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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利用可视化软件CiteSpace Ⅱ对CSSCI数据库中检索到的2 039篇文献的信息进行研究发现：刘则
渊、陈劲、李垣等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著者，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是期刊的核心发文
单位；OECD、魏江、陈劲等是期刊文献引用较多的作者；“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知识管理”等是
期刊的主要研究热点；在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中，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
应用》、野中郁次郎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等是十分重要的经典文献。
[关键词] 《科学学研究》 科学知识图谱 研究热点 知识基础
1 引 言
《科学学研究》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于1983年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理论见解和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典型案例，以推动创新研究、促进学术交流，被中国科学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期刊自创刊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先后经历过两次改版：2002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年刊载文献数量达到平均146篇；2009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年刊载文献数量达270篇以上。研究《科学学研究》刊载的学术论文特征规律，可检验期刊的目标定位，为期刊管理和学术交流提供参考依据，并为作者投稿提供指导。当前，国际上正在兴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来深度挖掘数据并成为科学计量学的新的研究热点。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通用方法是知识图谱和可视化技术[1]。本文对该刊载文作者情况和研究热点进行统计与计量，将其通过量化数据展示给相关领域的学者，为促进期刊发展、提高期刊质量与扩大影响力、确定进一步发展目标等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数据。
2 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是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计量学从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的产物，可以客观、直接、形象地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避免因个人经验造成的误差而成为把握学科发展动态、选择研究方向、辅助科技决策的重要工具,因此有极为广泛的应用[2]。本文采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应用软件，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开发的一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可视化应用软件，适用于多元、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可视化网络基于两个基本的概念，即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研究前沿是基于研究问题的突显的概念群组；知识基础是学科研究前沿的引文形成的共被引网络。CiteSpace绘制的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是由不同颜色的节点和连线组成的共引网络，由连续的等距离时间序列得出一系列单独的共引网络，将这些以时间为标记的共引网络组合成合并网络，重要的知识文献可以基于其突出特征而得以辨识。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源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CSSCI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在国内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中影响广泛。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数据库收录了1998-2010年的全部来源文献，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的论文数据情况。2011年6月25日，共检索到文献2 039篇。本文的基本分析对象，即2 039篇论文的数据信息，包括文献的题目、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以及引文等信息。
3 结果分析
3.1 著者及机构统计
学科的学者状况是领域中的主要研究人员，是学科发展状况的标示；同时，分析学科的研究学者，可以明晰哪些学者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核心著者是指那些发文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体。节点类型选择作者（author）。结果显示，刘则渊、陈劲、李垣、曾国屏、吴晓波等人的研究数量较多，以第一作者发文的数量超过15次，其中刘则渊更是达到25次之多；其余发文数量较多的还有官建成、王续琨、吴贵生等，发文数量都超过了10次。表1列出了频次超过6次的学者以及最早发文时间。从表中可以看出，《科学学研究》有一批稳定的作者群，他们对该刊学术贡献较大，是该刊名副其实的核心作者。
学者构成了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员，而学者所属机构则组成了文献的主要科研单位。作者所属单位的分布，可反映该刊论文所属研究机构分布的规律，同时反映不同机构的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节点类型选择机构，从结果看，研究学者所属单位主要是国内名牌高校的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这与期刊收录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方面的科研成果是分不开的(见表2)。具体来看，最明显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频次高达100次左右；其余较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从总量上看，浙江大学以148篇居绝对首位，其次是清华大学（135篇）、西安交通大学（102篇）、大连理工大学（83篇）、中国科学院（70篇）等机构。
3.2 被引作者
被引作者是施引文献知识基础的主要贡献者，研究被引作者尤其是高被引作者可以发现那些经典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员。节点设为被引作者（cited author），表3显示了文献的被引学者状况，网络中频次的大小反映了其数量多少，节点的中心性反映了其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魏江、陈劲、傅家骥、Cohen W.M等被引频次较高，显示了其在科学学研究中的影响程度。从绝对数量上看，Cohen W.M、Nonaka I、Kogut B等被引次数较多，可见其是科学学研究的经典学者。另外，表中中心度大于0.10的节点，主要有陈劲（0.28）、傅家骥（0.17）、马克思（0.17）、刘则渊（0.14）、OECD（0.13）、曾国屏（0.12）、赵红州（0.11）、梁立明（0.11）、魏江（0.10）等，说明这些学者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较大。
3.3 研究热点
一篇文献的主题词或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如果某一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说明该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因此，可以通过词频分析法，借助高频主题词的频次高低来分析期刊的研究热点特色和发展趋势，对学术特征和动态演化有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4]。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在前面的主要有“技术创新”、“科学学”、“知识管理”、“科技政策”、“基础研究”、“自主创新”等，都达到100次以上，“技术创新”作为期刊刊载文献的主要宗旨，频次更是达到112次之多（见表4）。从中心度上看，数值比较高的有“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组织学习”、“基础研究”等，说明这些关键词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较强。
