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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527年，越南后黎朝权臣莫登庸废黎帝而自立，建立莫朝。黎氏及其旧臣向明朝申诉，乞兵伐逆。对此，明朝内部出现剿、抚两种主张，嘉靖帝左右摇摆。1537-1540年，明朝在保护藩臣，兴灭继绝，维护封建君臣大义的理想主义旗帜下，兴兵讨莫。莫氏在明军压境之际，面缚请罪。明王朝对其册封，仍与世袭纳贡如故。这一结局是明、莫两朝国力对比的结果，也是明王朝在处理中越宗藩关系时所奉行的与理想主义相伴随的现实主义策略的产物。
关键词：明朝 莫朝 讨莫战争
975年，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封建王朝——丁朝的建立者丁部领，被北宋皇帝册封为交趾郡王，这标志着中越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对于越南历代君王、特别是王朝鼎革后的新王朝的君主来说，获得中国的册封是其在越南国内取得“正统”地位的标志，这是关系其统治能否稳固的首要外交课题。
越南后黎朝从1505年威穆帝登基以降，国势渐趋衰落。襄翼后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越南社会严重动荡，1526年，后黎朝大将莫登庸杀死黎皇，篡立为帝，建立莫朝。
越南的王朝更替使得中越宗藩关系随之出现波折。明王朝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为原则，认为莫登庸“以臣夺君”，为非法。莫氏不能获得明朝的册封，这对莫朝的生存构成极大压力。
后黎朝被莫氏所篡之后，一些旧臣努力重建后黎朝，1533年，黎氏旧臣阮淦拥立黎维宁为帝（黎庄宗），和莫朝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在武力反莫的同时，他们积极向明王朝申诉，寻求保护。越南反莫势力的申诉、明王朝边臣的汇报以及朝廷派出官员进行的调查，使嘉靖皇帝得以了解越南局势的发展。
1522年嘉靖皇帝下令礼部、兵部议征讨安南之事，礼部尚书夏言和兵部尚书张瓒从维护封建君臣大义以及中越宗藩模式的角度出发，力言“逆臣篡主夺国，朝贡不修，决宜致讨”①。嘉靖皇帝支持此论，于是下令四川、湖广、福建，江西各省预备兵粮。朝中及边疆许多官员从现实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户部侍郎唐胄提出“七不可”，反对南征的主抚派的意见，使得嘉靖皇帝在剿、抚之间动摇不定。
1537年，越南南朝使者郑维僚来到明朝，控诉莫氏，乞兵伐逆。主剿派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此时，主张招抚的大臣仍在努力阻止南伐。嘉靖皇帝下令朝廷将安南之事交予两广及云南边臣相机剿抚。
正在此时，云南巡按汪文盛抓获莫氏间谍并获得莫氏所撰写的自称为帝的大诰，惹得嘉靖大怒，再次下令边臣对于莫氏进行征讨。嘉靖皇帝在主剿派的提议下，下令朝廷任命的总兵官仇鸾和参赞毛伯温率兵南征。新任两广总督张经上言：“安南进兵之道有六，兵当用三十万，一岁之饷当用百六十万，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需七十余万，况我调大众，涉炎海，与彼劳逸殊势，不可不审处也”。②南征需要动用全国四分之一的军队，耗空国库所存。已经出现衰败征兆的明朝，其实际国力无法承受一场浩大的讨逆战争。于是，嘉靖再次下令罢征。
1539年，嘉靖皇帝对于安南之事迟迟未能解决，大发雷霆。主剿派再次提出征讨安南。毛伯温调动12万余人的两广军队，分为6路，开赴中越边境，同时还调动云南的6万军队，造成大兵压境的态势。
这时，莫登庸一方面积极备战，“采毒药以试其刃，收巴豆菌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冀陷马足。阳言先由海道袭广东”。③另一方面，主动和明朝主张招抚的官员沟通。当时莫氏只占有越南半壁江山，黎氏已经基本占据南方的清化、义安，顺化、广南等四道，势力日增。在进行和南朝之间的殊死之争的同时，莫氏根本没有足够力量抗拒明朝大军。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莫氏最后选择了投降。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一月初三，莫登庸带属下官员四十余人，跣足缚面，赴镇南关，面北而跪，献土地、军队、人口册簿，还澌凛、金勒、古林、丫葛四峒，④请奉正朔及旧赐印章，守护本国。明帝“命改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僭拟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为常”。⑤这个诏令使得越南历代王朝所奉行的“外臣内王”模式保持不变，中越宗藩关系因此恢复到正常水平。
综观明朝讨莫战争，从中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既有理想主义的一方面，也有现实主义的态度”⑥。讨莫战争中的主剿派，大都以“法不可不正，义不可不彰”，“春秋大义，乱臣贼子人得而诛”，“该国贼臣作逆，国无定主，分裂割据，荼毒生灵，义当兴之讨贼平乱，斯为中国君主四夷之道”作为出兵的理由。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华夷共主”，理应维护“华夷秩序”。理想主义者把封建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用来处理对外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数次因为越南被篡位的旧王朝的求告，为保护藩臣，兴灭继绝而发动中越王朝战争。
