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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普希金演说”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根基主义思想推向了顶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纪念普希金为契机，重申了普希金及其作品对看待俄国历史和当下现实的积极意义，“演说”的焦点仍然是关注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及为俄国未来道路的忧思，囊括了其根基主义思想的核心要素。“普希金演说”在当时引起了轰动，亦对后世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其历史意义值得重视。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演说”；根基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I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50-05
The Swan Song of Dostoevsky’s Pochvennichestvo
——Research on “The Speech on Pushkin”
WAN Hai-s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eech on Pushkin” by Dostoevsky， the acme of his own idea of pochvennichestvo as well as a tribute to the great poet， Dostoevsky reiterates the relevance of both Pushkin the man and his works to a look at Russia’s past and presen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common folks， the speech sums up the core of his pochvennichestvo with grave misgivings about Russia’s future. Quite an event at its debut， “The Speech on Pushkin” is a historic text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Key words：Dostoevsky； “The Speech on Pushkin”； Pochvennichestvo
[收稿日期]2015-02-20
“普希金演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于1880年6月8日，在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举办的第二次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讲，这次集会系6月6日开始的特维尔广场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和随之开展的普希金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它在陀氏1880年出版的《作家日记》（8月号，全年唯一一期）的第二章中全文发表，取名为《普希金（纲要）——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学术界一般简称为“普希金演说”。
普希金雕像在特维尔广场的揭幕仪式具有深广的文化意义。设立普希金雕像，最初是由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中学的校友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提议的。制作雕像的资金由各方募捐，原计划把雕像设在皇村或者彼得堡，后来，由于校友们发现皇村体现不出伟大诗人的文化价值，以及彼得堡当局对在彼得堡安置普希金雕像的冷漠，大家决定将其安置在诗人的诞生地莫斯科，莫斯科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为了普希金雕像，还专门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具体负责遴选雕刻家、寻找合适的安放地点等事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皇族的参与之下进行的。委员会本来决定在5月26日（俄历）普希金生日那天举行揭幕仪式，后来由于皇后的突然去世，推迟到6月6日（按公历算，这一天也可认为是普希金的生日），同时还决定在雕像揭幕仪式后的两天里举办隆重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主要是由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操办两次庆祝大会。1880年4月，陀氏接到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兼《俄国思想》杂志主编谢尔盖·尤里耶夫的来信，信中邀请他在普希金揭幕典礼后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经过考虑，陀氏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在5月中下旬开始撰写这篇演讲的草稿。
收到邀请并决定参加这两次庆祝大会主要是俄国文化界的名流，包括以莫斯科大学教授们为首的自由派或西方派，以及以伊凡·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为首的斯拉夫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齐集于普希金庆祝大会，本身就说明两派都十分看重普希金的文化价值。两派都在普希金那里汲取支持自己观点和立场的养料。在俄国思想史上，对普希金的看法历来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尤其体现在这两派的思想论战中。总的来说，西方派认为，普希金受到欧洲文学的巨大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欧化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作品揭露了俄国的落后和愚昧；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文化中的一切因素都能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说明普希金是俄国文化的产物，欧洲文学的影响已经被他的独创性抵销，普希金的作品中渗透着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深爱之情。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来自各个思想阵营的文化界人士出席此次聚会，无疑都要借普希金表明自己派别的观点和立场。
就演讲的现场效果和历史反响而言，陀氏在6月7日的第一次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具有最大的现场感染力和最长远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另一位著名作家、属于西方派阵营的屠格涅夫的发言，他的发言在陀氏之前。屠格涅夫在演讲中承认普希金是“杰出的俄国艺术家”，然而，对普希金究竟伟大到何种程度心存犹豫，不无质疑：“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把民族性兼世界性诗人的称号赋予普希金，但我们也不敢取消掉这一称号。”[1]（p.521）显然，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庆祝本国诗人普希金的场合下，说出这样的疑虑，应该算是对普希金伟大意义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与屠格涅夫等人大会发言中对普希金的含糊其词、扭扭捏捏的评论相比，陀氏的演讲表明了他对普希金的认识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论点，不但反映了他对普希金作品的熟稔程度，还说明他善于在普希金的作品里发掘深远的历史意义，寻找自己的文化立场。陀氏拉开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普希金所处的时代的距离，在今昔对比中，展现了他看待历史的现实眼光和看待现实的历史眼光，陀氏在这样的历史观和现实观中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定位，就是下文将要论述的根基主义立场。 应该说，陀氏的这次“普希金演说”的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他之前发表的作品中找到原话，因而这次演说不过是他再次表明自己根基主义立场的又一个版本。也正是凭借知识界这次庆祝普希金的盛大活动的影响力，他的根基主义思想才被更多的人知晓和牢记。
