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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山东博物馆馆藏的九旒冕是1971年在山东省邹城市明代鲁荒王墓出土的。这件九旒冕作为唯一可见的明初冕的实物，弥足珍贵，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历史价值。文章对九旒冕进行赏析，介绍了九旒冕的出土情况，探究古代章服之美，阐述衣裳的起源和古代旒冕制度的演变。
关键词：九旒冕;章服;旒冕之制
九旒冕，1971年山东省邹城市鲁荒王墓出土，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所制，由旒（liú）、綖（yán）板、金簪、冠武等主要部件构成（图1～图3）。制作材料包括竹、木、丝、金、铁、玉石及大漆等。冠的主体叫“冠武”，圆筒形，直径17.6厘米，高17.9厘米，用竹篾编制成六边形网格状，表面敷罗绢黑漆，冠武的边缘镶嵌金边和金圈，梅花金穿在冠武左右两侧，以金簪贯之。冕的顶部覆盖一长形木板，称为“冕板”，又叫作“綖板”，长49.4厘米，宽23.5厘米，上面涂黑漆，以示庄重。綖板前低后高、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前俯，象征皇帝的谦恭，能倾听民意，关心百姓;而前圆后方表征天圆地方，表达皇帝奉天意来治理国家之意。綖板前后系垂旒，前后各垂9道旒，每道旒上有9颗玉珠，分赤、白、青、黄、黑五色，现存玉石珠共计152个。下垂的旒更重要的意味是把佩戴者的视线遮挡住，使其眼睛不斜视，看不到不正之物。有玉衡在綖板下，玉衡连接在两边凹槽里，玉衡长22.5厘米，宽1.5厘米，厚1.2厘米;玉衡两边各垂挂一根丝绳直到耳边，又在此处系上一块美玉，此谓“充耳”。佩挂这种玉石的目的是“止听”，来提醒佩戴者切勿轻信谗言。
1 国宝现世
1970年，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接到报告称邹城市九龙山南北端的汉崖墓和大墓（当时尚未知是朱檀墓）遭到盗掘，所幸未盗及墓室。受上级部门委托，山东省博物馆组织人员，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对明鲁荒王朱檀墓进行了科学发掘。
由于墓葬常年积水，且墓室未被盗扰，文物保存较为理想。墓内共出土器物1116件（套），这其中不少为稀世珍品，如木制贴金的“鲁王之宝”金印、绚丽多彩的戗金云龙纹朱漆木箱、雕刻精细的彩绘木俑仪仗，另外还有唐代斫制的“天风海涛”琴、元代钱选的工笔白莲画以及7种21册宋元时期刊印的古籍善本等。众多珍贵文物呈现出了明朝初年亲王奢华生活的全貌，而最能代表皇家威仪的则属九旒冕。
九旒冕的主人鲁荒王名朱檀，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生，当年受封为鲁王，1385年就藩兖州。由于喜读诗书，富文采，朱元璋对他甚为疼爱。就藩山东后沉醉于奢华生活，还终日焚香，烧炼“仙丹”，幻想长生不老，最终因为吃了饵金石药，导致毒发，百医无效，于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1390年1月2日）毒发身亡。因生前行为荒唐，得谥号“荒王”。荒王临死前他的侧妃戈氏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靖王，靖王长寿，子孙繁盛。
2 章服之美
华夏民族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而且一直对衣冠有难以割舍和释怀的情结，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为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在华夏文化中，服饰除了有“蔽形体、遮羞耻、抗风雨、御寒暑、添美饰”等比较实用的功用外，还有明确礼仪、象征名分、区别尊卑等特殊的文化内涵。华夏文化历来强调“名正言顺”，其中衣冠渐渐升华为文明的象征，历代帝王取得天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朝服和官服的形式和颜色等。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历史中，章服不仅表明身份的等级和尊卑，同时也随着文明起伏和民族興衰而不断继承和演变。
