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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父的《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及《报告》等，是从他遗留在徐州的故纸堆里无意中发现的。它们没有被卖到废旧商店、化为纸浆，而成为珍贵的第一手“文革”史料，岂非天意？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写于1967年9月，共六页，横格纸，圆珠笔复写，涂改不多，按家父的习惯，可以认定是已经誊抄过的稿件，也即是上交“革命造反派”或红卫兵的一份。
家父2004年逝世后，我为老人编辑纪念文集《别》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文字说到家父的刚正不阿、爽朗和天真。父亲是湖南安化人，而湖南人素有“骡子”的称号，意思是脾气又硬又倔。在1957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却天真地表示：“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甚至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见1957年5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吴奔星《协调党群关系的几点意见》一文）。结果，一番向党推心置腹的“鸣放”在换来三十元稿费的同时，也换来了一顶戴了近三十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1927年即在家乡安化追随进步教师参加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又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并在国统区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搬上大学讲坛的家父非常悔恨，悔恨一向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自己“说错了话……湖南人的直爽性格，有啥说啥，不知留一些余地”，“滚进了右派的泥坑”。记得小时候，家父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要乱说话，严防祸从口出。然而，从写于“文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7年9月的《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和1968年3月的《报告》上看，家父并没有吸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及其后十年坎坷命运的教训，竟然还敢以文字向“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们公然叫板，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捍卫自己拥有正常生活资料的权利，捍卫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道他不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道理吗？
从《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及《报告》看，家父在非常时期对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捍卫，一方面来源于他直爽和倔强的性格，更重要的却是家父纵其一生而不改的“天真”：1957年参加鸣放时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但仍然积极放言，不外乎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政策近乎虔诚的信任，是一种接近于幼稚的“天真”；而十年后的1967年和1968年，家父在“文革”中为和“反动学术权威”撇开瓜葛，为避免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维护自己合法的生活资料，为保护未成年子女遭受造反派的无端欺侮，挺身而出，只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太多太多，而他所寄托的全部希望所在，不过是他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这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幼稚加天真，是家父那个时代很多在人格上正直，而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即便过了四十年后读之，仍不免让人潸然落泪。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
有人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动的学术思想，如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甚至修正主义的学术思想，但都是极其零碎的，并无体系，没有“一家之言”，因而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人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不是他的什么“学问”在起作用，而是他的反动的学术地位在发生影响，迷惑一些人，欺骗一些人，有他的追随者、拥护者，成为反动学术流派或反革命的小集团，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如吴晗、翦伯赞之流，才是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资产阶级教授，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充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教授。但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有一些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不一定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如果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都要打倒或半打倒，那就必然违背“十六条”的规定，扩大了打击面，有走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可能性。
“你著书立说，错误不少，还想抵赖吗？”