陀氏对普希金的评价其实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就已开始。在《穷人》中，涉及普希金的地方有几处：瓦尔瓦拉给杰乌什金讲了关于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父亲给儿子买《普希金全集》的故事，杰乌什金本人对《驿站长》的评价，杰乌什金在面临瓦尔瓦拉不得不离他而去的情况下，请求她把《别尔金小说集》留给他。波克罗夫斯基、杰乌什金、瓦尔瓦拉都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普希金呢？杰乌什金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是我读这本书（指《别尔金小说集》里的《驿站长》。——引者注），就是跟我自己写的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仿佛这就是我自己这颗心，按它原来的样子，在人们面前翻出来，详详细细地描写它；就是这样！还好像这是桩简单的事，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样的事啊！真的，我本该这么写的；为什么我就没写呢？我本来就有同样的感觉，完全跟这本书里的一样，有时候我自己的处境也是这样，大致跟那个可怜的萨姆松·维林一样。而且在我们中间有多少跟萨姆松·维林同样可怜的苦命人啊！这一切写得多么巧妙！”[2]（pp.70-71）可见，陀氏早期对普希金的引用，基本上是赞叹普希金对小人物的自尊心等美德的歌颂，赞扬普希金对人民的强烈的人道主义态度。陀氏早年对普希金的认识与晚年对普希金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随着对普希金价值的认识的逐渐深入，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也在慢慢加深，而他晚年的认识，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峰。
“普希金演说”涉及陀氏根基主义思想几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如根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使命、俄国的使命等。总的来说，在这些要素之中，知识分子和根基是两个最根本的要素，而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俄国的使命，则是在这两个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陀氏首先阐述了知识分子和根基（来自人民的普通人）的关系问题，这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两个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素。
陀氏指出，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强制性，使得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所以说，在彼得大帝之后出现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像阿乐哥这样一个“多余人”，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阿乐哥身上，普希金找到了并富有独创性地描画了祖国土地上那个不幸的流浪汉，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受苦人，在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里，他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3]（p.210）而且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比如，他们已经美丑不辨，已经认识不清来自根基的“真正的美”。具体来说，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识别不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指塔吉雅娜。——引者注）身上那完美无缺的美德” [3]（p.216）。这一点，几乎连知识分子自己也感觉到了。“他（指奥涅金。——引者注）也爱自己的乡土，但不信任它。”[3]（p.215）
陀氏认为，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不是追求“真正的美”，而是在追求一种幻想。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有意或无意地向往欧洲，渴望成为欧洲人，可是，因为坚定的文化之根，他们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欧洲人。尽管他们是“公认的聪明人和老实人”，可在国外，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在国内，总感到自己像“在自己家里做客”。也可以说，他们的追求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除了想发泄精力之外，什么都不追求。一旦这种幻想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就会立刻变得空虚和失落。“他爱的是幻想，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个幻想。”[3]（p.221）如果说，陀氏以普希金为例，发现这个幻想就是塔吉雅娜，她是奥涅金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那么，我们可以对陀氏做一点补充：在莱蒙托夫的笔下，这个幻想化身为那个被毕巧林始乱终弃的可怜的贝拉。贝拉是高加索山区一个王爷的女儿，毕巧林第一眼看到她后，就想把她占为己有，终于通过为人不齿的手段，把她弄到了手。不用说，贝拉对他也是一见钟情。可是，娶贝拉不过是毕巧林发泄精力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一旦得手，他又陷入了空虚。于是，他们相处后不久，毕巧林就厌弃了她，成天出门打猎，把贝拉抛在家中。这种让贝拉看不到爱情的结合，最终导致了贝拉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说，跟普希金笔下那个坚守根基立场、毫不动摇的塔吉雅娜相比，莱蒙托夫笔下的贝拉就因为毕巧林而间接地受了异己思想的诱惑，成了脱离根基的人，最终为自己脱离根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她的惨死并没有促使毕巧林回归根基，毕巧林仍然处于奥涅金一样的漂泊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陀氏还的确在《食古不化与明达事理（论文之二）》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两篇文章中，将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作过此类的比较。陀氏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在于既描写这类苦恼的知识分子，还刻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俄国普通人，而莱蒙托夫却在对正面形象的刻画方面有所欠缺。
在陀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隐约透露着他对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知识分子要赶快觉醒过来，结束漂泊，回归根基，获得自救和新生。因此，他向知识分子发出了遵循俄国人民的信念和本性的呼吁：“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摧毁你的傲气吧。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在家乡的田地里劳动吧。”[3]（p.214）陀氏显然是在模仿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中那个茨冈老头的语气，在向处于漂浮状态、不肯回归人民的知识分子发出急切的呼吁。陀氏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同时，由衷地赞扬人民的品德。在陀氏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氏心目中的人民具有以下一些优秀的品质。
首先，人民具有固守传统美德、不为外来因素所动的坚定立场。陀氏认为，塔吉雅娜就是这样“一个坚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坚强的典型”。她的立场完全是出于她的本能：“她单凭自己高贵的本能就能预感到真实的本性在什么地方” [3]（p.215）。人民不会受到那些外来思想的腐蚀，会把根基的本色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塔吉雅娜并不因为自己加入了上流社会，她的心灵就开始变得跟上流社会那些受异己思想的诱惑而堕落的人一样，“她没有受到腐蚀，相反，彼得堡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使她抑郁不欢，使她消沉、烦恼”[3]（p.217）。所以，陀氏指出，塔吉雅娜身上“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牢不可破的东西。这里有与祖国、与祖国人民、与人民的最珍贵的东西的联系”[3]（p.211）。 其次，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民的一种美德。就拿塔吉雅娜来说，“对于这么一个年老的将军，她是不可能去爱他的，因为她爱的是奥涅金”[3]（p.218）。但是，她拒绝了奥涅金的求爱，这完全不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她内在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告诉她：“幸福并不单纯是享受爱情的快乐，而且也表现为精神上高度的和谐。”[3]（p.219）所以，她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泪水之上。