章服一般是指上面绣着星辰、日月等定式图案的古代礼仪服装。其中，上衣六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用绘;下裳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用绣。这十二章中的每一章都象征和代表着帝王的一种优良品格、能力或美德。例如，龙作为传说中的一种变幻多端的神兽，表征皇帝在教化人民和处理国家政事方面擅长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
3 衣裳的起源
远古先民以采集、狩猎为生，在没有纺织的情况下，采撷树叶、树皮、花卉、藤蔓制成“岛夷卉服”来遮蔽身体。屈原《九歌·山鬼》中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系带女萝”就描写了一位以芳草香花为衣的女神。而元代李康所绘的伏羲像也是在腰间围一圈树叶。这些都可看作是先民服饰遗留的踪迹。
另外，也有把羽毛连缀成片当作衣物披在身上的所谓“羽衣”。当然，这里说的“羽衣”并不是后世的衣裙之形，而是在头上戴羽冠，胸前、手上饰羽毛片，下身前也遮一片羽毛片，后来发展到在下身后也遮羽毛片。在广西发现的西汉早期的竞渡纹鼓上就有类似的羽人形象。而后世的人们把穿羽衣作为神仙的象征，乃至广西、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的缀满羽毛的“百鸟衣”，大约都包含了对祖先服饰的依稀记忆。
古人类掌握骨针磨制技能后，开始使用骨针来缝合制作兽皮等衣物服饰，进入了“衣皮带茭”的新阶段。在距今一两万年的北京山顶洞、山西峙峪等地就出土了穿孔骨针。以山顶洞人出土的骨针为例，长82毫米，针孔直径3毫米，与现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针的形制基本一致，应是用来缝纫的工具。
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发明了陶制和石制的纺轮，并进一步把植物纤维纺成丝线，再用丝线纺织成布帛或衣料。传说中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丝蚕纺织技术，而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郑州青台就出土了距今5500多年的丝帛残片和十余枚红陶纺轮出土;浙江吴兴县的钱山漾，出土了5000年前的麻布片、绢制衣服碎片和丝带等，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丝绸衣服。后人把这一创制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这时期的衣裳已具备了后世“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同时，这里的乾是指天，坤指地，表明在当时服饰已与先人对天地的崇拜，对礼仪的重视紧密相连。
现在我们谈论起服饰的时候常用“衣裳”一词，但在古代，人们把上身所穿的叫“衣”，下身所穿的叫“裳”。《释名·释衣裳》中就记载，衣是依靠的意思，人们依靠上衣来避寒暑;裳是屏障的意思，人们用下裳来障蔽自己。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印证，例如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式和规制出现在甘肃出土的辛店期彩陶文化陶绘中。 除了“上衣下裳”之外，人们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观察日月星象，模仿鸟兽冠角，创制了与此对应的首服，也就是冠、帽来装饰自己。《后汉书·舆服志》中有相关的记载，相关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不少和动物冠角形状相类似的古人所戴的头冠和冠饰，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出土于三汲战国墓（河北平山）的玉人，玉人头上戴的冠饰与牛角特别形似。
服饰制度草创以后，殷商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周代，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仪礼》两书，详尽规定了从天子到士大夫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服饰形制，至此，较完备的服饰制度得以确立。
4 旒冕之制