在中国古代，还存在与之相异的理论，如“上者因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以及“自古帝王御夷，以不治治之”等主张。明朝嘉靖时期的主抚派，就用这些理论为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服务。针对主剿派提出的安南不贡的讨伐理由，主抚派提出“贡利在彼”的观点。正象明太祖曾经指出的那样，彼乃慕利而来。后来，广西巡抚陈大科提出：“蛮邦易姓如弈棋，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止当以彼之叛我顺我为顺逆”。⑦这一观点成为解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理论纠纷的钥匙。
主抚派代表黄胄提出：“自古夷狄纷争，乃中国之福……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问犬羊，纵能治之，，岂知所重者乎？”⑧这段话明确提出军事行动的结果应该利在本国。而不顾国家的实际利害得失来维护“华夷秩序”，正是主剿派理论的一大缺陷。
在历史上，即使在中国古代较为强盛的时期，理想主义指导下的讨逆战争往往也收效甚微。980年的讨伐黎桓之役，宋朝被打败；明朝永乐年间讨伐胡朝的战争，虽然擒获黎氏父子，但最后的结果是含耻而退。宋、明两朝在讨伐战争失败后，都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分别承认了前黎朝和后黎朝的存在。
明朝讨莫战争，以理想主义旗帜出师，又在未发一箭的情况下，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而结束。维护封建大义的理想主义和从国家的现实角度出发、考虑利害得失、本着于“事理无害”且“时事可为”的现实主义政策在战争过程中及其前后阶段，始终相互对立却又互为补充。明朝嘉靖中期的国力是影响何种政策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明朝的国家利益是两种理论相互妥协的结合点。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最后的解决方案。而越南的分裂和莫朝实力的不足，是这一方案得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② （清）张廷玉《明史》卷198 中华书局本
③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6，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225页，
④ 该四峒为明朝宣德初年，钦州土酋黄宽胁边民投于越南后黎朝。张镜心的《驭交记》和《明英宗实录》均有记载。1996年出版的、由张有炯主编的越南历史教材《越南历史大纲》第一卷342页记载“莫氏将黎初就并于我国的五峒割还给明朝”，和我国史书基本一致。
⑤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⑥ 戴可来 《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6
⑦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⑧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6，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218页
关键词：明朝 莫朝 讨莫战争
975年，越南历史上第一个自主封建王朝——丁朝的建立者丁部领，被北宋皇帝册封为交趾郡王，这标志着中越宗藩关系的正式确立。对于越南历代君王、特别是王朝鼎革后的新王朝的君主来说，获得中国的册封是其在越南国内取得“正统”地位的标志，这是关系其统治能否稳固的首要外交课题。
越南后黎朝从1505年威穆帝登基以降，国势渐趋衰落。襄翼后期，各地农民起义风起云涌，越南社会严重动荡，1526年，后黎朝大将莫登庸杀死黎皇，篡立为帝，建立莫朝。
越南的王朝更替使得中越宗藩关系随之出现波折。明王朝以君臣父子兄弟之间的封建伦理关系为原则，认为莫登庸“以臣夺君”，为非法。莫氏不能获得明朝的册封，这对莫朝的生存构成极大压力。
后黎朝被莫氏所篡之后，一些旧臣努力重建后黎朝，1533年，黎氏旧臣阮淦拥立黎维宁为帝（黎庄宗），和莫朝形成南北朝对峙局面；在武力反莫的同时，他们积极向明王朝申诉，寻求保护。越南反莫势力的申诉、明王朝边臣的汇报以及朝廷派出官员进行的调查，使嘉靖皇帝得以了解越南局势的发展。
1522年嘉靖皇帝下令礼部、兵部议征讨安南之事，礼部尚书夏言和兵部尚书张瓒从维护封建君臣大义以及中越宗藩模式的角度出发，力言“逆臣篡主夺国，朝贡不修，决宜致讨”①。嘉靖皇帝支持此论，于是下令四川、湖广、福建，江西各省预备兵粮。朝中及边疆许多官员从现实出发，提出不同意见。户部侍郎唐胄提出“七不可”，反对南征的主抚派的意见，使得嘉靖皇帝在剿、抚之间动摇不定。
