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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与国际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是指导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实现其领导任务的强大理论武器。因此,认真研究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与当代中国的现实相结合的中国化,既是我们党不断加强理论武器和推进理论创新的迫切要求,又是不断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提高领导水平的一项战略任务。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领导理论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反映领导活动规律的基本原理。
1. 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是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并为他们谋利益。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至于其他阶级,就像恩格斯曾经说的,虽然在发生变革时,被统治的多数有时也能站在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但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之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是因为这一阶级是受剥削压迫最深最重,而又是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革命最彻底的一个阶级。
2. 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任务,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这一总的任务,他们还强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努力奋斗。
3. 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肩负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强调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阶级。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体系。
1. 关于领导本质的原理。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价值观是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服务,领导者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一种价值观,存在于领导者的头脑中,这时它只是一种“动机”。没有这个良好的动机,是不行的,但是“动机”是否是真正的善,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和证明,也要由领导者对待实践检验结果的态度来衡量。“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在这里,对“实践标准”的遵行是由领导本质所决定的。
2. 关于领导路线的原理。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规定了领导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路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这里揭示了领导活动的三项基本程序:其一是“理论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引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并描述实践的客观环境,揭示其中的矛盾,把握这些矛盾的发展态势与趋向,形成系统的本质性见解。其二是“决策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提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有利或不利的环境,制订指导实践的计划、方案。其三是“实践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做”的程序。如果说“决策”是形成领导意志,那么“做”就要执行这种意志;并在“做”的过程中,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进入再认识、再决策、再实践的过程。
3. 关于领导方法的原理。领导方法包括决策方法、用人方法、领导集体沟通协调的方法,对于这些,毛泽东都进行了十分丰富的论述,尤其是决策方法。领导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照决策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提供一种既反映决策活动的全过程又指导决策活动的各个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的决策模式,这就是决策程序。建立和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另外,毛泽东还提出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决策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过程就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过程。科学决策必须情况明确,不了解决策对象的具体情况,不掌握有关资料、数据和情报,就无法决策。收集决策对象的信息,就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自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十分重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每做出一项领导决策,都以调查得来的事实作概括。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1. 领导本质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本质论。1985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极其明确地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門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各种部门和地方,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领导就是服务”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基本精神,又概括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特点,是邓小平领导本质论的集中体现和典型表述。
2. 领导路线论。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历来重视路线领导,把路线问题看作是政党的灵魂和政党政治的基础。邓小平在领导实践中特别注重路线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领导、政治路线的领导和组织路线的领导。他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一个正确的党风。这就是说,党必须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是成熟的党,才能实现科学的领导。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的领导路线问题,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路线论。
3. 领导制度论。在邓小平领导思想中,研究和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创见性的科学命题。邓小平善于从制度上分析和把握问题,善于从制度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他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双重眼光来审视制度包括领导制度问题的。他眼中的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非常真实和具体内容的客观实在,也绝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邓小平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制度的关切和把握,也就必然要使用制度这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就制度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意义来看,可以说,他的领导观也是一种制度领导观。
四、江泽民对领导理论的新发展
江泽民的领导理论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新要求,反映了世纪之交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特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新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对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反映,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内在的逻辑。