在古代中国的服饰制度中，以首服，或称“头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帽子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冠者尊服”“在身之物，莫大于冠”。这一类服饰因为总是与特定社会等级的人群相对应，从而在礼仪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仪式，比如“冠礼”。
《礼记·冠义》载：“冠者，礼之始也。”如果说华夏文化是特别注重礼仪的文化，那么华夏礼仪的起点即是冠笄（jī）礼。冠礼起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流行的“成丁之礼”。当时的男女青年到达成熟期后需要通过举办“成丁之禮”，才会转变为氏族组织中的正式一员，从而享有作为一名氏族成员的权利，并承担作为一名氏族成员的责任。
冠礼起始于周朝，周朝贵族男子年龄达到20岁时，其父亲会在当地宗庙内举行并主持冠礼。在行礼之前先筮（shì）日和筮宾，在正式行礼时来宾为其进行三次加冠，首先加缁（zī）布冠，再加皮弁（biàn），最终加爵弁。
不同的“冠”对应不同的使用场合，如果不穿就是失礼。《左传·桓公二十年》记载齐国桓公在田猎时召见管理山泽的虞人，虞人不肯应召，桓公穿戴齐整冠牟，表示以礼相待，他才前往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子产主持变法的开始阶段，民众产生不满，感觉到被夺去了田和衣，于是要一起去找子产拼命。从这里可以看出，田亩与衣冠并列成为头等民生要事，这也说明了“冠”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
普通百姓的头衣和贵族的不一样，他们既无财力也无权利制置冠弁，《释名·释首饰》中说普通百姓只可以戴头巾。战国时，魏国规定犯轻罪者用丹布包头;秦国规定用黑布包头，所以犯人和奴隶叫作黔首;韩国人用青布包头，叫作苍头。这都成为后世用来代指平民百姓的词语。
服饰制度中的首服有冠、弁、冕之分。首先来看“冠”，冠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冠包括冠、冕、弁;狭义的冠则是特指封建社会贵族平时戴的首服，只有贵族才可以着冠和乘车，贵族乘坐的车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车盖，因而古代人把“冠盖”作为达官贵族的代名词。
弁，也是一种比较尊贵的帽子，古时贵族在打猎、征战时佩戴。弁有爵弁、皮弁之分。爵弁外形像冕，但没有旒。皮弁以白色的鹿皮为原材料制成，顶部是尖的，形似现代人戴的瓜皮帽，金光闪闪的小玉石点缀在鹿皮的缝合处，从稍远处看似星辰，正如《诗经》中所说“会弁如星”。《历代帝王图》中陈废帝和陈文帝佩戴的就是皮弁。
冕是古代服饰中最尊贵的礼冠，所谓“冕，大夫以上冠也”，这说明仅有那些大夫以上等级的贵人才能戴。冕的形状从古文字中可窥一二，甲骨文“冕”字写作，是人戴帽字的象形表意字。传说中，冕是由黄帝所作。历代记载也有黄帝创制冕服的说法，如《世本》就说“黄帝造冕垂旒”，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很难据以为实。
冕在夏代的时候叫作“收”;殷商的时候叫“冔”（xú）;周代叫作“爵弁”。夏、商、周三朝所制的冕不但有不同的称谓，而且在色彩和形制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夏朝所制的冕整体是纯黑的，黑中泛红，冕板前小后大;商朝的冕黑色微白，冕板前大后小;周朝的冕大部分为黑色，小部分为红色，冕板在前后大小上和夏朝的一样，也是前小后大。
另外，当时的人在祭祀天地先祖时，往往按照场合不同、典礼的轻和重佩戴样式与形制不一样的六种冕冠，合称为“六冕”。六冕包括大裘冕、衮冕、鷩（bì）冕、毳（cuì）冕、絺（chī）冕、玄冕。后世常说和常用的冕通常指的是六冕里面的衮冕。六冕制度大体形成于周代，《论语》就有“服周之冕”的说法。同样，也是从周代开始在冕上装饰旒，并且旒的数量随佩戴人地位的高低而不同。通常说来，十二旒指的是有至高权势的帝王，九旒指的是皇子和诸侯，七旒指的是上大夫，五旒指的是下大夫。唐代王维在一首诗中写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首诗中的“冕旒”一词就是帝王的代名词。
另外，冕的穿戴不是单独的，而是由一整套服饰搭配成所谓的“冕服”，成为古代帝王最华美、隆重的礼服。冕服一般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舄（很重的木底鞋，明代的时候改穿靴子）等主要部件，其他配件包括蔽膝、绶、佩等。周代形成的这一套冕服制度，为后世所传承，在承袭古制的前提下，历代略有不同。战国时期，周王朝日渐衰落，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但还保持着佩冕的礼制，“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就是一例。