关键词的频次说明了其在文献中受重视的程度，但仅仅从关键词的频次并不能得到研究热点，因为一个研究热点往往包含多个关键词。软件提供了依据算法得到聚类的功能。聚类分析本质上是将一组数据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里的对象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的组之间存在尽量大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关键词聚类有51个，按照其显著性以及聚类大小，主要存在四大研究热点。
3.3.1技术创新 聚类10的主题是“r&d项目”，聚集了“研究学派”、“技术创新网络”、“fuzzy模式识别”、“技术创新网络”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9个；聚类45的主题是“自主创新”，聚集了“影响因素”、“知识创造”、“实证分析”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22的主题是“区域创新能力”，聚集了“指标体系”、“高新技术产业”、“聚类分析”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37的主题是“组织模式”，聚集了“产权合作协议”、“非产权合作协议”、“合作创新”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8的主题是“科学创新”，聚集了“世界科技活动中心”、“美国”、“高等教育”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3个；等等。综合以上几个个聚类发现，技术创新是《科学学研究》最大的研究热点之一。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途径。熊彼特（Schumpeter J A）、厄特巴克（Utterback J M)、缪尔塞（Mueser R）等都对技术创新做了大量研究。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
3.3.2科技政策 聚类23的主题是“科学学”，聚集了“科学社会学”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 聚类31的主题是“科技产业”，聚集了“比较研究”、“产业政策”、“软件产业”、“经济政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个；聚类28的主题是“基础研究”，聚集了“国家目标”、“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个；聚类21的主题是“专利制度”，聚集了“科技成果”、“校办产业”、“知识产权”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29的主题是“创新精神”，聚集了“国家创新系统”、“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41的主题是“学术诚信”，聚集了“学术不端行为”、“科学研究”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4个；聚类30的主题是“科学学研究”，聚集了“三个代表”、“科学学理论”、“科技政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3个；等等。科技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科技任务而规定的基本行动准则，是确定科技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5]。在当今时代，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构成国家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3知识管理 聚类46的主题是“网络能力”，聚集了“实证研究”、“知识共享”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10个；聚类48的主题是“知识转移”，聚集了“跨国公司”、“组织情境”、“知识特性”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47的主题是“知识资本”，聚集了“生态系统”、“知识管理”、“知识库”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39的主题是“知识经济”，聚集了“知识学”、“农民教育”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40的主题是“高技术产业”，关键词数量3个；聚类7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保护”，聚集了“高校科研管理”、“专利权”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等等。知识管理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的应变和创新能力。21世纪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知识的质量，利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持续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新方向。
3.3.4组织学习 聚类43的主题是“组织学习”，聚集了“组织绩效”、“智力资本”、“结构方程模型”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9个；聚类24的主题是“科学交流”，聚集了“科学技术”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聚类19的主题是“同行评议”，聚集了“科研管理”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组织学习是组织为了实现发展目标、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围绕信息和知识技能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吴晓波(2000)将组织学习的层次定义为基础层次、操作层次和战略层次[6]。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国外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已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组织学习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组织学习对于企业战略转型的效用本质上是在把握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和培育企业特异性知识方面起着积极作用[7]，组织学习能力成为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8]。
其他聚类还有“科学划界”，包含“建构论”等关键词；聚类“科学家”，包含 “性别隔离”、“性别分化”、“职业生涯”等关键词；聚类“语义网”，包含“技术监测”、“数据挖掘”、“清洁技术”等关键词；聚类“测度”，包含“内生复杂性”、“技术管理”等关键词。
3.4 知识基础及文献来源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根据理论假设，施引文献构成了研究前沿，而施引文献的引文则组成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从概念符号的角度看，引文的本质是概念符号，是对共引网络的研究，集中关注对引文文献的本质特征以及聚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9]。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当两篇文献同时被第三篇文献引用时，就称这两篇文献存在共被引关系。两篇文献的共被引次数越高，表明文献间关系越密切，就意味着两文献的学科背景越相似[10]。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和引文,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通过被引频次统计,得到被引次数≥6次的共有38 篇文献, 被引次数≥8次的共有19 篇文献。这些文献是1998-2010年间《科学学研究》研究热点最为关注的文献群，尤其是其中涉及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文献。
