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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的中国：民国初生，政治革命与文化革命继起。张勋复辟才被平息，北京国会又遇危机。孙中山开展“护法运动”，军政府成立;各地军阀割据一方，内乱不断。
前一年的8月14日，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向诸协约国驻华公使提出有关中国参战的要求：废除《辛丑条约》中禁止中国在军事方面反对德国的条款;延长庚子赔款支付的时限，不加利息;将中国关税率提高至7.5%;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将会以输出劳工和原料的形式参战。
1918年，中国因“宣战”而迎来了国际地位的大幅攀升。
尴尬的胜利
4月，北洋政府顶住国内压力、不顾日本威胁，派遣4000名中国军人、1艘中国军舰——“海容”号巡洋舰，前往俄罗斯境内海参崴和西伯利亚接送华侨归国，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
趁着撤侨的契机，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等。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
当月28日，北洋政府开大会庆祝胜利，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鸣礼炮108响。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新任总统徐世昌，在军官簇拥下，身穿西式燕尾服、头戴礼帽沿着太和门台阶拾级而上。63岁的政治家没想到，伴随大阅兵而来的，是巴黎和会上的“弱国无外交”，以及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门的“五四运动”。
酝酿与生长
1月15日，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杂志《新青年》做出宣言：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文言文来写作，我们要用白话文来写作。
在这本杂志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名字，比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他们是当年这个国家的热血青年，后来他们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有的成了一生的敌人。
《新青年》产生过许多“十万+”，比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湖南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这年4月，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此后数年，大多数会员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及至夏天，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前往北京。彼时北京大学刚刚建起一座红楼，两个月后才被启用为图书馆新址。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与李大钊见面的毛泽东，获得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学生们创办了《新潮》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
美国教育家杜威翌年访问中国时，对此评论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热切的追求现代新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
与此同时，在上海环龙路44号那幢砖木结构带前院的房子里，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革命党人出入频繁。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正全力培植陈炯明的粤军，他甚至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2.5万元，都由廖仲恺亲自到漳州交给粤军使用。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这座事务所中著书立说，完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和《实业计划》两书，与其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
《实业计划》洋洋10万余言，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静悄悄的流感，轰轰烈烈的实业
我们来看两则1918年的新闻报道。
第一则刊发于当年3月10日上海《申报》，是记者发自济南的长篇消息《济南发现疫症之近况》。
报道首先通报了濟南地区两案“输入型”疫情：一处是，济南大明湖南岸汇泉寺街住户杜良才，系津浦铁路的巡警。第二处是，家住辛庄的理发匠赵立亭。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两案疫情共造成了7人死亡。
报道中的“疫情”是指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当年中国从南到北多个地区都爆发了疫情。患病者普遍出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周身骨痛”等症状。疫情严重时，浙江绍兴死亡人数高达10%，当时报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河南的情况也相当骇人，报上称之为 “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统一的卫生防疫体系，中医药成为许多基层政府抵御流感的基本手段。民间组织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流感中，红十字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开启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流感疫情救助的历史。
第二则报道来自美国。
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在15版和18版用两个半版的篇幅，对中国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进行了长篇报道。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由张謇创建，是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报道笔下描述的是中国实业家的理想缩影。