待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灭去礼学”废止了六冕制度，这一点在流传到后世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例如，汉代石刻有一个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图4），秦王嬴政戴的是通天冠，而不是通常的冕。
西汉王朝建立后，虽然有大臣贾谊等建议“易服色”，但并未被采纳，而是参照了秦代的服饰制度。汉昭帝刘弗陵在《历代帝王图》中的形象就是未佩戴冕的形象（图5），可见这个时期并不讲究佩戴冕。
公元59年，东汉明帝刘庄下诏书，要求一律按照周代的相关礼制佩戴和使用冠冕，用冕制度就这样首次采用中央权威立法的方式规定了下来，所以《历代帝王图》上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就是冠冕齐全（图6）。东汉时期的冕板表层是黑色，内层通常是朱绿色的，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通常都采用东汉时期这种色调的冕。
三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冕的使用上大体实行与东汉相同的制度。这个时期用冕的一个演变趋势是：从晋代及以后，打破了冕专门在祭祀时佩戴的惯例，用冕渐渐走向多用途和世俗化，在比较正式与隆重的活动和场合中都可以佩戴和使用冠冕。 隋唐两朝用冕在整体上继承了东汉的制度和做法，但也有演变和差异。比如隋朝用冕注重用旒之长短来突出佩戴者身份之尊卑。最长的是皇帝冠冕的旒，而短两寸的是皇太子和王冠冕上的旒。唐代开元年间及以后，朝廷规定只能在较大或重大祭祀天地先祖活动时才可以佩戴冠冕，其他任何时间和场合不允许佩戴使用冠冕。从此，冕的发展进入了简化期。
两宋时期尊崇周代礼仪制度，基本全面采用了周代创立并形成的六冕制度，在具体规定上也大致相同。宋代世俗化的審美情趣和发达的纺织技术，对冕的制作也有所影响，如装饰上以繁缛为美，冕板所用的质料上有革新，表里都用织锦覆盖。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宋时期所制冕冠的质料在各朝各代所用质料中是最为上乘华丽的。
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和明朝把佩戴冕冠作为皇室人员的专利和特权。辽、金、元政权在汉化改革中推行汉族的冠冕制度，同时他们也继续维持了本民族原有的冠服风俗。
明王朝建立后，对周代创立并形成的六冕制进行了大大精简，只对其中的衮冕进行保留使用，且只用于祭祀宗庙和天地。明王朝的礼仪制度对冕冠前后旒的道数和玉珠的颗数进行了详细规定，皇帝佩戴的冕前后旒各为12道，每道旒是由12颗玉珠串成，玉珠的颜色有黑、白、青、黄、赤五种，太子与分封的亲王用冕采用9旒和9珠。鲁荒王朱檀生前是皇帝分封的亲王，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他的这件九旒冕，采用9旒和9珠完全与当时礼仪制度相吻合。
清朝入主中原后，“剃发易服”，废除了传统的冠冕，世人只能在戏剧舞台上得以一睹真容。而在民国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曾仿制了“皇帝冕”，这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冠冕制度的绝响。
从远古圣人到历代帝王，无一例外都把冕当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恰是所谓“舆服藏瑞气，旒冕配圣王”。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旒冕作为唯一可见的明初冕之实物，越发具有稀缺性，弥足珍贵，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1]山东博物馆，山东文物考古研究所.鲁荒王墓[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1.
[2]吕健，阮浩.舆服别等列 威仪序尊卑—山东博物馆馆藏鲁荒王墓出土冠服[J].春秋，2019（4）：62-65.
[3]任思音.谈明鲁荒王朱檀墓出土的文物[J].首都博物馆丛刊，2010（00）：167-172.