图2所示的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知识图谱，每个节点都表示一篇被引文献，圆圈的厚度与相应年份的引文数成正比。图2中的重要文献构成了《科学学研究》 中“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知识管理”等研究内容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共有8篇核心文献直接显示出来。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野中郁次郎（Nonaka I）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巴伦（Baron R M）的《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在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差别：概念、战略和统计上的考虑》（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那哈皮特（Nahapiet J）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与组织优势》（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蒂斯（Teece D J）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科恩（Cohen W M）的《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等8个节点的中心度都超过0.10，显示了这些文献在领域中的重要连接所用。其中，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对技术创新的概念、作用及支持体系、创新过程及管理、创新产品选择的原则、模型与方法、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创新集群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创新能力评价等做了开创性研究，是关于技术创新的经典文献；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结构方程模型和LISREL的著作。该著作对结构方程分析的基本概念、统计原理、常用模型进行了解释和评价，在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等研究的数据分析中，应用非常广泛；野中郁次郎所著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是知识管理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主要提出了一个管理组织知识创造动态过程的范式，主要思想是组织知识可以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持续的对话而创造；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析。近几年来，经济学一直在为其他学科提供武器，但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比博弈论更有力了；等等。
可以看出，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蒂斯(Teece D J)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蔡(Tsai W)《社会资本与价值创造——企业内部网络的角色》（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那哈皮特(Nahapiet J)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与组织优势》（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科技政策研究的知识基础；野中郁次郎(Nonaka I)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基础；格兰特(Grant R M)《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谢洪明《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等研究共同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组织学习的知识基础。
其他方面，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巴伦(Baron R M)的《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在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差别：概念、战略和统计上的考虑》（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所作的是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野中郁次郎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蒂斯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科恩(Cohen W M)的《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巴尼(Barney J B)的《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等文献出现在多个节点之中，说明其是技术创新、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基础（见表5）。
参考文献本身构成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而文献的来源则可以说明知识基础的主要分布。选择期刊为节点类型，结果显示书目来源为1 557次，说明科学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书目为基础的，这与表4反映的信息一致。从出现频次上看，期刊《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收录了科学学研究的大量文献，说明这些期刊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收录文献较多的还有《研究政策》、《战略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软科学》等，引用文献较多的国外期刊有《管理学会评论》、《管理学会学报》、《组织科学》等（见表6）。从文献引用来源次数可以看出，引用的外文期刊为2 630次,而国内期刊为2 264次，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国内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距。
节点出现的频次说明了其在网络中的影响程度，而节点的中心度指的是网络中一个节点连接其他节点的程度，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能够识别潜在的价值高的科学文献。可以发现，《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哈佛商业评论》等节点的中心度较高。说明这些节点对于连接网络有重要价值。其他中心度较高的节点还有《研究政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科学报》等，节点的中介中心性都超过了0.10。
综合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度指标，可以发现，在《科学学研究》参考文献方面，作者引用的国外文献数量多于国内文献，科学学研究国内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对于国内科学学发展而言，国内文献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参考。
4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科学学研究》上刊载的文献作者及其单位，辨识引文的高被引作者，对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期刊刊载文献的研究热点，并通过引文分析，得到科学学研究的知识基础，最后简要分析了知识基础主要来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表中列出的信息都是部分内容。本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初步揭示了《科学学研究》1998-2010年间的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本文用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和文献共被引分析，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Chen C. CiteSpace Ⅱ: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2006,57(3):359-377.