一战期间，英法德俄无暇他顾，中国轻工业和日用品制造业发展迅速，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如全国缫丝厂数量由1931年的170余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丝车总数达到166754台。
依托于实业规模的增加，金融行业也有所发展。除了银行、保险业的兴起，当年6月6日，原交通系头领梁士诒创办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两年后，上海等地交易所陆续创办起来。
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少有而短暂的春天。那些我们熟知的企业家，都在此间成就一番事业。
一场大饥荒，把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爱尔兰几近磨平。然而，饥荒却促成了爱尔兰的民族觉醒，此后，独立革命此起彼伏。同样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爱尔兰人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在多元的美国和加拿大站稳了脚跟。
摘自《齐鲁周刊》
前一年的8月14日，段祺瑞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向诸协约国驻华公使提出有关中国参战的要求：废除《辛丑条约》中禁止中国在军事方面反对德国的条款;延长庚子赔款支付的时限，不加利息;将中国关税率提高至7.5%;天津周围20里内允许中国暂时驻军，以防范德奥侨民。在这个基础上，中国将会以输出劳工和原料的形式参战。
1918年，中国因“宣战”而迎来了国际地位的大幅攀升。
尴尬的胜利
4月，北洋政府顶住国内压力、不顾日本威胁，派遣4000名中国军人、1艘中国军舰——“海容”号巡洋舰，前往俄罗斯境内海参崴和西伯利亚接送华侨归国，这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中，执政者第一次在海外动用军事力量，以保护侨胞的利益和安全。
趁着撤侨的契机，北洋政府还展开了一系列收回国权的动作：废止《中俄蒙协定》，出兵外蒙;积极提出修改《中俄伊犁条约》，废除了旧约中的不少不平等条款;1920 年9 月发布大总统令，废除俄侨领事裁判权，收回俄租界等。
11月11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中国成为战胜国。
当月28日，北洋政府开大会庆祝胜利，在故宫太和殿举行盛大的中外军队阅兵式，鸣礼炮108响。刚刚上任一个月的新任总统徐世昌，在军官簇拥下，身穿西式燕尾服、头戴礼帽沿着太和门台阶拾级而上。63岁的政治家没想到，伴随大阅兵而来的，是巴黎和会上的“弱国无外交”，以及开启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大门的“五四运动”。
酝酿与生长
1月15日，当时中国最流行的杂志《新青年》做出宣言：从此以后，我们不再用文言文来写作，我们要用白话文来写作。
在这本杂志上，可以看到一些人的名字，比如陈独秀、胡适、周树人，他们是当年这个国家的热血青年，后来他们有的成了终生的朋友，有的成了一生的敌人。
《新青年》产生过许多“十万+”，比如鲁迅的第一篇白话文小说《狂人日记》、李大钊的《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
湖南青年毛泽东也是这本杂志的读者。这年4月，他与蔡和森、何叔衡等在湖南长沙组织新民学会。此后数年，大多数会员接触马克思主义和劳工运动，思想上发生了重大变化，学会宗旨由“革新学术，砥砺品行，改良人心风俗”修改为“改造中国与世界”。
及至夏天，毛泽东为组织湖南青年勤工俭学前往北京。彼时北京大学刚刚建起一座红楼，两个月后才被启用为图书馆新址。在红楼一层东南角的办公室内，第一次与李大钊见面的毛泽东，获得了图书馆助理员的兼职机会。
毛泽东在北大期间，学生们创办了《新潮》杂志，以三项标准为圭臬：批评的精神、科学的思维和改造的修辞。
美国教育家杜威翌年访问中国时，对此评论说：“没有一个国家的学生像中国学生这样，热切的追求现代新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和经济方面的。”
与此同时，在上海环龙路44号那幢砖木结构带前院的房子里，胡汉民、朱执信、廖仲恺、古应芬等革命党人出入频繁。
护法运动失败后，孙中山正全力培植陈炯明的粤军，他甚至把自己在上海的房子抵押过两次，一次得款2万元、一次得2.5万元，都由廖仲恺亲自到漳州交给粤军使用。
与此同时，孙中山在这座事务所中著书立说，完成了《知难行易的学说》和《实业计划》两书，与其1917年写成的《民权初步》合为《建国方略》。
《实业计划》洋洋10万余言，集中体现了孙中山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孙中山在《实业计划》中提出修建三峡大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
静悄悄的流感，轰轰烈烈的实业
我们来看两则1918年的新闻报道。
第一则刊发于当年3月10日上海《申报》，是记者发自济南的长篇消息《济南发现疫症之近况》。
报道首先通报了濟南地区两案“输入型”疫情：一处是，济南大明湖南岸汇泉寺街住户杜良才，系津浦铁路的巡警。第二处是，家住辛庄的理发匠赵立亭。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内，两案疫情共造成了7人死亡。
报道中的“疫情”是指席卷全球的西班牙流感。当年中国从南到北多个地区都爆发了疫情。患病者普遍出现“足软头晕”“身热咳呛”“周身骨痛”等症状。疫情严重时，浙江绍兴死亡人数高达10%，当时报载：“一村之中十室九家，一家之人，十人九死。”棺木所售一空，“枕尸待装不知其数”。河南的情况也相当骇人，报上称之为 “疫鬼正在高兴的时代”。
当时的中国尚没有统一的卫生防疫体系，中医药成为许多基层政府抵御流感的基本手段。民间组织在疫情防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大流感中，红十字会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也开启了近代中国红十字会流感疫情救助的历史。
第二则报道来自美国。
8月25日，美国《新贝德福周日标准报》在15版和18版用两个半版的篇幅，对中国南通纺织专门学校进行了长篇报道。南通纺织专门学校由张謇创建，是中国第一所纺织高等学校。报道笔下描述的是中国实业家的理想缩影。
一战期间，英法德俄无暇他顾，中国轻工业和日用品制造业发展迅速，又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最。如全国缫丝厂数量由1931年的170余家增至1918年的433家，丝车总数达到166754台。
依托于实业规模的增加，金融行业也有所发展。除了银行、保险业的兴起，当年6月6日，原交通系头领梁士诒创办的北京证券交易所开业，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家证券交易所。两年后，上海等地交易所陆续创办起来。
这是近代中国经济少有而短暂的春天。那些我们熟知的企业家，都在此间成就一番事业。
一场大饥荒，把欧洲人口密度最高的爱尔兰几近磨平。然而，饥荒却促成了爱尔兰的民族觉醒，此后，独立革命此起彼伏。同样在大洋彼岸的北美大陆，爱尔兰人逐渐形成了属于自己的文化符号，在多元的美国和加拿大站稳了脚跟。
摘自《齐鲁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