关键词：九旒冕;章服;旒冕之制
九旒冕，1971年山东省邹城市鲁荒王墓出土，明代洪武年间（1368—1398年）所制，由旒（liú）、綖（yán）板、金簪、冠武等主要部件构成（图1～图3）。制作材料包括竹、木、丝、金、铁、玉石及大漆等。冠的主体叫“冠武”，圆筒形，直径17.6厘米，高17.9厘米，用竹篾编制成六边形网格状，表面敷罗绢黑漆，冠武的边缘镶嵌金边和金圈，梅花金穿在冠武左右两侧，以金簪贯之。冕的顶部覆盖一长形木板，称为“冕板”，又叫作“綖板”，长49.4厘米，宽23.5厘米，上面涂黑漆，以示庄重。綖板前低后高、前圆后方。前低后高，前俯，象征皇帝的谦恭，能倾听民意，关心百姓;而前圆后方表征天圆地方，表达皇帝奉天意来治理国家之意。綖板前后系垂旒，前后各垂9道旒，每道旒上有9颗玉珠，分赤、白、青、黄、黑五色，现存玉石珠共计152个。下垂的旒更重要的意味是把佩戴者的视线遮挡住，使其眼睛不斜视，看不到不正之物。有玉衡在綖板下，玉衡连接在两边凹槽里，玉衡长22.5厘米，宽1.5厘米，厚1.2厘米;玉衡两边各垂挂一根丝绳直到耳边，又在此处系上一块美玉，此谓“充耳”。佩挂这种玉石的目的是“止听”，来提醒佩戴者切勿轻信谗言。
1 国宝现世
1970年，山东省文物管理部门接到报告称邹城市九龙山南北端的汉崖墓和大墓（当时尚未知是朱檀墓）遭到盗掘，所幸未盗及墓室。受上级部门委托，山东省博物馆组织人员，在当地驻军的配合下，对明鲁荒王朱檀墓进行了科学发掘。
由于墓葬常年积水，且墓室未被盗扰，文物保存较为理想。墓内共出土器物1116件（套），这其中不少为稀世珍品，如木制贴金的“鲁王之宝”金印、绚丽多彩的戗金云龙纹朱漆木箱、雕刻精细的彩绘木俑仪仗，另外还有唐代斫制的“天风海涛”琴、元代钱选的工笔白莲画以及7种21册宋元时期刊印的古籍善本等。众多珍贵文物呈现出了明朝初年亲王奢华生活的全貌，而最能代表皇家威仪的则属九旒冕。
九旒冕的主人鲁荒王名朱檀，为明太祖朱元璋的第十个儿子，洪武三年（1370）生，当年受封为鲁王，1385年就藩兖州。由于喜读诗书，富文采，朱元璋对他甚为疼爱。就藩山东后沉醉于奢华生活，还终日焚香，烧炼“仙丹”，幻想长生不老，最终因为吃了饵金石药，导致毒发，百医无效，于洪武二十二年十二月庚戌（1390年1月2日）毒发身亡。因生前行为荒唐，得谥号“荒王”。荒王临死前他的侧妃戈氏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后来的鲁靖王，靖王长寿，子孙繁盛。
2 章服之美
华夏民族以礼仪之邦闻名于世，而且一直对衣冠有难以割舍和释怀的情结，所谓“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为夏;有章服之美，故谓之华”。在华夏文化中，服饰除了有“蔽形体、遮羞耻、抗风雨、御寒暑、添美饰”等比较实用的功用外，还有明确礼仪、象征名分、区别尊卑等特殊的文化内涵。华夏文化历来强调“名正言顺”，其中衣冠渐渐升华为文明的象征，历代帝王取得天下后首先做的一件事就是改变朝服和官服的形式和颜色等。在漫长的华夏文明历史中，章服不仅表明身份的等级和尊卑，同时也随着文明起伏和民族興衰而不断继承和演变。
章服一般是指上面绣着星辰、日月等定式图案的古代礼仪服装。其中，上衣六章：日、月、星辰、山、龙、华虫用绘;下裳六章：宗彝、藻、火、粉米、黼、黻用绣。这十二章中的每一章都象征和代表着帝王的一种优良品格、能力或美德。例如，龙作为传说中的一种变幻多端的神兽，表征皇帝在教化人民和处理国家政事方面擅长因势利导、随机应变;藻，则象征皇帝的品行冰清玉洁。