[2] 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科学学研究,2005,23(2):149-154.
[3] 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情报学报,2006(2):163-171.
[4] 程刚.《管理世界》被引用的定量分析[J].管理世界,2001(1):215-217.
[5] 侯剑华,张春博,王续琨.国际科学技术政策关键节点文献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11):10-14.
[6] 吴晓波,郭雯,苗文斌.技术系统演化中的忘却学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3):307-311.
[9] Small H. Tracking and predicting growth areas in science [J].Scientometrics,2006, 68(3):595-610.
[7] 芮明杰,胡金星,张良森.企业战略转型中组织学习的效用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17(2):99-104,118.
[8] Arthur J B,Huntley C L.Ramping up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urv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eliberate learning on or ganizational per formance under gainsharing[J].Academy of Managemen t Journal,2005,48(6):1159-1170.
[10] 邱均平,马瑞敏,李晔君.关于共被引分析方法的再认识和再思考[J].情报学报,2008,27(1):69-74.
渊、陈劲、李垣等是《科学学研究》的核心著者，浙江大学、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是期刊的核心发文
单位；OECD、魏江、陈劲等是期刊文献引用较多的作者；“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知识管理”等是
期刊的主要研究热点；在研究热点的知识基础中，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
应用》、野中郁次郎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等是十分重要的经典文献。
[关键词] 《科学学研究》 科学知识图谱 研究热点 知识基础
1 引 言
《科学学研究》是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于1983年创办的综合性学术期刊，主要刊载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方面具有一定理论见解和研究水平的学术论文、调查报告和典型案例，以推动创新研究、促进学术交流，被中国科学院评为“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管理科学部认定的“管理科学A级重要期刊”。期刊自创刊以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科学研究的进步，先后经历过两次改版：2002年由季刊改为双月刊，年刊载文献数量达到平均146篇；2009年由双月刊改为月刊，年刊载文献数量达270篇以上。研究《科学学研究》刊载的学术论文特征规律，可检验期刊的目标定位，为期刊管理和学术交流提供参考依据，并为作者投稿提供指导。当前，国际上正在兴起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来深度挖掘数据并成为科学计量学的新的研究热点。科学文献中识别并显示科学发展新趋势和新动态的通用方法是知识图谱和可视化技术[1]。本文对该刊载文作者情况和研究热点进行统计与计量，将其通过量化数据展示给相关领域的学者，为促进期刊发展、提高期刊质量与扩大影响力、确定进一步发展目标等提供一个有力的参考数据。
2 方法与数据
2.1 研究方法
知识图谱是显示科学知识的发展进程与结构关系的一种图形,它是揭示科学知识及其活动规律的科学计量学从数学表达转向图形表达的产物，可以客观、直接、形象地展示某一领域的研究热点，避免因个人经验造成的误差而成为把握学科发展动态、选择研究方向、辅助科技决策的重要工具,因此有极为广泛的应用[2]。本文采用可视化工具CiteSpace应用软件，该软件是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陈超美博士与大连理工大学联合开发的一种以定量分析为主的可视化应用软件，适用于多元、动态的复杂网络分析。可视化网络基于两个基本的概念，即研究前沿和知识基础，研究前沿是基于研究问题的突显的概念群组；知识基础是学科研究前沿的引文形成的共被引网络。CiteSpace绘制的可视化科学知识图谱是由不同颜色的节点和连线组成的共引网络，由连续的等距离时间序列得出一系列单独的共引网络，将这些以时间为标记的共引网络组合成合并网络，重要的知识文献可以基于其突出特征而得以辨识。