不错，我写过几本不成样子的书〔1〕。由于没有学好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判。我写的书，都是资料性质的参考书，所谓“述而不作”，人云亦云，并无个人创见，偶尔表示一点个人看法，也都不成体系，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意，哪里够得上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真正反动学术权威的著述往往被人引用，当作权威根据，从而产生恶劣影响。我的著述，引用过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论，散布过毒素可能是有的，但从未被别人引用过，即此一点，就不够称为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高薪阶层，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的工资比一般的讲师、助教确乎高一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关怀〔2〕。不过，反动学术权威虽以高薪作为标志之一，但不能单从高薪一点着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工资高者未必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何况我的工资同京、沪一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比，低得太多。即此一点，也证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黑线的党内“走资派”，并没有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
“反动学术权威有大有小，你是小权威！”
党内“走资派”倒是有大有小的，至于反动学术权威，是各个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分单位或地区。既然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就得从“权威”上着眼，我们总不太好说：小学有“小权威”，中学有“中权威”，大学有“大权威”。徐州是中小城市，没有“大权威”，就得揪出个把“小权威”来。“反动学术权威”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地方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产生的影响，总是波及全国的。如吴晗、翦伯赞之流。
有人说：“你是老右派！”
我不是“老右派”。我的“右派”帽子，已蒙党在六十一年国庆前夕摘掉了。
“你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走资派’于从文摘的，不算数！”
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院党委会报请前徐州市委摘掉的，并非于从文个人的行动〔3〕。如果只看个人，说于从文摘的不对，那么，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串通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4〕戴的。李敬仪和吴天石都是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如果摘的不对，首先应该说是戴得不对，你同意吗？
“你改造得不好，不应该摘掉帽子！”
对，我的确改造得不好，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但是，我没有重犯１９５７年那样的错误，同时也愿意活到老、改到老。我愿意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指南。如果要求改造得十全十美、白璧无瑕，才摘掉帽子，那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就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你说了许多错话，在教学中放了不少毒，应该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对，我说过一些错话，在教学中散布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都证明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得好。如果要求一个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教学中完美无缺，未免标准太高一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要改造所有的知识分子，就是有鉴于所有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一贯的完全正确。如果因为我平常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要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只要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我毫无怨言。不过，我坚信1967年决非1957年。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公开反党，所以运动的重点是帮助那些党内外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每次运动各有重点，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犯错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5〕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理解问题〔6〕
所谓“学术权威”是有阶级性的，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反动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指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企图搞垮社会主义江山。分析言之，约略有下列种种情况：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长期以来在其所研究的某一学术领域内，形成了一套反动的学术理论，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对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等。
有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他们能够利用职权，甚至能够假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大搞“一言堂”，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如陆定一、周扬之流，十多年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文艺界、教育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
有些反动学术权威，搞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蒙蔽一些人，要人们实践他的理论。如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论一出世，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就风行一时，蒙蔽或毒害了不少人。
党内外的反动学术权威，大抵都得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器重，至少得到彭、陆、罗、杨〔7〕的捧场，把他们安排在大城市、大机关，对他们实行“三高政策”、“三名主义”。这一些得到器重或捧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成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工具，有的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臭名昭著的“三家村”就是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分子。这些在政治上与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该打倒的，或半打倒的。