3 衣裳的起源
远古先民以采集、狩猎为生，在没有纺织的情况下，采撷树叶、树皮、花卉、藤蔓制成“岛夷卉服”来遮蔽身体。屈原《九歌·山鬼》中的“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系带女萝”就描写了一位以芳草香花为衣的女神。而元代李康所绘的伏羲像也是在腰间围一圈树叶。这些都可看作是先民服饰遗留的踪迹。
另外，也有把羽毛连缀成片当作衣物披在身上的所谓“羽衣”。当然，这里说的“羽衣”并不是后世的衣裙之形，而是在头上戴羽冠，胸前、手上饰羽毛片，下身前也遮一片羽毛片，后来发展到在下身后也遮羽毛片。在广西发现的西汉早期的竞渡纹鼓上就有类似的羽人形象。而后世的人们把穿羽衣作为神仙的象征，乃至广西、贵州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至今仍然可以看到的缀满羽毛的“百鸟衣”，大约都包含了对祖先服饰的依稀记忆。
古人类掌握骨针磨制技能后，开始使用骨针来缝合制作兽皮等衣物服饰，进入了“衣皮带茭”的新阶段。在距今一两万年的北京山顶洞、山西峙峪等地就出土了穿孔骨针。以山顶洞人出土的骨针为例，长82毫米，针孔直径3毫米，与现在日常生活中所见的针的形制基本一致，应是用来缝纫的工具。
新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发明了陶制和石制的纺轮，并进一步把植物纤维纺成丝线，再用丝线纺织成布帛或衣料。传说中是黄帝的妻子嫘祖发明了丝蚕纺织技术，而在考古发掘中也有类似的发现。如郑州青台就出土了距今5500多年的丝帛残片和十余枚红陶纺轮出土;浙江吴兴县的钱山漾，出土了5000年前的麻布片、绢制衣服碎片和丝带等，说明当时已经有了丝绸衣服。后人把这一创制归功于传说中的黄帝。所谓“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盖取之乾坤”。这时期的衣裳已具备了后世“上衣下裳”的基本形制。同时，这里的乾是指天，坤指地，表明在当时服饰已与先人对天地的崇拜，对礼仪的重视紧密相连。
现在我们谈论起服饰的时候常用“衣裳”一词，但在古代，人们把上身所穿的叫“衣”，下身所穿的叫“裳”。《释名·释衣裳》中就记载，衣是依靠的意思，人们依靠上衣来避寒暑;裳是屏障的意思，人们用下裳来障蔽自己。这在考古发掘中得到了印证，例如这种“上衣下裳”的形式和规制出现在甘肃出土的辛店期彩陶文化陶绘中。 除了“上衣下裳”之外，人们在与自然接触的过程中，观察日月星象，模仿鸟兽冠角，创制了与此对应的首服，也就是冠、帽来装饰自己。《后汉书·舆服志》中有相关的记载，相关的考古发掘也发现了不少和动物冠角形状相类似的古人所戴的头冠和冠饰，其中比较典型的案例是出土于三汲战国墓（河北平山）的玉人，玉人头上戴的冠饰与牛角特别形似。
服饰制度草创以后，殷商时期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到了周代，周公制礼作乐，作《周礼》《仪礼》两书，详尽规定了从天子到士大夫等级森严、尊卑有序的服饰形制，至此，较完备的服饰制度得以确立。
4 旒冕之制
在古代中国的服饰制度中，以首服，或称“头衣”，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帽子最为引人注目，所谓“冠者尊服”“在身之物，莫大于冠”。这一类服饰因为总是与特定社会等级的人群相对应，从而在礼仪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由此衍生出特定的仪式，比如“冠礼”。