1. 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治国必先治党,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江泽民反复强调,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贡献是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理论也集中体现在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江泽民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他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2. 强调领导人才和领导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以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曾多次强调我们党有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支高素质的队伍,应该由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组成,并且分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江泽民强调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
3. 重视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努力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江泽民十分重视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问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领导科学,要结合领导工作实际,深入地研究领导科学,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想出新主意,创造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领导方法的时代创新。
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领导理论的新发展
1. 重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两个层次的目标任务:一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二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本领方面的要求,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2. 强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倡导的管理理念,而胡锦涛把这种民本思想渗透和贯彻于治国理政的一切方面和环节。胡锦涛曾多次阐述“为民、务实、清廉”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民,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的公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从历史观的高度分析认识“为民”问题,把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作为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和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他认为,群众观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党的根本宗旨、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3. 弘扬求真务实的政绩观。胡锦涛十分重视政绩观问题,因为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党的性质和宗旨是通过党员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树立了怎样的工作实绩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政绩观是由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决定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一个行动,每一项政策,都是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任何虚假浮夸、华而不实的做法,都是与党的根本宗旨和思想路线不相容的。因此,胡锦涛提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指导解决了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提高领导水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责任编辑:周振国
一、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领导理论的观点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建无产阶级政党的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反映领导活动规律的基本原理。
1. 揭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属性。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领导的本质,是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并为他们谋利益。在阶级社会的历史上,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至于其他阶级,就像恩格斯曾经说的,虽然在发生变革时,被统治的多数有时也能站在少数集团方面参加变革,但多数人即使参加了,他们也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少数人效劳。之所以只有无产阶级才能率领绝大多数人前进,是因为这一阶级是受剥削压迫最深最重,而又是最先进、最有远大前途、革命最彻底的一个阶级。
2. 明确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任务。马克思、恩格斯依据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经验,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领导任务,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了实现这一总的任务,他们还强调要从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努力奋斗。
3. 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深刻阐明了无产阶级肩负推翻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任务,强调只有现代无产阶级才是整个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阶级。
二、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毛泽东在长期领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体系。
1. 关于领导本质的原理。毛泽东认为:“领导”的价值观是向人民群众负责,为人民群众服务,领导者本质上是一个服务者。在这个问题上他提出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为人民群众服务”作为一种价值观,存在于领导者的头脑中,这时它只是一种“动机”。没有这个良好的动机,是不行的,但是“动机”是否是真正的善,要用实践效果来检验和证明,也要由领导者对待实践检验结果的态度来衡量。“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真正的好心,必须对于自己工作的缺点错误有完全诚意的自我批评,决心改正这些缺点错误”。在这里,对“实践标准”的遵行是由领导本质所决定的。
2. 关于领导路线的原理。毛泽东从“实践”与“认识”的关系上规定了领导路线,这就是“实事求是”的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在实践中检验和发展真理的路线。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写道:“一切事情是要人做的,持久战和最后胜利没有人做就不会出现。做就必须先有人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方能做得好。”这里揭示了领导活动的三项基本程序:其一是“理论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引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研究并描述实践的客观环境,揭示其中的矛盾,把握这些矛盾的发展态势与趋向,形成系统的本质性见解。其二是“决策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提出”程序。所要解决的问题是分析有利或不利的环境,制订指导实践的计划、方案。其三是“实践工作程序”,即文中所说的“做”的程序。如果说“决策”是形成领导意志,那么“做”就要执行这种意志;并在“做”的过程中,检验“理论”和“政策”的是非,进入再认识、再决策、再实践的过程。
3. 关于领导方法的原理。领导方法包括决策方法、用人方法、领导集体沟通协调的方法,对于这些,毛泽东都进行了十分丰富的论述,尤其是决策方法。领导决策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按照决策过程的内在规律性,提供一种既反映决策活动的全过程又指导决策活动的各个阶段依次进行的具体的决策模式,这就是决策程序。建立和遵循一定的决策程序进行决策,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一个必要条件。另外,毛泽东还提出调查研究是最基本的决策方法。从某种意义上说,决策过程就是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加工的过程。科学决策必须情况明确,不了解决策对象的具体情况,不掌握有关资料、数据和情报,就无法决策。收集决策对象的信息,就必须进行周密的调查研究。毛泽东指出:“没有经过周密调查,不过是无知妄说。”“离开了实际情况的调查,就要堕入空想和盲动的深坑。”毛泽东自从事革命活动的时候起,就十分重视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每做出一项领导决策,都以调查得来的事实作概括。在这方面,毛泽东为全党做出了表率。
三、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中国化的贡献