最后，人民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塔吉雅娜身上。塔吉雅娜早年在乡下的时候，在奥涅金的书房里曾一度猜测：“他莫非是个伪劣的仿制品？”[3]（p.217）也就是说，她隐约感觉到奥涅金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不像是真正的俄国人。后来，经过多年的分别之后，他们再度相逢，这更加证实了她原先的猜测：奥涅金的确就是这么一个“终生漂浮不定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根基，他是随风飘荡的一根草”[3]（p.221）。
在普希金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描写中，陀氏看到了一种表现人民力量、唤醒自我意识的精神。陀氏指出，普希金对人民性的表现激发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他是一个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现象……因为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最富于民族性的俄罗斯的力量，也就是表现出了他的诗歌的人民性，继续不断发展的人民性，孕育在现在之中的我们未来的人民性。这种表现具有启示的意义。”[3]（p.227）正是普希金“确立我们对于俄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信心，我们现在对于人民的力量的自觉的期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我们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中未来独立自主作用的信心”[3]（p.224）。所以，普希金对俄国和俄罗斯人具有先驱式的伟大意义。
在陀氏看来，普希金不但是俄罗斯人民的诗人，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伟大作家，他们所描写的人物也只具有本国人的特征，因为“欧洲的诗人在对待别的国家人民的民族特点时，常常把它们转变为自己的民族特点，并按照自觉的想法去理解”[3]（p.225）。而普希金却具有表现世界各国人民民族特点的才能，他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意义：“普希金是全世界诗人中唯一用于充分再现别国民族性的特殊能力的诗人。”[3]（p.225）
由普希金的世界意义开始，陀氏随之推进到俄国和俄罗斯人的世界使命的论述上。陀氏说，普希金唤醒了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彼得大帝的改革又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促使俄罗斯人产生了促进人类大联合、争取世界大同的使命感。彼得一世的改革，最初只是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才学习欧洲的，这使得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民族和人民性的力量，后来，随着彼得大帝思想的发展，改革趋向了一个更为高大和宏伟的目标，那就是“我们对于大雅利安人种各民族的普遍的全人类范围内的重新联合的意愿和倾向”。所以说，正是得益于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人才最终意识到“俄罗斯人所肩负的无疑是全欧洲的和全世界的使命” [3]（p.228）。进一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命运。鉴于这一认识，陀氏不客气地指出，各执一端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是片面的，“在我们这里都只是一种天大的误会”。陀氏进一步指出，这种使命感是与东正教的博爱精神和团结精神分不开的：使命感是通过“博爱的力量和我们对于人类重新联合的亲善的愿望这种力量获得的” [3]（p.228），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那就是意味着要彻底地调和欧洲的矛盾，要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在‘世界人（всечеловек，又译‘全人’或‘完人’）’和大联合的人的心中，为消除对于欧洲的烦恼指明出路，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弟兄”[3]（p.229）。
从“普希金演说”中，可以归纳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点：
首先，陀氏所说的知识分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迷恋欧洲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是包括斯拉夫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脱离了俄国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一点，“普希金演说”常常被看作是一份呼吁两派和解的声明。在陀氏看来，像彼得大帝改革这样强行把知识分子和人民隔离开来的障碍，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归根基，两派也完全可以携起手来。正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篇讲话》中所说的：“俄罗斯在同西方和东方斗争的时候，向它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体力，现在，俄罗斯的任务是在和解中向它们展示自己的精神力量。”[4]（pp.240-241）陀氏在讲演中提出的两派和解的呼吁，在俄国思想史上还经常等同于倡导各派思想和解、整个社会和解，乃至阶级调和论的思想。
其次，在陀氏看来，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已经不再成为阻挠俄国人全面团结的障碍。因此，陀氏认为，在整个俄国社会，无论是拥护彼得大帝欧化改革的人，还是认为彼得改革使俄国丧失独特性的人，本质上都是希望俄国的强大，不愿意看到俄国的衰败和没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欧洲国家中的无权地位。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都应该重新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最后，至于什么是更崇高的目标，我们认为，在陀氏那里可以划分为最近的目标和最远的目标。最近的目标就是俄罗斯人应该团结起来，将本民族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发扬光大，给周边各国的斯拉夫民族做出一个榜样。因为陀氏发表演说的时候，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几场战争还硝烟未散。1876年的塞尔维亚—黑山—土耳其战争和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牵动了所有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援助斯拉夫兄弟民族的斯拉夫慈善协会。陀氏参加这次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的身份就是斯拉夫慈善协会的会员。[5]（p.156）至于长远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扬俄国的东正教文化。如果说，短期的目标还只是一种带有防御性的口号，那么，长远的目标就具有了进攻性，听起来难免刺耳。