有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长期毒害过青年，但在政治上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尚无直接联系，对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要批判的，但终须采取团结的态度。如俞平伯之流虽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毒害青年三十余年，而毛主席尚教导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至于那些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东抄西套，人云亦云地写过几本不好的书，说过一些不好的话，对社会、对青年散布过毒素，只要他们同反革命集团没有联系，纵然在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定了罪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是不能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待的，仍然是一般群众。
吴奔星
1967.9
注释：
〔1〕家父吴奔星（1913—2004），1957年被划为右派前，出版有《语文教学新论》、《文学作品研究》、《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及《茅盾小说讲话》等多部专著。其中，《茅盾小说讲话》被公认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茅盾作品的专著，但因为此书是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而上海泥土社与所谓的“胡风集团”有牵连，结果，时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的家父，被隔离软禁达半月之久，虽然后来未被直接划为“胡风集团”分子，但人事档案中被塞入“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材料，直到1988年6月胡风被彻底平反后，经家父本人再三要求，此材料才被取出销毁。
〔2〕家父吴奔星1957年在南京师范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工资降至高教五级，从此再未参加过工资调级。至改革开放前一直为月薪一百六十八元（除“文革”起初的几年里每月被扣发一百元，只领六十八元生活费），这在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仍属于高工资。记得文革中造反派呵斥家父时，曾如此说辞：“你不就是工资一百六十八吗，有什么了不起！”仇知和仇富心理昭然若揭。
〔3〕从家父日记看，“摘帽”让他身心振奋，自以为从此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而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像家父这样的人，摘帽不过是“给出路”而已，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摘帽右派”！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事实上，改正也是一波三折，1979年2月作出的结论留有尾巴，直到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工作中、生活中仍然遭受一些人的另眼相待，无形的帽子始终如阴魂不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省一个文化单位的人士来造访，面对来自故乡的人，家父格外激动和热情，并以家宴款待之。席间客人掏口袋，不慎掉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家父姓名和地址，另有括号注明：“（右派！）”家父看后，默而不语，满腔待客热情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4〕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1966年8月3日被学生揪斗。李在揪斗过程中死亡，年仅五十三岁；吴天石当天被揪斗时受伤，昏迷两天后去世，也不过五十六岁。从现有资料来说，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文革武斗中丧生的高干，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被揪斗致死的高干。
〔5〕家父的判断，事后被证实是正确的。1970年10月10日，徐州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作出《对吴奔星的政治审查结论》（徐师清1970第29号）：“维持1961年9月30日的结论，仍定为右派分子，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此可见，即便不戴帽子，仍然是右派分子。从该《结论》的文字中看，家父的抗争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吴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犯有新的罪行，甚至在清队运动中抗拒批斗。通过革命群众的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态度才所有改变。”
〔6〕此段为家父思想汇报后所附的文字，标注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专揪反动学术权威组转抄”。未知具体来源。家父“引经据典”说明自己不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范围，除了自我保护，也是保护周围的学生。1990年前后曾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周正举，是家父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周正举“文革”期间因走“白专道路”被批斗，游街时被迫一边敲锣一边喊口号：“我是吴奔星的孝子贤孙！”毕业时更是被分配至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四川泸州。
〔7〕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写于1967年9月，共六页，横格纸，圆珠笔复写，涂改不多，按家父的习惯，可以认定是已经誊抄过的稿件，也即是上交“革命造反派”或红卫兵的一份。
家父2004年逝世后，我为老人编辑纪念文集《别》的时候，看到很多人的文字说到家父的刚正不阿、爽朗和天真。父亲是湖南安化人，而湖南人素有“骡子”的称号，意思是脾气又硬又倔。在1957年，父亲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鸣放，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却天真地表示：“我认为这种顾虑是对党的政策认识不够，甚至是对党的政策的歪曲”（见1957年5月21日《光明日报》第二版吴奔星《协调党群关系的几点意见》一文）。结果，一番向党推心置腹的“鸣放”在换来三十元稿费的同时，也换来了一顶戴了近三十年的“右派分子”的帽子！