1. 领导本质论。邓小平在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发展和深化了马克思主义领导本质论。1985年5月,在全国教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极其明确地指出:“什么叫领导?领导就是服务。几年前,我曾说过,愿意给教育、科技部門的同志当后勤部长。今天,我还是这个态度。领导者必须多干实事。那种只靠发指示、说空话过日子的坏作风,一定要转变过来。各种部门和地方,特别是主要负责同志,都要注意这个问题。”“领导就是服务”这一论断,坚持了马克思主义领导观的基本精神,又概括了鲜明的时代内容和特点,是邓小平领导本质论的集中体现和典型表述。
2. 领导路线论。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历来重视路线领导,把路线问题看作是政党的灵魂和政党政治的基础。邓小平在领导实践中特别注重路线领导,强调党的领导主要是思想路线的领导、政治路线的领导和组织路线的领导。他在回顾党的历史时指出:所谓全党成熟,首先在思想上,我们党有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思想,广大干部和党员掌握这个思想;在政治上,体现了正确路线的方针政策,变成了群众的行为,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在组织上,形成了一个健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树立一个正确的党风。这就是说,党必须形成正确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才是成熟的党,才能实现科学的领导。
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系统地阐述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路线和“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组织路线,创造性地回答和解决了党的领导路线问题,形成了完整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领导路线论。
3. 领导制度论。在邓小平领导思想中,研究和解决领导制度问题是一个具有鲜明时代特征和创见性的科学命题。邓小平善于从制度上分析和把握问题,善于从制度入手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从根本上说,他是以无产阶级革命家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双重眼光来审视制度包括领导制度问题的。他眼中的制度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有着非常真实和具体内容的客观实在,也绝不是一个纯理论问题,而是一个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社会政治问题。作为政治家和思想家,邓小平分析和解决社会政治问题,始终没有离开过对制度的关切和把握,也就必然要使用制度这种社会政治分析框架。就制度在邓小平理论中的意义来看,可以说,他的领导观也是一种制度领导观。
四、江泽民对领导理论的新发展
江泽民的领导理论反映了当代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变化对党和国家领导工作的新要求,反映了世纪之交领导中国现代化建设的新特点,体现了中国共产党科学地认识和把握执政规律的新水平。“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对这个复杂的系统工程的反映,具有丰富的内容和内在的逻辑。
1. 创造性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一根本问题。中国共产党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领导核心,治国必先治党,办好中国事情的关键取决于党,取决于党的领导水平。江泽民反复强调,越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越要加强党的领导,抓好党的建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突出贡献是创造性地回答了建设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因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理论也集中体现在对这一根本问题的回答上。江泽民指出:“现在历史条件变了,社会环境变了,党肩负的任务变了,因此党的建设和党的领导的方式、方法,也必须相应地加以改变或改进。”他强调,要以改革的精神推进党的建设,不断为党的肌体注入新活力。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善于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认识自己、加强自己、提高自己,认真研究和解决自身建设以及党的领导工作中面临的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
2. 强调领导人才和领导队伍建设的重要性,以保证党的路线的贯彻执行。建设高素质的干部队伍是“三个代表”重要思想领导理论中的重要内容。江泽民曾多次强调我们党有一条基本经验,这就是党领导的事业要取得胜利,不但必须有正确的理论和路线,还必须有一支能坚决贯彻执行党的理论和路线的高素质干部队伍。这支高素质的队伍,应该由讲政治、懂全局,善于治党治国治军的骨干组成,并且分布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江泽民强调党和人民的事业需要的人才是多方面的,各级领导干部不仅要努力成为有知识、懂业务、胜任本职工作的内行,而且首先要努力成为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
3. 重视领导方法和领导艺术,努力实现领导决策的科学化。江泽民十分重视领导方式和领导方法问题,号召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认真学习领导科学,要结合领导工作实际,深入地研究领导科学,要根据新形势、新情况,想出新主意,创造新方法,在实践中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领导艺术。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领导方法的时代创新。
五、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领导理论的新发展
1. 重视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执政党的建设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胡锦涛指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我们党充分利用所面临的难得机遇、正确应对所面临的严重挑战,从而完成所担负的历史使命的现实需要,也是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关系到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关系到党和国家长治久安的重大课题。”为此,他明确提出了提高党执政能力的两个层次的目标任务:一是对党的总体执政能力的要求,即不断提高驾驭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能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应对国际局势和处理国际事务的能力;二是对各级党委和领导干部应具备的素质和本领方面的要求,即不断提高科学判断形势的能力、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应对复杂局面的能力、依法执政的能力、总揽全局的能力。
2. 强化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以人为本思想是中国领导人一直倡导的管理理念,而胡锦涛把这种民本思想渗透和贯彻于治国理政的一切方面和环节。胡锦涛曾多次阐述“为民、务实、清廉”的治国理念,他说:“为民,就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自己思考问题和开展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当好人民的公仆,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他从历史观的高度分析认识“为民”问题,把相信谁、依靠谁、为了谁,是否始终站在最广大人民的立场上,作为区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分水岭和判断马克思主义政党的试金石。他认为,群众观是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是党的根本宗旨、根本立场、根本观点和根本方法的集中体现,是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树立正确的群众观,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要求。
3. 弘扬求真务实的政绩观。胡锦涛十分重视政绩观问题,因为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党的性质和宗旨是通过党员为人民做了些什么,树立了怎样的工作实绩来衡量的。也就是说,政绩观是由我党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根本宗旨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决定的。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一个行动,每一项政策,都是切切实实地为人民谋利益的,任何虚假浮夸、华而不实的做法,都是与党的根本宗旨和思想路线不相容的。因此,胡锦涛提出:“在全党大力弘扬求真务实精神、大兴求真务实之风,关键是要引导全党同志不断求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之真,务坚持长期艰苦奋斗之实;求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之真,务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之实;求人民群众的历史地位和作用之真,务发展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之实;求共产党执政规律之真,务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之实。”
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指导解决了不同时期中国面临的提高领导水平问题,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
责任编辑:周振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