应该说，陀氏从认为普希金作为诗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进而扩大到认为俄国人民的使命是拯救全世界，这才是“普希金演说”的新颖之处，因为在这之前，陀氏仅限于论述诗人在全世界的影响和作用，而没有涉及全体俄罗斯人民在世界上的伟大使命。这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变化。即使这不足以说明他的立场开始向斯拉夫主义靠近的话，那么起码可以认为，他对俄国的现状，特别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满意，这多少导致了他的急躁情绪。事实上，陀氏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从那些当选为议会议员的知识分子身上，他看到了他们与人民的隔膜：“要知道对这样的青年，这样的四体不勤的人来说，要让他们与大地结合，在这大地上都是些穿粗布无领上衣和草鞋的人，——那么，他们应该放弃什么东西，是否应该放弃对他而言是最神圣的书籍和欧洲的信念？他不会放弃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对人民是嫌弃的，对俄罗斯的大地是高傲的，这已经不由自主的了……要知道带着这样的情绪，有（甚至是必然地）再次奴役人民，即穿着粗布无领上衣和草鞋的人民的可能，尽管不会用从前的农奴制的途径，而是用知识分子的监护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后果，——‘我们还得把人民禁锢起来！’”[6]（pp.7-8） 陀氏的“普希金演说”，特别是演说中所提到的俄国人民对于欧洲和全世界的伟大意义，在纪念大会的现场当即就引起了一片喝彩声，本应在陀氏之后发言的斯拉夫派领袖伊凡·阿克萨科夫，折服于陀氏演说的现场效果，竟然宣布取消自己的发言，因为在他看来，陀氏已经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完了。随着演讲稿的发表，又立刻在俄国文化界引起激烈反响，登载在报刊杂志的评论来自各方各面，褒贬不一。
最早尖锐批评“普希金演说”的格里戈里·格拉多夫斯基（1842—1915），原为陀氏在《公民》杂志当编辑时的同事。格拉多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80年8月16日的《传闻报》上。格拉多夫斯基还是从“环境论”的立场指责陀氏：“普希金及其追随他的优秀俄国作家的天才，使我们爱上了那些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唾弃的可恶的人，教会了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仇恨恶，仇恨迫使他们流浪的环境。难道这不可能吗？”[7]（p.486） 显然，陀氏号召知识分子顺从天性，回归根基的呼吁，在格拉多夫斯基看来是号召对沙皇政权的妥协。弗拉基米尔·米赫涅维奇在1880年8月19日的《新闻和交易所报》上发文说，陀氏的“普希金演说”让他无比震惊，不过陀氏的思想他好像似曾相识，他指出，陀氏用“普希金演说”激活了他记忆深刻的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7]（p.486）。弗拉基米尔·米赫涅维奇在“普希金演说”里分明看出了陀氏与斯拉夫派的相同之处。
在一片指责声中，来自温和的自由派的评价就显得与众不同。在苏沃林主办的《新时代报》（1880年8月15日）上，布列宁撰文肯定了陀氏在“普希金演说”中的立场的独特性：“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写作和思索的，随便都能指责出他具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思想没有公式化，他没有重复别人的观点。而且，除了伟大天才的素质之外，他还拥有两项卓越的品质：真诚和信仰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关于我们的自由派和他们对人民的理解所说的一切都妙不可言。”[7]（p.487）由此看来，陀氏“普希金演说”对俄国的自由派具有一定的亲和力。
就陀氏的“普希金演说”，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西方派阵营的重要旗手康斯坦丁·卡维林（1818—1885）发表在《欧洲导报》（1880年第11期）上的一篇文章，对任何派别的知识分子都不无启发作用。他指出：“当可以平心静气地抛开个人恩怨、停止相互攻击的时候，不妨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地详谈一下所有的观点……我首先要谈一谈对我国普通百姓和社会有教养阶层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因为它尖锐而鲜明地反映出了斯拉夫派学说的特色。跟40年代的斯拉夫派一样，我们也认为，崇高的道德思想活生生地化身为俄国人民即农民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完善，它并没有受叛离人民精神的行为的影响，虽然俄国社会的高级阶层即知识分子曾一度离经叛道。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热烈而又无情地展开的关于此类话题的争论，在我看来，已属于过眼云烟……世上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曾经而且现在还在向其他人和其他民族学习，而且，不光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还在成年阶段学习。差别就在于，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还是仿效他者；到达成年阶段以后，他们就会带着思考、分析和批评的态度去利用他者的经验和知识。” [7]（p.489）
凭借其天鹅之歌——“普希金演说”，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俄国知识界造成了轰动性的历史影响，引发了热烈的、持久的、深层次的探讨，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论战的高潮。这表明，不论是引来反对，还是获得赞同，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在俄国思想界已经永远地扎下了根，为俄国思想史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章。
[参考文献]
[1]См.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Достоевский[M].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2.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穷人[C]//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中短篇小说选. 文颖，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演讲”[C]//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刘季星，李鸿简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4][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神人类讲座[M]. 张百春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5]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30， к. 1[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8.
[6]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7[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7]С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6[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洪军]
[关键词]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演说”；根基主义思想
[中图分类号]I51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0-3541（2015）03-0050-05
The Swan Song of Dostoevsky’s Pochvennichestvo
——Research on “The Speech on Pushkin”
WAN Hai-song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of CASS， Beijing 100732， China）
Abstract： In “The Speech on Pushkin” by Dostoevsky， the acme of his own idea of pochvennichestvo as well as a tribute to the great poet， Dostoevsky reiterates the relevance of both Pushkin the man and his works to a look at Russia’s past and present. Focusing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lligentsia and the common folks， the speech sums up the core of his pochvennichestvo with grave misgivings about Russia’s future. Quite an event at its debut， “The Speech on Pushkin” is a historic text with far-reaching implications.
