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10日，三联书店原总经理、《读书》杂志原主编沈昌文于梦中辞世，享年90岁。
　　這一消息在文化界引起相当震撼，一时之间，报刊网络，皆是缅怀。对隐身于图书、期刊、作者和读者背后的出版人而言，这种场面堪称罕有，从中，或可估量沈昌文受读书人爱戴之程度。
　　一位出版家要产生这样巨大的影响，必要满足如下条件：一个具备稀有才能和时代精神的人，恰逢其时地遇到他能大展拳脚的时代。
　　沈昌文便是如此。
　　1月14日，沈昌文追悼会在京举行。

一生“昌文”，启蒙众多读书人

　　人如其名，沈昌文的一生，是以书“昌文”的一生。
　　从1951年，沈昌文20岁进入人民出版社担任校对员算起，他近乎完整地经历和参与了新中国迄今为止整个出版史。

　　从1980年，49岁的沈昌文担任人民出版社“三联编辑室”（三联书店前身）主任，兼任《读书》杂志负责人算起，他主政的《读书》杂志和三联书店迎着改革开放的春风，推动了上世纪80年代的“文化热”和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精神大讨论。
　　沈昌文主持下的《读书》杂志，从一开始两三万册的销量，攀升到十三四万册，被认为是《读书》“最好看”的时期，它滋养了两代中国读书人，并神奇地同时受到学院派知识分子和中学生读者的喜爱。
　　人们今天怀念沈昌文，总要提到这本小小的册子，“可以不读书，但不可不读《读书》！”从那个年代过来的读书人，谁没为它着过迷，并至今在书柜中藏有几本《读书》呢？
　　沈昌文时代的《读书》，被公认为“观念最开放、思想最活跃”，它兼容并蓄，向不同领域、门派的学者敞开大门，最怕不允许各种观点并存，同时，积极介绍海外学界、学人的情况，为读者开阔视野。
　　学者朱学东说，《读书》杂志“曾是形塑我知识和精神世界的重要读物”。
　　学者张鸣说：“跟现在很多读书人一样，我也是在沈昌文时代喜欢上《读书》的。那个时候，我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在《读书》上发一篇文章。”
　　这类评价不胜枚举。
　　但沈昌文总是强调，办《读书》，他不过躬逢其盛而已，“沈昌文还是那么窝囊，那么差劲，只是时代变了。”
　　他曾回忆，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憋着多年没说话的知识分子都“活”了过来。例如金克木教授，沈昌文登门约稿前，被人提醒，金先生不好打交道，怕要碰壁。结果，沈昌文去约一篇稿，金先生交了5篇，还拉着他说了好些话。钱锺书同样有讲不完的话，打开话匣，便滔滔不绝……
　　编杂志外，作为三联书店的负责人，沈昌文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早策划推出“畅销书”的出版家之一。他挑书眼力好，还能让好书畅销。
　　他1984年主持出版的《情爱论》，初版就印了120万册，引发社会大讨论。之后，庞龙的《宽容》、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茨威格的《人类群星闪耀时》、杨绛的《洗澡》，以及被人们津津乐道的“卖菜（蔡志忠）”“拾金（金庸）”，包括后来几米、朱德庸等人的著作，都大受欢迎。
　　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三联书店从人民出版社分出来，恢复独立建制，沈昌文出任第一任总经理，带着29个年轻同事，白手起家。
　　那时，国内出版社各有分工，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出文学书，中华书局出古典书等。沈昌文在大社夹缝里，给三联圈了块地——“文化”。
　　三联书店原总编辑李昕说，沈昌文的出版理念是“领先一步”，他对时代风向有敏锐嗅觉。“出版的书是要引领潮流的，而且要带动社会思想文化风潮。沈公做到了。不仅出版了一批好书，还对中国当代社会思想启蒙发挥了重要作用。”
　　有学者认为，沈昌文的工作启蒙了全国众多读书人，上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读书人“无不拜受沈公之德”。
　　1994年，沈昌文建言推动了《三联生活周刊》的创办。第二年末，他从三联退休。
　　作家王小波听闻消息，不胜惋惜，致信道：“先生离开了《读书》，一定还要做文化上的事……以先生的身手，一定可以大有可为。”
　　退休后的沈昌文，的确还在做文化上的事。他与辽宁教育出版社俞晓群合作，组织出版了《万象》杂志、“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吕叔湘全集》……
　　从72岁起，他陆续出版了自己的著述，这些作品为新中国出版史留下了绝无仅有的记录。
　　作为中国“出版界的灵魂人物”和“读书界的旗帜人物”，他是“中国编辑的典范”“思想的邮差和经纪人”；文化界尊称他为“沈公”，而在今天，像他这样当得起大家心悦诚服一个“公”字的人，屈指可数。

“温和地奋斗，不是非死即活”

　　沈昌文“好吃”，是京城文化饭局上的灵魂人物。
　　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晓卿1997年认识沈昌文前，总觉得“好吃”跟“懒做”同属贬义词，沈昌文花工夫“教育”他，夏衍怎么好吃，丁聪怎么好吃。总之，好吃是件美好的事。
　　沈昌文有言，“要征服作者的心，先要征服他的胃”。他要求编辑们“吃吃喝喝，拉拉扯扯”，对看上的著译者缠住不放，饭桌上联络感情，搞定约稿。
　　他喜欢在松散随意的氛围里做思想的“买卖”。
　　许多人说起沈昌文，都会提到他背双肩包逛书店的样子。沈从文孙女沈帆曾为他画过一幅题为“废纸我买”的漫画：一个背双肩包的老头，双手拎两捆书。他把画印在废纸片上，当别致的名片。
　　沈昌文老同事、《读书》杂志前主编吴彬在文章中写道：老沈自有独特的工作和处世之道，他从不把自己包装成道貌岸然的“正人君子”，更乐意以“亦正亦邪”的面目示人，开口闭口“我是商人”。他也从不讳言自己做出版要赚钱，他在自己设计的“《读书》服务日”专栏中起个笔名叫“金香”，对应“铜臭”。 　　作家毛尖初见沈昌文时吃了一惊，“他看上去太不像知识分子了，不儒雅不清高，整个人暖呼呼兴冲冲，散发着我们宁波汤团似的热气。”
　　沈昌文的老友、学者许纪霖对他第一眼印象不算好，“这哪是一个读书人，分明就是一个剃着板寸的北方大掌柜嘛！”

　　在朋友们眼中，沈昌文本人也是一本耐人品读的书，并且是独一无二的“孤本”。虽然不可复刻，但其精神华章却将在世间长长久久地流传。
　　如今，追思沈昌文的人中，有些自称是他的学生和学徒。他们中有媒体人，有出版人，有书店老板……都曾受到沈昌文的提携和关怀。
　　“沈公留下的精神资源不可量化。”绿茶说，“他所缔造的三联时代和那个时代的文化热潮，影响着一些人，这些人又对当下的时代产生新的影响。潜移默化的影响会在代际之间不断传承。”
　　作为“70后”，绿茶到北京上大学时，沈昌文的三联时代已基本落幕，“文化热”也只剩余温。但这样的余温，伴随他去书店工作，去媒体做读书编辑，去出版社做副总编，到如今做图书推介和阅读推广。“像保温壶一直盖着盖，温度延续到今天。”
　　（摘自1月15日《新华每日电讯》。作者为该报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