2.2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数据源自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数据库。CSSCI数据库是由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研发，是国家、教育部重点课题攻关项目，在国内众多高校、科研机构中影响广泛。作为我国社会人文科学主要文献信息查询与评价的重要工具，CSSCI提供来源文献、被引文献、优化检索等多种信息检索。数据库收录了1998-2010年的全部来源文献，因此本文主要分析这一时期的论文数据情况。2011年6月25日，共检索到文献2 039篇。本文的基本分析对象，即2 039篇论文的数据信息，包括文献的题目、作者、机构、摘要、关键词以及引文等信息。
3 结果分析
3.1 著者及机构统计
学科的学者状况是领域中的主要研究人员，是学科发展状况的标示；同时，分析学科的研究学者，可以明晰哪些学者是该领域的主要研究人员。核心著者是指那些发文数量较多，影响较大的作者集合体。节点类型选择作者（author）。结果显示，刘则渊、陈劲、李垣、曾国屏、吴晓波等人的研究数量较多，以第一作者发文的数量超过15次，其中刘则渊更是达到25次之多；其余发文数量较多的还有官建成、王续琨、吴贵生等，发文数量都超过了10次。表1列出了频次超过6次的学者以及最早发文时间。从表中可以看出，《科学学研究》有一批稳定的作者群，他们对该刊学术贡献较大，是该刊名副其实的核心作者。
学者构成了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员，而学者所属机构则组成了文献的主要科研单位。作者所属单位的分布，可反映该刊论文所属研究机构分布的规律，同时反映不同机构的相关学科的学术水平与科研能力。节点类型选择机构，从结果看，研究学者所属单位主要是国内名牌高校的管理学院和经济学院，这与期刊收录科学学、科技政策、科技管理方面的科研成果是分不开的(见表2)。具体来看，最明显的是西安交通大学管理学院和浙江大学管理学院，频次高达100次左右；其余较多的还有中国科学院科技政策与管理科学研究所、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中心等。从总量上看，浙江大学以148篇居绝对首位，其次是清华大学（135篇）、西安交通大学（102篇）、大连理工大学（83篇）、中国科学院（70篇）等机构。
3.2 被引作者
被引作者是施引文献知识基础的主要贡献者，研究被引作者尤其是高被引作者可以发现那些经典文献的主要研究人员。节点设为被引作者（cited author），表3显示了文献的被引学者状况，网络中频次的大小反映了其数量多少，节点的中心性反映了其在网络中的重要程度。从表3可以看出，魏江、陈劲、傅家骥、Cohen W.M等被引频次较高，显示了其在科学学研究中的影响程度。从绝对数量上看，Cohen W.M、Nonaka I、Kogut B等被引次数较多，可见其是科学学研究的经典学者。另外，表中中心度大于0.10的节点，主要有陈劲（0.28）、傅家骥（0.17）、马克思（0.17）、刘则渊（0.14）、OECD（0.13）、曾国屏（0.12）、赵红州（0.11）、梁立明（0.11）、魏江（0.10）等，说明这些学者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较大。
3.3 研究热点
一篇文献的主题词或关键词是论文核心内容的浓缩和提炼，如果某一主题词或关键词在其研究领域中反复出现，说明该主题词所表征的研究主题是该领域的研究热点[3]。因此，可以通过词频分析法，借助高频主题词的频次高低来分析期刊的研究热点特色和发展趋势，对学术特征和动态演化有一个比较准确、全面的把握[4]。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出现频次排在前面的主要有“技术创新”、“科学学”、“知识管理”、“科技政策”、“基础研究”、“自主创新”等，都达到100次以上，“技术创新”作为期刊刊载文献的主要宗旨，频次更是达到112次之多（见表4）。从中心度上看，数值比较高的有“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组织学习”、“基础研究”等，说明这些关键词节点在网络中的连接作用较强。
关键词的频次说明了其在文献中受重视的程度，但仅仅从关键词的频次并不能得到研究热点，因为一个研究热点往往包含多个关键词。软件提供了依据算法得到聚类的功能。聚类分析本质上是将一组数据分成若干个组，每个组里的对象具有很大的相似性，不同的组之间存在尽量大的差异性。结果显示关键词聚类有51个，按照其显著性以及聚类大小，主要存在四大研究热点。
3.3.1技术创新 聚类10的主题是“r&d项目”，聚集了“研究学派”、“技术创新网络”、“fuzzy模式识别”、“技术创新网络”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9个；聚类45的主题是“自主创新”，聚集了“影响因素”、“知识创造”、“实证分析”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22的主题是“区域创新能力”，聚集了“指标体系”、“高新技术产业”、“聚类分析”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37的主题是“组织模式”，聚集了“产权合作协议”、“非产权合作协议”、“合作创新”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8的主题是“科学创新”，聚集了“世界科技活动中心”、“美国”、“高等教育”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3个；等等。综合以上几个个聚类发现，技术创新是《科学学研究》最大的研究热点之一。技术创新是技术进步中最活跃的因素，是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唯一途径。熊彼特（Schumpeter J A）、厄特巴克（Utterback J M)、缪尔塞（Mueser R）等都对技术创新做了大量研究。技术创新本质上是一个科技、经济一体化过程，是技术进步与应用创新共同作用催生的产物。