《礼记·冠义》载：“冠者，礼之始也。”如果说华夏文化是特别注重礼仪的文化，那么华夏礼仪的起点即是冠笄（jī）礼。冠礼起源于原始氏族公社时期流行的“成丁之礼”。当时的男女青年到达成熟期后需要通过举办“成丁之禮”，才会转变为氏族组织中的正式一员，从而享有作为一名氏族成员的权利，并承担作为一名氏族成员的责任。
冠礼起始于周朝，周朝贵族男子年龄达到20岁时，其父亲会在当地宗庙内举行并主持冠礼。在行礼之前先筮（shì）日和筮宾，在正式行礼时来宾为其进行三次加冠，首先加缁（zī）布冠，再加皮弁（biàn），最终加爵弁。
不同的“冠”对应不同的使用场合，如果不穿就是失礼。《左传·桓公二十年》记载齐国桓公在田猎时召见管理山泽的虞人，虞人不肯应召，桓公穿戴齐整冠牟，表示以礼相待，他才前往晋见。《左传·襄公三十年》载，郑国子产主持变法的开始阶段，民众产生不满，感觉到被夺去了田和衣，于是要一起去找子产拼命。从这里可以看出，田亩与衣冠并列成为头等民生要事，这也说明了“冠”在礼仪中的重要作用。
普通百姓的头衣和贵族的不一样，他们既无财力也无权利制置冠弁，《释名·释首饰》中说普通百姓只可以戴头巾。战国时，魏国规定犯轻罪者用丹布包头;秦国规定用黑布包头，所以犯人和奴隶叫作黔首;韩国人用青布包头，叫作苍头。这都成为后世用来代指平民百姓的词语。
服饰制度中的首服有冠、弁、冕之分。首先来看“冠”，冠有广义、狭义之分。广义的冠包括冠、冕、弁;狭义的冠则是特指封建社会贵族平时戴的首服，只有贵族才可以着冠和乘车，贵族乘坐的车一般情况下都会有车盖，因而古代人把“冠盖”作为达官贵族的代名词。
弁，也是一种比较尊贵的帽子，古时贵族在打猎、征战时佩戴。弁有爵弁、皮弁之分。爵弁外形像冕，但没有旒。皮弁以白色的鹿皮为原材料制成，顶部是尖的，形似现代人戴的瓜皮帽，金光闪闪的小玉石点缀在鹿皮的缝合处，从稍远处看似星辰，正如《诗经》中所说“会弁如星”。《历代帝王图》中陈废帝和陈文帝佩戴的就是皮弁。
冕是古代服饰中最尊贵的礼冠，所谓“冕，大夫以上冠也”，这说明仅有那些大夫以上等级的贵人才能戴。冕的形状从古文字中可窥一二，甲骨文“冕”字写作，是人戴帽字的象形表意字。传说中，冕是由黄帝所作。历代记载也有黄帝创制冕服的说法，如《世本》就说“黄帝造冕垂旒”，但由于时间太过久远，很难据以为实。
冕在夏代的时候叫作“收”;殷商的时候叫“冔”（xú）;周代叫作“爵弁”。夏、商、周三朝所制的冕不但有不同的称谓，而且在色彩和形制上也存在一些差异。夏朝所制的冕整体是纯黑的，黑中泛红，冕板前小后大;商朝的冕黑色微白，冕板前大后小;周朝的冕大部分为黑色，小部分为红色，冕板在前后大小上和夏朝的一样，也是前小后大。
另外，当时的人在祭祀天地先祖时，往往按照场合不同、典礼的轻和重佩戴样式与形制不一样的六种冕冠，合称为“六冕”。六冕包括大裘冕、衮冕、鷩（bì）冕、毳（cuì）冕、絺（chī）冕、玄冕。后世常说和常用的冕通常指的是六冕里面的衮冕。六冕制度大体形成于周代，《论语》就有“服周之冕”的说法。同样，也是从周代开始在冕上装饰旒，并且旒的数量随佩戴人地位的高低而不同。通常说来，十二旒指的是有至高权势的帝王，九旒指的是皇子和诸侯，七旒指的是上大夫，五旒指的是下大夫。唐代王维在一首诗中写到“九天阊阖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这首诗中的“冕旒”一词就是帝王的代名词。