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后，1927年即在家乡安化追随进步教师参加毛泽东发起的湖南农民运动，后来又参加过“一二九”学生运动、“民主与科学座谈会”（九三学社前身），并在国统区第一个把毛泽东诗词搬上大学讲坛的家父非常悔恨，悔恨一向追求民主、追求进步的自己“说错了话……湖南人的直爽性格，有啥说啥，不知留一些余地”，“滚进了右派的泥坑”。记得小时候，家父经常告诫我们兄弟姐妹不要乱说话，严防祸从口出。然而，从写于“文革”开展得如火如荼的1967年9月的《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和1968年3月的《报告》上看，家父并没有吸取1957年被打成右派以及其后十年坎坷命运的教训，竟然还敢以文字向“革命造反派”、红卫兵们公然叫板，捍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捍卫自己拥有正常生活资料的权利，捍卫未成年子女的权利，难道他不知道“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的道理吗？
从《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及《报告》看，家父在非常时期对自己权利和尊严的捍卫，一方面来源于他直爽和倔强的性格，更重要的却是家父纵其一生而不改的“天真”：1957年参加鸣放时明明知道“今天的肆言无忌，是将来的痛苦的根源”，但仍然积极放言，不外乎是一个追求民主和进步的知识分子对共产党的政策近乎虔诚的信任，是一种接近于幼稚的“天真”；而十年后的1967年和1968年，家父在“文革”中为和“反动学术权威”撇开瓜葛，为避免再次戴上“右派分子”帽子，为维护自己合法的生活资料，为保护未成年子女遭受造反派的无端欺侮，挺身而出，只是因为在那个特殊的时代生命难以承受之重太多太多，而他所寄托的全部希望所在，不过是他认为自己的所做所为“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这种虽九死而不悔的幼稚加天真，是家父那个时代很多在人格上正直，而在政治上天真幼稚的知识分子的真实写照，即便过了四十年后读之，仍不免让人潸然落泪。
答“有人”——思想汇报之一
有人说：“你是反动学术权威”
我是从旧社会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正在改造的过程中，不可能没有反动的学术思想，如资产阶级的、封建主义的，甚至修正主义的学术思想，但都是极其零碎的，并无体系，没有“一家之言”，因而并不是什么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解放十多年来，从来没有什么人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一个反动学术权威，不是他的什么“学问”在起作用，而是他的反动的学术地位在发生影响，迷惑一些人，欺骗一些人，有他的追随者、拥护者，成为反动学术流派或反革命的小集团，为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所利用。如吴晗、翦伯赞之流，才是真正的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资产阶级教授，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充当了将近三十年的教授。但资产阶级教授和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有一些可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但不一定都是反动学术权威。如果把两个概念等同起来，都要打倒或半打倒，那就必然违背“十六条”的规定，扩大了打击面，有走向“打击一大片，保护一小撮”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可能性。
“你著书立说，错误不少，还想抵赖吗？”
不错，我写过几本不成样子的书〔1〕。由于没有学好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彻底改造，错误在所难免，欢迎大家批判。我写的书，都是资料性质的参考书，所谓“述而不作”，人云亦云，并无个人创见，偶尔表示一点个人看法，也都不成体系，连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不同意，哪里够得上什么反动学术权威！真正反动学术权威的著述往往被人引用，当作权威根据，从而产生恶劣影响。我的著述，引用过反动学术权威的言论，散布过毒素可能是有的，但从未被别人引用过，即此一点，就不够称为反动学术权威。
“你是高薪阶层，还不是反动学术权威吗？”
不错，我的工资比一般的讲师、助教确乎高一点，非常感谢党和政府对我这样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照顾和关怀〔2〕。不过，反动学术权威虽以高薪作为标志之一，但不能单从高薪一点着眼。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工资高者未必都是反动学术权威。何况我的工资同京、沪一带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相比，低得太多。即此一点，也证明执行资产阶级反动教育黑线的党内“走资派”，并没有把我当反动学术权威看待。
“反动学术权威有大有小，你是小权威！”
党内“走资派”倒是有大有小的，至于反动学术权威，是各个学术领域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不分单位或地区。既然被称作反动学术权威，就得从“权威”上着眼，我们总不太好说：小学有“小权威”，中学有“中权威”，大学有“大权威”。徐州是中小城市，没有“大权威”，就得揪出个把“小权威”来。“反动学术权威”是客观存在的，任何地方的反动学术权威，他产生的影响，总是波及全国的。如吴晗、翦伯赞之流。
有人说：“你是老右派！”
我不是“老右派”。我的“右派”帽子，已蒙党在六十一年国庆前夕摘掉了。
“你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范学院党委书记、‘走资派’于从文摘的，不算数！”
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徐州师院党委会报请前徐州市委摘掉的，并非于从文个人的行动〔3〕。如果只看个人，说于从文摘的不对，那么，我的右派帽子是前南京师范学院党委副书记李敬仪串通她的丈夫、江苏省教育厅长吴天石〔4〕戴的。李敬仪和吴天石都是被揪出来的党内“走资派”，如果摘的不对，首先应该说是戴得不对，你同意吗？
“你改造得不好，不应该摘掉帽子！”
对，我的确改造得不好，我从来不认为自己改造好了。但是，我没有重犯１９５７年那样的错误，同时也愿意活到老、改到老。我愿意把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作为我的一切言论和行动的指南。如果要求改造得十全十美、白璧无瑕，才摘掉帽子，那就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群众，就不能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
“你说了许多错话，在教学中放了不少毒，应该重新戴上右派帽子！”
对，我说过一些错话，在教学中散布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都证明我这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没有改造得好。如果要求一个没有改造好的旧知识分子在生活中、教学中完美无缺，未免标准太高一点。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提出要改造所有的知识分子，就是有鉴于所有的知识分子并不都是一贯的完全正确。如果因为我平常有过这样或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要给我重新戴上“右派帽子”，只要真正符合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我毫无怨言。不过，我坚信1967年决非1957年。1957年资产阶级右派乘党整风之机，公开反党，所以运动的重点是帮助那些党内外的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那些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按照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看，每次运动各有重点，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并不是要把所有犯错误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打成“右派分子。”〔5〕