3.3.2科技政策 聚类23的主题是“科学学”，聚集了“科学社会学”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 聚类31的主题是“科技产业”，聚集了“比较研究”、“产业政策”、“软件产业”、“经济政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个；聚类28的主题是“基础研究”，聚集了“国家目标”、“可持续发展”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6个；聚类21的主题是“专利制度”，聚集了“科技成果”、“校办产业”、“知识产权”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29的主题是“创新精神”，聚集了“国家创新系统”、“文化背景”、“中国传统文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41的主题是“学术诚信”，聚集了“学术不端行为”、“科学研究”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4个；聚类30的主题是“科学学研究”，聚集了“三个代表”、“科学学理论”、“科技政策”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3个；等等。科技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历史时期的科技任务而规定的基本行动准则，是确定科技事业发展方向，指导整个科技事业的战略和策略原则[5]。在当今时代，科技政策与经济政策、社会发展政策和教育政策等构成国家政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3.3.3知识管理 聚类46的主题是“网络能力”，聚集了“实证研究”、“知识共享”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10个；聚类48的主题是“知识转移”，聚集了“跨国公司”、“组织情境”、“知识特性”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7个；聚类47的主题是“知识资本”，聚集了“生态系统”、“知识管理”、“知识库”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39的主题是“知识经济”，聚集了“知识学”、“农民教育”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5个；聚类40的主题是“高技术产业”，关键词数量3个；聚类7的主题是“知识产权保护”，聚集了“高校科研管理”、“专利权”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等等。知识管理是利用集体的智慧提高企业的应变和创新能力。21世纪企业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企业所拥有知识的质量，利用企业所拥有的知识为企业创造竞争优势和持续竞争优势对企业来说始终是一个挑战。知识管理是知识经济发展的必然要求，将成为企业管理研究的新方向。
3.3.4组织学习 聚类43的主题是“组织学习”，聚集了“组织绩效”、“智力资本”、“结构方程模型”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9个；聚类24的主题是“科学交流”，聚集了“科学技术”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聚类19的主题是“同行评议”，聚集了“科研管理”等关键词，关键词数量2个。组织学习是组织为了实现发展目标、提高核心竞争力而围绕信息和知识技能所采取的各种行动。吴晓波(2000)将组织学习的层次定义为基础层次、操作层次和战略层次[6]。自20世纪50年代提出组织学习的概念到20世纪90年代，国外对组织学习的研究已从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多方面进行了研究和探讨。到20世纪90年代，组织学习才引起了国内学者的关注。组织学习对于企业战略转型的效用本质上是在把握外部经营环境变化和培育企业特异性知识方面起着积极作用[7]，组织学习能力成为理论界所关注的重要内容之一[8]。
其他聚类还有“科学划界”，包含“建构论”等关键词；聚类“科学家”，包含 “性别隔离”、“性别分化”、“职业生涯”等关键词；聚类“语义网”，包含“技术监测”、“数据挖掘”、“清洁技术”等关键词；聚类“测度”，包含“内生复杂性”、“技术管理”等关键词。
3.4 知识基础及文献来源