Key words：Dostoevsky； “The Speech on Pushkin”； Pochvennichestvo
[收稿日期]2015-02-20
“普希金演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以下简称陀氏）于1880年6月8日，在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举办的第二次公众集会上发表的演讲，这次集会系6月6日开始的特维尔广场普希金雕像揭幕典礼和随之开展的普希金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它在陀氏1880年出版的《作家日记》（8月号，全年唯一一期）的第二章中全文发表，取名为《普希金（纲要）——6月8日在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大会上的演说》，学术界一般简称为“普希金演说”。
普希金雕像在特维尔广场的揭幕仪式具有深广的文化意义。设立普希金雕像，最初是由普希金就读过的皇村中学的校友们在19世纪60年代初提议的。制作雕像的资金由各方募捐，原计划把雕像设在皇村或者彼得堡，后来，由于校友们发现皇村体现不出伟大诗人的文化价值，以及彼得堡当局对在彼得堡安置普希金雕像的冷漠，大家决定将其安置在诗人的诞生地莫斯科，莫斯科政府对此表示欢迎。为了普希金雕像，还专门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成立了两个委员会，具体负责遴选雕刻家、寻找合适的安放地点等事宜，当然，这一切都是在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和皇族的参与之下进行的。委员会本来决定在5月26日（俄历）普希金生日那天举行揭幕仪式，后来由于皇后的突然去世，推迟到6月6日（按公历算，这一天也可认为是普希金的生日），同时还决定在雕像揭幕仪式后的两天里举办隆重的普希金纪念活动，主要是由俄国文学爱好者协会操办两次庆祝大会。1880年4月，陀氏接到俄国语文爱好者协会主席兼《俄国思想》杂志主编谢尔盖·尤里耶夫的来信，信中邀请他在普希金揭幕典礼后的庆祝大会上发表演讲。经过考虑，陀氏回信表示接受邀请，并在5月中下旬开始撰写这篇演讲的草稿。
收到邀请并决定参加这两次庆祝大会主要是俄国文化界的名流，包括以莫斯科大学教授们为首的自由派或西方派，以及以伊凡·阿克萨科夫（1823—1886年）为首的斯拉夫派。西方派和斯拉夫派齐集于普希金庆祝大会，本身就说明两派都十分看重普希金的文化价值。两派都在普希金那里汲取支持自己观点和立场的养料。在俄国思想史上，对普希金的看法历来就存在截然相反的结论，尤其体现在这两派的思想论战中。总的来说，西方派认为，普希金受到欧洲文学的巨大影响，是一个典型的欧化的知识分子和作家，其作品揭露了俄国的落后和愚昧；斯拉夫派则认为，俄国文化中的一切因素都能在普希金的作品中得到体现，说明普希金是俄国文化的产物，欧洲文学的影响已经被他的独创性抵销，普希金的作品中渗透着对俄国和俄国人民的深爱之情。在这样的思想背景下，来自各个思想阵营的文化界人士出席此次聚会，无疑都要借普希金表明自己派别的观点和立场。
就演讲的现场效果和历史反响而言，陀氏在6月7日的第一次纪念大会上的发言具有最大的现场感染力和最长远的历史影响，但也不能忽视另一位著名作家、属于西方派阵营的屠格涅夫的发言，他的发言在陀氏之前。屠格涅夫在演讲中承认普希金是“杰出的俄国艺术家”，然而，对普希金究竟伟大到何种程度心存犹豫，不无质疑：“我们拿不定主意，是否应当把民族性兼世界性诗人的称号赋予普希金，但我们也不敢取消掉这一称号。”[1]（p.521）显然，在这样一个举国上下庆祝本国诗人普希金的场合下，说出这样的疑虑，应该算是对普希金伟大意义的一种温和的否定。与屠格涅夫等人大会发言中对普希金的含糊其词、扭扭捏捏的评论相比，陀氏的演讲表明了他对普希金的认识具有清晰的思路和明确的论点，不但反映了他对普希金作品的熟稔程度，还说明他善于在普希金的作品里发掘深远的历史意义，寻找自己的文化立场。陀氏拉开了他自己所处的时代和普希金所处的时代的距离，在今昔对比中，展现了他看待历史的现实眼光和看待现实的历史眼光，陀氏在这样的历史观和现实观中为自己确立的一个定位，就是下文将要论述的根基主义立场。 应该说，陀氏的这次“普希金演说”的大部分内容，都能在他之前发表的作品中找到原话，因而这次演说不过是他再次表明自己根基主义立场的又一个版本。也正是凭借知识界这次庆祝普希金的盛大活动的影响力，他的根基主义思想才被更多的人知晓和牢记。
陀氏对普希金的评价其实从他的第一部小说《穷人》就已开始。在《穷人》中，涉及普希金的地方有几处：瓦尔瓦拉给杰乌什金讲了关于大学生波克罗夫斯基的父亲给儿子买《普希金全集》的故事，杰乌什金本人对《驿站长》的评价，杰乌什金在面临瓦尔瓦拉不得不离他而去的情况下，请求她把《别尔金小说集》留给他。波克罗夫斯基、杰乌什金、瓦尔瓦拉都是来自底层的小人物，他们为什么如此喜欢普希金呢？杰乌什金的观点很有代表性：“可是我读这本书（指《别尔金小说集》里的《驿站长》。——引者注），就是跟我自己写的一样；举个例子来说，仿佛这就是我自己这颗心，按它原来的样子，在人们面前翻出来，详详细细地描写它；就是这样！还好像这是桩简单的事，我的上帝，这是什么样的事啊！真的，我本该这么写的；为什么我就没写呢？我本来就有同样的感觉，完全跟这本书里的一样，有时候我自己的处境也是这样，大致跟那个可怜的萨姆松·维林一样。而且在我们中间有多少跟萨姆松·维林同样可怜的苦命人啊！这一切写得多么巧妙！”[2]（pp.70-71）可见，陀氏早期对普希金的引用，基本上是赞叹普希金对小人物的自尊心等美德的歌颂，赞扬普希金对人民的强烈的人道主义态度。陀氏早年对普希金的认识与晚年对普希金的认识，还存在一定的差别。正是随着对普希金价值的认识的逐渐深入，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也在慢慢加深，而他晚年的认识，已经到达了一个最高峰。
