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明季葡萄牙人聚居澳门，澳门逐渐成为葡萄牙殖民地，当地的居住建设自然而然受到欧风影响，建筑艺术方面体现出一种“洋气”。印光任、张汝霖的《澳门纪略》曾描述澳门各式洋房的主要特征，多为二层以上楼房，形状有方、圆、三角、六角、八角各種，甚至还有仿花果形状的楼房，楼顶则俱为螺旋形，并讲求装饰。楼房内有走廊，四面开窗，门楣多作圆拱形，红墙粉壁，颇为美观。
　　据明人记载，明嘉靖间，西人在澳门居住者近万家，则澳门的城市风光也可以想见。其后，广州成为洋商聚居之地，与外商交往的机构如商馆（十三洋行）也大都模仿西洋风格而建，景象略同澳门。
　　天主教传教士来华创业，必然会重视给人以第一印象的教堂的外在形式，由于其精心的设计和建造，早期的遗迹直到19世纪中叶犹有留存者。当时教堂建筑的形式大致有罗马式和哥特式两类，前者圆顶穹窿，如中国卷棚式，后者则为塔尖形式，耸立天空。16至17世纪澳门建造的古教堂有：望德堂，1567年建立教区时是主教产业；圣老愣佐堂，1575年左右建；圣安多尼堂，约1565年建；圣奥斯定堂，1589年建；玫瑰堂，又名圣多明我堂，1587年建；圣保禄堂，1572—1602年间，中国人称为三巴寺。这些教堂都属17世纪的巴洛克风格（Baroque），三巴寺堪称典型代表，三巴寺牌坊亦即教堂的正立面则体现出中西合璧的艺术特征。
　　17、18世纪建于北京城的东、西、南、北四大教堂也是这方面的典范之作。据说这四座教堂的名称是宫中的人根据它们相对于紫禁城的位置而起的。有的西方学者说北京最早的教堂是1650年由汤若望在宣武门一带建成使用的南堂，对于利玛窦（1552-1610），则只言其在北京有居所，而未言教堂。
　　南堂在乾隆四十年（1775）毁于火，次年又重建。东堂由南怀仁在北京皇城东一处传教士住宅的基础上兴建，建于1666年秋天以后。北堂1720年落成，位于皇城的西北，是在康熙赏赐法国耶稣会士的一所住宅基础上建成。西堂是传信部传教士德理格所建，1723年他在皇城西部买了一所大住宅，用了两年时间改造这所宅院，1725年建成西堂开张，成为北京唯一一所非耶稣会士教堂，1730年部分毁于地震，德理格又随即重修。1811年、1812年、1826年，西堂、东堂和北堂相继在清政府的命令下被拆毁，19世纪后半叶又被新来的天主教传教士在原址分别重建，但是新的北堂在20世纪上半叶因火灾再度被毁。
　　18世纪中国最著名的仿西洋建筑群当属北京圆明园内的西洋建筑，俗称“西洋楼”。圆明园始建于乾隆年间，由郎世宁设计，王致诚、蒋友仁等协助，中国工匠具体建造，虽于咸丰十年（1860）为英法联军所毁，其遗址上的远瀛观、大水法等至今仍是圆明园标志性景观。“西洋楼”建筑群占地80亩，整体采用17和18世纪欧洲流行的巴洛克风格和罗可可风格（Rococo），环以意大利式花园，端庄凝重与华丽纤巧相结合。其中的“水木明瑟”一区尤见西方影响，内中雕刻有人认为是意大利派的，但限于实物不存，无从查考。乾隆曾作《秋风清·水木明瑟》一词以咏其景象，其序云：“用泰西水法引入室中，以转风扇，泠泠瑟瑟，非丝非竹，天籁遥闻，林光逾生净绿。”
　　圆明园在中国和世界的园林史上均不失为一座里程碑式的建筑，其中的西洋楼作为中国古代最大、最典型的中西建筑综合体，以其异国情调为整个圆明园平添一道异彩。
　　相比较而言，从16至18世纪西学输入中国的主要内容和对中国学术的影响中，西方输入中国以科技文化为主，虽然其内容丰富，门类众多，但是传播的范围和影响的深度却很有限，无法真正把中国领进世界近代化的潮流中。反观同一时期的欧洲，其所接触到的中国文化虽然也是片面和不够准确的，但欧洲人尽其所能地利用这些知识来促进社会转型，对于更具客观性的工艺技术则主动考察研究并运用到自己的工业中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