1537年，越南南朝使者郑维僚来到明朝，控诉莫氏，乞兵伐逆。主剿派的意见开始占据上风，此时，主张招抚的大臣仍在努力阻止南伐。嘉靖皇帝下令朝廷将安南之事交予两广及云南边臣相机剿抚。
正在此时，云南巡按汪文盛抓获莫氏间谍并获得莫氏所撰写的自称为帝的大诰，惹得嘉靖大怒，再次下令边臣对于莫氏进行征讨。嘉靖皇帝在主剿派的提议下，下令朝廷任命的总兵官仇鸾和参赞毛伯温率兵南征。新任两广总督张经上言：“安南进兵之道有六，兵当用三十万，一岁之饷当用百六十万，造舟、市马、制器、犒军诸费又需七十余万，况我调大众，涉炎海，与彼劳逸殊势，不可不审处也”。②南征需要动用全国四分之一的军队，耗空国库所存。已经出现衰败征兆的明朝，其实际国力无法承受一场浩大的讨逆战争。于是，嘉靖再次下令罢征。
1539年，嘉靖皇帝对于安南之事迟迟未能解决，大发雷霆。主剿派再次提出征讨安南。毛伯温调动12万余人的两广军队，分为6路，开赴中越边境，同时还调动云南的6万军队，造成大兵压境的态势。
这时，莫登庸一方面积极备战，“采毒药以试其刃，收巴豆菌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冀陷马足。阳言先由海道袭广东”。③另一方面，主动和明朝主张招抚的官员沟通。当时莫氏只占有越南半壁江山，黎氏已经基本占据南方的清化、义安，顺化、广南等四道，势力日增。在进行和南朝之间的殊死之争的同时，莫氏根本没有足够力量抗拒明朝大军。在国内外形势的逼迫下，莫氏最后选择了投降。
嘉靖十九年（1540年）十一月初三，莫登庸带属下官员四十余人，跣足缚面，赴镇南关，面北而跪，献土地、军队、人口册簿，还澌凛、金勒、古林、丫葛四峒，④请奉正朔及旧赐印章，守护本国。明帝“命改削安南国为安南都统使司，授登庸都统使，秩从二品，银印。旧所僭拟制度悉除去，改其十三道为十三宣抚司，各设宣抚、同知、副使、佥事，听都统黜陟。广西岁给大统历，仍三岁一贡为常”。⑤这个诏令使得越南历代王朝所奉行的“外臣内王”模式保持不变，中越宗藩关系因此恢复到正常水平。
综观明朝讨莫战争，从中不难看出，古代中国“与越南的宗藩关系，既有理想主义的一方面，也有现实主义的态度”⑥。讨莫战争中的主剿派，大都以“法不可不正，义不可不彰”，“春秋大义，乱臣贼子人得而诛”，“该国贼臣作逆，国无定主，分裂割据，荼毒生灵，义当兴之讨贼平乱，斯为中国君主四夷之道”作为出兵的理由。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华夷共主”，理应维护“华夷秩序”。理想主义者把封建君臣父子兄弟的伦理关系用来处理对外关系，在中国古代这种理想主义思想的指导下，中国封建王朝曾经数次因为越南被篡位的旧王朝的求告，为保护藩臣，兴灭继绝而发动中越王朝战争。
在中国古代，还存在与之相异的理论，如“上者因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以及“自古帝王御夷，以不治治之”等主张。明朝嘉靖时期的主抚派，就用这些理论为自己的现实主义观点服务。针对主剿派提出的安南不贡的讨伐理由，主抚派提出“贡利在彼”的观点。正象明太祖曾经指出的那样，彼乃慕利而来。后来，广西巡抚陈大科提出：“蛮邦易姓如弈棋，不当以彼之叛服为顺逆，止当以彼之叛我顺我为顺逆”。⑦这一观点成为解决理想主义和现实主义之间理论纠纷的钥匙。
主抚派代表黄胄提出：“自古夷狄纷争，乃中国之福……吾民赤子也，夷狄犬羊也，若殃赤子以问犬羊，纵能治之，，岂知所重者乎？”⑧这段话明确提出军事行动的结果应该利在本国。而不顾国家的实际利害得失来维护“华夷秩序”，正是主剿派理论的一大缺陷。
在历史上，即使在中国古代较为强盛的时期，理想主义指导下的讨逆战争往往也收效甚微。980年的讨伐黎桓之役，宋朝被打败；明朝永乐年间讨伐胡朝的战争，虽然擒获黎氏父子，但最后的结果是含耻而退。宋、明两朝在讨伐战争失败后，都采用现实主义的态度，分别承认了前黎朝和后黎朝的存在。
明朝讨莫战争，以理想主义旗帜出师，又在未发一箭的情况下，以现实主义的方式而结束。维护封建大义的理想主义和从国家的现实角度出发、考虑利害得失、本着于“事理无害”且“时事可为”的现实主义政策在战争过程中及其前后阶段，始终相互对立却又互为补充。明朝嘉靖中期的国力是影响何种政策起主要作用的关键因素，明朝的国家利益是两种理论相互妥协的结合点。国家实力和国家利益决定了最后的解决方案。而越南的分裂和莫朝实力的不足，是这一方案得以实现的另外一个必要条件。
①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② （清）张廷玉《明史》卷198 中华书局本
③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6，北京 中华书局2000年225页，
④ 该四峒为明朝宣德初年，钦州土酋黄宽胁边民投于越南后黎朝。张镜心的《驭交记》和《明英宗实录》均有记载。1996年出版的、由张有炯主编的越南历史教材《越南历史大纲》第一卷342页记载“莫氏将黎初就并于我国的五峒割还给明朝”，和我国史书基本一致。
⑤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⑥ 戴可来 《略论古代中国和越南之间的宗藩关系》载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4，6
⑦ （清）张廷玉《明史》卷321 ，《安南传》 中华书局本
⑧ （明）严从简著、余思黎点校《殊域周咨录》卷6，北京 中华书局 2000年 21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