“普希金演说”涉及陀氏根基主义思想几个非常关键的要素，如根基、知识分子、知识分子的使命、俄国的使命等。总的来说，在这些要素之中，知识分子和根基是两个最根本的要素，而知识分子的使命和俄国的使命，则是在这两个要素的基础上形成的。
陀氏首先阐述了知识分子和根基（来自人民的普通人）的关系问题，这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两个关系最为密切的要素。
陀氏指出，由于彼得大帝改革的强制性，使得知识分子脱离了人民，所以说，在彼得大帝之后出现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这种现象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像阿乐哥这样一个“多余人”，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在阿乐哥身上，普希金找到了并富有独创性地描画了祖国土地上那个不幸的流浪汉，那个具有历史意义的俄罗斯受苦人，在我们这个脱离人民的社会里，他的出现是历史的必然。”[3]（p.210）而且知识分子脱离人民已经到了非常严重的程度。比如，他们已经美丑不辨，已经认识不清来自根基的“真正的美”。具体来说，普希金笔下的奥涅金就“识别不了这个可怜的女孩子（指塔吉雅娜。——引者注）身上那完美无缺的美德” [3]（p.216）。这一点，几乎连知识分子自己也感觉到了。“他（指奥涅金。——引者注）也爱自己的乡土，但不信任它。”[3]（p.215）
陀氏认为，脱离根基的知识分子不是追求“真正的美”，而是在追求一种幻想。这类知识分子，虽然有意或无意地向往欧洲，渴望成为欧洲人，可是，因为坚定的文化之根，他们无论如何也成不了真正的欧洲人。尽管他们是“公认的聪明人和老实人”，可在国外，总觉得自己是“异乡人”，在国内，总感到自己像“在自己家里做客”。也可以说，他们的追求本身就是虚幻的，因为他们除了想发泄精力之外，什么都不追求。一旦这种幻想轻而易举地实现了，他们就会立刻变得空虚和失落。“他爱的是幻想，甚至他本人就是一个幻想。”[3]（p.221）如果说，陀氏以普希金为例，发现这个幻想就是塔吉雅娜，她是奥涅金可望而不可即的幻想，那么，我们可以对陀氏做一点补充：在莱蒙托夫的笔下，这个幻想化身为那个被毕巧林始乱终弃的可怜的贝拉。贝拉是高加索山区一个王爷的女儿，毕巧林第一眼看到她后，就想把她占为己有，终于通过为人不齿的手段，把她弄到了手。不用说，贝拉对他也是一见钟情。可是，娶贝拉不过是毕巧林发泄精力的一种手段而已，他根本没有一个具体的目标，一旦得手，他又陷入了空虚。于是，他们相处后不久，毕巧林就厌弃了她，成天出门打猎，把贝拉抛在家中。这种让贝拉看不到爱情的结合，最终导致了贝拉的死亡。在某种程度上说，跟普希金笔下那个坚守根基立场、毫不动摇的塔吉雅娜相比，莱蒙托夫笔下的贝拉就因为毕巧林而间接地受了异己思想的诱惑，成了脱离根基的人，最终为自己脱离根基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是，她的惨死并没有促使毕巧林回归根基，毕巧林仍然处于奥涅金一样的漂泊状态。值得注意的是，陀氏还的确在《食古不化与明达事理（论文之二）》和《普希金、莱蒙托夫和涅克拉索夫》两篇文章中，将莱蒙托夫和普希金作过此类的比较。陀氏指出，普希金的伟大在于既描写这类苦恼的知识分子，还刻画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俄国普通人，而莱蒙托夫却在对正面形象的刻画方面有所欠缺。
在陀氏对知识分子的批评中，隐约透露着他对知识分子的殷切希望：知识分子要赶快觉醒过来，结束漂泊，回归根基，获得自救和新生。因此，他向知识分子发出了遵循俄国人民的信念和本性的呼吁：“顺从吧，骄傲的人，首先摧毁你的傲气吧。顺从吧，游手好闲的人，首先在家乡的田地里劳动吧。”[3]（p.214）陀氏显然是在模仿普希金的长诗《茨冈人》中那个茨冈老头的语气，在向处于漂浮状态、不肯回归人民的知识分子发出急切的呼吁。陀氏在对知识分子进行批评的同时，由衷地赞扬人民的品德。在陀氏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解释中，我们可以看到，陀氏心目中的人民具有以下一些优秀的品质。
首先，人民具有固守传统美德、不为外来因素所动的坚定立场。陀氏认为，塔吉雅娜就是这样“一个坚定地站在自己土地上的坚强的典型”。她的立场完全是出于她的本能：“她单凭自己高贵的本能就能预感到真实的本性在什么地方” [3]（p.215）。人民不会受到那些外来思想的腐蚀，会把根基的本色完好无缺地保存下来。塔吉雅娜并不因为自己加入了上流社会，她的心灵就开始变得跟上流社会那些受异己思想的诱惑而堕落的人一样，“她没有受到腐蚀，相反，彼得堡的这种奢侈的生活使她抑郁不欢，使她消沉、烦恼”[3]（p.217）。所以，陀氏指出，塔吉雅娜身上“有一种不可动摇的牢不可破的东西。这里有与祖国、与祖国人民、与人民的最珍贵的东西的联系”[3]（p.211）。 其次，伟大的自我牺牲精神是人民的一种美德。就拿塔吉雅娜来说，“对于这么一个年老的将军，她是不可能去爱他的，因为她爱的是奥涅金”[3]（p.218）。但是，她拒绝了奥涅金的求爱，这完全不是因为她不爱他，而是她内在的自我牺牲精神在告诉她：“幸福并不单纯是享受爱情的快乐，而且也表现为精神上高度的和谐。”[3]（p.219）所以，她不能把自己的幸福建立在别人的痛苦和泪水之上。
最后，人民具有非凡的洞察力和理解力，这一点也体现在塔吉雅娜身上。塔吉雅娜早年在乡下的时候，在奥涅金的书房里曾一度猜测：“他莫非是个伪劣的仿制品？”[3]（p.217）也就是说，她隐约感觉到奥涅金跟自己的祖国和人民保持着心理上的距离，不像是真正的俄国人。后来，经过多年的分别之后，他们再度相逢，这更加证实了她原先的猜测：奥涅金的确就是这么一个“终生漂浮不定的人”，因为“他没有任何根基，他是随风飘荡的一根草”[3]（p.221）。
