍然能晃晃悠悠好些年的个人和组织并不罕见。优胜劣汰机制缺位的结果，便是NGO效率低下。至少，在平均意义上是如此。
深究一层，为何公益圈的竞争不够激烈？有观点认为，这是因为NGO的绩效不好量化，难以评估，所以“公益市场”甄别和淘汰“懒人/烂人”的成本比较高。这有一点道理，但我觉得不是深层次原因。我觉得深层次的原因是资金和人才的问题。公益这个圈子的资金体量太少（或者说资源太少）。2017中国慈善蓝皮书显示，2016年我国社会捐赠总量约1346亿元，这点钱相当于余额宝这一个金融产品的资产规模的10%。更别说这1346亿元中还有7成是来自企业的捐款。钱少，愿意来争抢且有能力争抢的人也就相对少了，因为不值当。所以公益圈就像小马圈，草料不太丰盛，只养了些瘦马，大家可以轻轻松松跑着玩，也不用背负太多KPIs；真正激烈的比赛在商业的赛场。每年9月9日，两个圈子也会交流一下，但多数商业圈的并不知道发生在公益圈的激烈赛事（上周末，我在清华经管给EMBA授课，几乎没有人知道99公益日，零星有人聽说过一元购画！我还是挺震惊的）。
再深究一层，为什么投入公益这个圈子的资金太少？这个是个历史问题。自打世界上有了重商主义，商人的地位提升了，社会的规则也发生了变化，金钱越来越成为人们用以衡量身边组织、人和物件的一种价值准绳（国家的GDP体系亦是如此）。所以不管你愿不愿意承认，钱主要还是跟着商业走，因此资金以及用资金衡量的资源自然也就向商业圈倾斜，公益圈的资金（或资源）太少。
釜底抽薪的办法，自然是改变社会的价值准绳。当社会以办NGO为荣、非以首富（包括国民老公之类）为荣时，公益圈的大繁荣时代就会到来。前几天学习中央反腐败精神，读到一篇文章《"五假副部"卢恩光的神奇升迁之路》，文章提到，卢恩光“本是小有名气的私营企业主，攒下上亿身家。但他信奉万般皆下品唯有当官高......1992年卢恩光看到乡里有的企业老板名片上印着公司党委书记的头衔，深感羡慕，萌生了混入党内的念头”。如果卢当年看到名片上印着的是“公司基金会理事长”的头衔，深感羡慕，萌生了混入NGO的念头，社会的价值准绳就变了，结局很可能会不同。但很显然，也很无奈，这只能是个玩笑，在可预见的未来不会大面积发生。
既然如此，我们只好面对现实。可行的方法应该是引入更多资金，做大公益圈的盘子，吸引更多人才，制造充分竞争，提高组织效率。公益向右多挣钱、商业向左多花钱（或解决社会问题）都可以直接或间接地给公益圈带来更多资金，这一点我赞同徐永光老师。这也符合国际上企业社会责任的大趋势，大企业确实有从“问题制造者（Problem makers）”转向“解决方案提供者（Solution providers）”，但这是因为“利他”还是因为“利己”？说不清楚，见仁见智。
然而，我也必须要提醒公益伙伴和商业同仁，无论是公益向右还是商业向左，都不容易，绝不是换个招牌就万事大吉。前段时间有个朋友跟我说，想把自己一手创建的NGO改为企业。我问为什么？答曰改为企业可以多发钱、就会效率高。我说，这不是改个名字就能自动实现的，要改基因。要改的基因包括：商业模式、组织文化、管理制度、人事任免等。若是这些基因不变，改成什么名字都没有用；若是这些基因变了，就算是NGO也无妨。这个道理看似简单，但却是很多标榜社会企业的机构没有搞明白的。
如果按康老师说的，公益不向右，商业不向左，我们是不是就没有出路呢？我觉得也不会。社会各类组织能各行其道，做好自己也是不错的。若按马斯洛理论分析的人性，当社会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自然会有一些溢出到公益领域。公益圈这个盘子也会逐步扩大，只是这样的有机增长，时间会慢一些。过去一两百年间，资本主义的公益和商业也是在这样的情景下发展壮大，各显其能的。只是在最近这几十年，情况在改变，公益和商业的边界在模糊化，不仅是公益向右、商业向左，有时还是公益把商业控制了，让商业服务于公益目标（如德国博世的基金会）。固守公益和商业原有的定义和边界一点不放松，就好像认为只有烧汽油才是汽车一样，太古板了。
总之，从宏观角度看，全行业要想方设法将更多资金（资源）引入公益圈，把盘子做大；从微观角度看，公益组织要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商业思维，把专业做好，不必天天想“我是谁”的问题。哲学家才会天天问自己“我是谁”，普通人问多了，会变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