知识基础是一个有利于进一步明晰研究热点本质的概念。根据理论假设，施引文献构成了研究前沿，而施引文献的引文则组成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从概念符号的角度看，引文的本质是概念符号，是对共引网络的研究，集中关注对引文文献的本质特征以及聚类之间的关系的解释[9]。一篇文献的被引频次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该文献的影响度。当两篇文献同时被第三篇文献引用时，就称这两篇文献存在共被引关系。两篇文献的共被引次数越高，表明文献间关系越密切，就意味着两文献的学科背景越相似[10]。节点类型选择关键词和引文,绘制文献共被引网络。通过被引频次统计,得到被引次数≥6次的共有38 篇文献, 被引次数≥8次的共有19 篇文献。这些文献是1998-2010年间《科学学研究》研究热点最为关注的文献群，尤其是其中涉及科学研究方法和理论方面的文献。
图2所示的文献共被引网络聚类知识图谱，每个节点都表示一篇被引文献，圆圈的厚度与相应年份的引文数成正比。图2中的重要文献构成了《科学学研究》 中“技术创新”、“科技政策”、“知识管理”等研究内容最重要的知识基础,共有8篇核心文献直接显示出来。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野中郁次郎（Nonaka I）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巴伦（Baron R M）的《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在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差别：概念、战略和统计上的考虑》（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那哈皮特（Nahapiet J）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与组织优势》（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蒂斯（Teece D J）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科恩（Cohen W M）的《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等8个节点的中心度都超过0.10，显示了这些文献在领域中的重要连接所用。其中，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对技术创新的概念、作用及支持体系、创新过程及管理、创新产品选择的原则、模型与方法、企业内和企业间的创新集群现象及其形成机制、创新能力的构成要素及创新能力评价等做了开创性研究，是关于技术创新的经典文献；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是国内第一本系统介绍结构方程模型和LISREL的著作。该著作对结构方程分析的基本概念、统计原理、常用模型进行了解释和评价，在社会、经济、管理、教育等研究的数据分析中，应用非常广泛；野中郁次郎所著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是知识管理领域被引用最多的著作，主要提出了一个管理组织知识创造动态过程的范式，主要思想是组织知识可以通过显性知识和隐性知识间持续的对话而创造；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对博弈论和信息经济学的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作了比较全面系统的讨论和分析。近几年来，经济学一直在为其他学科提供武器，但恐怕没有任何其他工具比博弈论更有力了；等等。
可以看出，傅家骥的《技术创新学》、柳卸林的《技术创新经济学》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技术创新的知识基础；蒂斯(Teece D J)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Dynamic capabilities and strategic management）、蔡(Tsai W)《社会资本与价值创造——企业内部网络的角色》（Social capital and value creation:The role of intrafirm networks）、那哈皮特(Nahapiet J)的《社会资本、智力资本与组织优势》（Social capital; intellectual capital; and the organizational advantage）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科技政策研究的知识基础；野中郁次郎(Nonaka I)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A dynamic theory of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creation）等研究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知识管理的知识基础；格兰特(Grant R M)《基于知识的企业理论》（Toward a knowledge-based theory of the firm）、谢洪明《市场导向与组织绩效的关系……》等研究共同构成了《科学学研究》关于组织学习的知识基础。