在普希金对来自社会底层的小人物命运的描写中，陀氏看到了一种表现人民力量、唤醒自我意识的精神。陀氏指出，普希金对人民性的表现激发了俄罗斯人的自我意识，“他是一个前所未见前所未闻的现象……因为正是在这里表现出了他的最富于民族性的俄罗斯的力量，也就是表现出了他的诗歌的人民性，继续不断发展的人民性，孕育在现在之中的我们未来的人民性。这种表现具有启示的意义。”[3]（p.227）正是普希金“确立我们对于俄国的独立自主精神的信心，我们现在对于人民的力量的自觉的期待，以及由此而来的对我们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之中未来独立自主作用的信心”[3]（p.224）。所以，普希金对俄国和俄罗斯人具有先驱式的伟大意义。
在陀氏看来，普希金不但是俄罗斯人民的诗人，也是具有世界性意义的诗人。像莎士比亚那样的伟大作家，他们所描写的人物也只具有本国人的特征，因为“欧洲的诗人在对待别的国家人民的民族特点时，常常把它们转变为自己的民族特点，并按照自觉的想法去理解”[3]（p.225）。而普希金却具有表现世界各国人民民族特点的才能，他具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世界意义：“普希金是全世界诗人中唯一用于充分再现别国民族性的特殊能力的诗人。”[3]（p.225）
由普希金的世界意义开始，陀氏随之推进到俄国和俄罗斯人的世界使命的论述上。陀氏说，普希金唤醒了俄罗斯的自我意识，彼得大帝的改革又从一个相反的方向，促使俄罗斯人产生了促进人类大联合、争取世界大同的使命感。彼得一世的改革，最初只是出于急功近利的目的才学习欧洲的，这使得人民更加深刻地认识了自己民族和人民性的力量，后来，随着彼得大帝思想的发展，改革趋向了一个更为高大和宏伟的目标，那就是“我们对于大雅利安人种各民族的普遍的全人类范围内的重新联合的意愿和倾向”。所以说，正是得益于彼得大帝的改革，俄罗斯人才最终意识到“俄罗斯人所肩负的无疑是全欧洲的和全世界的使命” [3]（p.228）。进一步说，欧洲和大雅利安民族的命运就是俄罗斯民族的命运。鉴于这一认识，陀氏不客气地指出，各执一端的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都是片面的，“在我们这里都只是一种天大的误会”。陀氏进一步指出，这种使命感是与东正教的博爱精神和团结精神分不开的：使命感是通过“博爱的力量和我们对于人类重新联合的亲善的愿望这种力量获得的” [3]（p.228），而“要做一个真正的俄罗斯人，那就是意味着要彻底地调和欧洲的矛盾，要在俄罗斯人的心中，在‘世界人（всечеловек，又译‘全人’或‘完人’）’和大联合的人的心中，为消除对于欧洲的烦恼指明出路，要怀着兄弟般的爱心在内心里记住我们所有的弟兄”[3]（p.229）。
从“普希金演说”中，可以归纳出陀氏根基主义思想的几个要点：
首先，陀氏所说的知识分子已经不仅仅局限于那些迷恋欧洲思想的知识分子，而是包括斯拉夫派在内的知识分子，因为他们都以不同的方式脱离了俄国的根基。正是因为这一点，“普希金演说”常常被看作是一份呼吁两派和解的声明。在陀氏看来，像彼得大帝改革这样强行把知识分子和人民隔离开来的障碍，客观上已经不复存在了，知识分子完全可以回归根基，两派也完全可以携起手来。正如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在《纪念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三篇讲话》中所说的：“俄罗斯在同西方和东方斗争的时候，向它们充分展示了自己的体力，现在，俄罗斯的任务是在和解中向它们展示自己的精神力量。”[4]（pp.240-241）陀氏在讲演中提出的两派和解的呼吁，在俄国思想史上还经常等同于倡导各派思想和解、整个社会和解，乃至阶级调和论的思想。
其次，在陀氏看来，彼得大帝及其改革已经不再成为阻挠俄国人全面团结的障碍。因此，陀氏认为，在整个俄国社会，无论是拥护彼得大帝欧化改革的人，还是认为彼得改革使俄国丧失独特性的人，本质上都是希望俄国的强大，不愿意看到俄国的衰败和没落，不愿意看到俄国在欧洲国家中的无权地位。知识分子团体之间，知识分子和人民之间，都应该重新联合起来，团结一致，为了更崇高的目标而共同努力。
最后，至于什么是更崇高的目标，我们认为，在陀氏那里可以划分为最近的目标和最远的目标。最近的目标就是俄罗斯人应该团结起来，将本民族文化，特别是东正教文化发扬光大，给周边各国的斯拉夫民族做出一个榜样。因为陀氏发表演说的时候，发生在巴尔干半岛的几场战争还硝烟未散。1876年的塞尔维亚—黑山—土耳其战争和1877—1878年间的俄土战争，牵动了所有俄国知识分子的心，他们甚至成立了专门援助斯拉夫兄弟民族的斯拉夫慈善协会。陀氏参加这次普希金雕像揭幕仪式的身份就是斯拉夫慈善协会的会员。[5]（p.156）至于长远的目标，就是在世界范围内发扬俄国的东正教文化。如果说，短期的目标还只是一种带有防御性的口号，那么，长远的目标就具有了进攻性，听起来难免刺耳。
应该说，陀氏从认为普希金作为诗人具有世界性的意义，进而扩大到认为俄国人民的使命是拯救全世界，这才是“普希金演说”的新颖之处，因为在这之前，陀氏仅限于论述诗人在全世界的影响和作用，而没有涉及全体俄罗斯人民在世界上的伟大使命。这是陀氏根基主义思想中一个不可忽略的变化。即使这不足以说明他的立场开始向斯拉夫主义靠近的话，那么起码可以认为，他对俄国的现状，特别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的关系，仍然不是十分满意，这多少导致了他的急躁情绪。事实上，陀氏的担心也不是空穴来风，从那些当选为议会议员的知识分子身上，他看到了他们与人民的隔膜：“要知道对这样的青年，这样的四体不勤的人来说，要让他们与大地结合，在这大地上都是些穿粗布无领上衣和草鞋的人，——那么，他们应该放弃什么东西，是否应该放弃对他而言是最神圣的书籍和欧洲的信念？他不会放弃这些东西的，因为他对人民是嫌弃的，对俄罗斯的大地是高傲的，这已经不由自主的了……要知道带着这样的情绪，有（甚至是必然地）再次奴役人民，即穿着粗布无领上衣和草鞋的人民的可能，尽管不会用从前的农奴制的途径，而是用知识分子的监护和知识分子的政治后果，——‘我们还得把人民禁锢起来！’”[6]（pp.7-8） 陀氏的“普希金演说”，特别是演说中所提到的俄国人民对于欧洲和全世界的伟大意义，在纪念大会的现场当即就引起了一片喝彩声，本应在陀氏之后发言的斯拉夫派领袖伊凡·阿克萨科夫，折服于陀氏演说的现场效果，竟然宣布取消自己的发言，因为在他看来，陀氏已经把他想说的话都说完了。随着演讲稿的发表，又立刻在俄国文化界引起激烈反响，登载在报刊杂志的评论来自各方各面，褒贬不一。