关于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的理解问题〔6〕
所谓“学术权威”是有阶级性的，有无产阶级的学术权威，也有资产阶级的学术权威，前者是革命的，后者是反动的。
所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指那些资产阶级的权威学者，为资本主义复辟制造舆论，企图搞垮社会主义江山。分析言之，约略有下列种种情况：
有些资产阶级学者，长期以来在其所研究的某一学术领域内，形成了一套反动的学术理论，自成一家，独树一帜，对抗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如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论、冯友兰的“抽象继承”论、周谷城的“无差别境界”论等。
有些资产阶级学术权威，是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党内走资派，他们能够利用职权，甚至能够假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名义，大搞“一言堂”，什么都是他说了算。如陆定一、周扬之流，十多年来打着“红旗”反“红旗”，在文艺界、教育界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文艺路线和教育路线。
有些反动学术权威，搞一套似是而非的理论，在一定范围内蒙蔽一些人，要人们实践他的理论。如邵荃麟等人的“写中间人物”论一出世，写中间人物的作品就风行一时，蒙蔽或毒害了不少人。
党内外的反动学术权威，大抵都得到中国赫鲁晓夫的器重，至少得到彭、陆、罗、杨〔7〕的捧场，把他们安排在大城市、大机关，对他们实行“三高政策”、“三名主义”。这一些得到器重或捧场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实际上成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派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御用工具，有的还成了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如臭名昭著的“三家村”就是彭、陆、罗、杨反革命集团的最重要的组成分子。这些在政治上与以中国赫鲁晓夫为首的反革命集团有联系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是应该打倒的，或半打倒的。
有些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虽然长期毒害过青年，但在政治上同中国赫鲁晓夫及其所支持的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尚无直接联系，对这样的反动学术权威是要批判的，但终须采取团结的态度。如俞平伯之流虽在古典文学领域内毒害青年三十余年，而毛主席尚教导说：“俞平伯这一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当然是应当对他们采取团结态度的，但应当批判他们的毒害青年的错误思想，不应当对他们投降。”
至于那些在大专院校和科研机关工作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由于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东抄西套，人云亦云地写过几本不好的书，说过一些不好的话，对社会、对青年散布过毒素，只要他们同反革命集团没有联系，纵然在历史上有过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只要不是定了罪的历史反革命分子，也是不能当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看待的，仍然是一般群众。
吴奔星
1967.9
注释：
〔1〕家父吴奔星（1913—2004），1957年被划为右派前，出版有《语文教学新论》、《文学作品研究》、《阅读与写作的基本问题》及《茅盾小说讲话》等多部专著。其中，《茅盾小说讲话》被公认为1949年后中国大陆第一部研究茅盾作品的专著，但因为此书是由上海泥土社出版的，而上海泥土社与所谓的“胡风集团”有牵连，结果，时任苏州江苏师范学院教授的家父，被隔离软禁达半月之久，虽然后来未被直接划为“胡风集团”分子，但人事档案中被塞入“受胡风文艺思想影响”的材料，直到1988年6月胡风被彻底平反后，经家父本人再三要求，此材料才被取出销毁。
〔2〕家父吴奔星1957年在南京师范学院被错划为“右派分子”后，工资降至高教五级，从此再未参加过工资调级。至改革开放前一直为月薪一百六十八元（除“文革”起初的几年里每月被扣发一百元，只领六十八元生活费），这在当时的徐州师范学院仍属于高工资。记得文革中造反派呵斥家父时，曾如此说辞：“你不就是工资一百六十八吗，有什么了不起！”仇知和仇富心理昭然若揭。
〔3〕从家父日记看，“摘帽”让他身心振奋，自以为从此回到人民的队伍中来了。而事实上，在当时很多人的眼里，像家父这样的人，摘帽不过是“给出路”而已，实际上是被打入另册的“摘帽右派”！即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右派问题得到了改正（事实上，改正也是一波三折，1979年2月作出的结论留有尾巴，直到1988年才最终彻底平反），工作中、生活中仍然遭受一些人的另眼相待，无形的帽子始终如阴魂不散。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湖南省一个文化单位的人士来造访，面对来自故乡的人，家父格外激动和热情，并以家宴款待之。席间客人掏口袋，不慎掉出一张纸条，上面写有家父姓名和地址，另有括号注明：“（右派！）”家父看后，默而不语，满腔待客热情犹如被兜头浇了一盆冷水……
〔4〕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1966年8月3日被学生揪斗。李在揪斗过程中死亡，年仅五十三岁；吴天石当天被揪斗时受伤，昏迷两天后去世，也不过五十六岁。从现有资料来说，李敬仪和吴天石夫妇是江苏省最早在大规模的文革武斗中丧生的高干，也是全国范围内最早被揪斗致死的高干。
〔5〕家父的判断，事后被证实是正确的。1970年10月10日，徐州师范学院革命委员会清队领导小组作出《对吴奔星的政治审查结论》（徐师清1970第29号）：“维持1961年9月30日的结论，仍定为右派分子，不戴帽子，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由此可见，即便不戴帽子，仍然是右派分子。从该《结论》的文字中看，家父的抗争也是付出很大代价的——“（吴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又犯有新的罪行，甚至在清队运动中抗拒批斗。通过革命群众的多次批斗，在党的政策感召下，态度才所有改变。”
〔6〕此段为家父思想汇报后所附的文字，标注为“北京大专院校红代会专揪反动学术权威组转抄”。未知具体来源。家父“引经据典”说明自己不属于“反动学术权威”范围，除了自我保护，也是保护周围的学生。1990年前后曾任四川省文化厅厅长、四川省政协常委的周正举，是家父在徐州师范学院的学生。周正举“文革”期间因走“白专道路”被批斗，游街时被迫一边敲锣一边喊口号：“我是吴奔星的孝子贤孙！”毕业时更是被分配至当时经济条件相对落后的四川泸州。
〔7〕彭、陆、罗、杨即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和杨尚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