其他方面，侯杰泰的《结构方程模型及其应用》、张维迎的《博弈论与信息经济学》、巴伦(Baron R M)的《调节变量与中介变量在社会心理研究中的差别：概念、战略和统计上的考虑》（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所作的是关于科学研究的方法与理论，是科学研究的知识基础；野中郁次郎的《组织知识创造的动态理论》、蒂斯的《动态能力与战略管理》、科恩(Cohen W M)的《学习与创新的新视角：吸收能力》（Absorptive capacity:a new perspective on learning and innovation）、巴尼(Barney J B)的《企业资源与持续竞争优势》（Firm resources and sustained competitive advantage）等文献出现在多个节点之中，说明其是技术创新、知识管理、组织学习等多个领域的知识基础（见表5）。
参考文献本身构成了研究领域的知识基础，而文献的来源则可以说明知识基础的主要分布。选择期刊为节点类型，结果显示书目来源为1 557次，说明科学学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以书目为基础的，这与表4反映的信息一致。从出现频次上看，期刊《科学学研究》、《科研管理》收录了科学学研究的大量文献，说明这些期刊在科学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其他收录文献较多的还有《研究政策》、《战略管理学报》、《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软科学》等，引用文献较多的国外期刊有《管理学会评论》、《管理学会学报》、《组织科学》等（见表6）。从文献引用来源次数可以看出，引用的外文期刊为2 630次,而国内期刊为2 264次，说明在科学研究领域国内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距。
节点出现的频次说明了其在网络中的影响程度，而节点的中心度指的是网络中一个节点连接其他节点的程度，较高的中介中心度能够识别潜在的价值高的科学文献。可以发现，《科研管理》、《科学学研究》、《哈佛商业评论》等节点的中心度较高。说明这些节点对于连接网络有重要价值。其他中心度较高的节点还有《研究政策》、《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中国科学报》等，节点的中介中心性都超过了0.10。
综合出现频次和中介中心度指标，可以发现，在《科学学研究》参考文献方面，作者引用的国外文献数量多于国内文献，科学学研究国内与国外相比有一定差距，但对于国内科学学发展而言，国内文献则扮演了更为重要的角色参考。
4 结 论
本文通过分析《科学学研究》上刊载的文献作者及其单位，辨识引文的高被引作者，对关键词进行词频分析、聚类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期刊刊载文献的研究热点，并通过引文分析，得到科学学研究的知识基础，最后简要分析了知识基础主要来源。由于篇幅有限，本文在表中列出的信息都是部分内容。本文运用科学知识图谱可视化技术初步揭示了《科学学研究》1998-2010年间的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提供了一种研究思路。本文用CiteSpace 软件进行关键词共现和文献共被引分析，还有一些研究领域有待进一步拓展，研究热点及其知识基础中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参考文献:
[1] Chen C. CiteSpace Ⅱ: Detecting and visualizing emerging trends and transient patterns in scientific literature[J].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y,2006,57(3):359-377.
[2] 陈悦,刘则渊.悄然兴起的科学知识图谱[J].科学学研究,2005,23(2):149-154.
[3] 马费成,张勤.国内外知识管理研究热点——基于词频的统计分析[J].情报学报,2006(2):163-171.
[4] 程刚.《管理世界》被引用的定量分析[J].管理世界,2001(1):215-217.
[5] 侯剑华,张春博,王续琨.国际科学技术政策关键节点文献演进的可视化分析[J].科学学与科学技术管理,2008(11):10-14.
[6] 吴晓波,郭雯,苗文斌.技术系统演化中的忘却学习研究[J].科学学研究,2004(3):307-311.
[9] Small H. Tracking and predicting growth areas in science [J].Scientometrics,2006, 68(3):595-610.
[7] 芮明杰,胡金星,张良森.企业战略转型中组织学习的效用分析[J].研究与发展管理,2005,17(2):99-104,118.
[8] Arthur J B,Huntley C L.Ramping up the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urve: Assessing the impact of deliberate learning on or ganizational per formance under gainsharing[J].Academy of Managemen t Journal,2005,48(6):1159-1170.
[10] 邱均平,马瑞敏,李晔君.关于共被引分析方法的再认识和再思考[J].情报学报,2008,27(1):69-7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