最早尖锐批评“普希金演说”的格里戈里·格拉多夫斯基（1842—1915），原为陀氏在《公民》杂志当编辑时的同事。格拉多夫斯基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80年8月16日的《传闻报》上。格拉多夫斯基还是从“环境论”的立场指责陀氏：“普希金及其追随他的优秀俄国作家的天才，使我们爱上了那些为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所唾弃的可恶的人，教会了我们同情他们的苦难，仇恨恶，仇恨迫使他们流浪的环境。难道这不可能吗？”[7]（p.486） 显然，陀氏号召知识分子顺从天性，回归根基的呼吁，在格拉多夫斯基看来是号召对沙皇政权的妥协。弗拉基米尔·米赫涅维奇在1880年8月19日的《新闻和交易所报》上发文说，陀氏的“普希金演说”让他无比震惊，不过陀氏的思想他好像似曾相识，他指出，陀氏用“普希金演说”激活了他记忆深刻的果戈理的《与友人书简选》[7]（p.486）。弗拉基米尔·米赫涅维奇在“普希金演说”里分明看出了陀氏与斯拉夫派的相同之处。
在一片指责声中，来自温和的自由派的评价就显得与众不同。在苏沃林主办的《新时代报》（1880年8月15日）上，布列宁撰文肯定了陀氏在“普希金演说”中的立场的独特性：“他是‘按照自己的方式’在写作和思索的，随便都能指责出他具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是，无论如何，他的思想没有公式化，他没有重复别人的观点。而且，除了伟大天才的素质之外，他还拥有两项卓越的品质：真诚和信仰的力量……陀思妥耶夫斯基先生关于我们的自由派和他们对人民的理解所说的一切都妙不可言。”[7]（p.487）由此看来，陀氏“普希金演说”对俄国的自由派具有一定的亲和力。
就陀氏的“普希金演说”，俄国“国家学派”历史学家、西方派阵营的重要旗手康斯坦丁·卡维林（1818—1885）发表在《欧洲导报》（1880年第11期）上的一篇文章，对任何派别的知识分子都不无启发作用。他指出：“当可以平心静气地抛开个人恩怨、停止相互攻击的时候，不妨开诚布公和直截了当地详谈一下所有的观点……我首先要谈一谈对我国普通百姓和社会有教养阶层的相互关系的看法，因为它尖锐而鲜明地反映出了斯拉夫派学说的特色。跟40年代的斯拉夫派一样，我们也认为，崇高的道德思想活生生地化身为俄国人民即农民的精神品质和精神完善，它并没有受叛离人民精神的行为的影响，虽然俄国社会的高级阶层即知识分子曾一度离经叛道。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热烈而又无情地展开的关于此类话题的争论，在我看来，已属于过眼云烟……世上的所有人和所有民族，都曾经而且现在还在向其他人和其他民族学习，而且，不光在童年和少年时代，还在成年阶段学习。差别就在于，无论是人还是民族，在童年和少年时代，主要还是仿效他者；到达成年阶段以后，他们就会带着思考、分析和批评的态度去利用他者的经验和知识。” [7]（p.489）
凭借其天鹅之歌——“普希金演说”，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在当时的俄国知识界造成了轰动性的历史影响，引发了热烈的、持久的、深层次的探讨，掀起了新一轮思想论战的高潮。这表明，不论是引来反对，还是获得赞同，陀氏的根基主义思想在俄国思想界已经永远地扎下了根，为俄国思想史留下了独具特色的一章。
[参考文献]
[1]См. Гроссман Л. П. Достоевский[M].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1962.
[2][俄]陀思妥耶夫斯基. 穷人[C]//陀思妥耶夫斯基选集·中短篇小说选. 文颖，等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7.
[3][俄]陀思妥耶夫斯基.“普希金演讲”[C]//陀思妥耶夫斯基散文选刘季星，李鸿简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1997.
[4][俄]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 神人类讲座[M]. 张百春译. 北京：华夏出版社， 2000.
[5]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30， к. 1[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8.
[6]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7[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7]См. Достоевский Ф. М. Полное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В 30 т. Т. 26[M]. Л.：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1984.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学博士）
[责任编辑洪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