另外，冕的穿戴不是单独的，而是由一整套服饰搭配成所谓的“冕服”，成为古代帝王最华美、隆重的礼服。冕服一般包括冕冠、上衣、下裳、舄（很重的木底鞋，明代的时候改穿靴子）等主要部件，其他配件包括蔽膝、绶、佩等。周代形成的这一套冕服制度，为后世所传承，在承袭古制的前提下，历代略有不同。战国时期，周王朝日渐衰落，各诸侯国间战争不断，但还保持着佩冕的礼制，“魏文侯端冕而听古乐”就是一例。
待到秦始皇统一六国，“灭去礼学”废止了六冕制度，这一点在流传到后世的艺术创作中可以看到。例如，汉代石刻有一个著名的荆轲刺秦王画像（图4），秦王嬴政戴的是通天冠，而不是通常的冕。
西汉王朝建立后，虽然有大臣贾谊等建议“易服色”，但并未被采纳，而是参照了秦代的服饰制度。汉昭帝刘弗陵在《历代帝王图》中的形象就是未佩戴冕的形象（图5），可见这个时期并不讲究佩戴冕。
公元59年，东汉明帝刘庄下诏书，要求一律按照周代的相关礼制佩戴和使用冠冕，用冕制度就这样首次采用中央权威立法的方式规定了下来，所以《历代帝王图》上的东汉光武皇帝刘秀就是冠冕齐全（图6）。东汉时期的冕板表层是黑色，内层通常是朱绿色的，自此之后历朝历代通常都采用东汉时期这种色调的冕。
三国以及魏晋南北朝时期在冕的使用上大体实行与东汉相同的制度。这个时期用冕的一个演变趋势是：从晋代及以后，打破了冕专门在祭祀时佩戴的惯例，用冕渐渐走向多用途和世俗化，在比较正式与隆重的活动和场合中都可以佩戴和使用冠冕。 隋唐两朝用冕在整体上继承了东汉的制度和做法，但也有演变和差异。比如隋朝用冕注重用旒之长短来突出佩戴者身份之尊卑。最长的是皇帝冠冕的旒，而短两寸的是皇太子和王冠冕上的旒。唐代开元年间及以后，朝廷规定只能在较大或重大祭祀天地先祖活动时才可以佩戴冠冕，其他任何时间和场合不允许佩戴使用冠冕。从此，冕的发展进入了简化期。
两宋时期尊崇周代礼仪制度，基本全面采用了周代创立并形成的六冕制度，在具体规定上也大致相同。宋代世俗化的審美情趣和发达的纺织技术，对冕的制作也有所影响，如装饰上以繁缛为美，冕板所用的质料上有革新，表里都用织锦覆盖。从这里可以看出，两宋时期所制冕冠的质料在各朝各代所用质料中是最为上乘华丽的。
辽、金、元少数民族政权和明朝把佩戴冕冠作为皇室人员的专利和特权。辽、金、元政权在汉化改革中推行汉族的冠冕制度，同时他们也继续维持了本民族原有的冠服风俗。
明王朝建立后，对周代创立并形成的六冕制进行了大大精简，只对其中的衮冕进行保留使用，且只用于祭祀宗庙和天地。明王朝的礼仪制度对冕冠前后旒的道数和玉珠的颗数进行了详细规定，皇帝佩戴的冕前后旒各为12道，每道旒是由12颗玉珠串成，玉珠的颜色有黑、白、青、黄、赤五种，太子与分封的亲王用冕采用9旒和9珠。鲁荒王朱檀生前是皇帝分封的亲王，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他的这件九旒冕，采用9旒和9珠完全与当时礼仪制度相吻合。
清朝入主中原后，“剃发易服”，废除了传统的冠冕，世人只能在戏剧舞台上得以一睹真容。而在民国时期，袁世凯复辟帝制后，曾仿制了“皇帝冕”，这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冠冕制度的绝响。
从远古圣人到历代帝王，无一例外都把冕当作是身份和地位的象征，恰是所谓“舆服藏瑞气，旒冕配圣王”。收藏于山东博物馆的这件九旒冕作为唯一可见的明初冕之实物，越发具有稀缺性，弥足珍贵，不仅在艺术上有很高的价值，同时具备较高的历史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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